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法官必須慎言

2020-04-27 | 信報財經新聞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周,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在裁決一名男子去年在將軍澳用刀斬傷3名和平留守在連儂隧道的市民時,花了三分之一篇幅來評論反對《逃犯條例》的社會運動,引起嘩然。

法官的言行,不論在法庭內外,都會受到公眾關注。是以,所有法官都必須熟悉和遵守的《法官行為指引》第19段即指出「法庭要秉行公義,而且必須是有目共睹的。法官除了需要事實上做到不偏不倚之外,還要讓外界相信法官是不偏不倚的。如果有理由令人覺得法官存有偏私,這樣很可能使人感到不公平和受屈,更會令外界對司法判決失去信心」。此外,第21段指出可以令外界感到法官不公正的其中一個因素,是法官在法庭上的言行舉止。

接着,《指引》用4段來說明法官為何必須和如何做到大公無私,它說:

「法官的行為是受到公眾監察的。無論在庭裏庭外,法官行事都必須維持司法人員的尊嚴及地位。

法官跟市民一樣享有權利和自由。不過,必須要認同和接受的是,法官的行為會因其司法職位而受到適當的限制。

法官必須嘗試在兩者中取得平衡,原則是法官需要考慮他想做的事,會否令社會上明理、不存偏見、熟知情況的人,質疑其品德,或因此減少對他身為法官的尊重。若然會的話,便應避免做本來想做的事情。

不消說,法官對法律必須至為尊重,並且嚴格遵守。其他人眼中視為無傷大雅的小過犯,如果發生在法官身上,就大有可能惹來公眾議論紛紛,敗壞其聲譽,以至引起外界質疑法官本人及司法機構是否正直誠實。」

而鑑於法庭需要審理更多與政治和社會爭議有關的案件(包括司法覆核和刑事案件),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近年的法律年度開啟禮中,不斷重申法庭處理帶有政治背景的案件時應有的態度。例如:

2018年,他說:「法庭和法官在裁決法律糾紛時,只會考慮案件中涉及的法律及法律爭議點。裁決無關法律的政治、經濟或社會議題並不是法官的憲制職責。尤其是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聯繫及傾向,不論是有利或不利於涉案人士,都無關重要。」

2019年,他說:「法庭的功能或職責不是裁決政治或社會議題(又或是經濟議題)。法庭不會偏幫任何一方,亦不會尋找某種中間方案來解決社會關注的政治、社會或經濟問題;而實際上,不論何時,法庭處理的只是其席前的糾紛所涉及的法律議題,別無其他。」

今年,他則說:「公正審判的意思並不是指法庭必須因應被告人的個人或政治觀點作出有罪或無罪的判決:刑事案件的審訊結果取決於審訊時提出的證據,它們是否充分有力,以及控方是否已履行其舉證責任,證明案情達至毫無合理疑點的舉證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的演詞中,馬道立法官特別引用終審法院裁決「律政司司長訴黃之鋒」(案件編號:(2018)21 HKCFAR 35)一案的判詞,說:「本院認為有必要在本判案書開首便述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庭的角色或職能並非參與這場或任何其他政治辯論。」這宗案件,正是上訴庭法官楊振權在審理2014年公民廣場案的判詞中,發表了「一股歪風論」。

為什麼要不斷強調法官在審案時必須完全去政治化,以及法官必須謹言慎行?原因就如一句法律界名諺所說:「公義不僅要伸張,還須彰顯於人前。」(Not only must Justice be done; it mus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在香港人對法治開始擔心和失去信心之時,即使絕大多數法官都公平、公正和專業地審案,但只要有一位法官在審案時發表不恰當的評論,已足以動搖市民對法庭和法治的信心。Artboard 1200427_HKEJ_PG

【文章】破壞法治者如何推廣法治?

