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建議開徵資產增值稅

2018-2-8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香港房屋問題積弊已久,是上屆和今屆特區政府最頭痛的施政難題,更是令香港市民生活艱難的最重要原因。

樓價飆升固然有多項因素,包括土地供應短缺、前屆政府政策失調、外來(尤其是內地)資金湧入香港、利率長期處於歷史性低水平等等。因要應對房屋問題,方法雖然有輕重之別,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一個辦法可以完全解決房屋問題,必須多管齊下。

無疑,增加土地供應既能解決房屋需要供不應求,亦可遏抑樓價和租金至可負擔水平的一石二鳥治本策略。儘管特區政府不斷聲言覓地建屋艱難,但反觀過去幾年新落成的住宅量已大幅增加,樓價仍然屢創新高。

按照最基本的經濟學原則,這樣是反映需求比供應的增幅更大;亦足以證明,開發土地增加供應,一方面不能於短期內製造大量房屋以滿足更多需求,另一方面亦不保證增加供應,便可直接令樓價下調。

須展開公眾諮詢

在無法大幅增加供應的情況下,遏抑需求就是從另一端解決樓價問題的切入點,方法不外乎增加買樓成本,政府能夠做的,就只有稅收。可是政府不能遏抑市民的住屋需求,而且政府為樓市降溫,最終目的都只是讓市民能夠買樓,故無差別地向所有買家(包括本地居民和非本地居民)一律徵稅,是與政策目的背道而馳的方法。

因此特區政府數年前推出「雙倍印花稅」和「買家印花稅」,主要向非本地買家徵收。稅項開徵至今,雖然有不少分析指出,由於樓價持續攀升、發展商提供稅款回贈等因素,令稅項成效愈來愈弱;然而,其政策原意,即減少海外買家對本地物業的需要,則是可取的原則。

既然知道已設的稅項的限制,就有必要研究新的稅項,以加強政策力度或填補政策漏洞。因此新一屆政府首份宣布《財政預算案》前,筆者及公民黨便倡議特區政府研究針對非香港居民在本港買賣住宅物業時,向賺取的差價開徵資產增值稅,並於2019年前就是否開徵資產增值稅展開公眾諮詢。

與其他有針對性的稅務政策目的一樣,建議開徵資產增值稅的主旨是寓禁於徵。要遏抑的,不但是非香港居民對本地物業的需求,更要盡量減少本地物業變成海外投資者的投機產品。

雖然有不少評論認為,參考「雙倍印花稅」和「買家印花稅」的實施情況,非本地買家佔香港物業市場的比例很低,因此任何針對非本地買家的稅務建議,都不能對症下藥。

不過,同時有分析和地產業人士指出,購買本地物業的海外買家,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實際上比政府的數字多,比例也愈來愈高。故此,增加針對非本地買家的措施,本來就有需要。

此外,把房屋由投機商品變回生活產品,更是當下必須撥亂反正的做法。因此開徵資產增值稅,是值得香港社會討論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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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不能因政見而剝奪參選資格

2018-1-23| 信報財經新聞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立法會4個出缺議席的補選,將於3月11日舉行,提名期由1月16日起至29日止。由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特區政府曾拒絕持某類政見人士參選,所以今次補選即有傳聞指出,有言論鼓吹政府可能或應該取消持某類政見人士的參選資格。

不應被不合理限制

《基本法》第26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39條亦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並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根據《公約》而制定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及21條,則規定香港永久居民不會因為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等原因而受到不合理限制,均有權在選舉中參選和投票。

由此可見,在《基本法》、《公約》和本地法律的層層保障下,任何人的參選權都應該盡量不受限制;即使要施加某些限制,也要符合相稱性(proportionality)原則。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39條,不符合參選資格的情況,大致包括該人未滿21歲、破產、證實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擔任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公職人員或司法人員、因觸犯某些與選舉有關的法例而被定罪,等等。

總之,都是一些基於公開、客觀和確實的標準而施加的限制。反過來說,政見不是法例訂明的參選限制,亦難有一個客觀和確實的標準去衡量某人持有哪種政見。因此,特區政府既沒有法律權力,也沒有實質標準以政見去限制任何人參與立法會選舉。

