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英雄的教誨

信報財經新聞 2017-7-17
A17|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落筆之時,乍聞劉曉波先生死訊。面對一位因追求民主而被政權打壓至死的英雄,除了悲憤之外,也追思他的言傳身教,接續他的未竟志業。

劉曉波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兩次言傳,是2008年他草擬的《零八憲章》,以及2009年12月受審時向中國法院遞交的陳述文章〈我沒有敵人〉。

六大訴求適用今天香港

《零八憲章》有六大訴求,包括:

自由: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

人權:人權不是國家的賜予,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保障人權,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標和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以人為本」的內在要求。中國的歷次政治災難都與執政當局對人權的無視密切相關。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於人民,政府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個個體的人,不論社會地位、職業、性別、經濟狀況、種族、膚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須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落實公民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權利平等的原則。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權制衡與利益平衡,就是多種利益成分、不同社會集團、多元文化與信仰追求的群體,在平等參與、公平競爭、共同議政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

民主:最基本的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點:(1)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政治權力來源於人民;(2)政治統治經過人民選擇;(3)公民享有真正的選舉權,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必須通過定期的競選產生;(4)尊重多數人的決定,同時保護少數人的基本人權。一句話,民主使政府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公器。

憲政:憲政是通過法律規定和法治來保障憲法確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的原則,限制並劃定政府權力和行為的邊界,並提供相應的制度設施。

以上這些不正是今天的香港應得未得和逐漸崩潰、我們必須奮發追尋和竭力維護的核心價值嗎?

至於劉曉波先生的陳述書〈我沒有敵人〉,最深刻的啟發是:爭取民主的人,是沒有敵人的。因為爭取民主,不是爭權奪利。我們爭取民主,不只為了自己,也不是為了令那些打壓我們、辱罵我們、譏諷我們、反對我們的人消失,而是要這些人都得享民主。

政權愈無理 愈要講道理

劉曉波先生的身教,見諸他一生用最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去實踐自己的志業。從1989年參與民運,在天安門廣場呼籲非暴力抗爭,到六四前夕與政府軍隊談判,爭取時間並說服數以千計學生撤離,減少清場時的傷亡,被譽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即使被政府誣告、入獄、軟禁多年,仍不懈發聲……這些身體力行,都教我們曉得,當政權愈無理,我們愈要講道理;當政權愈兇悍,我們愈要溫厚;當政權愈打壓,我們愈要堅持;當一切看似徒勞無功,我們更要常存盼望。

劉曉波先生的貢獻令中國人民感到驕傲,但他的遭遇使中國政府盡顯無恥。

巨星隕落,迫害未止,唯願劉曉波先生妻子劉霞及其他親友重獲自由,以慰劉曉波先生自由之英靈。

20170717_HKEJ

英雄的教誨

【文章】也談相信

信報財經新聞 2017-7-6
A19|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國家主席習近平於香港回歸中國20周年時訪港,發表多次講話。筆者應邀參加歡迎晚宴,當時習近平主席發表一篇姑且可以題為「三個相信」的演說,值得再三思考。

他在演說中提出「三個相信」:第一是相信自己,第二是相信香港,第三是相信國家。這三個相信,習近平列舉的原因,大抵是中國和香港在經濟發展上的優勢和成就。

以「兩個相信」回應

無疑,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國力的進步,是舉世矚目的;香港的強項和成績,不論回歸前後,亦是世所公認的。可是國家與人民之間的信任,很多時不是建基於經濟環境的好壞,更絕對不是國家與人民互信的唯一原因。

「相信」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向的。既然習近平說香港市民要有「三個相信」,那麼香港市民也可以期望中央政府有「兩個相信」:一是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是理性的;二是相信香港市民是願意支持「一國兩制」的。

香港大部分市民是理性的,因為沒有市民會否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更曉得要維持香港的繁榮和安定,港獨不是一個可取的方法。

冀一國兩制運作良好

與此同時,香港市民都很清楚,中國與香港在文化、意識和制度等各方面有根本和明顯的差別,因此即使在土地和主權回歸中國之後,仍然強烈希望香港能保持固有的獨特之處。當時中國政府的領導人鄧小平亦深明維持香港既有的文化、意識和制度,方能維持這個地方的繁榮、穩定和進步,以及爭取到當時的宗主國英國與國際社會的支持收回香港,所以首先提出「一國兩制」,然後才與英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並把聲明呈交聯合國秘書處登記。

香港市民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願意回歸中國,更希望「一國兩制」運作良好,長遠實施。如習近平所言內地官員了解這段歷史,便應當相信香港市民是願意支持「一國兩制」的。

外交部否認承諾?

