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社會期望的大律師公會

2017-09-21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一地兩檢」可說是香港回歸後,比人大釋法更影響《基本法》和香港法治的重大事件,因此方案甫出台,即引起法律界激烈討論。然而,可能是最有「份量」、往往是社會和傳媒焦點的大律師公會(下稱「公會」),第一份就「一地兩檢」發表的聲明不是它對「一地兩檢」的看法,而是解釋為何尚未就「一地兩檢」發表意見。

公會在9月16日聲明的第二段,指由於知悉法庭於本月底審理有關「一地兩檢」的案件,故認為不適宜對有關法律問題作任何評論;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譚允芝更聲稱公會絕不會用自己的公信力於案件審訊前發表意見,以免造成向某一方面施壓,影響案件審訊的看法。

公會是否絕對不會於案件審訊期間發表意見呢?肯定不是。2012年底,政府就外傭居港權案上訴至終審法院,律政司司長要求終院向人大尋求釋法,公會於12月18日發表「香港大律師公會對日前律政司司長根據《基本法》第158(3)條在外傭居港權案尋求人大釋法之聲明」;2014年10月,有運輸業團體就旺角及金鐘佔領區申請禁制令,公會於10月28日發表「香港大律師公會就集體違抗法庭命令的聲明」;2015年3月3日,學聯前常委梁麗幗就人大「八三一決定」及特區政府的政改諮詢申請司法覆核,公會於3月6日發表「香港大律師公會就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第二輪諮詢的意見書」;2016年,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就梁頌恆及游蕙禎的宣誓提出司法覆核,案件正在審訊期間,公會先後於11月2日及7日發表「香港大律師公會就全國人大常委會可能針對立法會議員宣誓事件釋法之聲明」及「香港大律師公會就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香港《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釋的聲明」。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11月,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正是譚允芝資深大律師。

勿借專業作擋箭牌

由此可見,公會並無一旦有案件在法庭就不會發表意見的傳統慣例和自我限制。從公會的聲明可見,它其實正在就「一地兩檢」草擬意見書。近日有傳公會內部就該意見書的內容有不同意見,這其實正常不過,就如人們常說的「10個律師有10個法律意見」。

因此公會發表意見,最重要的考慮點,不應是對案件會否構成任何壓力,而是事件對香港法治有無構成重大影響。公會一向備受尊重的原因,是它會發表未必迎合當權者但有道理的意見。

就「一地兩檢」這個富爭議的法律問題,公會內部有不同意見,很正常,不妨效法終審法院的判詞,把不同意見公開讓公眾知悉。然而,請勿假借專業,隱藏那些有道理但忤逆當權者的意見。否則,公會的聲譽必然掃地,這是沒有人希望見到的, 除了當權者之外。

20170921_HKEJ社會期望的大律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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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盡快補選最公平

2017-09-13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香港歷史上首宗因宣誓問題、由政府提出司法覆核而被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案件,隨着兩位當事人——梁頌恆和游蕙禎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失敗,司法程序完全結束。林鄭月娥政府必須立即籌備補選,讓補選於最短時間內舉行。

儘管《立法會條例》(香港法例第542章)第36條只規定立法會議席空缺的補選不得於立法會現屆任期結束前的4個月內舉行,但沒有規定議席出缺後補選須於多少期限內舉行。這個時間上的規定固然是要避免補選產生的議員的任期過短,亦同時反映補選工作可於極短時間內完成。假設立法會有議席於現屆任期結束前6個月出缺,按照這條例須舉行補選,理論上補選必須於兩個月內舉行。

政府理由 前所未聞

回歸後,立法會曾經發生過7次補選,當中有因為法庭案件(包括民事和刑事)、議員逝世、遭彈劾或辭職而令議席出缺,亦涉及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的議席(見【表】)。其中最快舉行的一次,離議席出缺只有50多天;離議席出缺最長時間的一次,則約5個月;最大規模的則是2010年5月16日因「五區公投」而發動的全港性補選,該次補選離議席出缺不過是4個多月。

