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手物業空置稅的再思考

2018-4-20 | 信報財經新聞
A28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區政府「放風」將會研究物業空置稅,連方向和內容都欠奉,社會已就此議論紛紛,足以證明當要引入新稅種時,大家有不同的理解和評估。

對物業空置稅持保留態度者認為,原則上私人物業的供求和價格,應由市場按經濟規律釐定和調節。不過,物業(不論私人單位還是公營房屋)都是依賴公共資源——即土地興建的,若然因為地產商把土地轉化為物業,即是把公共資源轉化為市場商品之後,就完全可以只按經濟規律行事,毋須考慮社會效果和公眾利益的話,在事實上和原則上都是錯謬的。

況且,從本質上看,物業並非純粹的商品,而是生活必需品,一如市民的教育、食水、空氣和治安,也不會容許私人市場壟斷。主張以純資本主義的經濟思維去思考房屋問題,似乎是過於「象牙塔」。

當私人市場按照經濟規律運行,出現了一些問題導致某部分市民受損,程度大至足以成為社會問題時,政府就有必要制訂政策或措施去應付那些社會問題。就以房屋政策為例,當很多市民的收入不足以在私人市場租賃物業時(這裏可能已包含兩個社會問題:工資過低與樓價過高),政府便需要提供出租公營房屋,這就是公屋政策的原意和目標。這亦反面證明經濟規律有時不單解決不了問題,更會製造問題。

浪費公共資源謀利

當社會一方面肯定私人物業求過於供,認為必須增加供應,另一方面卻有不少一手單位空置,豈不是一個矛盾現象,也是社會問題惡化的其中一個原因?

然而,對物業空置稅持保留態度者認為,私人市場中有某種程度的空置率是正常的,正如一個社會總不能做到每一個人都就業,所以當失業率跌至某個百分比時(通常是3%左右),那個社會就被界定為「全民就業」。

筆者同意物業市場不可能做到0%空置,等於就業市場不可能做到0%失業率。原因是社會裏總有人會基於不同原因(例如疾病)而無法就業或選擇不就業;同樣,社會裏總有物業會基於某些原因(例如等待清拆)而空置。

可是,不能把所有空置單位的情況都混為一談。如果說非一手物業如上述般有各種自然和合理的原因導致空置的話,那麼一手物業的空置因素通常只有一個,就是發展商不推售。

發展商之所以不推售,往往亦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待價而沽——無論認為現價過低等待回升,還是期望短期內樓價有更顯著增長。更棘手的是,發展商不但可以待價而沽,甚至可能利用不推售以控制供應,間接推高售價。這固然是非常符合經濟規律的做法,卻是藉浪費公共資源來謀取暴利,直接對社會和市民構成損害,違反公眾利益和社會價值。

因此,筆者一直主張的,不是向所有空置物業徵稅,而是針對空置的一手物業,目的是盡量減低空置背後各種不良的誘因和做法。政府不是商業機構,這不是說它應該無視經濟規律去思考和行事,但作為政府,則更應該從公眾利益和社會價值的角度出發去思考問題和制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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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加強虛擬貨幣發展與監管

2018-4-4 | 信報財經新聞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政府的行為,包括制定法律和政策,往往落後於社會發展。那是因為在某種社會現象或問題浮現後,政府才會就該現象或問題展開評估,研究是否須要制訂法律或政策去禁止、規管、容許或促進。

加密貨幣屬高風險產品

在資訊科技發達時代,各種新事物不斷湧現,而且發展速度一日千里的常態下,政府實在有必要加強對新社會情況的敏感度,從而盡快制訂合適的法律或政策。

近日看到一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轄下投資者教育中心製作的「錢家有道」系列最新的廣告,內容是關於「首次代幣發行」(Initial Coin Offering,簡稱ICO)及「加密貨幣」(或稱「虛擬貨幣」)。主要訊息是警告市民ICO和「加密貨幣」屬高風險產品,絕對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參與的,未有全面了解其特性及風險之前,切勿「跟風」投機。

自從2013年首個ICO面世以來,至今全球已有約1400種ICO,當中最為人熟悉的是比特幣。這樣說來,前陣子比特幣的價格屢創新高,但轉瞬間暴跌,不少專家都評說比特幣是一種極高風險的產品,甚至有人形容它是行騙工具。

