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法庭不能把的關

2019-05-29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區政府正式向立法會發出預告,將於6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下稱「逃犯條例」)。各司局級官員四出到傳媒節目和各國商會游說,其中一大賣點,是新機制由法庭把關,香港的法治享負盛名,法庭必定能夠為被移交的疑犯提供足夠的保障。

可謂足夠保障?香港人最憂慮 - 也是為什麼市民對「逃犯條例」如此反感,就是會被移交到一個法治水平落後,沒有公平審訊的地方,其中一個正是中國大陸。可是,不管香港法官的專業操守有多嚴謹,法律水平有多優良,甚至是在他們主持之下有公平審訊的法庭,也無法阻止特區政府將疑犯移交至一個沒有公平審訊的地方。過去有兩個案例,法庭就表明不會考慮申請移交逃犯的地方,會否為疑犯提供公平審訊。

第一宗案例是〈Huang Yuan Yuan Ian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案件編號:HCAL 103/2005)。2005年新加坡政府根據與香港已經簽訂的長期移交逃犯協議,要求特區政府移交一名涉嫌觸犯多項使用虛假文書和盜竊罪的疑犯到新加坡受審。疑犯向法庭提出反對,其中一個理據是他將會受到新加坡政府的壓迫,更不會得到公平審訊的機會。高等法院在駁回這個論點時,表示根據兩地之間的移交逃犯協議,疑犯在當地會否得到公平審訊,不屬於拒絕移交的考慮條件之一。因此香港法庭沒有司法管轄權去評估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會否為疑犯提供公平審訊的機會,有權力去考慮這一點的,是行政長官。

第二宗案例是〈Xie Jing Feng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 (案件編號:HCAL 223/2015)。2015年印度政府同樣根據與香港已經簽訂的長期移交逃犯協議,要求特區政府移交一名涉嫌觸犯與毒品有關,以及違反合法拘留罪的疑犯到印度受審。疑犯向法庭提出反對,其中一個理據是他不會得到公平審訊的機會,更有可能遭受不人道對待,因此擬引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反對移交申請。法官則引用第一宗案例,重申是否獲得公平審訊,以至是移交當地後會否遭到不人道對待,不屬於協議訂明的考慮條件之一。只有行政長官有權考慮這些因素,法庭沒有。

由此可見,即使香港法庭明知申請移交逃犯的地方,其司法水平強差人意、沒有公平審訊,甚至可能向疑犯施加不人道對待,法庭也無權阻止疑犯被移交,因為考慮這些因素的權力,在於行政長官。

這樣才叫香港市民擔心,參考上述案例,其他國家申請移交逃犯,行政長官尚且未必會考慮這些因素,何況是提出要求的是中央政府?殷鑑不遠,如果行政長官敢於向中央政府捍衛香港市民的權利,那麼為何李波和林榮基被內地政府非法拘捕、禁錮,以至是未經審訊就在鏡頭前認罪,特區政府卻不吭一聲?

應該把關的行政長官不會把關,卻把責任推給無權把關的法庭,如此對待法庭和市民的特區政府,實在無恥。Artboar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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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逃犯條例爭議白熱化

2019-05-21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繼3月出訪美國後,筆者在剛過去的星期,再度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出訪德國。德國是歐洲各國內,特別重視人權和民主的國家,也是在歐盟中實力最強和最具影響力的成員國。

德國總理府表憂慮

因此今次到訪德國,當地政府和聯邦議會都十分關注特區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我們與聯邦議會副議長羅特(Claudia Roth)和不同黨派議員會面時,他主動關心修例,表示這樣必然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德國更有可能取消或更改與香港簽訂的移交逃犯協議。他亦會要求外交部回應將會如何跟進香港修訂《逃犯條例》的事宜。

及後我們與德國總理府外交政策辦公室總監拜格(Thomas Bagger)會面。他表示不應該容許任何德國人或香港人被移送到中國內地受審,重申總理府十分憂慮《逃犯條例》的修訂。