由此可見,不論任何原因,即使牽涉法庭案件,只要司法程序完結,特區政府絕對有能力於數月內舉行補選。然而,它至今尚未能確定因梁、游兩人被取消議員資格而出缺的新界東和九龍西議席,以及已表明不會就其司法覆核案件上訴的羅冠聰和姚松炎原屬的港島區和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的議席舉行補選的日期;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指補選需約6個月時間籌備,則明顯比以往的例子長,尤其是次補選只牽涉兩個議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曾揚言不會在立法會補選的事情上搞小動作,卻又以一個前所未聞的理由說培訓選舉工作人員需時6個月,並指這是由馮驊法官當主席,聲稱獨立的選舉管理委員會向政府提供的建議。但事實是,過往無論正式選舉還是補選,都從未聽過要用6個月培訓選舉工作人員。特區政府和選管會要是借故耽延,就是濫用行政權力,破壞一直以來行之有效和公平公正的補選制度。

林鄭月娥政府是否真的願意改善行政與立法關係?她本人究竟是不是梁振英2.0?今次補選將會是讓公眾作出判斷的測試。

20170912_HKEJ

盡快補選最公平

 

【文章】檢控權須下放至刑事檢控專員

2017-09-05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在「公民廣場案」中,路透社揭發律政司內刑事檢控科官員建議不就各被告的刑期提出覆核申請,惟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獨排眾議,堅持提出。

袁司長沒有公開否認報道,讓社會質疑律政司司長身為政治任命官員,手握刑事檢控權是否適合;更有意見認為,為免律政司的檢控決定摻入政治因素,或令公眾相信其檢控決定是獨立而不受干預地作出,建議律政司司長把刑事檢控權下放予刑事檢控專員。

董建華推行問責制後

關於香港的刑事檢控權,《基本法》第63條訂明「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必須釐清的是,這條文不是把刑事檢控權只賦予律政司司長一人,而是整個律政司;而在《基本法》起草時,沒有預計特區政府的官員架構會轉為政治問責制,故假設律政司司長一職沒有政治性。

後來董建華推行問責制,律政司司長變為政治任命。一如筆者之前在這裏提過,大律師公會當時就律政司司長一職的性質改變後,仍然手握刑事檢控權持保留態度【註】。當中有三點值得注意:一、公會認為律政司司長不再負責刑事檢控工作是最好的做法;二、公會認為律政司司長不負責刑事檢控工作,並無違反《基本法》第63條的規定;三、按照公會引述,律政司司長曾經表明,律政司在檢控方面獨立運作,不受推行問責制影響,是因為刑事檢控專員仍是公務員。

事實上,很多實行普通法、政府同時屬內閣制的國家,都已經把刑事檢控權盡量與內閣分割。例如英國,檢察總長不是內閣成員,負責監督檢察部,除有關國家安全及少數特別案件外,一般不會參與檢控事務,並只會應傳召出席內閣會議,以及向國會問責;而刑事檢控專員為檢察部首長,實質負責檢控工作。

律政司司長的原罪

另一個普通法國家加拿大最近也通過法例,成立了檢察長辦公室(Public Prosecution Service of Canada, PPSC),把司法部的起訴權分開。PPSC是一個獨立組織,由總檢察長代表政府在刑事案件中擔任檢察官,並向立法機關提交報告。這個新安排,反映加拿大政府把檢察權必須獨立這個原則進一步加強和透明化。

反觀香港,律政司司長一職可能比其他普通法地區更政治化。律政司司長往往是為政府推銷政治敏感度極高的政策的核心成員,例如政改方案和「一地兩檢」,而這些政策幾可肯定會惹起民間的社會運動。同時兼任政策推手和檢控者,本身就會背負政治化和身份衝突的原罪。

為解決這個長期積弊,而且公眾愈來愈意識到律政司司長在處理與政治事件有關的刑事案中,有不一致的標準和做法,筆者與公民黨其他議員就《施政報告》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時,已當面要求她把律政司司長的檢控權下放予刑事檢控專員。至於要不要解決問題,端看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如何回應了。

註:大律師公會的意見書可見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ca/papers/ca1119cb2-441-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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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控權須下放至刑事檢控專員

【文章】國歌法必須經立會本地立法方可實施

明報 2017-8-31
A18 | 觀點

人大常委會正審議《國歌法》,並建議今年10月提請全國人大會議將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成為香港需要執行的全國性法律。

基本法第18(2)條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實施;凡列於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什麼情况下僅需公布,什麼情况下必須立法才能實施?

