【文章】跑在史丹利公園

am730 2017-6-30
B13 | 戶外 | Run

近期因為要攜同家人,所以迅速地往返了一趟溫哥華。溫哥華是香港人多年來選擇移居的熱門地方,除了當地的生活節奏沒香港那麼迫人之外,良好的城市規劃,讓居民有足夠的休憩空間,相信也是一個吸引人之處。

溫哥華有一個偌大的史丹利公園(Stanley Park),是當地人必定到過,也是我每次回溫哥華都會一遊的地方。那是一個臨海公園,裡面有一條約9公里長的路徑,適合單車、滾軸溜冰、跑步和散步等活動,可說是老少咸宜和動靜皆宜。

在公園裡跑一圈,眼睛飽覽沿途的花草樹木,海風掠過皮膚帶來陣陣涼爽,呼吸著混和了植物與海水的香氣,頓感心曠神怡。能夠在繁華的城市中這樣感受到郊外的氣息,是一個宜居城市的模範,更是城市規劃得宜的結果。

不必羨慕外國,因為香港其實也有類似的優秀規劃,大埔的海濱公園就是一例。它是現時香港最大的公園,裡面除了其他公園都有的花草樹木之外,還有草地滾球場、模型船水池、風箏場等等,最重要是它有一條1 , 2 0 0米的臨海路徑,路徑又劃分成跑步徑和單車徑,而且對外連接白石角海濱長廊,可到科學園、沙田至馬鞍山,適合長、中、短路程的跑步和踏單車。可惜的是,全港只是大埔有這樣一個好公園。

香港地少人多,房屋問題固然要急切解決,但與此同時,也要平衡居住和休閒的用地比例,因為房屋只能解決人的生存必須,卻不能完全滿足一個人的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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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回歸廿年 香港法治

信報財經新聞 2017-6-27
A21|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臨近7月1日,適逢今年是香港回歸中國二十周年,傳媒都在做回顧特輯,當中總會在某些大事件裏看到香港法律界的身影,令人有既欣慰又擔憂的複雜心情。

正如回歸後幾位中央政府領導人說,「一國兩制」是新事物,對香港法律界來說,最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必然是「人大釋法」。

香港屬普通法法系,中國則屬大陸法法系。在普通法法系中,法律的解釋權只在法庭,而大陸法法系,除法庭之外,其他法定機關也有解釋權,甚至是最終解釋權;在中國,法律的最終解釋權在人大常委會。

香港回歸中國,兩個法系既要清楚區分,亦要部分磨合,因此《基本法》第158條一方面訂明香港法院就香港自治範圍內的案件,有權解釋《基本法》和所有本地法律;另一方面,除賦予人大常委有釋法權外,更重要的是設下了一些規限,包括案件必須屬於中央管理的事務或中央與香港的關係,而香港法院認為有需要,並於作出終審裁決前,可提請人大常委會要求釋法。

這個安排本來無可厚非,而且只要嚴格恪守,必然既能夠讓香港的法治更上層樓,亦足以給全世界證明「一國兩制」堪稱典範。可惜回歸不到兩年,第一次釋法便出現了,至今共有5次釋法。除了第4次可算是依足第158條的程序之外,其餘4次都是中央政府在極度爭議的情況下,單方面或隨己意地行使釋法權,也遑論釋法的內容是否合理了。

所謂「疾風知勁草」,尚可慶幸的是,儘管受到多次人大釋法的衝擊,香港的法治精神和法律制度仍然屹立不倒。這全賴法律界同業──包括法官、律師和法律學者持之以恒地以專業精神謹守崗位,以及香港市民的支持。

一個名叫「世界公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的獨立組織過去多年就全球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法治水平作出分析和評估,香港一直以來都高踞前20位(2016年香港16位)。此外,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於2016年發表的《2016至2017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香港的司法獨立程度在全球約140個地區中排第八。

維持法律質素在一個高水平,並不斷追求進步,亦是優良法治的必要元素。過去20年,香港在這方面的表現可說備受世界注目。回歸後,香港法院作出的不少裁決,就成了其他普通法地區必然參考,更是大學法律學系教科書中引用的案例。最著名的要數「鄭經翰及另一人對謝偉俊」(﹝2000﹞3 HKCFAR 339),這本來是一宗誹謗案件,但終審法院法官在判詞中,就「公正評論」(Fair Comment)下了定義,不但為言論自由提供多一個有力的保障,也成為其他普通法地區法院在處理有關言論的罪行時必須參考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有份審理上述案件的5位終審法院法官中,有3位是外籍法官,包括時為常任法官的包致金以及另外兩位非常任法官羅弼時爵士和李啟新勳爵。香港法院之所以能聘請海外優秀的法官為我們的司法制度作出貢獻,其實全賴《基本法》第82及92條訂明,香港法院可從其他普通法地區邀請和聘用法官審案。任何人如果說香港不應有外籍法官,那不是愚昧就是無知,或愚昧無知。