然而,是否相信,很視乎作出承諾者是否「守信」。儘管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是30多年前的事,日子久遠卻不等於時效已過,因為這份聲明不單是中英兩國之間的事,也是《基本法》有載列的文件。《基本法》第159條第4款訂明「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牴觸」。

所謂中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按《基本法》序言的第二段所載,是「已由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簡單來說,《基本法》沒有修改,《中英聯合聲明》亦會因而繼續有法律效力。

可是,就在習近平發表「三個相信」演說的同一天,遠在北京的中國外交部卻在例行記者會上聲言《中英聯合聲明》作為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不曉得這個是否企圖以外交詞令否認白紙黑字的承諾?

要別人相信,最基本的要求是履行曾作出的承諾;人與人之間如是,國家對人民更應如是。給予港人真正的高度自治和民主政制,既是中央政府相信香港市民的表現,更肯定是說服香港市民相信中央政府的最好方法,也是向全世界顯示中國願意遵守國際條約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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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相信

 

【文章】回歸廿年 香港法治

信報財經新聞 2017-6-27
A21|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臨近7月1日,適逢今年是香港回歸中國二十周年,傳媒都在做回顧特輯,當中總會在某些大事件裏看到香港法律界的身影,令人有既欣慰又擔憂的複雜心情。

正如回歸後幾位中央政府領導人說,「一國兩制」是新事物,對香港法律界來說,最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必然是「人大釋法」。

香港屬普通法法系,中國則屬大陸法法系。在普通法法系中,法律的解釋權只在法庭,而大陸法法系,除法庭之外,其他法定機關也有解釋權,甚至是最終解釋權;在中國,法律的最終解釋權在人大常委會。

香港回歸中國,兩個法系既要清楚區分,亦要部分磨合,因此《基本法》第158條一方面訂明香港法院就香港自治範圍內的案件,有權解釋《基本法》和所有本地法律;另一方面,除賦予人大常委有釋法權外,更重要的是設下了一些規限,包括案件必須屬於中央管理的事務或中央與香港的關係,而香港法院認為有需要,並於作出終審裁決前,可提請人大常委會要求釋法。

這個安排本來無可厚非,而且只要嚴格恪守,必然既能夠讓香港的法治更上層樓,亦足以給全世界證明「一國兩制」堪稱典範。可惜回歸不到兩年,第一次釋法便出現了,至今共有5次釋法。除了第4次可算是依足第158條的程序之外,其餘4次都是中央政府在極度爭議的情況下,單方面或隨己意地行使釋法權,也遑論釋法的內容是否合理了。

所謂「疾風知勁草」,尚可慶幸的是,儘管受到多次人大釋法的衝擊,香港的法治精神和法律制度仍然屹立不倒。這全賴法律界同業──包括法官、律師和法律學者持之以恒地以專業精神謹守崗位,以及香港市民的支持。

一個名叫「世界公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的獨立組織過去多年就全球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法治水平作出分析和評估,香港一直以來都高踞前20位(2016年香港16位)。此外,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於2016年發表的《2016至2017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香港的司法獨立程度在全球約140個地區中排第八。