不能牴觸法律對市民基本權利的保障草擬基本法時,起草委員已意識到此事非常敏感。一方面《中英聯合聲明》規定香港回歸後實行的法律為基本法、回歸前香港原有的法律和回歸後香港立法會制定的法律,若貿然把中國法律移植香港,將違反聯合聲明;另一方面,現實地說,中國與香港屬兩個不同法律體系,如內地法律要適用於香港,須經香港立法機關立法才能付諸實行。

但更重要,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是,全國性法律即使要在香港執行,也不能牴觸基本法和其他香港法律對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例如表達和言論自由。

事實上,就牽涉刑事責任的全國性法律作本地立法,並非沒有先例,近日特區政府官員和建制派提及的《國旗及國徽條例》即是。

基本法附件三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是由香港特區公布或立法實施的法律。有見及此,臨時立法會於回歸前通過《國旗及國徽條例》。1998年發生「吳恭劭案」,終審法院在判辭中用大部分篇幅論述國旗法與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關係,指出兩者並非互不相容,雖然有重疊的部分,本質上兩者的核心亦有差異,但可以也必須兼顧和平衡,讓社會在保護國旗的同時,也能夠維護言論自由。

因此,當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說已有《國旗法》為先例,其實是提醒大家,現在處理更複雜和更爭議的《國歌法》時,要打醒精神,留意細節,確保《國歌法》符合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給予市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例如《國歌法》規定可行政拘留涉嫌違法者15 天,但香港沒有所謂「行政拘留」,未經審訊的扣押更屬非法;《國歌法》規定國歌要列入中小學教材,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組織學生唱國歌,但基本法第136條訂明教育政策屬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等等。這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好像臨立會通過《國旗及國徽條例》那樣搬字過紙,必須經過現行的本地立法程序,包括要做公眾諮詢。

尊重國旗、國徽和國歌在原則上是無問題的,但法律必須清晰界定,讓香港市民明白什麼能夠做和不能做,這是我們立法會的職責。

20170831_HKEJ

國歌法必須經立會本地立法方可實施

 

【文章】律政司司長沒有說的事實

2017-08-28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上周在多份報章撰文,再次解釋他就「重奪公民廣場案」申請刑期覆核的決定。通篇文章,司長援引法例,說明他的作為如何「合法」,從而自證他的決定沒有政治考慮。

然而,必須搞清楚的一個問題是,合法便等於沒有政治考慮嗎?

屬政治任命

香港市民是公道的,不會泛政治化地認為所有由律政司司長提出的案件(包括刑事和民事)都含有政治考慮,但當案件涉及反對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的政治事件或社會運動時,公眾往往都會用「律政司是否有政治考慮」這把尺去衡量它的一舉一動。為什麼呢?

先按下袁司長個人問題,從律政司司長這個職位的性質說起。根據《基本法》第63條,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然而,特區政府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時,把律政司司長納入政治任命的其中一員;當時立法會民主派議員反對這個改革,理由是這樣勢必令律政司司長一職染上政治性,背負受政治影響的原罪。

大律師公會亦有立場書,提出「倘若律政司司長一職改由獲政治任命的官員擔任,就憲制方面而言,則須確保所有關乎是否提出刑事檢控的決定,一概由刑事檢控專員或律政司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作出,此點至為重要。另一做法是在建議的新制度下,律政司司長不再負責刑事檢控工作」。

可惜,特區政府沒有接納大律師公會和民主派議員的建議,政治任命的律政司司長依然擁有最終檢控權。隨着律政司司長不時都要承擔特區政府極具爭議的政治工作,律政司司長一職的政治性更強,足以令人合理地懷疑他在處理與政治事件有關的案件時,除法律之外還有政治考慮,例如今次「重奪公民廣場案」,肇因正是2014年時,周永康、羅冠聰和黃之鋒3名被告當時所屬的學聯和學民思潮,為反對律政司司長有份推銷的「人大八三一」政改方案而起的。