這樣足以證明,只要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必定能夠維持和促進香港優良的法治。這一點,筆者相信香港絕大部分法律界同業都同意,更希望中央政府都能明白和遵行。

20170627_HKEJ回歸廿年 香港法治

【文章】限制申請法援的理據

信報財經新聞 2017-6-16
A23|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近日法律援助署以過去曾多次申請法援提出司法覆核被拒、行為構成濫用法援服務等為由,決定不受理市民郭卓堅於未來3年內有關司法覆核的法援申請。法援署此一決定惹起很多不同意見的討論,筆者在這裏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看法。

確保香港市民擁有尋求司法公正的權利,包括向行政機關提出訴訟,是法治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基本法》亦有按此原則設下特定條文,分別是第25條「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第35條第2款「香港居民有權對行政部門和行政人員的行為向法院提起訴訟」。

法庭不宜作政治判斷

當市民因行政機關的決定而受到損害,卻沒有資源聘請律師提出訴訟,便可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第91章)申請法援;通過資產和案情的雙重審查後,法援署便會委派律師,代表申請人提出司法覆核。法援是保障有合理理據提出法律訴訟或抗辯的市民不會因欠缺經濟能力而無法尋求公義,是彰顯法治精神非常重要的基石。

郭卓堅多次申請法援被拒絕,相信是由於無法通過案情審查。《法律援助規例》(第91A章)第11條賦予法援署署長酌情權,當申請法援被拒達4次或以上,而署長認為其行為構成濫用條例提供的協助,便可命令對該人日後提出的任何申請不予考慮,而該命令的期限則不得多於3年。條例的原意不是基於某人多次申請被拒便限制其申請,而是申請構成濫用。那麼,筆者認為法援署作決定時便須考慮以下兩個法律觀點:

一、怎樣算是濫用?雖沒有法律或案情定義「濫用法援」,但有法律原則界定何謂「濫用程序」。若有人慣性及不斷提出無合理理據的訴訟,則法庭有權禁止該人再提訴訟。法援署署長應有借鑑這個原則而作出今次的決定。

不過,須知道司法覆核的難度較高,法庭不會亦不適合作出政治判斷;而行政機關作出的決策要達致不合法(illegal)、極度不合理(wednesbury unreasonableness)或程序上不恰當(procedural impropriety),司法覆核方能成功,但合法的政策則不一定是合理的決定。

譬如2009年,由於教育局宣布不再資助年滿18歲智障學生的政策,涉嫌違反《殘疾歧視條例》和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國際公約》,筆者因而義務參與提出的司法覆核。雖然最終敗訴,但政府其後寬鬆處理,撤銷強制18歲以上智障學生離校的規定,間接承認政策雖然合法卻不合理。

因此,申請者多次因政府不合理政策而申請法援作司法覆核,但不能符合該決定而有機會達致上述3個標準的審查門檻而被拒絕,是否便構成「濫用法援申請」,在法律上便有辯論空間。

二、由於法援署署長行使酌情權禁止申請人於一段時間內申請法援,這涉及申請者向行政決定申訴的基本人權,因此該決定必須合乎相稱比例。若申請人挑戰法援署署長的禁令,而法庭確定申請人濫用法援後,也要處理禁令的時間和限制是否合理。假設法援署署長今次禁止郭卓堅未來所有──包括刑事或民事的法援申請,而非目前只限於司法覆核的申請,法庭便有較大機會認為其禁令不合理。

歸根究柢,香港政制扭曲,政府施政頻頻失誤, 解決政治紛爭渠道失效,市民沒有方法影響施政,惟有向法庭尋求公義。惟法庭只能處理法律爭議,不是解決政治問題的地方,把政治問題逼向司法機構,只會予法庭和法援署不必要的壓力。今次法援署署長的決定涉及市民受《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必須小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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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申請法援的理據