若撇開比特幣,ICO的確能發揮正面作用。以香港來說,船運業首創發行的ICO代幣TEU,就成為解決行內長期積習的交易問題的有效工具。

由此可見,ICO既有良幣,亦有劣幣,難怪各國政府對它抱持截然不同的態度,例如日本和新加坡全力支持,南韓計劃加大監管力度,中國全面禁止,而香港則模棱兩可。

現實是,無論政府是否禁止,ICO都必然存在,發展亦會愈來愈發達。要是這樣,與其因為擔心而抗拒,不如放膽嘗試將之納入規管,盡量減少其負面作用,以及促進其正面效益。

日政府擬發官方ICO

上述提及日本政府大力支持ICO的發展,其做法值得香港參考。2016年日本金融廳建議立法認可虛擬貨幣成為常規貨幣,日本政府於同年3月向國會提交法案,並於5月通過,法例內容包括為ICO及相關交易服務提供定義、要求相關交易服務供應商或提供者註冊、為ICO相關行業如交易服務提供者建立相關法律規則,以及要求交易服務提供者履行反洗黑錢責任等等。

至去年4月,日本政府正式發出認證,確立ICO是法定交易工具,與其他貨幣擁有同等地位,並於9月向11間ICO交易商發出牌照,要求它們遵守一系列嚴格規定才能經營,例如提升電腦系統及必須隔離每個客戶的個人賬戶等等。

最近,日本政府更有意發行官方的ICO,名為Jcoin,希望在東京奧運開幕前推出。初步構思是與日圓1:1兌換,國民可以透過智能電話購買貨物及進行服務交易。

儘管內地仍然禁止ICO,但有傳中國人民銀行有計劃發行自家的ICO。事實上,內地電子支付發展冠絕全球,如進一步開拓ICO,勢必成為電子金融的發達國家。

香港的金融業舉世聞名,ICO無疑是金融業發展的新動力。那麽只要按照我們一直對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嚴格監管,研究相關法例的改革,與業界和公眾討論,把ICO去蕪存菁,相信必定能夠成為亞洲以至是全球ICO的交易樞紐,讓香港繼續成為世界頂尖的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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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en/business-computer-security-currency-315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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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進退兩難的綠置居

2018-4-4 | 信報財經新聞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場後,對房屋問題提出的第一個算是可行的方法,就是把「綠置居」恒常化,並以此作為資助房屋政策的重心,透過興建大量「綠置居」,吸引公屋租戶購買,以騰出公屋單位予公屋申請人;長遠而言,更期望以「綠置居」取代公屋。

這個政策的設計原意,是在土地匱乏的情況下,興建一個「綠置居」等於同時興建一個公屋單位,可以同步協助市民置業和滿足市民輪候公屋的需求,毋須如過往般要分別興建公屋和居屋。如果單從數字看,用俗語說,可謂「一雞兩味」的良策。

出席選購人數現落差

可惜房屋政策不是數字遊戲。「綠置居」成功與否,不是取決於興建多少單位,而是視乎它能否吸引大量公屋租戶購買。要是公屋租戶對其反應冷淡,那不只是「綠置居」政策失效,更令原本用來興建公屋的資源減少,令公屋輪候問題惡化,整個政策便可能全盤失敗。

筆者是房委會委員之一,對於如「綠置居」這樣重大的政策轉移,須格外留意和細心分析。或許可以先看看「綠置居」的往績,再思考應否把它變成房屋政策和資源投放的重心。

2017年新蒲崗景泰苑出售857個單位,收到申請表多達16000份,超額認購18倍。這個數字固然令人有「綠置居」非常受歡迎的印象,這也是當時傳媒報道的亮點。可是後續的情況卻反映另一個現實,當房委會邀請約7300個被抽中的申請者選購單位時,只有1607人出席,也就是說實際認購率只有約一倍。這個數字,當時沒有太多傳媒報道,所以公眾大多不知道有如此大的落差。

「綠置居」的反應不如預期,事前並非無跡可尋。2016年房委會做了一份公營房屋住戶綜合統計調查,在受訪的3000個公屋租戶中,約12%表示會考慮申請「綠置居」。如果以這個比率推算,現時約76萬個公屋租戶中,只有9萬多戶會考慮購買「綠置居」;對比現時公屋輪候冊中有28萬多宗申請,單憑「綠置居」就想連帶解決公屋需求的問題,似乎是不切實際的。

公屋戶難負擔貴價樓

什麼因素會影響公屋租戶對「綠置居」的反應?定價可能是最大原因。「綠置居」是以同區私人樓宇約七折定價,相當於免除政府應收的地價。

這個方程式背後的原則,本來無可厚非,可是當私人樓價暴漲,居屋價格因為這個掛鈎而飆升,公屋租戶的購買力難以追上時,尤其是他們多數收入不高,而且從事的職業之工資加幅通常趕不上樓價升勢,自然無力、也無意考慮放棄公屋而選購「綠置居」。

何況如果只想滿足居住需要,租公屋的成本肯定比買居屋少得多,原本已經享受低居住成本的公屋居民,又怎會「捨平取貴」而轉買「綠置居」?