惟近日有消息指出,特區政府有可能拒絕某些民主派人士參選;建制派輿論更大力鼓吹特區政府應拒絕因為宣誓案而被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的人士參與補選。儘管今次補選是源自有議員因宣誓被褫奪就任資格而觸發的;但在該案中,法庭只是裁定被褫奪議席者的宣誓不符合法定要求,完全沒有質疑他們的參選和當選的資格。也就是說,宣誓是否符合法定要求,與該人有沒有參選資格,屬兩回事,不能以宣誓來限制參選權利。

選管會有法可依

儘管某人的參選資格是由選舉主任決定,但當選舉主任考慮該參選人是否符合法例規定的參選資格時,應徵詢選舉管理委員會(下稱「選管會」)的提名顧問委員會的意見,而絕非按一般情況或如官員所說,要徵詢律政司的意見。

原因是按照《選舉管理委員會(提名顧問委員會(立法會))規例》第6條,凡某參選人已向選舉主任呈交提名表格,選舉主任可就該參選人是否有資格獲提名為候選人或是否喪失資格,向顧問委員會要求提供意見。

其實,選管會本身是一個獨立法定機構,主席必須由高等法院法官擔任,只要他切實地行使職權,不受特區政府干預,便必定可以依足法例,讓選舉公開、公平和公正地舉行。為此,民主派議員已去信選管會主席馮驊法官,要求就上述問題會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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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日常生活裏的忙中有錯

2018-1-15 | 信報財經新聞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一年一度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今年有個新亮點,就是新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首次出席典禮。鄭司長甫上任即因為僭建事件而成為新聞焦點,社會固然格外留意她在典禮的演說,特別是對法治的理解。

關於法治,鄭司長是這樣說的:「實行法治見諸於眾多方面。法律是通過實踐而得以彰顯,但是不應該只由律師、法官和政府實踐。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都應該遵守和尊重法治。我們的日常生活和一舉一動,都是法治的明證。我們各人須共同承擔責任,尊重、提倡和推動法治,作為本港社會的基礎。」(原文是英文,此為政府的中譯本)

鄭司長不高談闊論法治的理念,反而言簡意賅地闡述法治的實踐。的確,法治不是法律界-- 例如法官和律師--的專利,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對維護和促進法治出一點力。

比如說,當下香港的日常生活裏,「衣食住行」中的「住」,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買樓更可能是大部分市民畢生最重要的決定之一。不諳法律的普通市民,面對艱深和複雜的買賣文件和樓宇契約,自然無法應付。即使生活不繁忙,都必定要委聘律師幫忙。而律師的職責,就是確保買賣合法,其中當然包括提醒買家留意單位有無僭建,以及如有僭建的法律風險。買賣樓宇毋須尋找專門和資深的律師,只要在大學讀過「法學專業證書課程」的律師(事實上所有律師和大律師都必須修畢這個課程才能執業),都已經有足夠的法律知識去完成一個合法的交易。

重挫新司長威信

說到「忙」,「忙」肯定是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可能是大部分)。尤其俗語有云「能者多勞」,有本事的人,自然有更多事情兼顧。比如說鄭司長本身是一位資深大律師,未接任律政司司長前,既是法律界一位出色的調解員和仲裁員,而且被政府委任多個重要法定委員會的主席,例如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交通諮詢委員會及上訴委員團(城市規劃)等等,更在香港和內地大學的法律學院授課。

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畢竟有限,世務纏身,忙中有錯,百密一疏,本是平常。但問題是,錯漏的程度孰大孰小?對於一個專業人士來說,錯漏如果涉及本身的專業,令人質疑其專業水平甚至專業操守,就非同小可了。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鄭司長說項,呼籲大家不要咄咄逼人,包容點。然而官員掌握公權力,愈高級官員權力愈大,市民對其要求愈高和愈嚴格,並非因為不包容或咄咄逼人,而是基本的政治倫理。況且,新任律政司司長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要處理自己的違法問題,即使市民願意包容,也無可避免地重挫新司長的威信。

孔子曾經說過:「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意思是先將要說的做出來,然後才說。鄭司長的演詞說得好,更希望她會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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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削立法會權的下半場

2017-12-27 | 信報財經新聞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雖然已經竭盡全力,但立法會《議事規則》還是於聖誕前修改了;可是爭議未能偃旗息鼓,修改《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下稱《會議程序》)於新年後隨即開始。