2020-03-13 | 信報財經新聞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財政預算案》,在發表之前市民最關心的是會不會「派一萬元」;發表之後,多了兩個「亮點」,就是大幅增加對警隊的撥款,以及撥款4.5億元予律政司,推行一個名為「願景2030──聚焦法治」的計劃。

光看名稱實在不知道這個計劃的目的和內容是什麼,只得翻開財政司的演詞揣摩一下,只有寥寥的數十字這樣說:尊重法治、司法獨立,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之一。我會預留約4.5億元,讓律政司推行「願景2030──聚焦法治」計劃,加深香港社會對法治概念的認識及實踐。

雖然還是搞不清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不過一看到是由鄭若驊加深香港社會對法治的認識及實踐,無異於叫李家超和鄧炳強教市民什麼叫人權和自由。林鄭月娥是帶頭破壞香港法治的禍首,由她的政府來推廣法治,實在可笑又可惡。

「聚焦法治」計劃貨不對辦

律政司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提交的就行政長官2019年《施政報告》的簡報文件,較詳細地介紹該計劃的內容,卻發現可能貨不對辦。律政司的文件是這樣說的:

「律政司會在今年啟動一項跨越十年具前瞻性的計劃,名為『願景2030──聚焦法治』。

在該計劃下,青年、律師及學者等持份者可透過與不同司法管轄區人士的專業交流、研究、能力建設及推廣活動等工作,讓香港社會加深認識法治概念及其實踐,促進國際法治發展,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及持續發展。

為了更有效落實該計劃,律政司將成立專責小組就該計劃定下短、中、長期的工作目標,以推動法治可持續發展。成立專責小組的工作正在籌備中。

此外,律政司正與國際組織及機構商討合辦定期活動及研究項目或其他能力建設活動,以期在區內外進一步推廣法治,促進人人都有平等訴諸司法的機會和深化反貪教育。該計劃可提供正確的法治資訊,鼓勵及培養青年對法治研究的興趣及加強區內外的合作。法治社會有助創建和平及促進可持續發展,有助成功推展『一帶一路』倡議,以及推動跨國貿易活動。」

給鄭若驊處理一蚊都嫌多

這樣看來,計劃的主要活動是搞對外交流和推廣,而非對內。交流本非壞事,尤其與其他法治水平高的司法管轄區互相了解彼此在維護和推動人權和自由的法律制度和改革,更是應該。

惟近幾年,特別是過去9個月,特區政府一方面利用法律,不斷剝削市民的基本權利;另一方面在社會運動中,目睹市民遭受警隊侵害其人身安全和人權自由時,更助紂為虐。

若然與一些重視人權和自由的司法管轄區交流時,鄭若驊若不是無言以對,便是文過飾非;若然面對一些法治水平較低的司法管轄區,則可以自吹自擂。然後,所謂法治,就如律政司的文件所言,只是推銷香港作為做生意的地方,甚至是幫助中國硬銷「一帶一路」的廣告賣點。

其實單從財政司司長的演詞和律政司的文件,看得出他們根本對推廣法治毫無頭緒,所以才只講撥款,然後是一輪虛無縹緲和錯誤失焦的願景,也沒有具體的目標、政策和措施。

這樣,連先有政策,後以資源配合的基本公共行政原則都不符合。Artboard 1200313_HKEJ_PG

【文章】最容易做的財政預算案

2020-02-26 | 信報財經新聞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此文見報之日,是今年《財政預算案》公布之時。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剛過去的周末發表網誌,目的明顯是作期望管理。開頭說「有人形容也許這是歷來最難做的預算案之一」,文末則明言「政府的資源始終有限,這份預算案不可能完全滿足所有人的要求……」似乎是向幾乎所有政黨強烈要求和絕大部分市民合理期望的「派一萬元」訴求澆冷水。

特區政府窮得只剩下錢,財多卻說資源有限,推搪市民單一和清晰的訴求,難怪是一份最難做的預算案。

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都一直重複「撐企業,保就業」的論調。背後的理念,仍然是信奉所謂的「滴漏效應」,以為保住老闆,自然能夠連帶保住工人的飯碗。於是乎早前的三百億元抗疫基金,就有超過一半的款項是用於資助企業。

