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回顧、感謝與再會

信報財經新聞    2016-6-28
A12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正在準備任期報告予選民。在整理這幾年的經歷和回顧自己的工作時,百般滋味,但最後還是以感恩作結。

2012年,我有幸得到法律界同業的信任與支持,成為立法會法律界議員。跟其他香港市民一樣,法律界深信香港的憲制、法治和核心價值是讓這個城市繁榮安定的基石和動力。不論回歸前後,香港立法會的法律界議員都一直是捍衞香港的憲制、法治和核心價值的中堅。因此,在4年前,我以「讓信念承傳」作為參選理念,希望延續由前任法律界議員們所建立的這份傳統,守護香港多年以來辛苦累積的這些資產。

或許有不少人都與我同感:過去幾年,香港經歷了急遽和劇烈的變化,從香港內部和外面而來的,對我們的憲制、法治和核心價值的挑戰既多且大。法律界對這些挑戰是敏感的,所以我們的法官、學者和同業都不斷發聲,提醒香港人要時刻保持警覺。

當挑戰真的到來時,法律界是勇敢的,會以道理和行動去抵擋這些挑戰。任期報告中有一幀相片,每次看到都會令我感動和鼓舞:它攝於2014年7月,超過1800名法律界同業聚集於前終審法院那幢紅磚樓前,以堅決捍衞司法獨立,來回應中央政府「一國兩制」白皮書中抹殺司法獨立的意圖。這幀相片彰顯了我們法律界因為堅定,所以團結;因為團結,所以有力;因為有力,所以能夠守護。有幸參與其中,讓我知道每一位同業,不論在哪一個崗位──當法官的、大律師和律師、學者和法學生,以至是當議員的,都不是孤身作戰,而是互相効力,彼此守望。

政治問題法律難解

然而,捍衞司法獨立,不止於意識上的堅持,更需要讓持份者的充權。香港的司法制度建設良好,現行法律大致上足以保障市民的基本權利,可是,若然沒有足夠資源,法官不能好好審案,市民無法提出申訴,再好的制度和法律不單無用,而且會反過來破壞制度和法律。我工作的另一重點,就是要為司法機構和法律援助署爭取資源,而政府亦從善如流,對司法機構和法援署的財政撥款都有大幅增加。

當然,在4年之中,令我感受最多、最深和最複雜的, 莫過於政改。今次政改,「法律」的角色特別吃重:一方面,中央政府以法律來限制政改方案的民主程度;另一方面,雨傘運動以法律途徑解決。無疑,任何政改方案都應該符合《基本法》,但《基本法》不應該是窒礙香港落實真普選的法律;公民抗命雖然有道德感召,但在法理上卻存在極大爭議。這樣說明了政改和雨傘運動,本身都是政治問題,非法律能夠完全處理。所以,因政改而起的爭議沒有隨着雨傘運動的結束和政改方案被否決而止息,反而衍生了「港獨」和「自決」等主張,並與2047年香港的二次前途問題扣連起來。

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法律界在二次前途問題上可說是最先發聲的。早在我就任議員那一年,法律界德高望重的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和港大法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便提出現在是時候開始討論「一國兩制」的去向。我相信,未來這個肯定是一個愈來愈重大的課題,法律界的參與更是必不可少。

4年任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儘管終點在前,我還是心存感恩,畢竟能夠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參與其中,是難能可貴和無法取代的經歷。

最後,必須感謝《信報》邀請我撰寫這個專欄,讓我在立法會之外,有另一個能夠與廣大讀者分享我的想法和心情的地方。

再會,願後會有期。

回顧、感謝與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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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銅鑼灣書店事件考驗一國兩制

信報財經新聞    2016-6-21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遭內地政府扣查多月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回港後,選擇公開自己的遭遇。他說之所以敢如是作,是因為有很多香港人出來遊行聲援銅鑼灣書店的人員,以及相信香港是法治社會。

人生而自由,法治的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保障「自由」這個人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對香港人來說,「自由」更是不容減損、無法妥協和不得取代的權利,因此香港的法律也在保障香港人的自由方面着墨甚重:《基本法》第27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此外,《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也列舉多種享有自由的權利,其中第16條第二款訂明:「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因此,香港與其他高度自由的國家一樣,市民即使發表或出版不利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的言論或書籍,但只要不為法庭裁定有誹謗或其他刑事罪行,便可以自由發表和出版。