維持法律質素在一個高水平,並不斷追求進步,亦是優良法治的必要元素。過去20年,香港在這方面的表現可說備受世界注目。回歸後,香港法院作出的不少裁決,就成了其他普通法地區必然參考,更是大學法律學系教科書中引用的案例。最著名的要數「鄭經翰及另一人對謝偉俊」(﹝2000﹞3 HKCFAR 339),這本來是一宗誹謗案件,但終審法院法官在判詞中,就「公正評論」(Fair Comment)下了定義,不但為言論自由提供多一個有力的保障,也成為其他普通法地區法院在處理有關言論的罪行時必須參考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有份審理上述案件的5位終審法院法官中,有3位是外籍法官,包括時為常任法官的包致金以及另外兩位非常任法官羅弼時爵士和李啟新勳爵。香港法院之所以能聘請海外優秀的法官為我們的司法制度作出貢獻,其實全賴《基本法》第82及92條訂明,香港法院可從其他普通法地區邀請和聘用法官審案。任何人如果說香港不應有外籍法官,那不是愚昧就是無知,或愚昧無知。

這樣足以證明,只要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必定能夠維持和促進香港優良的法治。這一點,筆者相信香港絕大部分法律界同業都同意,更希望中央政府都能明白和遵行。

20170627_HKEJ回歸廿年 香港法治

【文章】限制申請法援的理據

信報財經新聞 2017-6-16
A23|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近日法律援助署以過去曾多次申請法援提出司法覆核被拒、行為構成濫用法援服務等為由,決定不受理市民郭卓堅於未來3年內有關司法覆核的法援申請。法援署此一決定惹起很多不同意見的討論,筆者在這裏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看法。

確保香港市民擁有尋求司法公正的權利,包括向行政機關提出訴訟,是法治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基本法》亦有按此原則設下特定條文,分別是第25條「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第35條第2款「香港居民有權對行政部門和行政人員的行為向法院提起訴訟」。

法庭不宜作政治判斷

當市民因行政機關的決定而受到損害,卻沒有資源聘請律師提出訴訟,便可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第91章)申請法援;通過資產和案情的雙重審查後,法援署便會委派律師,代表申請人提出司法覆核。法援是保障有合理理據提出法律訴訟或抗辯的市民不會因欠缺經濟能力而無法尋求公義,是彰顯法治精神非常重要的基石。

郭卓堅多次申請法援被拒絕,相信是由於無法通過案情審查。《法律援助規例》(第91A章)第11條賦予法援署署長酌情權,當申請法援被拒達4次或以上,而署長認為其行為構成濫用條例提供的協助,便可命令對該人日後提出的任何申請不予考慮,而該命令的期限則不得多於3年。條例的原意不是基於某人多次申請被拒便限制其申請,而是申請構成濫用。那麼,筆者認為法援署作決定時便須考慮以下兩個法律觀點:

一、怎樣算是濫用?雖沒有法律或案情定義「濫用法援」,但有法律原則界定何謂「濫用程序」。若有人慣性及不斷提出無合理理據的訴訟,則法庭有權禁止該人再提訴訟。法援署署長應有借鑑這個原則而作出今次的決定。

不過,須知道司法覆核的難度較高,法庭不會亦不適合作出政治判斷;而行政機關作出的決策要達致不合法(illegal)、極度不合理(wednesbury unreasonableness)或程序上不恰當(procedural impropriety),司法覆核方能成功,但合法的政策則不一定是合理的決定。

譬如2009年,由於教育局宣布不再資助年滿18歲智障學生的政策,涉嫌違反《殘疾歧視條例》和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國際公約》,筆者因而義務參與提出的司法覆核。雖然最終敗訴,但政府其後寬鬆處理,撤銷強制18歲以上智障學生離校的規定,間接承認政策雖然合法卻不合理。

因此,申請者多次因政府不合理政策而申請法援作司法覆核,但不能符合該決定而有機會達致上述3個標準的審查門檻而被拒絕,是否便構成「濫用法援申請」,在法律上便有辯論空間。

二、由於法援署署長行使酌情權禁止申請人於一段時間內申請法援,這涉及申請者向行政決定申訴的基本人權,因此該決定必須合乎相稱比例。若申請人挑戰法援署署長的禁令,而法庭確定申請人濫用法援後,也要處理禁令的時間和限制是否合理。假設法援署署長今次禁止郭卓堅未來所有──包括刑事或民事的法援申請,而非目前只限於司法覆核的申請,法庭便有較大機會認為其禁令不合理。