因此,不是香港市民對律政司司長有偏見,而是律政司司長本身就是政治化,香港市民才對他抱着合理的懷疑。

當然,袁司長在今次案件中的做法,更令人認為他瓜田李下。事緣有外國傳媒披露,刑事檢控科官員建議不就3名被告提出刑期覆核,惟袁司長不同意,堅持提出。袁司長沒有否認報道,更坦言同事之間的確有不同意見。若要證明案件沒有摻入政治因素,最好的方法就是公開袁司長與檢控科官員的意見。市民知情,自有公允評論。

判決產生的政治後果

還有一個思考的切入點,就是大家可以從判決產生的政治後果,推論袁司長有沒有政治考慮。法官審案固然沒有政治考慮,但其判決有時可以產生政治效果。以此案為例,最直接的兩個政治影響是,大幅增加市民參與政治和社會運動的成本,以及令3名被告失去參選資格。

除非袁司長承認他估計不到其法律行動會達到這些效果(但對於熟悉法律又有資源做研究的律政司來說,這是不可能的),或他公開表明不欲見到這些效果,並會提出補救措施,否則按照一件事的後果能夠反映做事的人的動機這個連普通市民都曉得的邏輯,市民認為這個案件既然有政治效果,足以反映袁司長有政治考慮,亦是合理的推論。

以上的問題,才是袁司長應該撰文解答的。

20170828_HKEJ

律政司司長沒有說的事實

【文章】如何理解公眾對判決的反應

明報 2017-8-25
A31 | 觀點

律政司就反新界東北發展衝擊立法會案及「重奪公民廣場」案申請刑期覆核,高等法院法官判律政司勝訴,10多名被告由原先被判社會服務令,改判監禁6至13個月不等。判決激起香港社會嘩然,亦引來國際媒體關注。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發表聯合聲明,就輿論表達極度關注。

相信沒有人會反對聯合聲明指出的,任何人對個別案件所提出的議題表達公開及理性的評論是應該獲支持的,但在發表任何針對法庭判決的評論時,必須小心謹慎,以顧及評論對司法尊嚴及獨立的影響。但有法律界同業不完全贊同聯合聲明,認為兩個律師會忽略了那對上述案件乃至是法治質素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因素,純粹從法律和司法程序觀察事件和輿論,是有欠全面和公允。

律政司長承擔爭議工作政治性更強

就從始作俑者律政司長這個職位講起。根據《基本法》第63條,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然而特區政府在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時,將律政司長納入政治任命的其中一員。當時法律界和立法會民主派議員都反對這個改革,理由是勢必令律政司長背負受政治影響的原罪。而大律師公會亦有立場書,提出「倘若律政司司長一職改由獲政治任命的官員擔任,就憲制方面而言,則須確保所有關乎是否提出刑事檢控的決定,一概由刑事檢控專員或律政司在不受干預的情况下作出,此點至為重要。另一做法是在建議的新制度下,律政司司長不再負責刑事檢控工作」。

可惜特區政府沒有接納大律師公會的建議,政治任命的律政司長擁有最終檢控權。而隨着特區政府不時要律政司長承擔極具爭議的政治工作,律政司長一職的政治性更強,足以令人合理地懷疑他╱她在處理與政治事件有關的案件時,除法律之外還有政治考慮。

今次「重奪公民廣場」案,就是最明顯的例子。2015 年特區政府按2014 年人大「8.31 決定」推出政改方案,律政司長袁國強是推銷政改方案3人組之一。而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3人發起「重奪公民廣場」,就被視為後來反對政改的雨傘運動的序幕。如今律政司長運用他的法律權力申請對3人加刑,加上被外國傳媒披露他不接納刑事檢控科官員不提刑期覆核的建議,令公眾認為覆核刑期並非純粹基於法律考慮,而是有政治因素的決定。

主理案件的法官非毫無爭議

主理案件的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法官亦非毫無爭議之處。根據《法官行為指引》第76段: 「法官應避免加入任何政治組織,或與之有聯繫,或參與政治活動,例如,法官應避免出席與政治有關的集會或示威活動。」另94段又指明「司法機構成員跟法律專業界成員有社交接觸,是存在已久的傳統,也是正常的。不過,依照常理,法官也應謹慎行事」。因此據筆者了解,法官在考慮是否出席有政治聯繫組織舉辦的活動或會議時,必須格外小心,亦須得首席大法官批准。

