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不懂基本法的人大法工委

2019-11-21 | 信報財經新聞
A22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聯同其他民主派議員一同就特首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提出的司法覆核,於周一獲判勝訴,令不少市民感到驚喜。惟令人驚訝的是,裁決旋即惹來人大法工委、港澳辦,中聯辦及本地建制派的瘋狂攻擊。最令人不解和反感的是,法工委認為香港的本地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判斷和決定。

《基本法》第158條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此條已確立香港法庭有司法管轄權去解釋和裁定本地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即使同樣根據第158條,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基本法》,它亦只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沒有解釋本地法律,以及解釋本地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權力,更加沒有法工委所謂「判斷和決定」的權力。也就是說,就算人大就《基本法》某條條文釋了法,本地法例是否符合該條已被釋法的《基本法》的條文,仍然是由法庭裁定。

此外,第158條訂明人大常委只能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釋法。特首引用《緊急法》制訂《禁蒙面法》,全屬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不屬於上述兩個範圍。如果人大常委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話,在這宗案件中,連釋法都不符合《基本法》,遑論判斷和決定。

自回歸以來,所有有關要求法庭裁定某條本地法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司法覆核案件,都是由法庭作出解釋和裁決。最新的例子是《梁鎮罡案》。申請人認為《稅務條例》某些規定牴觸了《基本法》,終審法院最終裁定申請人勝訴。

政治目的 非常明顯

同樣,根據《基本法》第16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宣布為同本法牴觸者外,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如以後發現有的法律與本法牴觸,可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

過去,法庭亦有裁定某些本地法律牴觸《基本法》,並宣布失效,然後由政府提出修改或廢除。最明顯的例子是,2006年法庭裁定《電訊條例》第33條及特首發出的秘密監察行政命令違反《基本法》(《電訊條例》在1997年時被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執法人員不能再引用這條法例和行政命令進行秘密監察,特區政府須另訂《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條例》來繼續進行秘密監察的工作。

由法庭去解釋和裁決本地法例是否符合《基本法》,如不符合則宣布無效,是回歸以來一貫和正確的做法。中央政府對之前的案件沒有什麼反應,現在卻因為《緊急法》和《禁蒙面法》而歇斯底里,甚至出言恫嚇會釋法,其政治目的彰彰明甚。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法》制定《禁蒙面法》,已令民怨升級;中央政府如果以釋法來參一腳,不但嚴重衝擊香港的司法獨立,更會激起新一波民憤,等於引爆政治炸彈,與特區政府「攬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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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2019-08-29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與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議員結束訪問美國的行程。由於特區政府仍然拒絕答應香港市民提出的五大訴求,令「反送中」運動不斷升溫。筆者在美國接觸的所有組織和人士,最關心和談論最多的,就是香港近期的局勢。

美各界關注香港情況

筆者此行到訪過紐約、蒙大拿州和俄勒岡州,與美國來自政界、商界、學術界、專業界、智庫和國際組織的人士會面和交流。其中最重要的行程,是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在蒙大拿州參與首次舉行的「香港-美國立法機關交流團」。

除了筆者和楊岳橋外,應邀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還有涂謹申、葉建源、葉劉淑儀和鍾國斌。而參與交流的美方代表則包括蒙大拿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及眾議員、智庫代表及議會代表等等。

民主派議員出訪外國,或在香港與外國組織或個人會面時,首要的原則和任務,是真實地闡述香港情況,讓對方準確地了解香港的現狀。今次出訪美國亦一樣。我們向美國各界人士反映了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發展,包括在短短兩個多月內發生了三次過超過100萬、200萬和170萬人的和平示威;不同界別,例如專業界別、公務員、宗教界等亦自行發起多次的遊行和集會。

此外,在多場的示威中,警察濫捕和使用不合當及過分的武力,導致很多無辜市民被捕,不少示威者亦受到嚴重和難以彌補的身體傷害;警方在拘捕示威者後亦出現不人道對待,例如拒絕或拖延示威者接觸律師,更涉嫌毆打和性侮辱示威者;還有由中央政府開始發動的白色恐怖,例如國泰因政治壓力而解僱多名機師和空中服務員等等。