去年景泰苑出售時,呎價為4846至5140元。房委會將於4月推出新一期位於長沙灣、啟德和東涌約4400個居屋單位,平均呎價估計高達6698至9234元,比景泰苑貴近四至八成。這個定價如何影響公屋居民以綠表買居屋的反應,相信不單會成為房委會是否要檢討定價機制的導火線,更會成為特區政府是否堅持以「綠置居」作為公營房屋政策重心的風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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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再說物業空置稅與資產增值稅

2018-3-26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如果說上周末特區政府終於決定「派錢」是不少學者和論者批評為強差人意的「轉軚」的話,較早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考慮引入物業空置稅,則可視為是一個值得支持的「轉軚」。

《財政預算案》公布前,司長在電台節目回應市民對預算案的意見時,便認為私人住宅物業空置率很低,只有3%,故表示不擬引入物業空置稅。

不過,有時百分比不能呈現現實的真象。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資料,2016年有14600個私人住宅單位落成,其中1000個單位截至2017年年底仍未售出;現時約9000個空置的新落成住宅單位中,有近4000個單位空置一年以上。

不知道那9000個單位為何空置,可以肯定的是,每多一個空置單位,便會浪費多一份重要的社會資源。故為促使發展商盡快推售樓宇,減少浪費,增加供應,從而可望緩和樓價飆升,公民黨早於預算案諮詢期間,已向政府建議開徵物業空置稅。

近日有見司長表示會考慮此建議,我們亦進一步提出具體方案。方案是新落成住宅單位於發出入伙紙12個月後,若發展商仍未售出或租出一手住宅單位,便須為單位繳交過去12個月及其後接連空置月份的空置稅;反之,若單位於發出入伙紙後12個月內售出,便無須繳付上述稅項。

我們建議稅率可參考現時公司租出物業的利得稅稅率,即16.5%,並設立3個稅階,稅率在空置第一年為33%,第二年為50%,第三年及後為66%。稅款計算方式如下:

稅款 = 市值租金 × 200% × 該課稅年度的空置月份數目 × 稅率

市值租金可根據《差餉條例》下的機制釐定。現時差餉物業估價署每年會更新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為彌補當中的滯後因素,建議引入一個200%的因子以反映該單位於空置期間的實際市場租值。

遏止有人炒樓圖利

此外,為免發展商避稅,我們亦建議引入反避稅條文。若發展商把住宅單位以低於合理市值租金或賣價出租或售予有聯繫公司,則仍須繳交空置稅。

除物業空置稅外,公民黨還提倡政府向非本港居民開徵資產增值稅,目的在於遏止他們及其公司購入本地住宅物業「炒樓」圖利。具體建議是於單位出售時,向其買入或賣出的正差價(即利潤)徵稅。稅率可參考利得稅,個人定為15%,公司則為16.5%。稅款計算方式如下:

個人:稅款 = 資產增值利潤 × 15%

公司:稅款 = 資產增值利潤 × 16.5%

單位買賣的正差價應計及通脹率,並容許申請減免相關的行政費用。此外,若本港公司的董事簽署聲明該公司75%股權實為香港永久居民實益持有,則此類公司可獲豁免繳稅。

上述兩項建議的新稅種,儘管徵收的對象不同,但指向同一目的,就是盡量避免住宅物業成為圖利的商品,使之成為解決市民「住」這個基本需要的社會資源。

沒有政策目標的「派錢」絕不可取,《財政預算案》乃至政府的施政,應以長遠政策為重,才是有益社會和市民的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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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同股不同權」需要的配套

2018-3-16 | 信報財經新聞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香港交易所2月下旬發表一份名為「新興及創新產業公司上市制度」的諮詢文件,其中一個非常重大的改革建議,就是引入「同股不同權」制度。