在英國,有法官被認為其判決有可能受其他因素影響而遭推翻的案例。1998年英國上議院法庭大法官賀輔明(LordHoffmann)是負責審理引渡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案的5位法官之一,但他同時出任國際特赦組織的義務非受薪董事,妻子也是為此組織工作,而國際特赦組織又牽涉皮諾切特案。結果上議院裁定之前的判決無效,案件須由其他法官重審。判辭強調法庭要保持絕對中立, 「秉行公義,就必須有目共睹」,即使沒有證據顯示賀輔明法官受該組織影響,他的判決依然無效。

然而楊官卻被公眾知悉他在雨傘運動後,參與一個名為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主辦的酒會。該協會與大律師公會或律師會毫無關係,純屬一個私人組織,因此不是法律界的行業公會。而該協會亦帶有強烈的政治性質,例如3名會長、副會長當時均為民建聯成員,亦曾發聲明譴責反對新界東北發展的示威,對「8.31」政改表示歡迎,並曾積極參與反雨傘運動,如設立「反佔中義務法律諮詢熱線」等等,證明它不單純是一個中立的專業組織。

當然現在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楊官的判決受法律以外的任何因素影響,筆者亦相信楊官在審案時完全以法律為依歸。但從審訊的過程到判決的用語,公眾認為楊官對3 名被告及其參與的政治運動有強烈看法,在判刑時摻入了一些個人主觀的因素,亦不是全無根據和絕不合理的評論。

公眾對法治的信心是要努力爭取的筆者相信沒有人希望見到或做出影響司法獨立的行為或評論,但「司法獨立」不等於要把法庭保護到一個完全不受批評,甚至不容許在有事實基礎下一些合理懷疑或推論的程度。現實是,法庭不是「半天吊」的空中樓閣,而是社會的一部分;法官和律師也不是遺世獨立地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而是市民的一分子。作為法律界的一分子,筆者經常要求自己和提醒其他業界朋友,要走出律師樓和法庭,了解市民的想法和他們為何會這樣看事情。純粹發一個聲明,然後期望市民不問原由地接受裏面所說的法治和司法獨立概念,既不切實際亦「離地」。公眾對法治、司法制度和法律工作者的信心,是要努力爭取的。

20170825_mingpao如何理解公眾對判決的反應

【文章】從德沃金理論看社運判決

2017-08-18 | 信報財經新聞
A24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在大學念法律時,必定讀到「法律究竟是什麼?」這個入門課題。近代有關這個論題的一個最有影響力討論,應該是「哈特與德沃金的辯論」(The Hart?Dworkin Debate)。

反映德沃金理論的實踐

哈特(H.L.A. Hart)是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牛津大學讀書時的老師,他提出「法律作為規範」的概念,即法律是中性和中立地禁止、要求、允許、授權某個行為,或令某人有權或責任去做某件事;德沃金以「道德原則也是法律的一部分」這個主張反駁老師的概念,認為除了考慮法律和案例之餘,法官應考慮道德理念和社會原則,即基於個人平等自由的權利和理念判案,才能達致法治。

這場辯論的結果是,德沃金雖毫不留情地批評老師的理論,但哈特卻非常欣賞他,並推薦他接任自己在牛津大學的法理學教席;坊間認為德沃金的理論贏了哈特,成為當今普通法法治的基礎理念。其影響是,即使法律條文沒把道德理念和社會原則列明是判案時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法官審理案件時實際上已將之納入考慮範圍;近年香港法院就一些政治和社會運動案件的判決,也反映了德沃金理論的實踐情況。

佔中期間,有示威者誤信網上謠傳立法會審議「網絡23條」而衝擊立會一案中(﹝2016﹞HKCFI 407),3名示威者被控非法集結及刑事毀壞,在裁判署被判入獄3個半月。後律政司到高等法院就刑期提出上訴,高院法官考慮到示威者是行使其表達自由的權利,但因涉及刑事損壞,裁判官的判決並無違反公眾正常理解的公義,因此維持原判。這就如德沃金所說的,法官判案時應考慮到社會公義等原則和示威者的理念,因為這些亦是法律的一部分。