銅鑼灣書店事件,則突顯了香港與中國兩地法治制度和程度的差異。誠然,不同國家或地區有各自的法律,在某個地方不屬犯法的行為,在另一個地方可能已經屬於罪行。一旦因為兩地法律差異而觸發司法程序,最正常和常見的做法,就是透過既定的通報機制去聯絡另一地方的政府,當地政府知悉後,則盡可能向涉事人提供協助,包括法律支援。

因此,即使香港人對於內地限制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法律難以苟同,但基於這是別個司法管轄區的事宜,香港人無法置喙。然而,香港人的合理期望,也是內地法律規定的,任何遭扣查人士都有與家人見面和尋求律師協助的權利;根據2001年香港保安局與內地公安部設立的內地公安機關與香港警方的相互通報機制,列明內地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及國家安全部門人員須在香港居民被內地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後14天內通報香港警方。林榮基的遭遇之所以令港人憤怒和擔憂的是,一方面他遭內地官員要求放棄接觸家人和律師,另一方面內地官員不按機制通知香港警方。一個香港人應有的基本權利,就這樣遭剝奪了。

事實上,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保證絕對不會出錯,但良好的制度就是能夠在出錯時,能及時矯正和補救,「一國兩制」亦如是。如今特區政府知悉林榮基的遭遇了,行政長官、律政司司長和保安局局長會如何捍衞香港人的權利?中央政府又如何回應香港人的質疑?這個將會是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有多大信心的重要影響。

銅鑼灣書店事件考驗一國兩制

【文章】SEN學童支援資源匱乏

信報財經新聞    2016-6-14
A13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上星期五,張超雄議員跟筆者一起撰寫近3年的《特殊教育需要條例草案》(「草案」),終於獲得法律草擬專員發出的證明書,確認符合《議事規則》及法例要求的格式,可以在立法會提出。這張證書代表着我們的團隊這3年來四出奔走、收集意見及凝聚共識而努力的汗水和心血。

政策不到位

有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 Needs, SEN)的兒童向來是社會上的小眾,一直得不到適切的學習支援。

自1997年至今,香港推行融合教育政策近20年,原意是期望讓SEN學童融入主流學校生活之中,但在資源匱乏、政策不到位的情況下,SEN學童未必適合主流學校的教學模式,他們的學習情況對老師、家長和學生本身都構成很大壓力。

過去3年,我們舉辦了5次大型研討會,進行超過20個聚焦小組,集結超過1000人的意見,很多時候聽到的,不是家長在哭訴孩子無人理會的無奈,就是教師在申訴沒有支援的無力。這些聲音,全都指向一個問題——政府不肯增撥資源,讓有心人做好照顧SEN學童的工作。誠然,欠缺資源並非唯一問題,但有更多資源,便能解決很多問題。

「草案」旨在向教育局賦予法定義務,為每個在主流學校就讀的SEN學童和青年設立獨立的教育計劃(Independent Education Plan, IEP,下稱「計劃」),保障每一個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都有相應的學習配套,讓他們也能有所得着,發揮所長。

不少老師擔心一旦「草案」得以通過,會加重老師負擔。其實,立法規管的對象是教育局,期望透過賦予法定責任,敦促政府增加人手和資源,全面支援在特殊教育政策下的各持份者。

環顧英國、美國、加拿大和台灣等特殊教育發展較成熟的地方,均有法律指明政府當局必須制訂適合SEN學童的措施,其中為SEN學童制訂和執行「計劃」是重要一環。

「草案」主要參照英國的法案,並參考其他國家在特殊教育立法的經驗,擬定及早識別、及早介入、學校與特殊教育政策相關資訊和支援等條文,期望透過法律框架,整合香港的特殊教育系統。

先要過特首一關

雖然「草案」已經出爐,但真正的難題現在才開始。受限於《基本法》,議員不能提出涉及公共開支或政府運作的草案,涉及政府政策的則要先得到行政長官同意,而「草案」必定涉及政府資源和政策,故此議員草案要先過特首這一大關卡,再獲立法會通過,機會近乎零。