此外我們還與德國聯邦外交部次官安嫰(Niels Annen)會面。他認為修例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有極大衝擊,不論對香港還是德國都有巨大影響,擔心包括德國商人在內的世界各地商人在香港的營商環境會急劇轉壞,對香港一旦通過修例後的前景表示憂慮。

在另邊廂,中央政府終於開動政治機器,插手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

打頭炮的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他引用《基本法》第95條,聲稱特區政府必須落實修訂《逃犯條例》。

中央下達「硬任務」

《基本法》第95條是這樣寫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ay, through consultation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law, maintain juridical relations with the judicial organs of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y may render assistance to each other. )

只要略懂文字,應當知道條文中用上「可與」,而不是「須與」(英文則是「may」,而非「shall」),是賦予香港可以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和互助的權力,絕非規定香港必須這樣做。因此是否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或互助,並非香港的憲制責任;進一步說,香港絕對有權力和自由決定不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或互助。

堂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如此理解《基本法》條文,若不是理解文字的能力不足,就是企圖曲解《基本法》來達到政治目的。而目的也實在非常明顯,就是為之後中聯辦召見港區政協和人大代表鳴鑼開道,講明修訂《逃犯條例》是中央命令特區政府的「硬任務」,必要完成,警告心存疑慮的建制派要「歸邊」,不要再說三道四,支持特區政府修例。

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何台灣當局表明不會按照特區政府的修例,申請引渡在台殺人案的疑犯,特區政府已經失去提出修例的一大理據,亦令修例變得毫無迫切性。

此外,不少法律界人士——包括很多法律教授提出替代方案,特區政府亦一律不接受,仍然要強推修例了。

中聯辦今次戳破林鄭月娥的謊言,揭穿了她有政治任務,不知道是幫忙,還是幫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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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鴕鳥特首

2019-05-13 | 信報財經新聞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繼去年11月發表年度報告,指香港的「一國兩制」遭受中央政府侵蝕,建議美國政府檢討《美國—香港政策法》,考慮是否維持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後,近日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發表議題研究報告,專門論述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將會對美國,以及美國與香港關係的影響。

概括而言,報告指一旦通過修例,以美國的利益而言,預計在港的85000名美國公民的人身安全,以及1300多間美國公司的經濟活動將會構成重大風險。最近中國政府以備受質疑的指控任意拘留美國、加拿大及其他外國公民,亦無正當程序(如家人和律師探望)處理和公平審訊,突顯了修例為美國公民帶來的風險。

以香港的利益而言,修例提供了合法途徑,讓中央政府可以進一步干預香港事務,加速侵蝕香港的高度自治與人權自由。

基於此,報告建議有需要審視美國與香港的關係,包括是否維持《政策法》及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地位。

特區政府的回應一如以往。特首林鄭月娥說中美兩國正就貿易問題角力,希望議員看清事實,維護本港利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則說如果把修例說成會影響營商環境,可能是拉得比較遠。

無疑,報告發表的時間,適逢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向中國大幅加徵關稅,背景與去年USCC發表年度報告時相似。但要是這樣就以為今次的報告又是美國與中國打貿易戰的其中一着,恐怕不是昧於形勢,就是混淆視聽。

首先,今次報告與之前的年度報告有性質上的分別。今次是就一個現有議題撰寫報告,只要修例存在,那即使沒有貿易戰,USCC還是會做這個專題研究。

其次,現在就修訂《逃犯條例》表達不滿或憂慮的,不只是美國,還有其他國家的政府、商會和法律界等等。因此這個已不是美國針對中國的策略。

高官何不游說外國接受

第三,香港商界亦不滿意修例,更有本地商人提出司法覆核,足以證明修例對香港的破壞,既不是美國與中國角力的籌碼,更不是把話題拉得太遠,而是連香港商界都認同的分析。

林鄭月娥和高層高官無視香港市民的反對和國際社會的批評,更不理會台灣當局講明不會按照修例提出移交逃犯要求,似乎更像鴕鳥。鴕鳥特首與其有膽在立法會罵議員的說話是廢話,何不親自到美國和歐洲,當面駁斥她們的批評,說服她們反過來支持修例。筆者即使對香港的情況與特區政府有矛盾的理解,近半年來已到過英美親自游說當地的政、商及專業界不要動搖《政策法》和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林鄭月娥和政府高官為何不這樣做呢?