其實「同股不同權」並非什麼新興概念,它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在西方股票市場出現。這個概念相對於「同股同權」而生,即上市公司股東的每一股都享有相同的投票權,例如某人有10股股份,他便有10票投票權,即使公司的主席及其他大股東,跟其他任何小股東的一股投票權都是同等價值的。

反之「同股不同權」就是上司公司會發行不同級別的股份,每一級別的股份有不同比例的投票權,例如最高級別的一股可以有10票投票權,最低級別的一股則可能只有一票投票權;持有較高投票權比例股份的股東,一般都是公司創辦人、合夥人、主要策略投資者或公司高層。

由此可見,此制度的目的是希望管理層在公司上市後擁有一定投票權,令其投票權不會給其他股東分薄,以維持對公司重大事務決策權。

諮詢文件沒有詳細交代提出改革的背景,但不善忘的讀者應該記得,這個討論源於2014年中國電子商貿巨企「阿里巴巴」因為香港沒有「同股不同權」,而最終選擇到紐約上市。

無疑,作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當紐約和倫敦都有「同股不同權」,唯獨香港沒有時,便顯得落後了,因此港交所現在提出改革,即使不是為了吸引「阿里巴巴」回頭,也是提升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必要舉措。

無獨有偶,美國和英國有「同股不同權」的同時,也有集體訴訟。集體訴訟當然並非為「同股不同權」而設,但在「同股不同權」下,那是對小投資者的最有力保障。

倡設訴訟基金助小股民

香港現時沒有集體訴訟的機制,但法律改革委員會早於2012年已發表「集體訴訟報告書」,建議香港引入集體訴訟機制,理由是除了基於強化司法公正外,法改會認為此舉對上市公司亦有好處,例如在一宗集體訴訟中列為被告人的上市公司,可較容易估計須承受風險的程度,並在其賬目中有根據地撥出準備金;相反,如果它面對的是眾多未可知但可能發生的訴訟,便難以估計需要多少撥備應付了。

即使有了集體訴訟機制,小股民要跟大股東打官司,如果沒有足夠支援,到頭來維護不了權益之餘,還要付出沉重代價,因此為協助小股民行使法律權利,應向「同股不同權」公司收取若干百分比的盈利或營業額成立訴訟基金,由有金融訴訟經驗的法官決定是否批出基金協助小股民興訟。另一方面,司法機構亦要有相應改革,例如賦予法庭更大權力,把基於同一決定而衍生的訴訟集體處理。

法律途徑從來都是解決爭議的最後方法。要保障小股民的權利,還要針對「同股不同權」公司提出更多要求,例如設下「日落條款」,於上市若干年後,可以讓所有股東以一股一票的方式,決定是否維持「同股不同權」的模式;提升獨立非執董在董事局的比例,讓公司較多從小股東的利益考慮,進一步平衡董事局的決策思維;把召開股東大會、提請議程的門檻降低,比如說由10%減至5%,讓小股東能較容易參與公司業務的討論。

作為金融中心,如何吸引企業上市,促進投資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盡量確保市場的機制公平,以平衡各持份者的利益和風險,這樣市場方能長遠健康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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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不要着眼短期着數 聚焦長遠社會投資

2018-3-8 | 信報財經新聞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財政預算案》公布一星期以來,劣評如潮。對於有過千億盈餘、財政儲備創新高至過萬億,用500多億元「派糖」的財政司司長以至特區政府來說,肯定是始料不及的。

改善政策作長遠投資

市民對預算案的猛烈抨擊,主要有兩方面:一、一如以往地沒有提出長遠的政策解決已知的結構性問題,或作重大的投資推動社會未來發展,所謂惠及市民,都只是用盈餘作一次性的「派糖」而已;二、即使「派糖」也分配不均,對於中產和綜援受助人非常慷慨,對一群在社會長期存在的「N無」人士卻幾乎毫無幫助。

由於政府不濟,早在預算案公布前便提出的全民派錢要求,現在就叫得更響亮,也似乎更「合理」;連不少之前認為政府應該做長遠政策和投資,不應該全民派錢的市民(當中很多是專家和學者),都基於對政府失望而轉向支持全民派錢。

基於失望而作出情緒化的決定,情有可原,但絕對不能贊同全民派錢。因為追源溯本,大部分人其實都明白全民派錢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若然因為政府不濟,便乾脆提一個差勁方法幫政府「解圍」,那一方面是輕輕放過政府,另一方面是沒有把握巨大的民意,把問題重新聚焦,從而迫使政府做我們本來要求她做的事。