《基本法》賦予立法會最重要的兩項權力,包括第73(1)條的「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以及第73(2)條的「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

之所以說這兩項權力非常重要,是因為這兩項權力最能突顯行政與立法兩權分立和互相制衡的關係。蓋根據《基本法》第5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如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

如果重選後的立法會仍然通過行政長官拒絕簽署的法案,或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按《基本法》第52(2)及(3)條,行政長官必須辭職。

功能與建制派議員無異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是審議政府《財政預算案》和其他撥款申請的地方。如果比較兩者,《財政預算案》雖然是每個立法年度的最重要法案,撥款數目也最大,爭議性有時卻不及其他撥款申請;故財委會是立法會會議外,第二個經常發生激辯(包括拉布)的地方。

回顧往績,能夠在財委會成功阻止問題撥款的先例不多,例如高鐵、港珠澳大橋、迪士尼擴建、西九文化區、港鐵沙中線等等金額龐大、影響深遠而嚴重超支的工程,即使民主派議員據理力爭,仍然通過,造成花錢愈「豪爽」,問題也愈大和愈多。

更甚者是,明知超支出現,惟在建制派護短之下,財委會也不會深入了解和追查。不然,民主派議員又何須在《議事規則》修改前,趕及運用20位議員站立的呈請書形式,另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港珠澳大橋的超支事宜?

難以阻止撥款通過,當然與《會議程序》較為寬鬆有關。舉例說,要通過一項撥款,只需在席議員過半數贊成就可以;而財委會的法定人數,則只需9人(連同主席)。也就是說,平日在立法會大會經常出現的「點人數」和「流會」,在財委會幾乎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不能否認的是,既然成功阻止問題撥款的機會率不高,而且拉布勢必連累其他沒有爭議的撥款申請,對市民來說也不見得有益,那麼修改《會議程序》,削弱民主派議員為難政府的權力,是否顯得較合理?

或許應該換位思考,如果《會議程序》修改了,民主派議員的權力便只剩下問兩三條幾分鐘的問題,然後就是投票,功能與建制派議員無異,這樣是否在立法會選舉中,投票給民主派議員的大部分選民的期望?社會又是否希望見到立法會變成一個對政府的提案只能快速通過、不許半點留難的憲制角色?

【文章】支持特區政府尊重選管會決定

2017-12-7 | 信報財經新聞
A18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選舉管理委員會(簡稱選管會)上周公布因宣誓案而出缺的4個立法會議席,將於2018年3月11日舉行補選。

補選日期旋即變成政治新聞,因建制派兩大黨議員兼行政會議成員開腔回應和「爆料」。先是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指補選日期正值北京召開人大和政協會議,批評選管會作決定時,有部分人可能沒有考慮到,或者對國家政治傳統不太熟悉;後有身兼全國政協的林健鋒透露這個決定令很多人、包括「上面的人」不高興。

為何考慮「上面的人」

究竟選管會決定補選日期,以至與選舉有關的安排時,要不要考慮所謂的國家政治傳統或「上面的人」?不妨看看選管會本身怎樣說。

選管會主席馮驊法官在選管會網頁開宗明義地說:選舉管理委員會是一個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於1997年成立的獨立、公正和非政治性的組織,主要宗旨是確保在任何時候,公共選舉均在公開、公平和誠實的情況下進行。

那麼我們要問兩個問題:一、如何確保選管會是獨立運作?二、如何令一個負責安排選舉這類非常政治化活動的選管會,成為一個非政治性組織?

一個機構怎樣運作,很視乎領導層怎樣產生。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3條「選管會的設立及其成員」,選管會主席必須是高等法院法官,而且如屬以下人士,即不可出任選委會成員:一、特首候選人;二、選委會委員;三、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或區議員;四、任何政治團體成員;五、行政長官認為他是或成為積極地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六、他是或成為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國家級、地區級或市級國會、立法機關、議院或議會的成員;七、政協委員;八、中央人民政府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武裝部隊的成員;九、立法會職員及政府官員等等。

簡言之,只有切斷一切政治聯繫的人,才能出任選管會主席和委員。這個限制,目的顯然是要令選管會於決定選舉事宜時,單單從法例要求和實際運作方面考慮,而不受其他因素影響。