貿易戰令美中關係轉差,香港難免受影響。惟USCC的報告警告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將會成為破壞美國與香港關係的獨立因素。也就是說,假設今日中美停止貿易戰,若然通過修例,美、港關係也未必因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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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美中貿易戰下的香港新危機

蘋果日報 2019-05-11
A13 | 論壇

在特朗普總統主政的時代,美國的外交及經貿政策反覆無常,已成為常態。特朗普經常說非常尊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兩人關係非常好,又突然向中國展開貿易戰。經過多月談判,特朗普不斷表示雙方很快達成協議,全球期待貿易戰可望休止前夕,他又突然大幅加徵關稅,再次令人始料不及。

美國的外交及經貿政策雖然反覆無常,卻非無緣無故。每當美國出招,大家吃了一驚後,冷靜下來尋根究柢,會發現當中有合理原因。正如近日的峯迴路轉,肇因是中國在談妥的協議中做了不少修改,被美國認為破壞談判成果,故再度重鎚出擊,試圖迫使中國返回原本的協議。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貿中心,加上中美兩國在香港有大量投資,故即使香港仍然被美國視為獨立關稅區,尚未被捲入貿易戰,亦難免殃及池魚。最直接的影響是香港的貨物進出口金額。政府統計處顯示,自去年10月至今年2月,香港進出口的「量子指數」(Quantum Index)持續下跌,分別由113.9和114.7,下跌至73.7和68.1,跌幅為32.6%和37.6%,無論進口或出口的貨額均跌約1,500多億元。

為免中美磨擦再次波及香港經濟,特區政府和不少建制派建議香港應加快融入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這個說法實在令人摸不着頭腦。正是由於香港擁有獨立關稅區地位,與中國內地仍然有明顯區別,才倖免於被貿易戰直接打擊。要是鼓勵香港更加融入中國內地,豈非把香港進一步推入貿易戰的戰場?

筆者並非認為加強與中國內地的合作百害而無一利,只是在應對貿易戰這個問題上,融入中國內地是一個反其道而行的下策。筆者認為,香港應盡量利用自己作為國際金融及商貿中心的優勢,以及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加快步伐走出去,更積極地參與國際商貿合作,例如《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藉此抵銷中國經濟不利因素對香港造成的負面影響。

除了間接的經濟損失之外,在中美貿易戰期間,美國提出可能需要檢討《美國—香港政策法》,考慮是否維持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對香港來說,構成的威脅更大。

一如上述,美國出招出奇不意,卻不是無的放矢。它之所以此時提出這個考慮,除了有貿易戰背景外,近年香港一國兩制急遽惡化,亦為美國提供了有利和合理的說法。

中美貿易戰開打至今,筆者曾兩次出訪美國。在與美國政商界交流時,筆者一方面游說他們維持《政策法》,切勿把香港捲入貿易戰;另一方面亦了解他們對香港和一國兩制的觀感和憂慮,認為他們的批評有事實支持,絕非無中生有,香港人更是身受其害。可惜特區政府在一味否認之外,就連對外游說解說的工夫都懶得做,彷彿只要反罵別人抹黑中傷,自己就全無問題。

政府自製危機自作孽

在中美兩國進入新一輪貿易戰之際,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日前發表研究報告,論述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影響,指一旦通過修例,極有可能對美國人的安全和經濟利益構成重大風險,有需要審視目前與香港的關係,包括是否維持《政策法》及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地位。