事實上,從實際效果而言,沒有政策背後支持的全民派錢,與有政策背後支持的開支或投資,即使金額相同,效果也必然不一樣。2011年,預算案同樣受狠批,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被迫臨時「加碼」全民派錢6000元,共花約360億元。雖然可以平息一時民怨,卻不見得有顯著的社會效果,甚至可以相信,很多市民已忘記當時如何運用那6000元。

試想像,如果這360億元花在改善現有政策或長遠投資,效果會如何?例如:

免除大學生貸款(包括「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和「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的利息,減輕他們畢業後的負擔;

增加中小學的老師數目,讓老師有更多心力教導學生,也讓不同需要的學生得到老師更適切照顧;

資助患有罕見病、癌症等需要自費購買非常規藥物的患者和家庭,讓他們得到更好治療;

每年增加5000個護理安老院宿位和1100個入住護老院的名額,以及增加院舍照顧人員的數目和培訓,讓等到死都未入到院舍的長者少一點,讓已入院舍的長者得到更好的照顧;

把醫療券計劃推廣至60歲的長者(並按通脹每年增加金額),讓更多長者不會因為經濟問題而不去求醫;

增加長者生活津貼和高齡津貼(即生果金)金額,讓靠這些援助維生的長者不用那麼捉襟見肘。

增加交通津貼,讓低收入家庭減輕返工成本,也可以尋找更多工作機會;

在主要的住宅和工作區域設立具質素的託兒中心,讓在職父母安心工作,也可釋放在家父母的勞動力。

放棄糖 贏間廠

這些措施,或許不如派錢般可以令全民即時「有錢落袋」,但長遠來說,人人都可以受惠,而且所得金額肯定比一次過拿6000元多;更重要的是,達致的社會效果,比全民派錢更有意義。

因此,我反對全民派錢,不是要與民為敵,而是希望大家不要「贏粒糖輸間廠」。況且,當政府愈是堅持不全民派錢,我們就愈有理由要求她做長遠政策和投資。放棄糖、贏間廠,才是真正的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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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如何理解基本法第107條?

2018-2-28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今天新一屆特區政府公布首份《財政預算案》。在預期錄得大量盈餘、財政儲備繼續高企,社會對政府的要求出現兩極化的訴求:一方面希望政府「派錢」,另方面則促請政府投放資源作長遠的社會投資。

然而,每當提到作長遠的社會投資,政府總祭出《基本法》第107條作護身符,指長遠的社會投資需要政府長期投放大量金錢,一旦經濟轉弱,政府收入減少,即可能出現赤字,違反第107條的規定。

第107條是這樣寫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無疑,單憑字面理解,的確不鼓勵政府出現赤字,但並非絕對禁止。

事實上,制訂第107條時,當年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曾經就未來特區政府的理財原則,尤其是應否容許赤字而曾作詳細、反覆和熱烈的討論。正常地說,沒有人喜歡赤字,即根本毋須考慮是否容許有赤字這個問題,那為何當年的草委要花時間反覆斟酌呢?

官員視赤字為洪水猛獸

應該從歷史背景說起。自1946年至《基本法》公布首份草案的1988年,在那40多年期間,港英政府曾制定41份預算案,其中21份是赤字,另外20份有盈餘。各項重大和有益的社會建設,如硬件的公共房屋和地下鐵路,軟件的9年免費教育和社會保障制度,也是在這數十年間建立起來,令香港經濟起飛,民生更有保障,社會和諧穩定。

今天回望,大部分時間的赤字不過是過眼雲煙,但築成的建設和制度,至今仍然造福萬民。

或許正是經歷到這些成果,草委們討論第107條時,對所謂赤字其實不太反感,起碼不如現政府般視之為洪水猛獸;他們認為,無論基於經濟周期還是社會發展,要求不許有赤字根本不切實際。不過,給予特區政府一定程度的財政彈性之外,維持穩健的理財方針同樣重要,因此最終敲定現行的寫法。

值得反思的是,為什麼港英政府寧願有赤字都要做長遠社會投資?那是因為她深明有很多嚴重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

今天香港是不是已經沒有嚴重的社會問題?肯定不是,單是新年期間,市民到公立醫院求診動輒等上數小時,已經叫人氣結。此外,還有人口老化,官員甚至以「海嘯」形容其嚴重性。