歸根究柢,香港政制扭曲,政府施政頻頻失誤, 解決政治紛爭渠道失效,市民沒有方法影響施政,惟有向法庭尋求公義。惟法庭只能處理法律爭議,不是解決政治問題的地方,把政治問題逼向司法機構,只會予法庭和法援署不必要的壓力。今次法援署署長的決定涉及市民受《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必須小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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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申請法援的理據

【文章】寫在六四之後

信報財經新聞    2017-6-7
A16|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歷史不會因時間而更改,但人心會隨歲月推移而不同。人愈接近一段歷史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感受當然較深刻,反之則淺淡,本是常理。因為思潮變遷而對一段歷史重新評價,也是常見之事。一些原以為既有定論,習以為常,毋須爭辯的事,驟然變成激辯話題,或許會令人感到詫異,卻不一定不合理。

六四事件,正好是反映這個世情的典型例子。

從前,即使曾經在1989年6月4日目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暴行和慘劇,扼腕慟哭,又在傳媒公開譴責、反對或否定中央政府所作所為,那些自詡愛國的人,不過幾年,就變了臉,對往事三緘其口,有的甚至刻薄和無理得對紀念這件事的人嬉笑怒罵,認為他們利用過去的歷史抹黑國家之後帶來的進步和成就。這些誑語,歪曲事實,違反人情、道德和常理,駁斥一番,講的人無言以對,以後不用理會。

倒是近年有些人,對民主的追求和堅持比其他人可能更熱心──說不定跟28年前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一樣──卻對悼念「六四」嚴厲批評。有些批評,表達方法或許令人難受,卻不是無的放矢,亦看得出主辦者正在改善;可惜,有些批評,道理不通,傷害感情,就難免叫人搖頭嘆息。

筆者無意在這裏仔細反駁那些批評,只是想分享一些看法和經歷:每個人對於歷史事件的感受不同,是無可厚非的。同樣,每個人因為什麼而得到政治啟蒙,除非其政治理念有問題,否則也是無可厚非的。有人是因為雨傘運動受啟蒙,有人是因為七一遊行,有人是因為六四事件……以筆者本人來說,在成年之前,認知中最大和最深刻的政治新聞,就是六四事件;成年之後,正式從政之前,最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是2003年和2004年的七一遊行;從政之後,見證過歷時最久的政治事件,是雨傘運動。不同的認知和經驗給予每個人多樣而微妙的影響,從而塑造其政治理念。最重要的是和而不同,即是說如果大家的理念接近,目標類同,即使結不成同志,也不必當作敵人。

近年對悼念「六四」有質疑的,其論點大多建基於本土思潮。如果將六四事件說成與香港民主毫不相干,是將中國和香港割裂的一個表現方式,那麼,可以肯定這是一種精神勝利法,亦幾可肯定,在現實中爭取民主的路必然更難行。重複做事不一定是行禮如儀,添注新元素不需要漠視舊情懷,香港民主亦不必也不可能脫離國家。

曾經聽過一位老前輩打一個有哲理的比喻:我們這些經歷過「三年零八個月」(指二次大戰時日本佔領香港時期)的,當然對日本沒有好感,更加不會好像現在那些後生仔一年去幾次日本旅行;同樣,在英治時代,曾經在1899年發生了一次起義,約500個新界村民被英軍殘殺。這些事件,都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同等重要,不應遺忘。

期望下年「六四」,沒有人再需要為一些不重要的話題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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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六四之後

【文章】彈劾周浩鼎與梁振英

信報財經新聞    2017-5-26
A23|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和特首梁振英「打龍通」,企圖影響「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UGL Limited 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下簡稱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事件發展至今,在兩位共謀者都承認他們所作所為的情況下,若按照合理的政治道德標準和大量的歷史經驗,周浩鼎和梁振英早應鞠躬下台。