沒有人會反對「撐企業」,尤其應該協助中小微企。惟相信支援老闆,「滴漏」下去,就能夠保障工人,則肯定是無視現實和過分迷信的想法。任何人現在只要在街上或商場逛一圈,不難發現很多店舖暫時休業或縮短營業時間。由此可見,即使僱主沒有結業,但不少員工已經被裁員、減薪、被減工時或被放無薪假期,影響他們的收入。故在「撐企業」的同時,政府實在有必要直接幫助工人。

另一方面,今次疫情打擊所有行業,連專業人士亦不能幸免。例如法庭關門,法律界不少同業毋須出庭。而不少專業人士都是自僱的,未必適用於「撐企業」的措施。

以往不贊成派錢者,原因莫過於經濟情況良好,派錢只會令市民有更多閒錢,對整體經濟只是錦上添花;況且派錢金額龐大,理應用這筆錢去做長遠和大規模的政策,以處理結構性的社會問題。可是時移世易,武漢疫情嚴重打擊經濟,所有市民不分行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急需支援;更甚的是特區政府無能兼無為(看政府連買口罩都落後於商人與藝人就知道),與其把錢關在庫房,倒不如分發給市民,讓民間自救與互助。

今次連最親政府的民建聯、工聯會和經民聯,都公開要求預算案「派一萬元」。然而上星期立法會在審議三百億抗疫基金時,它們卻反對由公民黨楊岳橋議員提出的,要求政府「派一萬元」的議案,實在是講一套做一套。事實上,預算案是一條條例草案,只要過半數議員反對,就無法通過,更有可能觸發解散立法會的政治危機。因為《基本法》第五十條第一款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如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

既然手握如此有用的政治籌碼,建制派應該好好利用,與民主派議員一起要求政府「派一萬元」。否則就是欺騙市民,與特區政府一樣救市不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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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林鄭無信 政府難治

2020-02-18 | 信報財經新聞
A12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星期最注目的政治新聞,非中央重整港澳辦莫屬。原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被「降級」,變成副主任。接連有港澳辦和中聯辦的主事官員被免職或降格,難免令人關心特首林鄭月娥的仕途。耐人尋味的是,接受訪問的建制中人,都不敢預測林鄭的前程如何。很明顯,即使林鄭能夠繼續「好官她自為之」,這時候連建制派都不敢明目張膽地「撐」她。這個無非是因為特區政府在應對武漢肺炎的表現實在差劣。政見有不同,但疫病無差別。政府抗疫不力,所有市民當然極之憤懣。

多位問責官員都承認,市民對政府不信任,令政府的抗疫工作難上加難。這個說法,只指出現象,沒有道出原因。市民不信任政府,是因為林鄭本人無誠信和不理性。

當醫學專家都異口同聲地力陳全面封關能有效防控疫情時,林鄭堅持不封關,理由強詞奪理,效果就是繼續容許病源進入香港。這樣無疑是政治凌駕科學,官僚壓倒專業,怎能叫人信服。

又當社會開始搶購口罩時,林鄭說政府已經全球訂購數千萬個口罩。未幾,卻又宣布搜購失敗(不太成功)。與此同時,坊間卻不斷有商戶或個人能夠從其他地方購入數以萬計的口罩,令人質疑政府的辦事能力。

而當林鄭公開承諾不會挪用已落成的公共屋邨作檢疫中心後,政府轉過頭卻點選了兩條公共屋邨作檢疫中心。如此出爾反爾,等於說謊欺騙市民。

所謂「民無信不立」,市民不信任政府,政府當然不可能管治。這句名言出自《論語》,原文其實說得更直接和激進。話說孔子的學生子貢,向老師求教治理國家之道,孔子的答案很簡單:「糧食充足,軍備齊全,人民信任。」子貢再問:「如果不得不放棄其中一項,應先去掉哪一項?」答說:「去掉軍備。」子貢追問:「如果不得不再放棄一項,應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糧食。人終究是要死的,如果失去人民的信任,那就沒有立國之本了。」