事實上,回歸後沒有一條「由無到有」的議員草案是成功立法的。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期望透過「草案」與政府繼續磋商,尤其政府原本已有一些零散的特殊教育支援服務,如社會福利署的「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和關愛基金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試驗計劃」,只要政府樂意採用「草案」,重整政策配套,便能好好為SEN學童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我們已經把「草案」提交主席做裁決,即使未能趕及在本屆立法會提出,但我們不會停下來,在未來日子繼續為爭取立法而努力。

SEN學童支援資源匱乏

【文章】六四晚上 我到了維園

信報財經新聞    2016-6-7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當一些理所當然的事情受到質疑的時候,通常有兩個原因:社會背景轉變了,或人的思維改變了;所以,當近年有年輕人質疑為什麼還要悼念六四時,或許也是一個讓我們反思悼念六四的機會。

有年輕人說,香港的民主進程和前途問題,與中國大陸無關。一方面他們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二來他們認為他們沒有責任,也沒有能力「建設民主中國」。

認為自己屬於什麼人、自問自己有無責任或能力去做一些事,是很主觀的,難以質疑,也不必勉強;可是,若然認為香港的民主進程和前途問題與中國無關,則是屬於客觀事實的問題,須作探討。

「雙查方案」成主流方案

近日翻看《基本法》草擬的歷史,讀到第45和第68條,即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條文演變時,看到六四對這兩條條文,也就是對香港回歸後民主化進程的影響。

打從起草《基本法》開始,政治制度設計和民主化進程就是熱烈討論的話題。當時不少有心人都提出各自的方案。

至1989年,查良鏞和查濟民提出協調方案(時稱「雙查方案」),建議第二任及第三任行政長官由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而立法會則分三屆發展至半數議席由直選產生。

此外,第三任行政長官和第四屆立法會在其任內須舉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第四任行政長官是否以普選產生和第五屆立法會是否全面直選。如全體選民投票決定不更改行政長官或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則每隔10年可再舉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

公投條文無端消失

這個在當時被抨擊為太保守的方案,卻雀屏中選,成為「主流方案」,並納入1989年2月寫成的《基本法》草案的第二稿中。不過,事隔半年,也就是經歷六四事件後,有關公投的條文卻消失了。具體原因要靠當時的草委憶述,文獻只能反映在六四之後,當《基本法》的草擬工作恢復時,草委對香港回歸後的政制改革,大都認為應該「寧穩勿亂」,態度明顯從六四前的開放轉為保守。

若是認識這段歷史,那麼還有誰、特別是爭取民主的人仍然可以說香港的民主化與中國無關係嗎?

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在其巨著《史記》的自序中,說明寫歷史的目的,就是「述往事,思來者」。可見如果不認識歷史,是無法思考未來的。今天我們悼念六四,當然是要向27年前因為爭取中國和香港的民主而犧牲的人致哀和致敬,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學習以往的經驗,為香港的民主和前途而努力。

早前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公民黨向他提出成立港是會議,檢討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施的情況,並開始探討2047年香港的二次前途問題。這個,可視為我們這一代香港人在總結經驗和籌劃未來這個政治基本工夫上的重要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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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不願開會的教育局局長

信報財經新聞    2016-5-31
A12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本學年至今發生多宗學生自殺事件,令社會各界大為震驚。3月初,多個來自教育界、社福界及專業界別等單位已組成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民間聯席),由民間的角度探討問題,尋求解決方法。民間聯席的報告已於兩周前發布,筆者和其他及關心事件的議員亦有參與,希望能盡一分力,防止悲劇再次發生。

吳克儉不見蹤影

「嘆慢板」的教育局要到3月30日才宣布成立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委員會),不知道何時才有報告看。民間聯席則在上周約見教育局及委員會代表,期望就問題與民間報告交流意見。但此次會面卻令筆者相當失望,更有點憤怒。事緣教育局僅派副秘書長出席會議,局長吳克儉竟不見蹤影。

其實,3月初筆者與幾名議員就學生自殺事件發表關注聲明後,已立即約見局長,好不容易約到了,但只會面20分鐘,局長便匆匆離去。事後兩個半月,局長就連20分鐘的見面也省掉。最諷刺的是,數天後局長在一個研討會致辭時談及城大天台倒塌事件,竟說「諗住放假好舒服」,豈料城大突然發生意外。在吳局長眼中,難道只有放假和櫻花嗎?