為何要遷就小眾

故此,有人批評選管會沒有考慮人大和政協兩會的會期而定出補選日期,此言差矣;因為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被問及有沒有考慮其他日子補選時,他表示「有努力過」,這樣反映選管會事前不是不知道補選日期「撞」了兩會,而是考慮過後,可能認為這一點不重要,所以毋須特別遷就。

所以,即使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認為,因為香港有很多人大和政協要北上開會,選管會應解釋為何決定在兩會舉行期間補選。惟港區人大和政協的數目,加起來只有200多人,選管會考慮過後,也許認為人數太少,毋須特別遷就,非常合理;否則,大家應該反過來問,為何要遷就這200多人來決定補選日期了。

此外,他又作類比,說選管會一般有考慮學校考試時間來定補選日期,所以考慮兩會會期也不影響其獨立性。

然而,眾所周知,選管會之所以要顧及學校考試時間,最重要的原因是,選舉時須要借用各區很多學校作為票站,這是實際操作的考慮,當然是獨立決定。這個與是否考慮兩會會期的性質截然不同,不能類比。

抵住無理政治壓力

所以,今次筆者完全支持特區政府,能夠抵住無理的政治壓力,尊重選管會的決定,以及嚴格按照條例辦事。

話說回頭,2016年立法會舉行選舉時,特區政府與選管會都曾經以確認書來篩走參選人。筆者在此提醒選管會和林鄭月娥,明年進行補選時,應該繼續抵住政治壓力,不要重複利用確認書來耍無理的政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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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泛民力阻修規 郭榮鏗:日後更刁鑽

2017-12-4 | 信報財經新聞
A14 | 政情 | 專訪

泛民力阻修規 郭榮鏗:日後更刁鑽

民主派因宣誓風波失去立法會分組點票否決權,在《議事規則》修訂一役由頭到尾處於被動。法律界議員郭榮鏗表示,民主派會盡一切能力阻止建制派的修訂通過,「到今時今日呢一步,我哋係做晒可以做嘅嘢。」他直言,即使建制派成功修訂《議事規則》亦無法處理拉布,「日後拉布只會更刁鑽、更難搞」。

立法會大會周三開始審議《議事規則》修訂,民主派多名議員亦獲批准提出共34項修訂,包括要求容許立法會議員發言可用手語,以及訂明立法會主席須平衡多數人與少數人的權益等。不過,預料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將安排所有修訂合併辯論,估計民主派可爭取的時間有限。

郭榮鏗接受本報專訪表示,不認同拉布的問題是如建制派所說般嚴重。他指出,過去4年政府向立法會提出98條法案,當中93條獲通過;其餘200多條附屬法例,立法會亦全數通過。

「咁嘅數字係好大問題咩?每年《財政預算案》政府都通過得到。咁係反映議會好唔暢順咩?你睇其他周邊民主國家,佢哋有冇咁高通過法案的能力?」

責政府諮詢乏足夠

郭榮鏗表明,議會的問題不在於拉布,而在於政府諮詢是否足夠,以及行政立法關係好壞。他舉例,上屆政府在立法會換屆之前急急提出醫委會條例修訂草案,結果因拉布而胎死腹中。「但今屆政府退後一步,重新做一次諮詢。你睇下幾順?醫生都話支持。再退一萬步講,好多嘢有爭議性都通過啦。好似『一地兩檢』夠唔夠爭議性?(政府提出無約束力動議)咪一樣通過。」

郭榮鏗說,時間對於反對派而言是最重要的武器,因民主派在議會內屬少數,而且權力有限,「如果連阻下佢(政府)都唔得,咁我哋仲可以做啲咩?如果《基本法》23條嚟嘅時候我哋可以做咩?」

他強調,民主派絕非無差別拉布,例如《致謝動議》亦有民主派議員投下贊成票,「如果要立法會好似人大咁所有嘢呯呯聲通過,咁不如取消立法會算啦。」

「講出來就不是奇招」

對於建制派提出多項修訂壓縮拉布空間,郭榮鏗說絕對無法處理拉布問題,「你改得呢樣,人哋會識用另一樣。日後只會更刁鑽、更難搞,只會削弱咗立法會的權力。」

郭榮鏗續稱,民主派因今次事件變得更團結,早在暑假期間已開始準備工夫,「唔係瞓喺度畀佢過」。

他舉例說,民主派10月中發動「突襲」,搶先向立法會大會提交34項《議事規則》修訂;之後在議事規則委員會與建制派激辯,其後亦在內會據理力爭。至於周三會否再有「奇招」?「講出來就唔係奇招了。」