然而,在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重奪公民廣場一案中(ESCC 2791/2015),原審裁判官表明「3人過往從未犯任何刑事罪,近年對社會問題表現關心,對政治滿腔熱誠及理想並付諸實行,他們對學運的熱心參與亦得到家人體諒及支持。」裁判官亦說「法庭認為本案與一般刑事案截然不同,在考慮案件的嚴重性時,法庭必須同時考慮被告人犯案動機及目的。」最後,裁判官鑑於被告對有保安員受傷有歉意及願意承擔法律後果,因此判被告社會服務令。然而,執筆之時,側聞高院法官改判3名被告入獄6至8個月。

至於最近掀起爭議的「東北案」判刑中,13名被告判監8至13個月,明顯比以往重。而且相比上述謠傳「網絡23條」衝擊立法會案,「東北案」被告並沒有加控刑事毀壞罪,理論上,判刑應該可以較輕。

不過,從判決看來,法官似乎亦未考慮到東北村民和農夫與收地的政府和地產商權力懸殊,立法會財委會在混亂中表決議案,只看見示威者在立法會門外與執法人員有肢體衝突,法官反而問:「係咪只要有人有崇高理念,就可以用暴力?亦因為佢有崇高理念,阻嚇唔到佢,所以唔可以判阻嚇性刑罰?」似乎便沒有把示威者的理念納入判決的考慮範圍。

筆者不認為有任何一個政治理念可以把使用暴力合理化,但想指出的是,考慮示威者的理念就是法律的一部分。在涉及政治或社會事件的案件中,涉及的道德和社會因素是複雜的。近日香港法庭的判決,或許也是我們法律界──包括法官、律政司和律師──一個溫故知新的機會,思考我們讀書時學到的精神和知識,應該怎樣活用到實際的案件上。

從德沃金理論看社運判決-05 v2從德沃金理論看社運判決

 

【文章】再說香港人口販運問題

2017-08-10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立法會經常會處理一些公眾沒有留意、但與市民有直接關係的事務。正在審議的《2017年僱傭(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即是一例。

這條草案旨在提高濫收求職者佣金的最高刑罰,從現時的5萬提高至35萬元和監禁3年,並擴大有關罪行的適用範圍。濫收求職者佣金雖屬勞工問題,卻也與人口販運有關;人口販運問題既複雜且廣泛,單一法例不足以解決,政府必須參考外國經驗,全面立法。

以薪金償還中介費

根據國際定義,要求求職者支付龐大費用作為工作條件之一,可以構成「債役」(debt bondage),是人口販運中的一種嚴重剝削。外地傭工如家傭、建造業工人和護理員等,均可成為債役受害人;受害人因繳付龐大中介費而欠債,須以工資償還,故即使工作期間遭到暴力對待或薪金剝削,他們亦惟有啞忍;加上中介公司或僱主可能已沒收其護照,令他們陷入無法逃離的困局。

根據調查發現,來港工作的外籍傭工不時遭索取超出法律上限的中介費,金額可達法定上限的26倍; 不少外傭要把頭幾個月的薪金拿來支付中介費,形同「白做」,這還不算是剝削嗎?

儘管現時有法可依,卻因罰則不夠嚴厲而欠缺阻嚇力。草案今次提出的修訂針對債役,無疑有助打擊人口販運;然而,債役只是其中一種剝削形式,其他更嚴重的人口販運問題則未能處理。正如這裏曾經提及的,去年底高等法院審理的第一宗有關人口販運及強迫勞動的司法覆核案(「ZN訴律政司司長及其他」﹝HCAL 15/2015﹞),法官批評特區政府在打擊人口販運及強迫勞動的法例完全落後,必須盡快立法把有關行為刑事化,但政府辯稱, 現時規管拖欠薪金等法律已足夠。寧願上訴都不肯正視問題。

政府部門互卸責任

回顧案情,巴基斯坦籍的ZN來港後,僱主向他施加語言和肉體虐待、被迫長時間工作、拒絕支付薪金,更沒收他的護照令他不得離開, 可說是最典型的人口販運受害人;及後ZN的僱主騙他離港,他知悉騙局後便偷渡回港討回公道,首先主動向入境處自首並作出投訴,入境處卻着他去報警,警方卻打發他回去入境處報案,正正反映香港人口販運法律不整全,執法人員無法辨認他是人口販運受害者,於是互相推卸責任。