未知道年年考第一的林鄭有無讀過這一個典故,還是畢業之後就把所學的還給老師。古人智慧是先去軍備,惟過去大半年,林鄭政府單靠警隊的武力來維持其管治,縱容警察損害市民的人身安全和基本人權,結果是市民不再信任她及其政府。

近日坊間出現食米荒和廁紙荒,儘管證實是出於不實的流言,官方亦澄清有足夠食米和廁紙供應,市民仍然四出搶購,原因無非是市民已經不相信官方消息,寧願選擇相信自己的判斷。由此可見即使有充足的供應,但市民對政府無信,亂象確會發生。

執筆之時,新聞報道說有3名匪徒清晨在旺角一間超級市場外面,打劫掠去600卷廁紙,總值約2000元。連廁紙都變成值得搶劫的「財物」,不知道林鄭月娥看着新聞有何感想?對市民來說,林鄭月娥的價值,可能還不及一盒口罩或一條廁紙,即使下台,亦無人可惜。

20022020121254-0001

【文章】不要再多一個李文亮醫生

2020-02-10 | 信報財經新聞
A13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傳媒每天報道武漢肺炎的新聞,看着內地的感染和死亡人數不斷上升,然而都只是一堆沒有名字的數字。日前終於有一個病逝者的名字在傳媒和網絡瘋傳,看着令人義憤填膺,那就是李文亮醫生。

李文亮醫生是向外界披露武漢出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八名醫護人員之一。

武漢於2019年12月1日出現首宗新型肺炎病例,隨着染病人數增加,12月30日李文亮醫生與其他七位醫護人員在社交應用程式,披露有不明的冠狀病毒肺炎爆發。翌日,即2020年1月1日,武漢市政府迅速採取行動,對象卻不是疫病,而是所謂依法查處披露疫情,叫大家提防的八位醫護人員。次日,即1月2日,中央電視台新聞報道,指武漢市政府依法查處八名造謠者。再次日,李文亮醫生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被武漢市武昌分局警示和訓誡,罪名是在互聯網上發表不實言論,嚴重擾亂社會秩序,違反了中國法律。其他七名醫護人員亦被武漢市政府同樣懲處,故被稱為「造謠八君子」。

「造謠」的人竟然是「君子」,從這個充滿矛盾的雅號,可見在極權國家裏,要當個說實話的正人君子,會被視為犯罪。法律不是保護良善的人,也不是捍衞人的基本權利,亦不是維持社會穩定,而只是維持政權的穩定。於是在極權之下,當權者首先想「解決」的,是提出問題的人,而不是解決問題本身。

諷刺的是,當權者縱然有權力去「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卻往往沒有能力去阻止問題的發生和惡化。李文亮醫生的遭遇與武漢肺炎的擴散,正是一個慘痛的例子。

而極權政府的當權者迫使警世良醫噤聲之後,後果不只是病毒蔓延全國,更擴散至全球。由此可見,一個打壓人權的極權國家,對全世界來說,是一個病毒的源頭。武漢肺炎不是第一宗「病例」,2003年的沙士,已經是先例。

唐代名醫,有「藥神」之稱的孫思邈,在其著作《備急千金要方》之中有句名言:「古之善為醫者,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意思是古時能稱為善於醫道的人,最高明的是醫治國家,其次是醫治人心,再其次是醫治疾病。行醫者本有一顆仁心,總是想辦法去救人。而人除了苦於肉體之病外,也會出現心靈之病,更會受害於社會之病。故不少本來行醫的,都脫下醫袍,投身於救心和救國的事業。最著名的例子,當然是大文豪魯迅先生和革命家孫中山先生。

李文亮醫生的遭遇和病逝,令不少內地人都痛斥中國政府的荒謬,未知這個能否轉化成「醫國」的契機。教人惋惜和擔心的是,李文亮醫生英年早逝,遺下了太太付雪潔、一個五歲的兒子,還有一個遺腹子。逝者已矣,但願好人記掛的生者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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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疫症下只有一國沒有兩制

2020-01-31 | 信報財經新聞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著名的德國哲學家兼歷史學家黑格爾有一句名言:「歷史總是驚人的重演。」