美國民主黨及共和黨議員將會在國會推動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此法案其中一個要點,是針對打壓香港民主、人權和自由的特區政府官員,凍結其在美國的資產、制裁及拒絕其入境等等。

我們認同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對支持香港市民爭取民主,以及捍衞人權和自由,肯定有幫助。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支持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讓特區政府的官員知道踐踏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以及剝奪香港市民應有的普選權,不會是沒有後果的。

港府別錯判形勢

事實上,中央與特區政府多年來打壓香港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市民已經忍無可忍,「反送中」運動是回應中央與特區政府所作所為的一次大爆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國際社會-—包括美國一直關注香港的情況。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同樣令國際社會認為香港的情況已惡化至不得不發聲和採取行動的地步。

中央與特區政府的劣跡,已經為未來美國通過任何法案,提供了清晰和足夠的事實基礎。想要美國懸崖勒馬,中央和特區政府能夠做和應該做的,就是立即答應香港市民的五大訴求。

香港從來不是中美關係的爭議點,更不是中美貿易戰的戰場。可是若然中央和特區政府繼續錯判形勢,誤用強硬手段,甚至動用《緊急法》,則勢必令香港變質,迫使美國改變對香港的政策。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文章】從709大抓捕看逃犯條例

2019-07-10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執筆之時,正值「709大抓捕」事件4周年。雖然已經事隔4年,但這些年來一直有壞消息傳出,事件還未結束。

余文生妻呼籲營救丈夫

日前的最新消息是,內地律師余文生的妻子許艷公開呼籲各界營救丈夫。余文生本身不是「709大抓捕」的被捕律師,而是協助那些被捕律師的維權律師。他於2018年4月被中國政府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妨害公務罪」,繼而被關押。在這一年多時間,許艷多次要求探監被拒,案件更於兩個月前秘密審訊,但有否判刑無人得知。

這不是余文生第一次被捕。2014年,曾有北京市民聲援香港的「雨傘運動」而被拘捕。他要求會見當事人被拒,接着他公開抗議,隨即被抓進監牢關押了99天,不能見律師,期間曾遭受酷刑對待。

「709大抓捕」事件發生後,他自發擔任多位被捕律師的代表律師,其中一位,就是早前終於容許與妻子李文足見面的王全璋。

王全璋在2015年7月9日被抓之後,杳無音信近4年,是「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拖延審訊最久的一位律師,被稱為「709案最後一人」。今年1月28日,內地法院判其「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立,入獄4年6個月。

自從被抓捕之後,李文足完全無法接觸丈夫。經過多年艱苦爭取,終於在6月28日能夠見王全璋一面。可是見面之後,李文足的擔憂和傷心比之前不能見面更甚,原因是丈夫從外貌、性情到精神狀態,都已經變成另一個人。如果大家有看李文足與王全璋見面後的記錄(http://bit.ly/32e03gZ),相信都會有惻隱之心。

有惻隱之心治理天下更容易

說到惻隱之心,筆者中國文化底子薄弱,幸好聽過同事講何謂惻隱之心。惻隱之心出自儒家第二號人物孟子,他說:每個人都有憐恤別人的心。古代聖王由於憐恤別人的心,所以有憐恤百姓的政治。用憐恤別人的心,施行憐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裏運轉東西一樣容易了。之所以說每個人都有憐恤別人的心,是因為假如今天有人突然看見一個小孩子快要掉進井裏,必然會產生驚恐和同情的心理——這不是因為要想要跟這孩子的父母攀關係,也不是因為要想在親朋戚友中博取聲譽,亦不是因為厭惡這小孩子的哭叫聲,才產生這種驚恐和同情的心理。要是這樣看,沒有同情心,簡直不是人。

法律界在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中走在前端,一方面是因為有較豐富的法律知識,能看出政府的方案有何其多不合理之處外;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一直關心和了解內地維權律師的慘況,即使是一個熟悉法律的律師,也無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會被長期關押、不能接觸家人和律師、秘密審訊,甚至是遭受酷刑等不人道對待。

作為法律界同業,我們能夠做的,除了是支持內地維權律師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捍衞「一國兩制」,堅拒內地法律透過任何形式滲入香港,維護香港市民既有的法律權利,不要讓任何一個香港市民有絲毫機會被移交到內地,遭受維權律師們所遭受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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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709大抓捕看逃犯條例