人口販運是跨國界的問題,包含多種犯罪形式,如性販賣、強迫勞動、摘取器官等均屬人口販運罪行, 籠統可稱為「現代勞役」。隨着時代和科技發展,人口販運形式亦不斷改變,靠規管個別行為來打擊這種錯綜複雜的罪行,不可能對症下藥。

既然政府對法官的批評也置若罔聞,筆者惟有聯同關注香港人口販運問題的法律界同業和民間組織一同草擬《現代勞役法》,並邀請公眾聯署,要求政府按照國際定義,把人口販運刑事化。如讀者想知道更多,可到以下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antihumantraffickinghk/

20170810_HKEJ

再說香港人口販運問題

 

【文章】一地兩檢須作公眾諮詢

2017-08-02 |信報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 By 郭榮鏗

特區政府推出「一地兩檢」,並以「三步走」來落實。所謂「三步走」,是:

第一步:由特區政府與內地政府制訂合作安排,內容包括口岸區的設立、範圍和管轄權、應急處理、爭議磋商等機制。

只屬基建 不涉政治?

第二步:由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批准和確認合作安排,包括批准內地單位到香港特區實施「一地兩檢」,以及根據《基本法》第20條,授權香港特區落實「一地兩檢」。

第三步:由特區政府展開本地立法,作為執行「一地兩檢」的法律基礎。

那麼,香港市民呢?這個涉及《基本法》在香港能否完整實施、內地法律要在香港執行,並影響《基本法》和香港法律賦予香港市民的權利和保障的方案,每一個香港市民都可能要為此付出代價,為何這「三步走」沒有一步是要諮詢香港市民呢?

日前,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接受傳媒訪問時,說高鐵實施「一地兩檢」是基建計劃,不是政改計劃,大家不要走到錯誤的觀點去看整件事。這個說法,是企圖轉移視線的偷換概念,應該反問:曾幾何時,香港有哪項基建計劃會觸動《基本法》?要在香港實行內地法律?香港市民的法律權利和保障會受到哪個基建計劃而受到損害的?如果沒有,那就證明高鐵實施「一地兩檢」的確不是一項單純的基建計劃,而是一項要香港付出既定的法治制度,要市民付出已有的法律權利和保障,以換取特區政府所說的交通便捷和經濟效益。

2009年,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在立法會申請高鐵撥款時,曾說高鐵就算沒有「一地兩檢」, 也不等於沒有高速;又說除「一地兩檢」外,還會考慮「車上檢」和「兩地兩檢」等方案。

不作諮詢 還算共議?

高鐵是香港市民使用的交通工具,「一地兩檢」是影響他們的大問題,所以必須透過公眾諮詢,讓市民選擇是否願意犧牲法治和自己的權利和保障,以換取更方便和快捷的「一地兩檢」;還是寧願放棄「一地兩檢」,也要維護香港的法治和自己的權利和保障?

特首林鄭月娥經常說新一屆政府要「與民共議」。 特首選舉期間,她更曾經於2017年3月19日的選舉論壇中,公開承諾如她當選行政長官,會就「一地兩檢」與民共議;今天沒有公眾諮詢,又如何與民共議?

不過,林鄭月娥對於牽涉內地事宜的公眾諮詢, 似乎有點避忌。要是大家不善忘,應該記得她還是政務司司長時,於宣布西九文化區引入內地故宮博物館前,也是未經公眾諮詢的;只是後來社會猛烈批評,指不做公眾諮詢或會違反《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特區政府才事後補做。

按照「三步走」,特區政府暫時只會於本地立法時,到立法會進行立法程序。此外,政府官員將於今個星期四(3日)到立法會就「一地兩檢」與議員召開會議。然而,不要以為到過立法會、聽過立法會議員意見,便等於做足諮詢。

林鄭月娥與所有司局長應該記得,當年23條立法,特區政府就是堅持只在立法會內做藍紙草案,而不做有公眾諮詢性質的白紙草案,結果引起強烈公憤。

前車可鑑,特區政府好自為之。

郭榮鏗_立法會(法律界)議員、公民黨執委及專業議政召集人

#郭榮鏗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 一地兩檢須作公眾諮詢

一地兩檢須作公眾諮詢

 