一個月前,大概誰也想不到香港市民要戴着口罩度過農曆新年。此情此景,總會教人記起2003年大家曾經歷過「沙士」浩劫。跟17年前一樣,病毒的宿主是野味,發源地是中國大陸,香港是中國大陸之外,首批確定有病例的地方之一,感染人數亦是「名列前茅」。

慶幸的是,迄今未有任何市民因此病逝,17年前「沙士」奪走299位市民生命的慘劇,尚未重演。這個全賴香港市民和醫護人員的警覺和努力去阻止病毒蔓延。歷史之所以不至於完全重演,是因為人們從歷史之中得到教訓,學習改進。

惟沒有汲取歷史教訓,17年後仍然原地踏步,以致現在重複犯錯的,是特區政府。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日前接受傳媒訪問,評論林鄭月娥政府的防疫措施時,指出政府之前的措施一直都「行前三步」,但當有首宗確診病例,措施就開始跟不上。而首宗確診病例,是一名由武漢乘高鐵到香港的男士。所謂跟不上的措施,誰都知道就是「不封關」。

根據《基本法》第154條第二款,特區政府可以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實行出入境管制。換句話說,法律已經賦予特區政府足夠的權力,自行決定香港的出入境措施,包括限制內地人入境。這個是「一國兩制」之中,「兩制」的其中一個重要指標。

既然從科學角度,封關能夠阻截病毒進入香港;從醫療角度,則既可以避免醫護人員不勝負荷,亦可集中資源照顧香港市民的需要;從法律角度,特區政府有法律權力阻止內地人入境。可是林鄭月娥政府反應遲緩,至今還不宣布全面封關,這樣顯示她並非從科學、醫療和法律方面思考如何抗疫,而是問題一觸及內地,就會有政治考慮。而那個政治考慮,就是中央政府的面子。即使連建制派都主張全面封關,但日前有建制派政黨與林鄭月娥會面討論疫情後,透露她在會上表示,擔心全面封關會加劇中港兩地矛盾為由,故堅持不封。

如果這個真是林鄭月娥的「擔心」,那只能反映她的腦袋只有「中國邏輯」,沒有正常邏輯;眼睛只是看中央的臉色,而不是看香港的民情。事實上,當有內地人進入香港後確診患上武漢肺炎,以及醫管局表明會「一視同仁」地免費治療任何武漢肺炎患者後,香港市民群情洶湧。由此可見,若然香港受內地疫情波及而出現爆發,香港市民必定歸咎和遷怒於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這個,才是真正的中港矛盾。

黑格爾的另一句名言,是「人類從歷史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汲取任何教訓」。林鄭月娥正是一個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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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大律師公會就成立獨立調查會的建議

2020-01-21 | 信報財經新聞
A18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近日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簡稱「監警會」)以有市民提出司法覆核為由,延遲公布審視警方自去年6月以來處理公眾活動的首階段報告。

特首林鄭月娥為了拒絕大部分市民強烈要求按《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借監警會來「過橋」,故市民打從一開始已對監警會毫無期望。如今監警會延遲公布,即使無意跟政府裏應外合,亦足以印證和強化市民對它的不信任,以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訴求。

正因如此,大律師公會早前發表意見書,就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提出詳細和具體的建議,就更加值得政府和社會注意和參考。

一個調查是否具公信力,以及能否解決問題,無非視乎兩方面:第一,由誰負責調查;第二,調查的範圍。

事件為經 課題為緯

關於調查的人士,大律師公會按照《調查委員會條例》的要求,建議由一位退休或現任的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擔任主席,原因是終審法院法官為司法機構最高級的司法人員,故委任其作委員會主席,將令委員會更具權威性及公信力。成員方面,則應包括一名醫生、一名社會學人士、一名活躍的退休警官或擁有豐富警務經驗的人士、一名社運人士或此次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以及一名從陪審員名單中指派的市民。這個成員組合,既能夠平衡各種觀點,亦能夠涵蓋這次社會運動中的現實情況和不同的專業知識。