【文章】法庭不能把的關

2019-05-29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區政府正式向立法會發出預告,將於6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下稱「逃犯條例」)。各司局級官員四出到傳媒節目和各國商會游說,其中一大賣點,是新機制由法庭把關,香港的法治享負盛名,法庭必定能夠為被移交的疑犯提供足夠的保障。

可謂足夠保障?香港人最憂慮 - 也是為什麼市民對「逃犯條例」如此反感,就是會被移交到一個法治水平落後,沒有公平審訊的地方,其中一個正是中國大陸。可是,不管香港法官的專業操守有多嚴謹,法律水平有多優良,甚至是在他們主持之下有公平審訊的法庭,也無法阻止特區政府將疑犯移交至一個沒有公平審訊的地方。過去有兩個案例,法庭就表明不會考慮申請移交逃犯的地方,會否為疑犯提供公平審訊。

第一宗案例是〈Huang Yuan Yuan Ian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案件編號:HCAL 103/2005)。2005年新加坡政府根據與香港已經簽訂的長期移交逃犯協議,要求特區政府移交一名涉嫌觸犯多項使用虛假文書和盜竊罪的疑犯到新加坡受審。疑犯向法庭提出反對,其中一個理據是他將會受到新加坡政府的壓迫,更不會得到公平審訊的機會。高等法院在駁回這個論點時,表示根據兩地之間的移交逃犯協議,疑犯在當地會否得到公平審訊,不屬於拒絕移交的考慮條件之一。因此香港法庭沒有司法管轄權去評估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會否為疑犯提供公平審訊的機會,有權力去考慮這一點的,是行政長官。

第二宗案例是〈Xie Jing Feng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 (案件編號:HCAL 223/2015)。2015年印度政府同樣根據與香港已經簽訂的長期移交逃犯協議,要求特區政府移交一名涉嫌觸犯與毒品有關,以及違反合法拘留罪的疑犯到印度受審。疑犯向法庭提出反對,其中一個理據是他不會得到公平審訊的機會,更有可能遭受不人道對待,因此擬引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反對移交申請。法官則引用第一宗案例,重申是否獲得公平審訊,以至是移交當地後會否遭到不人道對待,不屬於協議訂明的考慮條件之一。只有行政長官有權考慮這些因素,法庭沒有。

由此可見,即使香港法庭明知申請移交逃犯的地方,其司法水平強差人意、沒有公平審訊,甚至可能向疑犯施加不人道對待,法庭也無權阻止疑犯被移交,因為考慮這些因素的權力,在於行政長官。

這樣才叫香港市民擔心,參考上述案例,其他國家申請移交逃犯,行政長官尚且未必會考慮這些因素,何況是提出要求的是中央政府?殷鑑不遠,如果行政長官敢於向中央政府捍衛香港市民的權利,那麼為何李波和林榮基被內地政府非法拘捕、禁錮,以至是未經審訊就在鏡頭前認罪,特區政府卻不吭一聲?

應該把關的行政長官不會把關,卻把責任推給無權把關的法庭,如此對待法庭和市民的特區政府,實在無恥。Artboard 3

【文章】逃犯條例爭議白熱化

2019-05-21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繼3月出訪美國後,筆者在剛過去的星期,再度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出訪德國。德國是歐洲各國內,特別重視人權和民主的國家,也是在歐盟中實力最強和最具影響力的成員國。

德國總理府表憂慮

因此今次到訪德國,當地政府和聯邦議會都十分關注特區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我們與聯邦議會副議長羅特(Claudia Roth)和不同黨派議員會面時,他主動關心修例,表示這樣必然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德國更有可能取消或更改與香港簽訂的移交逃犯協議。他亦會要求外交部回應將會如何跟進香港修訂《逃犯條例》的事宜。

及後我們與德國總理府外交政策辦公室總監拜格(Thomas Bagger)會面。他表示不應該容許任何德國人或香港人被移送到中國內地受審,重申總理府十分憂慮《逃犯條例》的修訂。

此外我們還與德國聯邦外交部次官安嫰(Niels Annen)會面。他認為修例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有極大衝擊,不論對香港還是德國都有巨大影響,擔心包括德國商人在內的世界各地商人在香港的營商環境會急劇轉壞,對香港一旦通過修例後的前景表示憂慮。