惟一筆過撥款對這些問題幫助有限,因現香港缺乏的,是需要長時間建立的軟件。正如特區政府雖然立即撥5億元予醫管局,但情況還是惡劣,原因正是缺乏醫護人員。至於人口老化,如官員所說不是花錢建大量老人院便可解決,更要有護老人員,長者亦要有足夠的資源去維持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

況且,有如此龐大的盈餘和儲備,毋須赤字預算也有足夠資源做長遠規劃。拿第107條來堵住社會的訴求,是毫無說服力的。

【文章】建議開徵資產增值稅

2018-2-8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香港房屋問題積弊已久,是上屆和今屆特區政府最頭痛的施政難題,更是令香港市民生活艱難的最重要原因。

樓價飆升固然有多項因素,包括土地供應短缺、前屆政府政策失調、外來(尤其是內地)資金湧入香港、利率長期處於歷史性低水平等等。因要應對房屋問題,方法雖然有輕重之別,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一個辦法可以完全解決房屋問題,必須多管齊下。

無疑,增加土地供應既能解決房屋需要供不應求,亦可遏抑樓價和租金至可負擔水平的一石二鳥治本策略。儘管特區政府不斷聲言覓地建屋艱難,但反觀過去幾年新落成的住宅量已大幅增加,樓價仍然屢創新高。

按照最基本的經濟學原則,這樣是反映需求比供應的增幅更大;亦足以證明,開發土地增加供應,一方面不能於短期內製造大量房屋以滿足更多需求,另一方面亦不保證增加供應,便可直接令樓價下調。

須展開公眾諮詢

在無法大幅增加供應的情況下,遏抑需求就是從另一端解決樓價問題的切入點,方法不外乎增加買樓成本,政府能夠做的,就只有稅收。可是政府不能遏抑市民的住屋需求,而且政府為樓市降溫,最終目的都只是讓市民能夠買樓,故無差別地向所有買家(包括本地居民和非本地居民)一律徵稅,是與政策目的背道而馳的方法。

因此特區政府數年前推出「雙倍印花稅」和「買家印花稅」,主要向非本地買家徵收。稅項開徵至今,雖然有不少分析指出,由於樓價持續攀升、發展商提供稅款回贈等因素,令稅項成效愈來愈弱;然而,其政策原意,即減少海外買家對本地物業的需要,則是可取的原則。

既然知道已設的稅項的限制,就有必要研究新的稅項,以加強政策力度或填補政策漏洞。因此新一屆政府首份宣布《財政預算案》前,筆者及公民黨便倡議特區政府研究針對非香港居民在本港買賣住宅物業時,向賺取的差價開徵資產增值稅,並於2019年前就是否開徵資產增值稅展開公眾諮詢。

與其他有針對性的稅務政策目的一樣,建議開徵資產增值稅的主旨是寓禁於徵。要遏抑的,不但是非香港居民對本地物業的需求,更要盡量減少本地物業變成海外投資者的投機產品。

雖然有不少評論認為,參考「雙倍印花稅」和「買家印花稅」的實施情況,非本地買家佔香港物業市場的比例很低,因此任何針對非本地買家的稅務建議,都不能對症下藥。

不過,同時有分析和地產業人士指出,購買本地物業的海外買家,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實際上比政府的數字多,比例也愈來愈高。故此,增加針對非本地買家的措施,本來就有需要。

此外,把房屋由投機商品變回生活產品,更是當下必須撥亂反正的做法。因此開徵資產增值稅,是值得香港社會討論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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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不能因政見而剝奪參選資格

2018-1-23| 信報財經新聞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立法會4個出缺議席的補選,將於3月11日舉行,提名期由1月16日起至29日止。由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特區政府曾拒絕持某類政見人士參選,所以今次補選即有傳聞指出,有言論鼓吹政府可能或應該取消持某類政見人士的參選資格。

不應被不合理限制

《基本法》第26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39條亦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並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根據《公約》而制定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及21條,則規定香港永久居民不會因為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等原因而受到不合理限制,均有權在選舉中參選和投票。

由此可見,在《基本法》、《公約》和本地法律的層層保障下,任何人的參選權都應該盡量不受限制;即使要施加某些限制,也要符合相稱性(proportionality)原則。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39條,不符合參選資格的情況,大致包括該人未滿21歲、破產、證實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擔任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公職人員或司法人員、因觸犯某些與選舉有關的法例而被定罪,等等。