不是說副秘書長沒有代表性,但防止學生自殺涉及政策調整,需要決策者作出判斷;再說,這是關乎人命的問題,局長有必要親身聆聽持份者訴求。局長的態度,多少反映了決策者的心態,政府根本不重視教育的價值,也不理解教育對生命的影響。

從撰寫民間報告,到整理過去3年跟進的教育議題資料,筆者驚覺香港的教育問題,很大程度源於兩個字:「資源」。誠然,良好的教育需要多方面配合,資源只是其中一個完善教育質素的元素。但擁有充足的資源,教育工作者才有條件去創造更優良的教育空間。

自殺的學生一個也嫌多,多個學生接連自殺,無論實際原因為何,也警示我們的教育制度潛藏很多問題。如果可以改善班師比、減省查簿、交報告等行政工作,老師也許就能有多點時間聽學生傾訴;如果老師有足夠的輔導知識,也許就能及早洞悉學生的需要;如果有足夠的社工、教育心理學家等專業同工,也許學生就能及早得到援助。這一切,都是增加資源可以改善的問題。

只顧興建大白象工程

政府不惜投資數千億元於未必用得着的大白象工程,卻吝嗇於花資源在香港真正的未來——年輕人身上。為了大力推動基礎建設,政府不斷游說議員、與市民見面、賣廣告,把這些既昂貴且問題多多的工程包裝得冠冕堂皇,彷彿沒有這些工程,市民就沒有將來;但說到學生自殺和情緒問題,教育局局長連議員也不願接見,民間報告也不願意了解。自殺的孩子根本等不到政府所講的前景,就先了結了自己的未來,實在令人嘆息。

教育是裝備年輕人踏進社會和協助他們實現自我的過程,創造良好的教育制度,讓年輕人建立健康的心理和抗壓能力,是社會對每一個年輕人的責任。年輕人是社會未來棟樑,讓他們看見希望,社會才會有希望。

不願開會的教育局局長

【文章】張德江離開之後

信報財經新聞    2016-5-24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如果要數張德江訪港最實質和最着眼的成果,未必是推銷「一帶一路」,而是與民主派議員面對面交流。

張德江與民主派議員會面後,在晚宴中的致辭,顯示中央對香港問題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看法,可以作為香港與中央政府疏理和解決香港問題的立足點。

第一,張德江承認「一國兩制」的運作有問題。他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還不到19年,『一國兩制』實踐沒有任何先例可循,各方面的制度和體制機制尚需完善。一些深層次矛盾總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會逐漸顯現出來,這有其客觀必然性。今天暴露的許多問題,有些是多年累積而來的,有些是新出現的,解決起來也絕非朝夕之功。」

第二,張德江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但還未說得上是方法)。他說「香港是個多元社會,關於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民生問題,社會有不同聲音,這很正常。在尊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原則下,只要為了香港好,我們願意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也可以用各種方式開展交流。只要理性溝通,就可以減少以至消除分歧,增進共識。」

為2047問題未雨綢繆

筆者從這兩段說話,歸納到三個觀察:第一,雖然張德江沒有具體地點出香港問題是什麼,但點出了問題是源於制度,而不是好像以往那樣一味歸咎於提出不同意見的人。這樣,至少讓香港市民感到中央政府是以一個務實的態度去查找和思考「一國兩制」的問題。第二,張德江沒有漠視香港市民對各種問題有不同聲音的現實,而中央政府也願意「面對現實」,聽取不同的意見和建議。第三,尊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是中央政府與香港市民交流的原則,這個也是香港民主派內絕大部分人的態度。

若然這三個觀察正確,那麼,公民黨提出成立「港是會議」,就正好是具體地實踐這三個觀點的好方法。首先,建議「港是會議」由特區政府籌組,由香港人主導,邀請中央官員列席旁聽,正是尊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原則;其次,「港是會議」邀請各方意見人士參與,正是體現香港市民有多種意見的現實;其三,「港是會議」的目的是要研究「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實踐時發生的問題,提出改革,並為香港2047年後的前途問題未雨綢繆。