在另邊廂,中央政府終於開動政治機器,插手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

打頭炮的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他引用《基本法》第95條,聲稱特區政府必須落實修訂《逃犯條例》。

中央下達「硬任務」

《基本法》第95條是這樣寫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ay, through consultation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law, maintain juridical relations with the judicial organs of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y may render assistance to each other. )

只要略懂文字,應當知道條文中用上「可與」,而不是「須與」(英文則是「may」,而非「shall」),是賦予香港可以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和互助的權力,絕非規定香港必須這樣做。因此是否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或互助,並非香港的憲制責任;進一步說,香港絕對有權力和自由決定不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或互助。

堂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如此理解《基本法》條文,若不是理解文字的能力不足,就是企圖曲解《基本法》來達到政治目的。而目的也實在非常明顯,就是為之後中聯辦召見港區政協和人大代表鳴鑼開道,講明修訂《逃犯條例》是中央命令特區政府的「硬任務」,必要完成,警告心存疑慮的建制派要「歸邊」,不要再說三道四,支持特區政府修例。

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何台灣當局表明不會按照特區政府的修例,申請引渡在台殺人案的疑犯,特區政府已經失去提出修例的一大理據,亦令修例變得毫無迫切性。

此外,不少法律界人士——包括很多法律教授提出替代方案,特區政府亦一律不接受,仍然要強推修例了。

中聯辦今次戳破林鄭月娥的謊言,揭穿了她有政治任務,不知道是幫忙,還是幫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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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再說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

2019-05-03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周敝黨提出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賦予香港法庭域外法權,審理在香港以外觸犯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等罪行而身處香港的疑犯,以處理港人陳同佳在台灣殺害香港女友的案件,取代政府現時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的方案。

回應各方質疑

提出建議後,不少疑問認為我們的方案或許有不良的後果或漏洞。茲在這裏回應,說明我們的方案實屬合法和可行。

在法理上,對我們最大的質疑,是香港刑事法律沒有追溯力,若我們的方案引入追溯力,則違反了這個法律原則,亦不能處理在台殺人案。

香港的刑事法律沒有追溯力,而且《香港人權法案》第三部第十二條「刑事罪及刑罰沒有追溯力」第(一)款(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五條)訂明「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香港法律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所謂追溯力,是指新增法律,使之前不算是犯罪的行為變成罪行,並向之前作出那些行為的人提出刑事檢控。

我們的方案沒有引入追溯力,因為一方面我們沒有新增任何罪行,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是普通法內歷史悠久的罪行,《侵害人身罪條例》則訂明了這些罪行的罰則。另一方面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等罪行,同時一直存在於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法律之內。

《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二條第(二)款訂明「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各國公認之一般法律原則為有罪者,其審判與刑罰不受本條規定之影響。」由此可見我們的方案也沒有牴觸人權法。

如果說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是賦權行政長官和香港法庭處理在香港以外地區觸犯了在香港都會被列為刑事罪行的疑犯,不算是引入追溯力,那麼我們的方案在性質上跟政府的修例是一樣的,為何卻會被視為引入追溯力?

另一個疑問是關於搜證。有人認為不同地區的執法機構,有不同的搜證標準,它們取得的證據未必能夠符合香港法庭的標準,所以未必接納。

姑且先用例子說明。上星期拙文〈解決逃犯問題更有效的方法〉列舉了3宗在中國內地和泰國發生的性罪行的案例,疑犯在香港法庭受審,結果都被判罪成和入獄。

中國內地和泰國的執法機構的搜證標準固然與香港不同,甚至可能被視為比香港寬鬆,但問題的重點,不是其他地區的搜證標準是怎樣,而是搜得的證據是否符合香港法庭的標準。

證據須符港法庭要求

反過來說,在香港發生的案件,若果警方搜證不足,法庭同樣會判疑犯無罪,甚至拒絕受理案件。而前文列舉那3宗案例則說明,即使其他地區有不同的搜證標準,但只要它們提出的證據符合香港法庭的要求,法庭一樣會接受。

上周日有13萬人遊行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之後回應,說如果議員提出的建議務實可行,符合修訂目標,以及有助減少社會疑慮,政府會認真及嚴肅考慮。我們的方案,絕對務實可行和符合目標;最重要的是,比政府的建議更能消弭社會的疑慮。