【文章】一地兩檢 開極危險先例

2017-07-27 | 明報
A23 |觀點 |By 郭榮鏗

傳聞多年的「一地兩檢」終於現身。政府方案是先把高鐵站租予內地,以及將行走中的列車納入內地司法管轄區,然後在內地口岸區和高鐵列車內全面實施內地法律。

這是自回歸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違反《基本法》,同時對一國兩制造成不可挽回的致命破壞。

容許內地法律在港實施必違基本法基本法第18條訂明,內地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實施。而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僅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

另外,基本法第154 條訂明,香港可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實行出入境管制。這即是說,與出入境有關的法律、政策和措施,一律屬於香港自治範圍事務,內地法律不能透過第18條引入香港。法律就是如此顯淺易明。任何「一地兩檢」方案,一旦容許內地法律在香港實施,就必定違反基本法。基於此,特區政府擬先引用基本法第20條,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香港權力實施「一地兩檢」。然而,任何授權均不得違反基本法,亦不應以削弱本身已有的權力為目標或效果。因此,即使中央政府按第20 條向特區政府作任何授權,亦不能違反基本法其他條文,更不應削弱香港既有的司法管轄權。

此外,就算將香港土地租予內地,也不能消除「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的本質。因為把地租出去,不等於可以把原本適用於該地的法律,換成另一套法律。根據基本法,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涵蓋整個香港。即使是駐港解放軍及其人員,不論在軍營內外,也要按照基本法第14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第16(2)、19、20、22、23 及24 條,遵守香港的法律,香港法院亦有權處理其違法行為。此外,按照基本的法律原則,任何契約、合約、協議或立法,不得違反當地憲法及法律,否則會自動失效。基本法第11(2)條更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與基本法相牴觸。因此,假設香港把高鐵站部分地方租給內地政府,甚至利用立法會通過法律,授權內地官員可以在租回來的高鐵站地方和列車執行內地法律,但一如上述,在香港執行內地法律本來就是違反基本法,故不論是容許內地官員執行內地法律的租賃協議,還是立法會通過授權內地官員執行內地法律的法例或決議,都會失效。國家主席習近平說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言猶在耳,肯定會令一國兩制走樣和變形的「一地兩檢」,當然絕對不能讓它實施。

港法律保障消失破壞一國兩制

今天的「一地兩檢」,比10多年前的23條更可怕。第一,為23 條立法,好歹也是基本法第23 條的要求,本質上不違反基本法。然而「一地兩檢」既不是基本法的要求,更如上述是違反基本法。

第二,基本法訂明香港自行為23條立法,也就是說即使立法,也是香港本地法律,不能牴觸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換言之,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賦予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和法律保障,仍然有效。然而「一地兩檢」不單把內地刑事法律全面及直接地引入香港,更把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排除在外,亦即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賦予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和法律保障全部消失。

第三,只要立法得宜,23 條不一定會損害一國兩制;但「一地兩檢」要把香港的司法管轄權割給內地,在香港實施內地刑事法,則肯定會破壞一國兩制。尤其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須是完整和不可分割的,但為實施「一地兩檢」,人大常委可以任意劃出某部分香港土地不實行香港法律,是開了一個極危險的先例。

反對「一地兩檢」最重要力量是香港市民

政府的「一地兩檢」方案,從來沒有在香港做過任何公眾諮詢。坊間提出的其他建議,如「車上檢」和「兩地兩檢」,政府在2009至2010年間向立法會申請興建高鐵撥款時,曾經承諾會做可行性研究。那些研究有沒有做?做了又放在哪裏呢?

今天的特區政府,對法治的尊重遠遠不及10 多年前。如果說10多年前大家因23條立法而感到擔心和反感,今天特區政府要引入比23 條更惡質的「一地兩檢」,就應該感到更憂慮和更憤怒。

同樣,今天的立法會與10多年前的立法會,基本格局沒有改變,甚至可能更差。所指的,是當年反對23條和今天反對「一地兩檢」的民主派議員,依然是少數(今年還因為宣誓案,連分組點票的否決權也失去了)。不過當年23條被擱置了,全賴有大量市民走出來,明確且強烈地反對23條。所以,或許今天的形勢更不利,但希望猶在,因為反對「一地兩檢」最重要的力量,不是民主派議員,而是香港市民。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一地兩檢』——破壞法治完整和『一國兩制』的最危險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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