採訪、撰文:畢礎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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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支持法援 維護法治

2017-11-29 | 信報財經新聞
A20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立法會正在審議一項附屬法例的修訂,以增加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師費。修訂本身的爭議雖然不大,只是按通脹率相應增加,但見微知著,可以由此觀察目前法援未能做得更好的原因。

刑事法援只適用於區域法院或以上法庭審訊的刑事案(裁判處的案件則有當值律師服務),代表被告出庭的律師,每小時1760元,大律師則是1560元;在愈高級的法庭,每小時費用便會遞增,但修訂後都只增加數十元,分別為1830元和1620元。這相對於法援以外自行聘請律師,無疑相差頗遠。當然願意承接法援案件的律師,知道受助的都是貧困市民,定全力以赴,不會將貨就價。

然而,這制度衍生結構性問題,其一是難以吸引資深律師參與,原因是費用不會因應律師或大律師的資歷而增。其實這不但違反專業行業市場定律,也偏離一般公共服務常規。

比如說,在醫學界,年資愈高的醫生,收費應該比初出茅廬的年輕醫生為高;即使公營醫院,在專科診所服務的,一般而言工資也比普通科門診和急症室的醫生高,而市民看專科的診金也比看門診和急症的貴。

不過給予律師和大律師多少費用,不是法援署說了算,是由政府決定。如今次律師費修訂,是由民政事務局局長提出。因此要改變這制度缺失,政府責無旁貸。法援署和參與法援的律師,套用一句俗語來形容就是「以蔗渣嘅價錢,做出燒鵝嘅味道」。

值得留意的是,刑事與民事案件雖然性質不同,但對普通市民來說,兩者同樣重要,有時刑事案件甚至比民事更重要,蓋刑事案件必然牽涉人身自由。此外,刑事案件的後果,對一個人來說往往是影響深遠的。

近年經常有人——絕大多數情況是建制派——說法援為人濫用。但根據政府每年隨《財政預算案》提交的部門開支預算和報告,法援署收到的民事法援申請,過去3年分別有16288、15165和14733宗,獲批僅7526、7058和6878宗;數字不但逐漸減,且獲批宗數從來不及申請數目半數。

當然這是由於法援有嚴格的制度,先有資產審查,後有案情審核;絕大多數申請法援失敗的原因,都是基於無法通過案情審核。就是法援署評估案情後,認為有合理的爭辯機會,才會批出法援。法援署也不會單靠署內的律師審閱申請,很多時還尋求外間律師的獨立意見。如果這樣的審查後還說有人濫用,那不是對法援制度的無知,便是故意抹黑法援署和申請人。

即使批評,也有正面或負面的意義。民主派議員,尤其是法律界議員,從來都欣賞法援署工作,也指出它可以做得更多和更好的地方,目的旨在使它能夠服務更多市民,維護更大公義。至於建制派議員,因為市民得到法援而挑戰政府,就把法援與市民「連坐」起來。如此政治凌駕法治,對香港有害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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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對中症下錯藥?

2017-11-13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房屋問題一直是困擾香港的老大難題,尤其近年隨着香港人口不斷膨脹,外圍因素(如利率長期偏低和內地資金湧入)影響,以及政府政策失誤(如2002年宣布無限期停建居屋),導致問題惡化至一個社會危機的地步。

因此,特首林鄭月娥就任後第一份《施政報告》以解決房屋問題為首要急務,可說是對中症狀。惟房屋問題是複雜的,因為人對房屋的心態至少有兩個,一是對於住的基本需要,二是對於擁有資產的期望。

