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回顧與展望

2019-12-25 | 信報財經新聞
A10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一年將盡,打開電視,各大傳媒的新聞部都開始推出今年的新聞回顧。反送中運動無疑是2019年香港最重要的事件,至於能否成為改變香港歷史的轉捩點,則要看我們在新一年怎樣繼續這場運動。

歷史不斷重複。16年前,2003年的香港,時任特首董建華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觸發超過50萬人的七一大遊行;及後董建華撤回23條立法,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和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下台;同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

到2004年的7月1日,再次有超過50萬人的大遊行,主題從反惡法轉移到爭取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那是因為香港人意識到,不是由普選產生的特首,其政府只會聽命於中央;仍然有功能組別的立法會,只會是橡皮圖章,替政府助紂為虐。靠社會運動只能艱難地阻止政府和建制派硬推惡法,亦只有一時之效,惟有改革制度,才能長治久安。

可惜這一波爭取民主浪潮不久便退卻,更輾轉跌至低潮。除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外,再沒有大型社會運動;建制派在區議會不單收復失地,更取得壓倒性優勢;民主派在選舉中得票比率逐漸下跌;近幾年還有褫奪候任立法會議員和剝奪市民參與選舉權利的事件。可見爭取民主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先棄人權 後爭民主?

直到今年,歷史重演,又是從政府硬推惡法開始。林鄭月娥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經過半年的運動,雖然煞停了惡法,卻令市民意識到,單靠「和理非」的遊行示威,是無法制止政府和建制派的,勇武抗爭有時是難以避免的方法。

今次香港人付出的代價,比以往的社會運動更沉重。警隊的濫捕和濫暴、超過6000人被捕、市民的身體和人權被嚴重損害、社會大撕裂等等。慶幸的是,香港人在這場運動中空前團結,各式各樣的抗爭方式、從街頭轉向生活的「黃色經濟圈」,到11月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史無前例的大捷,取得17個區議會的控制權。儘管五大訴求仍未完全爭取到,但我們知道大家向着這個目標前進。

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就香港和澳門發表講話,他高度讚揚澳門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早前還有內地消息傳出,中央有意大力支持澳門發展成金融中心,取代香港;可是誰都知道,要成為金融中心,必須有健全的法治和自由。澳門的法治水平一向不高(連新任澳門特首賀一誠也承認法例不足),近年還不斷收緊各種自由。若然中央真的要以澳門取代香港成為金融中心,實在荒謬得可笑。

澳門能夠得到習主席高度讚揚,無非是它已經就23條立法,但這樣就等於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嗎?「一國兩制」最明顯的標誌是《基本法》內最重要的承諾,不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嗎?可是回歸20年,澳門的民主比香港更無寸進,亦沒有令人覺得它有機會落實雙普選。

建制派經常說,只要順從中央,立23條,它就會放心給予香港民主。澳門的所謂「成功」,正好揭穿他們的花言巧語,因為民主從來不是當權者施予的,而是靠人民拚命爭取的。何況民主正是自由和人權的體現,哪有人會先立23條,放棄自己的自由和人權,然後就能爭取到民主?

2019年是百感交集的一年,但只要繼續努力,相信我們會愈來愈接近,最終達到目標。

在此,謹祝讀者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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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人大釋法 萬劫不復

2019-12-17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聯同其他民主派議員一同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提出的司法覆核,早前於高等法院原訟庭獲判勝訴後,最近上訴庭再就律政司一方申請暫緩執行令,判律政司敗訴。而律政司就《禁蒙面法》司法覆核提出的上訴,將於明年1月開庭。

惟由於人大法工委、港澳辦及中聯辦於特區政府在案件初審中敗訴後,迅速且猛烈地對法庭口誅筆伐,除指摘法庭判錯案之外,還上綱上線到香港法庭無權裁定本地法律是否違反《基本法》,只有人大常委有這個權力;高等法院的裁決,是公然挑戰人大常委的權威和法律賦予行政長官的管治權力。

中央部門的說法既違反《基本法》和一直以來在香港行之有效的法治原則,更把法律問題小題大做至對中央司法權和管治權的挑戰,姿態明顯衝着法庭而來。因此有人擔心——法律界更開始流傳——人大常委有可能在案件未送達終審法院裁決前,就會釋法。