【文章】寫在六四之後

信報財經新聞    2017-6-7
A16|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歷史不會因時間而更改,但人心會隨歲月推移而不同。人愈接近一段歷史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感受當然較深刻,反之則淺淡,本是常理。因為思潮變遷而對一段歷史重新評價,也是常見之事。一些原以為既有定論,習以為常,毋須爭辯的事,驟然變成激辯話題,或許會令人感到詫異,卻不一定不合理。

六四事件,正好是反映這個世情的典型例子。

從前,即使曾經在1989年6月4日目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暴行和慘劇,扼腕慟哭,又在傳媒公開譴責、反對或否定中央政府所作所為,那些自詡愛國的人,不過幾年,就變了臉,對往事三緘其口,有的甚至刻薄和無理得對紀念這件事的人嬉笑怒罵,認為他們利用過去的歷史抹黑國家之後帶來的進步和成就。這些誑語,歪曲事實,違反人情、道德和常理,駁斥一番,講的人無言以對,以後不用理會。

倒是近年有些人,對民主的追求和堅持比其他人可能更熱心──說不定跟28年前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一樣──卻對悼念「六四」嚴厲批評。有些批評,表達方法或許令人難受,卻不是無的放矢,亦看得出主辦者正在改善;可惜,有些批評,道理不通,傷害感情,就難免叫人搖頭嘆息。

筆者無意在這裏仔細反駁那些批評,只是想分享一些看法和經歷:每個人對於歷史事件的感受不同,是無可厚非的。同樣,每個人因為什麼而得到政治啟蒙,除非其政治理念有問題,否則也是無可厚非的。有人是因為雨傘運動受啟蒙,有人是因為七一遊行,有人是因為六四事件……以筆者本人來說,在成年之前,認知中最大和最深刻的政治新聞,就是六四事件;成年之後,正式從政之前,最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是2003年和2004年的七一遊行;從政之後,見證過歷時最久的政治事件,是雨傘運動。不同的認知和經驗給予每個人多樣而微妙的影響,從而塑造其政治理念。最重要的是和而不同,即是說如果大家的理念接近,目標類同,即使結不成同志,也不必當作敵人。

近年對悼念「六四」有質疑的,其論點大多建基於本土思潮。如果將六四事件說成與香港民主毫不相干,是將中國和香港割裂的一個表現方式,那麼,可以肯定這是一種精神勝利法,亦幾可肯定,在現實中爭取民主的路必然更難行。重複做事不一定是行禮如儀,添注新元素不需要漠視舊情懷,香港民主亦不必也不可能脫離國家。

曾經聽過一位老前輩打一個有哲理的比喻:我們這些經歷過「三年零八個月」(指二次大戰時日本佔領香港時期)的,當然對日本沒有好感,更加不會好像現在那些後生仔一年去幾次日本旅行;同樣,在英治時代,曾經在1899年發生了一次起義,約500個新界村民被英軍殘殺。這些事件,都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同等重要,不應遺忘。

期望下年「六四」,沒有人再需要為一些不重要的話題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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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六四之後

【隨筆】有燭光,就有人

有燭光,就有人。二十八載以來,每年季夏都有一個晚上,點點燭光泛照維園。

那年,十一歲的我仍然懵懂,只依稀記得百萬港人上街聲援千里之外,北京城中的學生對民主的追求。對這段歷史的認識隨著長大漸漸加深,驅使我投身政治,為香港爭取民主貢獻微力。只是即使要努力面前,卻不能忘記背後。

歷史不能改變,但人心可以很善變。所謂愛國的,即使當年對六四事件大呼「痛心疾首」,如今反而對我們嬉笑怒罵,以為我們要用過去的歷史抹黑國家之後帶來的進步和成就。這些閒話,聽多了,習以為常,就懶得理會。倒是對民主比很多人更熱心的年輕人,近年對悼念晚會,甚至是六四事件也心生質疑,便難免教人輕嘆。 我尊重他們的看法,但情感上實在難以把六四與香港割裂。曾經我們和當時在天安門的學生一樣,盼望國家能走向自由和文明,也讓香港走進民主的康莊大道。如果說將六四事件與本土民主劃清界線,那只是將中國和香港割裂的其中一種精神勝利法。在尋得突圍的道路前,唯有念念不忘,方能提醒自己,必須仍然為爭取民主而奮鬥。

廿八年前猶是志學至而立的人,今天都到了不惑至耳順之年。重覆做事不等於行禮如儀,添注新元素無須漠視舊情懷,關心本土亦不必脫離國家。週日晚上,到維園,亮一點燭光,悼一段往事,照一顆良心。

畢竟有人,就有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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