【文章】解決逃犯問題更有效的方法

2019-04-26 | 信報財經新聞
A2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區政府提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最初和最重要的理據,是要處理2018年在台灣發生的一名香港男子殺害一名香港女子後逃回香港的案件。由於香港與台灣之間沒有簽訂任何移交逃犯或刑事互助的協議,故須修訂上述法例,設立新機制把該男子移交台灣接受刑事調查和審訊。

《刑事罪行條例》第153P條

不少香港市民、法律界人士、本地和外國商界及外國政府對政府建議有保留,甚至反對,是由於它變相容許政府把香港市民和身處香港的外國人送返中國接受刑事調查和審訊,絕非反對把在台殺人案的疑犯繩之於法。

因此在反對意見之外,亦有不少反建議,提出其他更好的方法。其中大律師公會倡議修訂現行的刑事法例,賦予香港執法和司法機關域外法律的權力,調查和審訊在香港境外觸犯嚴重罪行而身處香港的疑犯。

在香港調查和審訊在其他地方犯法的人,雖然罕見,卻不是沒有先例。現行的《刑事罪行條例》第153P條,訂明多項性罪行即使不在香港發生,香港也有權調查及審訊。

過去,特區政府曾多次引用該條例處理港人在外地犯法的案件。2007年,一名香港男鋼琴教師與一名未成年男學生到廣州觀摩鋼琴比賽,期間在酒店內多次非禮該名學生,及後律政司控告他非禮罪,結果罪成被判入獄4年;2010年,律政司向一名在雲南開辦兒童院舍的香港社工控以多項非法性交和非禮罪,原因是他在2005至07年間,多次性侵和非禮兩名未成年女童,結果被判罪成及入獄8年;2018年,律政司向一名兩年前與家人到泰國旅行期間,在當地性侵其未成年的堂外甥女,結果被判非法性交罪成,入獄33個月。

現行法例可用

既有現行法例和以往案例可援,而港人在台殺人案中,疑犯與受害者均為香港人,特區政府應有責任和權力循香港的司法制度處理該案件。況且香港的法治水平一向公認優良,故修訂法例容許香港處理境外發生的殺人案件,不單比特區政府現在建議的機制更完善和更可行,相信亦更容易被香港市民、本地和外國商會,以及外國政府接受。

因此,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議員參考了《刑事罪行條例》第153P條的做法,提出議員私人條例草案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訂明香港永久居民或在港通常居住人士如在香港境外觸犯了該條例中的10項謀殺、誤殺和意圖謀殺等罪行時,政府可按現行的執法和司法程序,向該疑犯展開調查和提出檢控。

此舉既能令在台殺人案的疑犯繩之於法,亦能避免把身處香港的本地居民和外國人移交中國。要是特區政府真心希望處理在台殺人案,亦致力保護在香港的市民和外國人的安全和人權,就應立即撤回修訂《逃犯條例》的草案,接納我們的私人草案。

否則,特區政府就等於向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證明,特區政府只是利用在台殺人案為藉口,執行不可告人的政治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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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謊言硬銷《逃犯條例》

2019-04-16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當公眾質疑修訂《逃犯條例》,容許特區政府把身處香港的本地居民和外國人送往法治水平低落的中國受審時,特區政府提出的其中一個所謂「理據」,是不少國家都已經與中國簽訂長期移交逃犯協議,當中更包括法國、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些重視人權的國家,證明她們對中國的司法制度有信心,香港人也可以毋須擔心。

不過,這是事實的全部嗎?

現時全球有51個國家與中國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其中37個已經生效。在這37個國家中,的確包括法國、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南韓這些被認為是重視人權的國家,惟僅此而已;其餘更多同樣被認為是重視人權的國家,例如英國、德國、美國、加拿大等等,全都沒有跟中國簽訂協議。可見大部分重視人權的國家,都不相信中國的司法制度。

那麼其餘30多個與中國簽訂協議的國家是什麼?茲舉一些例子,如泰國、伊朗、阿富汗和俄羅斯等。原來大部分願意與中國簽訂協議的,都是一些被認為是人權狀況和司法水平差強人意的地方。