2047問題並非遠在天邊,它的回溯影響已開始近在眼前。早幾年前已有法律界同業指出,現存的土地契約中,有些是跨越2047年的,屆時那些土地業權的狀況又會如何?更大的問題是,儘管「一國兩制」是中央希望長期實施的國策,也是很多香港人認為是2047年後中央與香港繼續維持的關係。

可是過去的實踐確實令不少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深感不滿和疑慮。如何修正實踐「一國兩制」的原則和方法,將是中央政府能否說服香港市民是否繼續支持「一國兩制」的不二法門。

張德江離開之後

【文章】向委員長說什麼

信報財經新聞    2016-5-17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文章見報之時,正值全國人大委員長兼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訪港。張德江以出席「一帶一路」論壇為名而來,香港傳媒則以他與民主派的會晤為焦點。畢竟對於香港人來說,香港的內部問題才是最切身的事情。

中央官員與民主派見面,從來都是一個複雜的考慮,但筆者相信中央與民主派有一個共識,就是有交流總比沒有交流好,只是大家對交流的預期有落差。

對於民主派來說,所謂交流應該是雙方會交換意見,所以對於一些冠蓋雲集,但可能無機會對話的盛大場合缺乏興趣,而認為一些能夠對話的非正式場合更有意義。因為我們着重的,是交流的質素,而不是形式。這樣的話,相信市民都會明白為何民主派議員不擬出席晚宴,卻樂意出席飯前酒會。

說到會面的形式,不少評論都認為今次安排張德江與民主派議員在酒會中見面,是破天荒的。這個對於民主派來說的確是別開生面,不過對於經常須與世界各國有外交往來的中央政府來說,卻不是創新的安排。比如說在中國就有所謂「走廊外交」,事緣早幾年前中國與日本因釣魚台事件導致雙方關係陷入谷底,暫停兩國高層人員往來,但兩國領導人都認為要在適當時候緩解彼此的關係,因此趁中日大員在外國同時出席某個會議時,安排雙方在走廊碰面,並就爭議作數十分鐘的交談。

今次酒會會面的安排,其實與走廊外交相似。如此則反映兩個事實:第一,中央與民主派的關係正處於低點(即使不是谷底);第二,雙方都認為現在是修補關係的時候。毋須諱言,中央與民主派因去年政改被否決不歡而散,如果說雙方的關係正常,肯定是自欺欺人。然而,政改爭議是一年前的事,如今應該是雙方擱下爭議,重新發展關係的時機。因此,不論中央還是民主派,都應該好好利用今次酒會會面,為雙方關係重回正軌而努力。

筆者相信,中央與民主派並非事事南轅北轍的,在一些重大議題上都可以尋到共識,比如說民主派議員(包括筆者在內)都是不支持港獨的。此外,民主派跟中央一樣,都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好好管治香港和維持「一國兩制」。

基於此,民主派議員在與張德江見面時,會重點建議中央政府不要考慮讓梁振英連任下屆特首。原因從其過去幾年的管治已顯而易見——不論在建制派內部,還是在整個香港社會,他都在製造分化和撕裂。中央汲取過去幾年經驗後,換走他,然後以能夠修補各方關係為最重要的人選考慮,相信能夠扭轉香港現時的窘況。此外,為了「一國兩制」的長遠健康發展,梁家傑也會代表公民黨向張德江建議成立「港是會議」,作為香港人與中央保持恒常和正式溝通的平台。

當然,如果有機會的話,筆者亦會向張德江嚴肅要求,絕對不能再發生「李波事件」。畢竟這件事對「一國兩制」是嚴重的衝擊,不但令香港內部人心惶惶,更令不少外國政府關注。要是再有同類事件發生,恐怕香港市民以至國際社會都會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對於中央和香港來說,都是雙輸的局面。

向委員長說什麼

【文章】查冊、私隱與新聞自由

信報財經新聞    2016-5-10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查冊,無論公司或土地和物業查冊,是資訊自由的體現,不單影響一個城市的經濟是否健康發展,更是社會,尤其是充當第四權的傳媒能否有效發揮監察作用的一個重要元素。傳媒關注和猜疑任何改變查冊做法,甚至是疑似增加查冊條件的要求,是無可厚非的。