居住需要與置業期望

最理想的狀況,固然是人人都有自己的房屋,那就可以同時滿足需要和期望。這是過去數十年不少香港市民已經達成的理想,也是促成香港成為安居和繁榮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見,這兩種需要和期望並不一定是二元對立的。可是,當房屋資源有限(甚至匱乏),市民的經濟能力又有很大差異時,要先滿足需要還是期望,便成為房屋分配的取捨問題。由於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的基本需要和權利,故優先把房屋資源用來解決住的問題,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亦是香港房屋委員會自1973年成立以來的宗旨。房委會負責制訂和推行本港的公營房屋計劃,為不能負擔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解決住屋需要,從而達致政府的政策目標。房委會負責規劃、興建、管理和維修保養各類公共租住房屋,包括出租公屋、中轉房屋和臨時收容中心;至於「居者有其屋」計劃,則於1976年提出,並於1978年開始實行。由此可見,提供公屋與居屋都是房委會的職責,但以公屋為先,居屋為次。

林鄭月娥《施政報告》最大的「亮點」是,以「綠置居」(即居屋)取代公屋。無疑,這個建議一方面能同時解決居住需要和置業期望,似乎是一石二鳥的良策;另一方面,這個建議以吸引公屋居民購買居屋而騰出公屋單位,數字上看似沒有減少公屋的供應量。

改變政策恐捨本逐末

然而,這是資助房屋政策的改變,也是房委會職能的轉移。房委會雖然是一個龐大的法定機構,但只要因時制宜,能夠秉持宗旨,繼續服務市民,職能可以隨時轉移。但說到政策,一旦要改變,就必須視乎兩個因素:政策本身要處理的問題是否有新的變化?或改變政策能否更有效地處理現有的問題。

或許看看現在面對的問題是怎樣。根據房委會日前公布的數字,截至今年9月底公屋輪候冊達到28萬宗申請,平均輪候時間為4.6年。問題沒有新的變化,只有惡化和仍然嚴峻。《施政報告》提出的「綠置居」方案,雖然沒有減少公屋的數目,但同時整體數字也沒有實質的增加。

這便難怪社會有強烈意見認為「綠置居」不可取,原因是它以一個間接方法取代一個直接方法解決公屋輪候的問題,而且建議本身似乎以幫助較有能力者置業為先,解決較弱勢者的基本居住問題為後。

其實,要滿足市民的置業期望,還有其他社會資源和政策工具可以利用,政府不必改變現時專門用來解決基層市民居住需要的政策和資源去做,否則市民就會覺得政府是捨本逐末,對中了症,卻下錯了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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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揭開香港新一章:是延續還是轉折?

2017-11-3 | 信報財經新聞
A23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不知道事有湊巧還是精心安排,每5年一次的中國共產黨全國黨代表大會和香港特首選舉,每一屆都在同一年舉行;又不曉得是巧合,還是刻意呼應,特首林鄭月娥第一份《施政報告》的前言,是以「新的開始」為題;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的工作報告,以及列入黨章的「習近平思想」,則以「新時代」為重點字眼。

一個故事,凡有新角色加入,或有新形勢出現, 情節就會邁向新一章。如果香港就是一個故事,那麼在習主席高喊的新時代之下,特區政府有新特首林鄭月娥上場後,香港故事應該也邁向新一章。然而,這一章,究竟是新的轉折,還是舊的延續?

香港不單是中國的一個重要城市,而且基於歷史背景、社會狀況和政治制度, 中國與香港也存在一種特殊關係。香港人一方面認同香港是屬於中國的,另一方面也自覺與中國大有不同,故希望雙方維持一種和而不同的關係。

不能否認,近年中港之間存有不少矛盾,追本溯源,其實並非始於意識形態的衝突,而是基於一些很現實的生活問題。比如說,因自由行導致的「雙非嬰」、「搶奶粉」、「搶學位」等等。

經常自詡是中港橋樑的特區政府,若能審時度勢,於問題萌芽時向中央提出檢討和修訂自由行政策,相信雙方關係不會突然急劇惡化,為後來因為各種政治議題而誘發的衝突提供一個易燃的背景。

建制派忙於修改議事規則

當然,矛盾不只在外部,內部都有。在一個有選舉的社會,有兩個(或更多的)政治力量互相較勁,是必然發生和正常不過的現象。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有選舉,民主派和建制派就是在這個定律,以及香港的獨特環境下產生的。兩方有不同的理念,代表不同的利益,主張不同的政策,本是平常,雙方互相辯論, 更可說是健康的。

然而,如果雙方的較勁變成脫離民眾的政治鬥爭,議會便會淪為離地的角力場,對政治生態和市民生活有害無益。

新一屆政府上場,林鄭月娥回歸傳統,在新年度首個立法會會議發表《施政報告》。《施政報告》本來是每個年度立法會首要的重大議題,議員理應專注研究和發表意見,好讓政府未來一年的施政能有益市民。