與中國簽協議國家有權說不

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與中國簽訂協議的國家,協議內容都有絕對不會或可以拒絕向中國移交本國國民的條款。做法有兩種,分述如下:

第一種:在協議內「應當拒絕引渡的理由」的條款中,訂明如果申請方要求引渡的人,屬被申請方的國民,則應拒絕引渡申請。意思是,即使中國政府向這類締約國要求移交逃犯時,完全符合協議內的所有規定和條件,例如證實該逃犯在中國觸犯的罪行,在該國同屬刑事罪行,並提供足夠證據等等,該國政府仍然可以純粹以該逃犯屬本國國民作為唯一理由,拒絕中國政府的引渡要求。

協議中,把本國國民列為「應當拒絕引渡的理由」的國家,包括法國、葡萄牙、西班牙、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巴西、阿爾及利亞、安哥拉、亞塞拜疆、巴基斯坦、立陶宛、老撾、突尼斯、烏茲別克、烏克蘭、吉爾吉斯、蒙古、哈薩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俄羅斯、白俄羅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這23個國家。

第二種:在協議內訂明雙方均有權拒絕引渡其本國國民,但隨後有條款訂明,如果以此理由拒絕引渡,被申請方應當根據申請方的要求,把該案件提交負責處理刑事案件的機關,根據其國內的法律提出檢控,而申請方應當向被申請方提供與該案件有關的文件和證據。也就是說,這類協議既能保障該國拒絕向中國移交逃犯的權利,亦能處理其國民在中國觸犯刑事罪行後逃回本國的問題。

與中國簽訂這類協議的,包括南韓、菲律賓、墨西哥、納米比亞、萊索托、南非、柬埔寨、泰國、印尼、意大利、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阿富汗和埃塞俄比亞這13個國家。秘魯則是唯一一個在協議中,規定可以拒絕移交國民到中國的國家。由此可見,幾乎所有與中國簽訂協議的國家,不論是否被視為重視人權的國家,都不會把自己國民移交中國受審。這樣,還可以說那些國家對中國的司法制度有信心嗎?

常言道:不說出事實的全部,或只講出部分的事實,就可以視為說謊。特區政府為修訂《逃犯條例》,已經到了謊話連篇的走火入魔地步。一個連誠信都可以拋棄的無恥政府,市民還能相信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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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先天不足的一手樓空置稅

2019-04-08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一直積極倡議政府應該向發展商徵收「一手樓空置稅」(下稱「空置稅」)。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9個多月前宣布會開徵此稅後,上星期特區政府終於向立法會提交立法建議,向空置的一手私人住宅單位徵收應課差餉租值兩倍的「額外差餉」。

筆者倡議這個政策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希望發展商不要待價而沽,刻意扣起單位,透過控制供應而推高樓價。惟觀乎政府的立法建議,方向雖然與目標一致,力度卻嫌不足,令人擔心不足以驅使發展商盡快推售單位。

政府建議發展商須在發出「入伙紙」12個月後賣出或租出單位,否則當作空置,需要繳交空置稅,金額為空置單位的兩倍差餉。以2019至20財政年度而言,差餉徵收率為5%,空置稅即是應課差餉租值10%。

不設累進制難奏效

政府建議的稅率並非累進制,即發展商持貨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稅款是一樣的。試問這樣發展商何須盡快推售單位?筆者曾經要求政府實行累進制,稅率應該按年遞增,由第一年的2倍應課差餉租值的33%,到第二年50%,到第三年及以後66%。可惜政府以計算複雜為由,拒絕這個建議。

近期另外一個令市場關注的現象,是發展商把大量一手單位以招標方式出售,導致市場極不透明。發展商以招標發售單位,毋須提供價單,是否到價只有發展商「心知肚明」,根本是黑箱作業,變相控制新盤供應量。

只要發展商聲稱入標的價錢全部「不到價」,便一個單位都不賣出。這與早前市場關注的「擠牙膏」式賣樓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

早前筆者提出書面質詢,要求政府回應是否注意到上述情況,以及會否限制發展商不得把具一定規模的住宅項目以招標方式推售,或會否規定每輪銷售安排中以公開發售及招標方式推售的單位比例或最低數目。如筆者所料,政府只是表示「會繼續留意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情況。現階段沒有計劃在『預售?花同意方案』下就發展商以招標方式推售的單位數目、比例或次數等作規定」。反映政府對問題「不知不覺」。