總之,都是一些基於公開、客觀和確實的標準而施加的限制。反過來說,政見不是法例訂明的參選限制,亦難有一個客觀和確實的標準去衡量某人持有哪種政見。因此,特區政府既沒有法律權力,也沒有實質標準以政見去限制任何人參與立法會選舉。

惟近日有消息指出,特區政府有可能拒絕某些民主派人士參選;建制派輿論更大力鼓吹特區政府應拒絕因為宣誓案而被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的人士參與補選。儘管今次補選是源自有議員因宣誓被褫奪就任資格而觸發的;但在該案中,法庭只是裁定被褫奪議席者的宣誓不符合法定要求,完全沒有質疑他們的參選和當選的資格。也就是說,宣誓是否符合法定要求,與該人有沒有參選資格,屬兩回事,不能以宣誓來限制參選權利。

選管會有法可依

儘管某人的參選資格是由選舉主任決定,但當選舉主任考慮該參選人是否符合法例規定的參選資格時,應徵詢選舉管理委員會(下稱「選管會」)的提名顧問委員會的意見,而絕非按一般情況或如官員所說,要徵詢律政司的意見。

原因是按照《選舉管理委員會(提名顧問委員會(立法會))規例》第6條,凡某參選人已向選舉主任呈交提名表格,選舉主任可就該參選人是否有資格獲提名為候選人或是否喪失資格,向顧問委員會要求提供意見。

其實,選管會本身是一個獨立法定機構,主席必須由高等法院法官擔任,只要他切實地行使職權,不受特區政府干預,便必定可以依足法例,讓選舉公開、公平和公正地舉行。為此,民主派議員已去信選管會主席馮驊法官,要求就上述問題會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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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日常生活裏的忙中有錯

2018-1-15 | 信報財經新聞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一年一度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今年有個新亮點,就是新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首次出席典禮。鄭司長甫上任即因為僭建事件而成為新聞焦點,社會固然格外留意她在典禮的演說,特別是對法治的理解。

關於法治,鄭司長是這樣說的:「實行法治見諸於眾多方面。法律是通過實踐而得以彰顯,但是不應該只由律師、法官和政府實踐。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都應該遵守和尊重法治。我們的日常生活和一舉一動,都是法治的明證。我們各人須共同承擔責任,尊重、提倡和推動法治,作為本港社會的基礎。」(原文是英文,此為政府的中譯本)

鄭司長不高談闊論法治的理念,反而言簡意賅地闡述法治的實踐。的確,法治不是法律界-- 例如法官和律師--的專利,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對維護和促進法治出一點力。

比如說,當下香港的日常生活裏,「衣食住行」中的「住」,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買樓更可能是大部分市民畢生最重要的決定之一。不諳法律的普通市民,面對艱深和複雜的買賣文件和樓宇契約,自然無法應付。即使生活不繁忙,都必定要委聘律師幫忙。而律師的職責,就是確保買賣合法,其中當然包括提醒買家留意單位有無僭建,以及如有僭建的法律風險。買賣樓宇毋須尋找專門和資深的律師,只要在大學讀過「法學專業證書課程」的律師(事實上所有律師和大律師都必須修畢這個課程才能執業),都已經有足夠的法律知識去完成一個合法的交易。

重挫新司長威信

說到「忙」,「忙」肯定是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可能是大部分)。尤其俗語有云「能者多勞」,有本事的人,自然有更多事情兼顧。比如說鄭司長本身是一位資深大律師,未接任律政司司長前,既是法律界一位出色的調解員和仲裁員,而且被政府委任多個重要法定委員會的主席,例如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交通諮詢委員會及上訴委員團(城市規劃)等等,更在香港和內地大學的法律學院授課。

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畢竟有限,世務纏身,忙中有錯,百密一疏,本是平常。但問題是,錯漏的程度孰大孰小?對於一個專業人士來說,錯漏如果涉及本身的專業,令人質疑其專業水平甚至專業操守,就非同小可了。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鄭司長說項,呼籲大家不要咄咄逼人,包容點。然而官員掌握公權力,愈高級官員權力愈大,市民對其要求愈高和愈嚴格,並非因為不包容或咄咄逼人,而是基本的政治倫理。況且,新任律政司司長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要處理自己的違法問題,即使市民願意包容,也無可避免地重挫新司長的威信。

孔子曾經說過:「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意思是先將要說的做出來,然後才說。鄭司長的演詞說得好,更希望她會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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