可惜今年甫開局,建制派卻埋首於修改《議事規則》,迫使民主派回應,分散議會對《施政報告》和其他社會議題的注意力。

建制派聲稱,此舉是為了防止拉布阻礙立法會運作,但要搞清楚,民主派每次拉布的目的(大家可能未必同意),不是要妨礙立法會做事,而是盡量阻止政府強推有問題的政策或法案。

拉布也不是只有破壞而無建設,例如今年重返議會的《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在上屆立法會引起醫學界的強烈反彈,立法會拉布迫使政府收回,經修訂後現在重推,即得到醫學界普遍支持。

中港關係及民主派與建制派的關係,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其實有一個相同的性質,就是只要中央考慮對港政策,建制派審議政府政策時,盡量去政治化,多點從政策本身的優劣作專業的研究和分析,那便一方面政策會盡善盡美,另一方面彼此關係亦會趨向良性互動,往後即使處理更敏感的政治議題,雙方也有更大的空間。

這一刻的香港,如此期望或許是異想天開,但並非沒有可能做到,只要掌權的轉念,故事的戲匭就不會延續混亂,而是轉折至積極的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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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修改議事規則意欲何為

2017-10-26 | 信報財經新聞
A2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6位民主派議員因宣誓案而失去議員資格。新一個年度立法會開始,一如所料,民主派於失去立法會內分組點票的否決權後,建制派即乘機提出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包括提出呈請書門檻由現時20人增至35人、大會主席有權整合「序列式修訂」、把立法會表決時間直接由5分鐘縮短至1分鐘而毋須提縮短時間動議等。

從歷史軌跡和普世經驗看,議會愈是民主化,發展愈是成熟,權力必然愈來愈大;反之,若然一個議會權力愈來愈小,便意味那個議會愈來愈專制和落後。所以,當香港的立法會有近半議席不是由直選產生、過半數議員是反民主的時候,議會權力愈來愈小,甚至自我削弱既有權力,可說是必然發生的事。

建制派聲稱修改《議事規則》的目的是,要制止拉布。然而,仔細看他們的建議,則明顯是渾水摸魚,因為當中有些修改與拉布完全無關。

比如說,把提出呈請書門檻由現時20人增至35人,就是最明顯地跟拉布風馬牛不相及的。要是讀者有留意,每次提出呈請書,整個過程大約只需5分鐘,又如何拉布?既然如此,建制派建議增加提出呈請書的人數,究竟意欲何為?

或許從呈請書的「往績」便知端倪。透過呈請書而成立的專責委員會,迄今為止有3個,包括「調查湯顯明先生任職廉政專員期間的外訪、酬酢、餽贈及收受禮物事宜專責委員會」、「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及「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UGL Limited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當中牽涉的,全是極為重要、引起香港社會高度關注的事件。

為政府掩過飾非

而民主派議員之所以透過呈請書成立這些委員會跟進事件,唯一原因,就是建制派議員否決民主派援引《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的動議。若然修改《議事規則》,把提出呈請書的門檻增加至35位議員,則毋疑是要得到建制派議員同意,才能成立委員會,即必定重蹈引用《特權法》遭否決的覆轍。最終的結果是,上述3個專責委員會根本不可能成立,令湯顯明事件、高鐵超支和梁振英UGL事件這些社會關注的醜聞,立法會便可不聞不問。

由此可見,建制派提出修改《議事規則》,意不只是停止拉布,還要削弱立法會權力,令立法會無力監察政府,淪為為政府保駕護航和掩過飾非的附屬機構。

民主派提出修改《議事規則》,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作為手段,是要妨礙立法會通過建制派提出的修改;而其目的,大家如果有留意民主派提出的建議,應該知道是為了讓立法會更有力監察政府和更好地服務市民而提出的。

例如要求加入手語作為法定語言,就是要照顧聽障人士的需要,而這個規定,外國很多先進議會已實行多年;還有是建議增加立法會秘書和法律顧問的人數,目的是要令議員獲得足夠的支援,提升監察和議政的質素。究竟立法會應該削權還是充權,相信市民是懂得分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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