然而,事發超過一個星期,周議員(及其他建制派)還好像要自我催眠般重申自己「無違法、無違規、無隱瞞」;梁振英就更惡劣,不但認為自己「有權力和有需要」做這樣的事,連日來更如抓狂般不斷質疑專責委員會另一名委員梁繼昌的資格。那麼立法會必須和應該做的,就惟有同時向兩位共謀者提出彈劾議案。

無疑,不論是《基本法》、香港本地法律或立法會《議事規則》都沒有條文仔細、具體和特定地寫明立法會議員不應協助政府官員,或特區政府官員不應透過或試圖透過立法會議員介入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工作。因為這是起碼的政治道德和操守,任何一個擔任公職的人都必須恪守。反過來說,又怎會有人認為特首或議員是毋須恪守的呢?情況就好像不會有法律寫明人必須孝順父母,但孝順父母是任何一個人都應有的人倫道德和操守。

儘管沒有專門的法律或規則禁止議員和特首做某種勾當,但法律和規則會列明一些基本原則,一旦那些離譜得社會普遍認為不能接受的事件發生時,都有方法處理。

《基本法》設定了彈劾特首和議員的條文。關於彈劾特首,第73(9)條訂明如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查,立法會可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主席;調查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並向立法會提出報告。

捍衞立法會獨立和尊嚴

如該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至於罷免議員,則第79(7)條訂明若議員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三分之二議員通過譴責,便會失去立法會議員資格。

立法會民主派議員已經分別向周浩鼎和梁振英提出彈劾議案,將於6月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表決。針對周浩鼎的「罪名」有3項,包括:(一)不恰當地干擾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方向,破壞專責委員會的正當程序,屬藐視立法會;(二)隱瞞梁振英替其撰寫調查方向修訂本,並聲稱修訂本完全出自自己手筆,屬作出失實陳述;(三)損害公眾對立法會的獨立性、公正性和公信力的印象,屬嚴重破壞立法會聲譽。

至於針對梁振英,雖然指控只有一項,卻已經非常嚴重,就是不恰當地介入立法會專責委員會事務, 藐視立法會,屬《基本法》第73(9)條所指的瀆職。

通過議案的機會有多大難以估計,亦知道在特首任期不足兩個月的時間下,彈劾梁振英似乎徒勞無功,但這是勢在必行的,因為稱職的立法會議員,總要在捍衞立法會獨立和尊嚴的問題上,知其不可仍盡力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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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劾周浩鼎與梁振英

【文章】單車──未來交通新亮點

信報財經新聞    2017-5-16
A15|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立法會議員不時收到贈書,近日收到且已一氣呵成讀完的,是本欄另一作者姚松炎教授有份編著的《選擇未來──香港2030+民間替代方案》。其中一篇題為〈單車友善──必要在市區提供的交通選擇〉,更破除了一般人對於以單車作為交通工具,甚至在某程度上取代汽車的可能性的誤解。

筆者喜歡跑步和踏單車,較常做的是跑步,原因是較方便,畢竟只要換套衣服、穿上運動鞋便可以開跑。至於踏單車,即使已經有了單車,還要有適合的道路。這方面,住在新界的市民幸福多了,因為政府──從港英政府到特區政府──在規劃新市鎮時,往往會把道路擴闊,甚至開闢單車徑;反之在港、九兩區,路狹車多,踏單車頗見危險。

不過,踏單車比跑步有一個優勝之處,就是單車本身是代步工具,故踏單車不如跑步般,純粹只屬消閒活動。只要規劃得宜,單車可以成為市民交通和運動一舉兩得的工具。

成本效益或比汽車高

然而,當提議讓單車如其他陸上交通工具般在馬路上行走時,很多人會直覺地認為單車走得比汽車慢,讓單車在馬路上走必然會拖慢交通流量,令本來已經非常嚴重的塞車問題更見惡劣。

這種直覺似乎把因果顛倒了。車走得慢是塞車的「果」,塞車的「因」應該是車太多。〈單車〉一文的作者透過臚列不同的數據,論證汽車數量與香港交通問題的關係,當中有關汽車如何低效率地使用馬路,以及近年汽車與馬路增長失衡的比較分析,相信能夠讓讀者對香港的市區道路生態和塞車問題根源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此外,作者利用不同方面的數字分析單車如何可以充分地使用馬路,成本效益可能比汽車更高,相信必定能矯正普遍認為單車是低效的,不適合作交通工具的錯覺。