招標出售操弄市場

有傳媒整理了近期一手樓銷售的數據,發現3月有近六成單位是以招標方式出售,比例實在不容忽視。2019年首季透過招標出售的一手單位,則佔整體幾近三成。

上星期地產建設商會要求會員在初次發售非豪宅一手樓時,有至少兩成單位需要公開發售。換句話說,發展商透過招標出售的比例依然可以高達八成。更甚者,商會根本沒有定義何謂「豪宅」,發展商自然可以稱旗下所有新盤都是豪宅。事實上,一個在白石角的樓盤,由第一輪銷售起,所有推出的單位都是以招標方式出售,這樣還不算操弄市場?

上述兩項都是有關房屋問題的民生大事,但面對商界阻撓,以及政府要優先執行政治任務《國歌法》和《逃犯條例》,相信「一手樓空置稅」必然讓路。特區政府經常把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掛在口邊,實際上卻是先政治後民生,然後又諉過於人,實在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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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再次訪美

2019-03-21 | 信報財經新聞
A22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拙文見報時,筆者與莫乃光議員,以及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剛剛抵達美國。

今次出訪,筆者一行是應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邀請,時間正值美國國務院將於本月底向國會提交《美國—香港政策法》(下稱《政策法》)的評估報告,並且將會會見不少重要人物或組織,如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國務院負責草擬《政策法》評估報告的官員、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全體委員等等。可以預期,訪問的重點在於討論如何維持美國與香港的正常貿易關係。

近日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的言論備受各界關注,甚至掀起一些外交上的辯論。不過如果大家不善忘,唐偉康曾經在報章撰文,指美國與香港的關係一直良好。這個可見諸於一方面美國在香港有許多的商業投資,例如外國企業在香港開設公司,美資公司的數目排行第三;另一方面,香港亦從美國方面得到龐大的經濟利益,例如美國是香港第二大商品出口市場,美國與中國經香港的轉口貿易,佔香港貨物貿易總額超過40%。

港成投資內地橋樑

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躍升為國際級商貿城市,原因是我們面向世界。後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香港更成為世界各國進入內地投資的橋樑。回歸之後,儘管香港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愈來愈密切,與內地通商佔香港的比重愈來愈大;惟不能否認,也不能忽視的是,香港對外與世界各國的經濟活動,始終佔有一個不能取代的重要份額。

因此,當香港名為要把握機遇,實際上要配合國家政策,需要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時,特區政府更應加大力度,開拓香港與世界各國經貿通商的機會。可惜的是,特區政府近年只顧埋首大灣區,對外與世界各國發展更多的經濟合作的力度,明顯是差強人意。

現時香港是不少國際貿易組織及經貿協議的成員,如世界貿易組織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儘管不是主權國家,卻能夠以獨立身份加入,原因是這些組織和協議,不是以主權來甄別成員,而是以該地區是否屬於一個獨立關稅區,來決定是否接納該地區加入組織和協議。

如實反映香港情況

根據《基本法》第161條,香港是中國境內的單獨關稅區,也可以用「中國香港」的名義加入任何國際組織或協議。然而,是否屬於一個獨立關稅區,世界各國亦有權自行評估和界定,不是中央或特區政府說了算。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報告,建議美國政府檢討《政策法》和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即是一例。

筆者今次訪美,將會一如以往,一方面向美國政商界如實反映香港的現實情況和最新發展,尤其在政治和法治方面;另一方面則期望美國政界在現階段維持《政策法》和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的地位不變。這樣既符合美國的利益,亦對香港保持穩建的經濟實力,藉此與外國的經濟關係來協助香港捍衞「一國兩制」,是十分有力的幫助。

然而,當目睹中央和特區政府近期作出愈來愈多、愈廣和愈深地剝削身處香港的本地居民和外國人的權利和自由的舉措,我們亦會建議美國政界需更加密切關注香港的情況,並因應香港的變化更頻密地檢討。畢竟《政策法》和獨立關稅區地位,是美國政府制定和審視的,是否維持,決定權在美國政界。我們作為香港的從政者,能夠做和應該做的,是向他們提供事實和分析,然後讓他們自行判斷。190321_HKEJ_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