近日公司註冊處(下稱「註冊處」)在公司查冊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要求查冊人聲明其查冊的目的。事實上,這個新安排是沿襲《公司條例》第45條「處長須提供公司登記冊讓公眾查閱」第一款的寫法。

而新安排要求查冊人聲明的選項,也正正是條例的列出註冊處須讓公眾查冊的法律權利。讀者只要上網到公司註冊處的查冊專頁和《公司條例》第45條比對一下,便一目了然。

嚴格來說,條例的寫法並非要求查冊人聲明其查冊目的,而是賦予註冊處權力和責任,協助查冊人透過查冊去確定其所需要的資訊。因此,今次註冊處作出新安排,其實一如它所說,是按照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的建議推行,要求查冊人在網上查冊前,必須就其從查冊取得的資料所擬作的用途作出聲明,確保查冊所得資料只能作查冊人所聲明的用途,從而防止從查冊所取得的個人資料遭濫用,例如財務公司可能從中「搵客」,繼而向他們收取非法的中介人費用。

由於條例的規定和私隱專員的建議,兩者的出發點不同,市民特別是經常須要查冊的記者有誤解和憂慮,實在難以避免。記者最大的憂慮,在於如果無法在聲明的九個選項中選取一個最切合其目的的選項(舉例說,記者查冊的目的,最主要原因是偵查和報道,而註冊處的聲明卻沒有這個選項),或其目的在作出聲明時與使用查冊所得資料時有所不同,便容易誤墮法網,採訪時會有所顧忌和約束,最終可能損害新聞自由和削弱監察力度。

然而,筆者認為條例本身既以保障公眾的知情權為目的,註冊處亦是以執行《公司條例》的規定為優先,故即使要兼顧私隱專員的建議,也會以不減損公眾的知情權為最重要考慮。事實上,正如筆者理解,以及註冊處在新聞稿中確定,記者在聲明時只要選取查冊的目的是為了確定該公司、其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或其前董事(如有的話)的詳情,或其他前列選項中任何一類所述人士的詳情那一選項(即第b(1)項),即可符合採訪的目的。此外,《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61條已經為新聞搜集、使用和發布資料提供豁免。故此,相信註冊處的新安排不會為傳媒的工作添加任何新的障礙和壓力。

偵查報道不單是傳媒發揮監察作用的重要方法,近期一些引起社會重大關注的偵查報道,更是透過查冊來揭露政治人物可能涉及的利益衝突。有傳媒工作者疑因偵查報道而有「後果」,故此傳媒對註冊處的新安排高度敏感,是值得理解的。

期望註冊處就傳媒的憂慮和疑問,做更多詳細和確定的解說,如有需要的話,更可以改善聲明的寫法,讓公眾能夠準確明白自己的責任和滿足法例的要求。而私隱專員亦應再審視這個聲明有無必要填寫,以及是否足以防止查冊資料遭人濫用。

查冊、私隱與新聞自由

【文章】堅持初衷 即是出路

信報財經新聞    2016-5-3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筆者身為民主運動的其中一分子,對於香港人發起雨傘運動也未能爭取到一個真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政改方案,難免跟其他民主路上的同行者一樣,感到失望和沮喪。

然而,筆者相信「真.雙普選」是絕大部分香港人最大和最終的政治理想,因此即使一時失敗了,也不會轉移目標,並會為下一次的政改而繼續努力;當然,也有人選擇因為失敗而轉移目標,把「真.雙普選」變成次要,而提出新政治主張,並建立新的政治組織。《基本法》確保香港有言論和結社自由,包括保障任何人提出和討論可能或肯定不符合《基本法》的政治理念的權利,這也是我們必須尊重和維護《基本法》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今天香港人享有的所有自由和權利,以及我們最引以為傲的法治的最大和最終保障,都是《基本法》。當然《基本法》本身有不完美的地方,在實踐的時候也有不理想的狀況,但這樣應該不是我們放棄《基本法》、更不是我們做違反《基本法》的事(儘管不違反政治道德和倫理)的理由。因此,儘管筆者理解今天提出新的政治主張或概念的人,他們或許是基於爭取民主的失敗經驗和心情,希望尋找出路;又或許是因為要參與選舉,營造與其他競爭者不同的形象,而提出新的政治主張。無論如何,如果要把主張變成運動,或許就要慎思幾個問題,例如這些新主張,香港人明白嗎?接受嗎?會太「離地」嗎?他們願意承受嗎?