以單車作為代步工具,是這本書對「香港2030+」這個龐大而且影響深遠的發展策略的其中一個可行想像。書中有很多更專業、更熱心和更資深的作者,如姚松炎、鄒崇銘和任憲邦等,從多角度探討香港現時因規劃失當而產生的問題,並提出未來發展應該走的方向。事實上,一個有生命的城市就跟一個人一樣,需要發展和成長,惟前提必須是健康和平衡。沒有人會盲目地反對發展,但如果沿襲以往的發展理念,重複過去的發展模式,拒絕跳出盒子的想像和創新,那麼所謂發展將會是新瓶舊酒,我們的城市只有簇新的硬件,卻沒有進步的生活。

重複發展模式沒進步

最後講一個故事:上世紀60年代,美國紐約市政府打算設計一條穿過格林威治村的4線快速道路,以解決當地的交通問題。其中要把一個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間華盛頓廣場拆掉。一位沒有大學學位,城市規劃外行人的女士雅布斯(Jane Jacobs)組織當地居民起來反對。她的理念是不能單靠高速馬路來連繫社區,因為坐在車裏的人飛快穿過街道,是不會光顧商店、餐廳和市場的,隔絕了人與社區的關係;反而步行和踏單車的人會停下來光顧,讓街道變得多樣和繁盛,更能維繫人與社區的關係。

這個概念在40多年前是一個創見,如今已是不斷成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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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 ─ 未來交通新亮點

【文章】淺論非法集結罪

信報財經新聞    2017-5-5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星期出席了近期一套話題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分享會,不少人認為六七暴動是近代香港史的轉捩點,因為在暴動之後,港英政府檢討了管治香港的方針和策略,然後推出不少重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為之後香港高速的發展奠下了基礎。

可是,在一系列帶來進步的改革之中,有一項卻成為日後妨礙市民行使公民權利,那就是大幅修訂《公安條例》(香港法例第245章)(下稱「條例」)。

鑑於六七暴動,港英政府在修訂條例時,賦權執法人員拘捕當時的暴徒以遏止暴亂,因此條例的修訂可說是為了應付非常事件的非常手段。而其中一個非常手段,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應是一個不合理的限制,就是訂定了非法集結罪。

最初非法集結罪的定義非常廣闊,但凡多於3人的集會,即使不會構成任何混亂或危險,都有可能被視為是非法集結。有一實際例子:1979年油麻地避風塘發生沉船事件,無處容身的艇戶組成「各界支持艇戶上岸聯合委員會」,他們在乘搭旅遊巴前往港督府請願途中,被警方攔截並指控車上的艇戶和支持者非法集結,結果部分被捕人士被定罪,事件引起法律界憤慨。

條例在1980年再修訂,收窄「集會」的定義,排除以社交、文化和學術等目的的集會為非法集結,並加入30人以下的集會可豁免申請和加入集會發牌制度等。1995年,港英政府再放寬條例對集會的限制,例如減少申請許可須要提交的資料、把要在7天前申請的集會牌照制度更改為通知制度,只須在集會舉行前7天前以書面形式通知警務處處長,而除非警務處處長在集會48小時前發出禁止集會的通知,否則集會可視為已獲得許可。

惟在1997年,當時的臨時立法會卻把通知制改為現時的「不反對通知書」制,即集會須獲得警務處處長明確許可方能舉行。在《梁國雄及其他人 訴 香港特別行政區》一案中(案件編號:[2005] 3 HKLRD 164),終審法院便裁定這個限制違反《基本法》。

但不論多次的修訂,令條例的限制變寬還是收緊,條例本身的性質,就是規管公眾集會和遊行,削弱市民發起和參與集會和遊行等活動的自由度。

易成為濫用先例

特區政府最近一次引用非法集結罪提出檢控的案件,不是平日常見的公眾集會或遊行,而是兩位前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和游蕙禎於去年11月2日嘗試進入立法會會議廳,而造成混亂和衝突的事件。