至於調查範圍,大律師公會以去年6月至11月,15宗大規模及/或社會嚴重關注的事件為經,並以以下的課題為緯,包括:

一、警方所用超越合理武力(包括武器的使用)及平民所用超越合理的武力(包括使用氣油彈及其他攻擊性武器及破壞行為及刑事縱火、襲擊傷人、非法禁錮等);

二、有關人物識別及相關的問題,包括衝突參與者的蒙面情況,警方拒絕佩戴委任證及以臥底方式進行活動;

三、有關拘捕時產生的問題,包括於衝突現場拘捕圍觀者,選擇不拘捕參與衝突人士(無論是示威者、警員或幫派成員)及拘捕年輕人;

四、被捕人士於被捕後的處理方法,包括涉嫌毆打及性侵、拒絕提供合法支援、延誤律師探訪及侵犯私隱;

五、警方與傳媒工作者、醫護人員、社工、其他紀律部隊及其他作調解角色人士的關係和衝突;

六、政府、行政會議及警方對有關《逃犯條例》引致的問題及各項動盪的事件的反應,包括反應的方法、速度、綜合性及可信性;

七、相關法例包括《公安條例》、《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及其引發的問題;

八、於衝突中不同參與者所使用的武器引致的健康問題;

九、公務員及紀律部隊的政治中立問題;

十、參與動盪的人士的財政來源及組織。

以事件為經,課題為緯,一方面能夠查找事實真相,另一方面則從制度上探討問題的成因。這樣對於明白和解決反送中運動突顯的問題,都是必須和有用的。

社會運動難免會出現違法的情況,然而要運動完結,不是譴責有市民犯法、呼籲市民守法、將犯法的市民拉去法庭受審,甚至重判就能解決。

將社會運動說成是治安和法律問題,是當權者轉移視線,把自己的錯誤歸咎於市民的慣常伎倆。大律師公會既然已經提出了具體和詳細的建議,林鄭月娥政府不應繼續迴避,社會亦可以在公會建議的基礎上,繼續努力迫使林鄭月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20022020124623-0001

【文章】梁美芬惟恐天下不亂

2020-01-13 | 信報財經新聞
A20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近日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語出驚人,說假如立法會不通過《國歌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特區政府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下稱「內地國歌法」)直接在香港實施。

條例草案的立法背景,是2017年11月4日,第12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將內地《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二款:「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

儘管此條訂明任何載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除了透過香港的本地立法之外,亦可透過特區政府公布來實施。可是任誰都知道:第一,內地與香港分屬兩種不同法律體系;第二,內地與香港在政治制度、個人自由社會和基本人權等各方面有巨大和明顯的差異。若然將內地法律直接搬字過紙到香港執行,既違反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實際上難以執行,更會牴觸香港的政治制度,以及侵害香港市民的自由和人權。

內地《國歌法》第一條訂明「為了維護國歌的尊嚴,規範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此條說明內地《國歌法》是要「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然而,《基本法》第五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若特區政府直接宣布內地《國歌法》在香港實施,必定違反《基本法》,造成憲制和法律的嚴重矛盾和危機。

漠視中港兩地法制迥異

此外,內地《國歌法》第15條訂明「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的,由公安機關處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根據香港法律,唯有法庭才擁有裁定任何人違法的權力,執法機關絕無此權,因此香港的執法機關斷不能以其認為任何人已違反法律而拘留該人。此外,香港法律亦只賦權執法機關拘留涉嫌違法者48小時,若要超過這個時限,即須得到法庭許可。

其實即使是本地立法,特區政府在刪除和修改了內地《國歌法》不適用於香港的條文後,條例草案仍有很多模糊的地方,缺乏客觀的犯罪標準,容許特區政府以主觀的標準來提出檢控,變相直接損害市民的表達自由和權利。最明顯的例子,是條例草案第7條訂明「任何人如公開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即屬犯罪」。所謂任何方式,即市民任何一個行為,都可以被視為侮辱國歌。