筆者的觀察是,提出新主張的人,有不少連他們爭取的終極目標是什麼也說不清,就好像有人說我們要去買一張機票,卻不說明要飛往哪裏一樣。有些則提出一些大部分香港人都認為不可行的新主張,他們也沒有提出可行方法。因此,大部分香港市民,其實是不太理解或不甚認同這些新政治主張的。主張眾多、目標模糊、方法難行,只會令民眾無所適從,也無異於把我們一向依賴和最大的本錢——群眾的意志和力量打散。這個狀況自雨傘運動後已出現(例如學聯的分崩離析),其惡果也顯而易見。相信沒有人希望這個狀況會在爭取民主的運動上出現。

我們眼前既有不斷爭取失敗、而短期內必須繼續爭取(下年特首選舉後,新一屆政府成立,便又要開始政改的工作)的「真.雙普選」;又有30年後才面臨,但現在已經要開始思考的「2047問題」。「真.雙普選」與「2047問題」都是香港最重大的事,兩者不能偏廢,也互為影響。

無疑,實現「真.雙普選」的難度絕對不低,但相比起其他新的政治主張,肯定更容易。而且筆者深信,只要實現「真.雙普選」,香港人自然會服膺「一國兩制」,以及在2047年後繼續實行「一國兩制」。

堅持初衷 即是出路

【文章】法官的諍言

信報財經新聞    2016-4-26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說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是最願意與社會分享他的想法的法官,應該沒有誰會反對。早陣子筆者便有機會再次聽到他的分享,今次的話題由法治、民主到近日的政治主張都有,發人深省。

從近期冒起的「港獨」和「自決」等政治主張說起,包致金法官認為「港獨」是源於香港人不滿民主發展毫無寸進而轉生的意念,但如果從實際的角度出發,當香港人可以「自決」的話,應該是去延續「一國兩制」,維持我們現有的生活方式。

不過,他亦指出,要落實「一國兩制」,司法界必須準備好面對愈來愈多的挑戰。他強調,全部法官對此都很「清醒」,而法院亦必須保持及被視為不偏不倚,並獨立於政治以外。他相信沒有民主,香港仍然可以保持司法獨立,但未必可以有效維持香港人現有的生活方式。他的觀察是,至今尚未看到司法制度受到侵蝕的跡象,但若然政府不是以民主方式產生,在法官委任和司法機構資源方面,遲早都有問題。

沒有民主,確實也可以有法治,但應該是在非常特殊的條件下才會出現的異數。環顧全球,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發展出一個優良的法治制度;香港,慶幸是一個獨特和罕見的好例子。

然而,回歸之後,我們的法治也無可避免地受到挑戰。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未必是由於我們沒有民主,而是我們的宗主國中國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程度與香港差異極大,以致中央一些官員和學者對我們的法治觀念時有誤解,然後對我們的司法制度作出無理的批評,乃至是錯誤的期望。於是我們久不久就會有人(包括香港的建制派)說香港的法官和律師不曉得《基本法》,又認為香港的法官要成為管治團隊的一部分,說香港已經(或不應該)奉行普通法,甚至有「警察拉人,法官放人」的誣衊。

所以,即使筆者與包致金法官一樣,絕對信任我們的法官可以「頂得住」這些批評或壓力,但不等於可以完全不擔心,因為來自外界的攻擊是明顯而強大的,久守即使不失,也不是長遠之計。何況正如他所言,在法官委任和資源分配方面「做手腳」,就已經可以對司法制度造成極大破壞。從近幾年很多公職人員的任命(如各大學的管理層),便可見到一個手握大權但不是由民主方式產生的行政長官如何透過「委任」來破壞制度。

至於資源分配,幸好立法會對政府的財政撥款還有多少置喙的餘地,因此過去幾年,筆者與其他關心司法機構和法律援助資源的議員努力爭取,今年總算有點實質成果:《財政預算案》撥給司法機構的資源比去年多近1.8億元,升超過一成;法律援助的增幅更大,比去年的預算多1.5億元,升超過兩成。

包致金法官的諍言從來都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我們必須時刻警醒、努力避免發生的提點。

法官的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