特區政府的回應一如以往。特首林鄭月娥說中美兩國正就貿易問題角力,希望議員看清事實,維護本港利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則說如果將修例說成會影響營商環境,可能是拉得比較遠。

特區政府最高層官員如斯說法,若不是出於無知,就是冥頑不靈。事實上,對於修訂《逃犯條例》表達憂慮的,不止美國,還有其他國家政府、外國商會和法律界。況且香港商界亦不滿意修例,更有本地商人提出司法覆核,足以證明修例對香港的破壞,既不是美國與中國角力的藉口,亦不是拉得太遠,而是連香港商界都認同的分析。

林鄭月娥說不要再當鴕鳥,所以堅持修例。如果她不當想鴕鳥,就要面對現實,到美國去親自釋除美方的憂慮,駁斥他們的批評,說服他們不要動搖《政策法》和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

即使今日中美停止貿易戰,若然通過修訂《逃犯條例》,香港經濟也會承受很大風險。到時,香港避得過貿易戰,卻栽在特區政府自製的危機當中,是名副其實的自作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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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下的香港新危機

【文章】再說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

2019-05-03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周敝黨提出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賦予香港法庭域外法權,審理在香港以外觸犯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等罪行而身處香港的疑犯,以處理港人陳同佳在台灣殺害香港女友的案件,取代政府現時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的方案。

回應各方質疑

提出建議後,不少疑問認為我們的方案或許有不良的後果或漏洞。茲在這裏回應,說明我們的方案實屬合法和可行。

在法理上,對我們最大的質疑,是香港刑事法律沒有追溯力,若我們的方案引入追溯力,則違反了這個法律原則,亦不能處理在台殺人案。

香港的刑事法律沒有追溯力,而且《香港人權法案》第三部第十二條「刑事罪及刑罰沒有追溯力」第(一)款(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五條)訂明「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香港法律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所謂追溯力,是指新增法律,使之前不算是犯罪的行為變成罪行,並向之前作出那些行為的人提出刑事檢控。

我們的方案沒有引入追溯力,因為一方面我們沒有新增任何罪行,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是普通法內歷史悠久的罪行,《侵害人身罪條例》則訂明了這些罪行的罰則。另一方面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等罪行,同時一直存在於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法律之內。

《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二條第(二)款訂明「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各國公認之一般法律原則為有罪者,其審判與刑罰不受本條規定之影響。」由此可見我們的方案也沒有牴觸人權法。

如果說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是賦權行政長官和香港法庭處理在香港以外地區觸犯了在香港都會被列為刑事罪行的疑犯,不算是引入追溯力,那麼我們的方案在性質上跟政府的修例是一樣的,為何卻會被視為引入追溯力?

另一個疑問是關於搜證。有人認為不同地區的執法機構,有不同的搜證標準,它們取得的證據未必能夠符合香港法庭的標準,所以未必接納。

姑且先用例子說明。上星期拙文〈解決逃犯問題更有效的方法〉列舉了3宗在中國內地和泰國發生的性罪行的案例,疑犯在香港法庭受審,結果都被判罪成和入獄。

中國內地和泰國的執法機構的搜證標準固然與香港不同,甚至可能被視為比香港寬鬆,但問題的重點,不是其他地區的搜證標準是怎樣,而是搜得的證據是否符合香港法庭的標準。

證據須符港法庭要求

反過來說,在香港發生的案件,若果警方搜證不足,法庭同樣會判疑犯無罪,甚至拒絕受理案件。而前文列舉那3宗案例則說明,即使其他地區有不同的搜證標準,但只要它們提出的證據符合香港法庭的要求,法庭一樣會接受。

上周日有13萬人遊行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之後回應,說如果議員提出的建議務實可行,符合修訂目標,以及有助減少社會疑慮,政府會認真及嚴肅考慮。我們的方案,絕對務實可行和符合目標;最重要的是,比政府的建議更能消弭社會的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