筆者雖然不同意梁、游的政治立場、其在宣誓時的舉措,以及試圖強行進入會議廳的行動,但對於特區政府以非法集結罪來檢控梁、游,亦不能苟同,原因有二:第一,事發的情景並非條例一般所規管的集會或遊行,而是立法會會議,梁、游的行動旨在進行宣誓,是嘗試履行他們作為合法地被選舉為立法會議員的職責;第二,事發的地點是立法會大樓內,立法會有獨特的憲制地位,本身有議事規則和獨立的秘書處處理各類事務或事件。即使立法會的特權法不豁免議員觸犯的刑事罪行,但不等於特區政府可以引用刑事法去介入立法會事務。

今次特區政府以非法集結罪控告梁、游,此例一開,很容易就會成為濫用的先例。以後若有議員在議會內有任何抗議行為,例如試圖阻止主席強行表決,都可視為犯法。

淺論非法集結罪

 

 

【文章】蘿蔔與大棒的共業

信報財經新聞    2017-4-25
A13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一直關注香港水資源的議題。最近被一本書誌吸引,封面主題是「香港命水」。書中除了簡介東江水供港的前世今生,探討香港的河道與渠務規劃,以及河流生態。

記得讀過一篇研究,指香港若過分依賴東江水,東江水便會成為「阿爺」管教香港的「蘿蔔與大棒」(Carrot-And-Stick Approach)。

要是大家不善忘,應記得好些「愛國愛港」者不時「教訓」香港人,要為內地供應東江水感恩;去年當有人炒作「港獨」議題時,更指斥香港仰賴內地供給食水和食物,沒條件搞港獨,把東江水變成政治籌碼,把香港的水資源問題上綱上線至政治層面。

誠然,東江水的價格須要討論,水資源的開拓必須研究;但與此同時,我們應把眼光拉回自身──究竟香港人節約用水的情況如何?

翻查水務署年報及立法會財委會的答覆,有關評估節約用水措施的成效是以參與人次計算,沒有具體水量;即使政府建築物有較仔細的紀錄,水量也是微不足道。

雖然用水量多寡受到多種因素(如極端天氣)影響,但都是偶發性的。歸根究柢,市民的用水習慣主導了用水量,用水量又影響了購水量。過去幾年,香港市民每年實際用水量變化不大,維持在600至750百萬立方米之間;然而每年水塘的集水量只有約200多百萬立方米,其餘的要由東江水「埋單」。

水資源依賴難逆轉

回顧本港供水歷史,水資源從來都是政治問題。香港天然資源匱乏,政府須絞盡腦汁開拓新供應,以滿足日益膨脹的人口。經歷「樓下閂水喉」年代後,儘管中央政府願意向港澳同胞免費供水,但港英政府堅持要用錢買水,同時不斷興建巨型水利工程,正是因為不想被內地以供水作為政治要挾。五十年代末期,港英政府的水利工程都是劃時代及具前瞻性的,包括於1968年建成、位於海邊湖泊的船灣淡水湖;1978年建成、容量比船灣淡水湖多22%的萬宜水庫;以及曾經是全球規模最大、於1976年啟用的樂安排海水化淡廠等。

可是礙於地少人多及成本高昂,近30年香港已不再興建或擴展新的水利工程,市民只要扭開水喉即有乾淨食水使用。1985年東江水進口量首次超過本地耗水量的一半,並在4年內迅速攀升到超過70%,之後一直維持在70%至80%的水平,香港進入水資源依賴的格局已經難以逆轉 ,也令香港人忘記水從來是得來不易的歷史和現實。

與《基本法》要求財政預算要「量入為出」不同,由於天然資源幾乎是生活必需品,市民不能不用,故應當以「量出為入」──即按市民需要而決定開銷的方案。

可是現時的用水量卻未能反映市民用水習慣,無從得知可透過什麼方法有效地省水。不統計省水量則難以評估節約用水措施的成效,難以制訂有效的水資源管理方案。結果我們只會繼續不斷用水、不停買水來滿足用水需求。陰謀一點說,廣東省政府也許正是看準我們別無他法,開價再高都會就範的弱點。