民主派議員在法案委員會曾列舉多個例子,要求官員說明該行為是否屬於侮辱國歌的行為,官員都言詞閃爍,指要視個案的實際情況作個別考慮。這意味着市民無法從法律條文得知自己會否犯法,容易落入法網。

法案在上年已完成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政府只須諮詢內務委員會主席,即可恢復二讀,政府亦明言希望今年7月通過條例草案。為阻止這條惡法,有民主派認為唯一方法,是阻攔它通過內會。這個政治問題,正是內會一直無法選出主席的一個重要原因。

梁美芬胡言亂語,顯示她既不懂得內地《國歌法》與香港法律的矛盾之處,她作為法案委員會的委員,不知道她在審議這條草案時究竟在做什麼。更令人驚訝的是,她竟然可以無視內地法律與香港法制的差異和矛盾,鼓吹香港直接實施內地法律,衝擊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制度,實在是侮辱了作為香港法律執業者和大學法律學者的身份。

20022020131236-0001

經過《逃犯條例》修訂風波之後,誰都明白香港市民十分忌憚特區政府制訂任何可能滲入內地法律的條例草案。梁美芬此番誑語,究竟是顯示她對香港過去大半年發生的事懵然不知,學不懂教訓,還是製造另一枚政治炸彈,想要把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炸至粉身碎骨?

 

【文章】教育局掀起的政治風暴

2020-01-03 | 信報財經新聞
A18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近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連番向教育界施壓,先後表明教育局有權撤銷校長和老師資格。雖然在現行條例下,教育局的確有任命校長或老師的權力,但如何行使權力,才是最重要的。

根據《教育條例》第54條,如常任秘書長並不信納某位教員是出任某間學校校長的適合及適當人選,則常任秘書長可拒絕批准該教員出任該校校長。第56條也指出,如常任秘書長覺得某間學校的校長不再是出任校長的適合及適當人選、該校長並無令人滿意地執行校長的職責、或該學校多數校董不再接受該校長為該學校的校長,常任秘書長可撤回其對該校長的批准。

有關學校或教師的投訴,現時的處理方法有三:

(一)由校本處理,投訴交由法團校董會或辦學團體按既定機制調查;

(二)投訴人向教育局直接作出投訴,由教育局相關科組介入跟進,惟教育局會審視個案是否屬於校政,有權發還校本跟進;

(三)如涉及教師操守問題,可以向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投訴,議會會檢視個案是否受理,並將受理個案的調查建議交予教育局參考。

政治敏感時刻高舉權力

換言之,教育局須先經過調查機制,有確實證據指出該教員不宜出任校長,方可行使條例的權力取消校長資格。

有說條例寫得空泛,沒有具體標準列明教師或校長怎樣才會被評為「不適合」或「令人滿意地執行職責」。這個原意或許是提供空間「讓教育歸教育」,由教育同工不受外界壓力,憑藉專業知識獨立地處理學校事務。當問題超越教育專業,亦有機制讓較高層級的機關去把關。雖然教育局處理投訴的慣例,美其名是交由校本層面解決,很多時其實是推卸責任,但至少這個空間成為學校的防火牆,讓教育歸專業。

問題在於,教育局現在該管的不管,在政治敏感時刻高舉自己的權力,明顯是「亮劍」之舉。

過去幾年,教育界發生幾件嚴重的校政問題,不但涉及偽造文書、金錢轇轕,甚至涉嫌因校政失當而導致教師自殺,教育局也沒有提及要取消校長資格,只把責任推給法團校董會「校本處理」。

懶理教師自殺校園欺凌

撇開這些較罕見的嚴重個案,即使時常發生的教育問題,例如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就學問題、校園欺凌等,教育局也「闊佬懶理」,扔給辦學團體應付。但為了強迫校長追究老師在網絡上,並且是屬於私人領域所行使的言論自由,堂堂教育局長,卻公開威脅要取消校長的資格,甚至取消校長的教師註冊。究竟楊潤雄當教育同工是什麼一回事?