事實上,自從2016年的宣誓案,人大常委在案件還未初審前已經釋法。法律界對今次人大常委有可能再次偷步釋法的憂慮和傳言,絕非杞人憂天。

每次釋法,對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司法制度,都是一次嚴重的衝擊。但今次若然釋法,造成的破壞勢必史無前例。

原因是這宗案件,涉及10條《基本法》條文,包括第17、27、28、33、39、48、56、62、66及73條。涵蓋的範圍有香港市民的各項人權、自由與人身安全、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及特區政府的職權,以及香港立法會的職權,特別是最重要的立法權。

換句話說,這宗司法覆核,從每一位市民的個人權利,到香港的憲制架構,都牽涉其中。要是釋法,必定會牽一髮動全身。那時,莫說「一國兩制」會變形、走樣,簡直會面目全非;香港也絕對無可能回到「反送中」運動爆發之前的香港。

如果說「反送中」運動,是香港市民對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和自身權利不斷遭到蠶食的爆發,於是不惜付出血、汗、淚來奮起捍衞。若然釋法會無法挽回地加速對「一國兩制」和市民權利的侵害,市民又怎會不更強烈地起來反抗呢?

況且《禁蒙面法》本身效用極低,已經證實對所謂「止暴制亂」毫無幫助。為了支持一條剝削人權且毫無效用的法律,而冒上觸發新一輪社會衝突的風險而釋法,不論從政治上或法律上,都是下下之策。

執筆之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正在北京述職,並會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見面。不知道她會如何「如實地」反映香港的最新情況,然而作為《禁蒙面法》的始作俑者,她有必然的責任,盡力阻止或避免人大釋法,否則她將會是香港的全民公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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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國際人權日

2019-12-09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今年民陣在12月8日,以國際人權日的名義舉辦遊行,應該會比以往令更多香港市民留意這個在國際社會裏那些尊重人權的國家都會重視的日子。

民陣的遊行比國際人權日早兩天舉行(因為要遷就公眾假期讓市民能夠參與遊行),也就是說國際人權日其實是在每年的12月10日。這個日子,是1950聯合國訂定,以紀念它於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宣言》是源於各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省,認為所有人類均應享有基本的權利,因此制定《宣言》列出該等基本人權。

由於《宣言》只是一系列原則,並無約束力,故聯合國在1966年再制定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簡稱ICCPR)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簡稱ICESCR),進一步闡述並指明如何更具體地維護《宣言》所臚列的各項基本人權。自此,《宣言》和兩項公約就被合稱為「國際人權憲章」(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是國際社會最重要的人權典章。

香港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便已經開始落實ICCPR。1990年港英政府向立法局提交《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條例的詳題訂明「本條例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規定收納入香港法律,並對附帶及有關連的事項作出規定。」因此該條例的內容,是參考ICCPR來草擬,每項條款都列出了其與ICCPR比照的條款。

可以說,ICCPR成為香港本地法律之後,比它作為一份國際公約,在香港更具實際效用和約束力。

到起草《基本法》時,更直接將ICCPR和ICESCR寫入《基本法》內。《基本法》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的第39條就訂明: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牴觸。

此後,當特區政府制定任何法例或政策,以及運用行政權力時,若有牴觸人權之嫌,市民在申請司法覆核時,往往都會以載於《基本法》第39條的ICCPR作為理據之一。

因此,對香港來說,國際人權日不只是發起遊行的理由,而是提醒香港社會——尤其是特區政府,在這半年的反送中運動裏,因它縱容警方而發生了多不勝數的違反人道原則和剝削基本人權的惡行——尊重和維護基本人權,是《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定下的憲制要求,亦是捍衞法治其中一個必須要做的事。事實上,很多國際組織指出,因警方的濫權和濫暴,香港的人權狀況已經跌至危險水平。

把權利行使出來,就是捍衞權利的最好方法。數以萬計香港市民以國際人權日的名義,行使遊行、集會和表達自由等權利,正好反映香港市民捍衞他們在《基本法》、ICCPR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下享有的人權的決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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