東江水供水協議將於今年年底屆滿,鑑於通脹等原因,東江水的單位成本將愈來愈高,與海水化淡成本的距離將愈來愈近。失去「東江水較便宜」的誘因,我們將更有空間與廣東省政府商討東江水價格問題;但若我們仍然只懂「水來張口」,則只會斷送討價還價的機會。

筆者很認同書誌中的一句:我們都被東江水寵壞了。把東江水這根「蘿蔔」養得肥肥白白的,正是我們自己。

延伸閱讀:
《Breakzine!第48期-香港命水》,2017年3月,突破出版社。
何佩然:《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一百五十週年》。2001年,商務印書館。
劉素:《流動資產IV: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水資源管理》。2013年,思匯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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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蔔與大棒的共業

【文章】普通法與成文法中的妨擾罪

信報財經新聞    2017-4-12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律政司以普通法中的妨擾罪和煽動妨擾罪起訴前年雨傘運動的發起人與參與者。鑑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不宜討論檢控的優劣或入罪的機會,但可以概論地分享普通法和成文法中妨擾罪的一些知識。

按現行法律制度,刑事罪行大致分為兩大類:成文法規定的罪行及源自普通法的罪行。成文法罪行指有明確法律條文訂明的罪行,例如《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第3條訂明公職人員收受利益,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款10萬元及監禁1年。普通法罪行則不是由法律條文訂明,罪行的定義源自數百年來的案例,較常聽到的罪行包括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串謀詐騙和妨擾罪等。除非另有規定,所有普通法罪行的罰則都由《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第101I條涵蓋,最高刑罰為監禁7年及罰款。

普通法中的妨擾罪是一項古老罪行,其定罪原則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的文獻及案例,即在成文法尚未成熟前由法官在審案時確立,詳細定義在不同案件中或會略有不同,但大致原則是把騷擾和傷害公眾(相對於針對某些人)的行為刑事化。由此可見妨擾罪的定義其實較空泛,除了阻街,數百年的案例包含五花八門的行為:例如有意識地帶着一頭有危險傳染病的牲畜在街上行走、在市場售賣不可食用的肉類、舉行大型迷幻音樂派對引致交通擠塞、噪音和附近地方遍布垃圾和排泄物等行為,都可構成妨擾罪。

由於普通法罪行較空泛和模糊,惟刑事罪行的重要原則是要清晰和確定,讓市民知清楚明白哪些行為會墮入法網,因此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如英國、澳洲和香港多年都致力以立法形式訂明普通法罪行。而《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228章)則是以成文法訂明公眾地方的妨擾罪,第4A條更清楚訂明若有關行為對在公眾地方的人士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可罰款5000元或監禁3個月,並必須於案件發生後6個月內提出檢控。正因為成文法罪行的定義和罰則較清晰和明確,法庭一般較認同以成文法作起訴基礎。避開起訴時限和罰則規範不是選擇以普通法起訴的好理由,即是說如成文法的罪行較適合案情,律政司不能因為過了起訴時限,或希望被告得到較重的懲罰而選擇引用普通法罪行提出起訴。

律政司過去很少引用普通法妨擾罪起訴,較著名的案例是2008年8月9日一名外籍人士Pearce趁北京奧運開幕日,攀上青馬大橋龍門架示威,警察及消防處決定封閉大橋導致交通擠塞。律政司當時選擇引用普通法妨擾罪起訴Pearce,最後法庭考慮到Pearce造成明顯的公眾傷害,是成文法妨擾罪沒有提及但普通法有提及的要素,認為以普通法妨擾罪起訴Pearce較恰當。但應注意的是,當時律政司是於同年11月,即事發後兩個月內提出起訴,與今次律政司在佔中發生兩年多後才作起訴有分別。

今次律政司引用普通法而非成文法的妨擾罪,相信起訴罪行是否恰當將會是案件其中一個爭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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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與成文法中的妨擾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