反修例運動半年下來,警察濫捕和濫暴,政府全方位打壓市民,更針對學生。楊潤雄此等言論,無疑是把今天的「亂局」怪罪於教育工作者,以公權力製造白色恐怖,逼教師噤聲,唯命是從。

有人更推論,政府可能想效法內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運動」。

當時,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號召高校知識分子,發起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後來有關運動延伸至中學教師,作為清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問題」。

市委組成的工作隊進入學校,透過「學習」,令教師承認自己受到三大敵人的思想──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所影響。

儘管思想改造未必令知識分子真正改變思想,但它卻強化了中共政府對教育領域的控制。

楊潤雄經常把「學校不是討論政治的場所」掛在口邊,可是他的手卻伸向學校掀起政治風暴。香港市民必定與老師們站在同一陣線,捍衞教育專業,保護學生的自由學習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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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回顧與展望

2019-12-25 | 信報財經新聞
A10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一年將盡,打開電視,各大傳媒的新聞部都開始推出今年的新聞回顧。反送中運動無疑是2019年香港最重要的事件,至於能否成為改變香港歷史的轉捩點,則要看我們在新一年怎樣繼續這場運動。

歷史不斷重複。16年前,2003年的香港,時任特首董建華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觸發超過50萬人的七一大遊行;及後董建華撤回23條立法,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和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下台;同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

到2004年的7月1日,再次有超過50萬人的大遊行,主題從反惡法轉移到爭取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那是因為香港人意識到,不是由普選產生的特首,其政府只會聽命於中央;仍然有功能組別的立法會,只會是橡皮圖章,替政府助紂為虐。靠社會運動只能艱難地阻止政府和建制派硬推惡法,亦只有一時之效,惟有改革制度,才能長治久安。

可惜這一波爭取民主浪潮不久便退卻,更輾轉跌至低潮。除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外,再沒有大型社會運動;建制派在區議會不單收復失地,更取得壓倒性優勢;民主派在選舉中得票比率逐漸下跌;近幾年還有褫奪候任立法會議員和剝奪市民參與選舉權利的事件。可見爭取民主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先棄人權 後爭民主?

直到今年,歷史重演,又是從政府硬推惡法開始。林鄭月娥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經過半年的運動,雖然煞停了惡法,卻令市民意識到,單靠「和理非」的遊行示威,是無法制止政府和建制派的,勇武抗爭有時是難以避免的方法。

今次香港人付出的代價,比以往的社會運動更沉重。警隊的濫捕和濫暴、超過6000人被捕、市民的身體和人權被嚴重損害、社會大撕裂等等。慶幸的是,香港人在這場運動中空前團結,各式各樣的抗爭方式、從街頭轉向生活的「黃色經濟圈」,到11月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史無前例的大捷,取得17個區議會的控制權。儘管五大訴求仍未完全爭取到,但我們知道大家向着這個目標前進。

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就香港和澳門發表講話,他高度讚揚澳門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早前還有內地消息傳出,中央有意大力支持澳門發展成金融中心,取代香港;可是誰都知道,要成為金融中心,必須有健全的法治和自由。澳門的法治水平一向不高(連新任澳門特首賀一誠也承認法例不足),近年還不斷收緊各種自由。若然中央真的要以澳門取代香港成為金融中心,實在荒謬得可笑。

澳門能夠得到習主席高度讚揚,無非是它已經就23條立法,但這樣就等於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嗎?「一國兩制」最明顯的標誌是《基本法》內最重要的承諾,不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嗎?可是回歸20年,澳門的民主比香港更無寸進,亦沒有令人覺得它有機會落實雙普選。

建制派經常說,只要順從中央,立23條,它就會放心給予香港民主。澳門的所謂「成功」,正好揭穿他們的花言巧語,因為民主從來不是當權者施予的,而是靠人民拚命爭取的。何況民主正是自由和人權的體現,哪有人會先立23條,放棄自己的自由和人權,然後就能爭取到民主?

2019年是百感交集的一年,但只要繼續努力,相信我們會愈來愈接近,最終達到目標。

在此,謹祝讀者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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