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教育局掀起的政治風暴

2020-01-03 | 信報財經新聞
A18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近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連番向教育界施壓,先後表明教育局有權撤銷校長和老師資格。雖然在現行條例下,教育局的確有任命校長或老師的權力,但如何行使權力,才是最重要的。

根據《教育條例》第54條,如常任秘書長並不信納某位教員是出任某間學校校長的適合及適當人選,則常任秘書長可拒絕批准該教員出任該校校長。第56條也指出,如常任秘書長覺得某間學校的校長不再是出任校長的適合及適當人選、該校長並無令人滿意地執行校長的職責、或該學校多數校董不再接受該校長為該學校的校長,常任秘書長可撤回其對該校長的批准。

有關學校或教師的投訴,現時的處理方法有三:

(一)由校本處理,投訴交由法團校董會或辦學團體按既定機制調查;

(二)投訴人向教育局直接作出投訴,由教育局相關科組介入跟進,惟教育局會審視個案是否屬於校政,有權發還校本跟進;

(三)如涉及教師操守問題,可以向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投訴,議會會檢視個案是否受理,並將受理個案的調查建議交予教育局參考。

政治敏感時刻高舉權力

換言之,教育局須先經過調查機制,有確實證據指出該教員不宜出任校長,方可行使條例的權力取消校長資格。

有說條例寫得空泛,沒有具體標準列明教師或校長怎樣才會被評為「不適合」或「令人滿意地執行職責」。這個原意或許是提供空間「讓教育歸教育」,由教育同工不受外界壓力,憑藉專業知識獨立地處理學校事務。當問題超越教育專業,亦有機制讓較高層級的機關去把關。雖然教育局處理投訴的慣例,美其名是交由校本層面解決,很多時其實是推卸責任,但至少這個空間成為學校的防火牆,讓教育歸專業。

問題在於,教育局現在該管的不管,在政治敏感時刻高舉自己的權力,明顯是「亮劍」之舉。

過去幾年,教育界發生幾件嚴重的校政問題,不但涉及偽造文書、金錢轇轕,甚至涉嫌因校政失當而導致教師自殺,教育局也沒有提及要取消校長資格,只把責任推給法團校董會「校本處理」。

懶理教師自殺校園欺凌

撇開這些較罕見的嚴重個案,即使時常發生的教育問題,例如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就學問題、校園欺凌等,教育局也「闊佬懶理」,扔給辦學團體應付。但為了強迫校長追究老師在網絡上,並且是屬於私人領域所行使的言論自由,堂堂教育局長,卻公開威脅要取消校長的資格,甚至取消校長的教師註冊。究竟楊潤雄當教育同工是什麼一回事?

反修例運動半年下來,警察濫捕和濫暴,政府全方位打壓市民,更針對學生。楊潤雄此等言論,無疑是把今天的「亂局」怪罪於教育工作者,以公權力製造白色恐怖,逼教師噤聲,唯命是從。

有人更推論,政府可能想效法內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運動」。

當時,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號召高校知識分子,發起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後來有關運動延伸至中學教師,作為清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問題」。

市委組成的工作隊進入學校,透過「學習」,令教師承認自己受到三大敵人的思想──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所影響。

儘管思想改造未必令知識分子真正改變思想,但它卻強化了中共政府對教育領域的控制。

楊潤雄經常把「學校不是討論政治的場所」掛在口邊,可是他的手卻伸向學校掀起政治風暴。香港市民必定與老師們站在同一陣線,捍衞教育專業,保護學生的自由學習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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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區選之後 林鄭誤判

2019-11-29 | 信報財經新聞
A20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在一個社會裏,市民要表達訴求,有兩個方法:在制度之外的社會運動,以及在制度之內的選舉。

自6月以來,香港市民透過多不勝數、各式各樣、有血、有淚和有汗的社會運動,從起初反對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到對抗警方的濫捕和濫暴。終於到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市民可以透過這個制度之內,亦是最準確、最容易、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方法,向政府及一直與其沆瀣一氣的建制派展現民意。結果是史無前例地有超過七成投票率,即294萬名選民投了票,建制派遭到崩盤式慘敗,民意強烈和清晰地彰顯了,更發揮了一個巨大的政治影響。

在「反送中」運動中,市民十分明白,要與民為敵的政府答應訴求,十分艱難。除了各出其謀(即所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團結,所以「和勇不分」。儘管「和理非」未必完全同意勇武派的所有策略或行動,但會盡量包容,就是所謂的「不割席」。

令政府和建制派忌憚之法

雖然市民可以「不分和勇」,但方法肯定有「和」、「勇」之分。毋庸置疑的是,在芸芸方法之中,以「和理非」為主的集體和大規模行動,是最能夠令政府和建制派忌憚的方法。而在制度之內的選舉,則既是「和理非」能夠積極參與,更是一個能夠迫使政府和建制派認清民意,面對政治現實的方法。觀乎區議會選舉之後,建制派的回應,以及警方對市民的態度轉變,可見一斑。

問題是,林鄭月娥如何解讀和回應選舉結果?

林鄭月娥在周二見記者時,說在區議會選舉前後幾天,香港處於一個相對平靜、安全、有序的環境,希望這樣不只是為了這一場區議會選舉,而是市民已經發聲,不希望香港再亂下去,能夠回復為平靜、安全的城市,讓大家可以如常地生活;亦可以齊心協力為面對的經濟困難和很多民生的工作一起努力。這次選舉亦見到有不少選民說,希望能夠透過投票展示他們對暴力的不滿,讓香港盡快能夠回復平靜,這是一個大原則和大前提。

至於有關在修例事件引發的訴求,她說在9月4日已經很詳細地回應,特別是已經正式撤回條例草案,亦即所謂「五大訴求」裏的第一項。至於其他,她已經提出了4項行動,所以現時應該做的是盡快啟動4項行動中因為過去的動盪而未能詳細跟進的,包括與社區對話以至邀請一些社會領袖,分析這次長時間社會動盪的成因及香港面對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而提出一些解決方法。

這樣的回應,若然不是林鄭月娥逃避政治現實,就是再一次誤判民意。筆者相信所有市民都希望社會回復平和,但要林鄭月娥答應五大訴求,更為重要。如果市民滿足於林鄭月娥口中在9月4日回應「五大訴求」的4四項行動,抗爭早就停止,市民亦毋須在區議會選舉中以選票來「懲罰」建制派。

民憤和動盪,從來都是由當權者製造出來的。林鄭月娥重蹈覆轍,錯誤解讀市民透過和平方式表達的意見,仍然拒絕答應市民的訴求,無疑是再次鼓勵激烈的抗爭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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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不懂基本法的人大法工委

2019-11-21 | 信報財經新聞
A22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聯同其他民主派議員一同就特首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提出的司法覆核,於周一獲判勝訴,令不少市民感到驚喜。惟令人驚訝的是,裁決旋即惹來人大法工委、港澳辦,中聯辦及本地建制派的瘋狂攻擊。最令人不解和反感的是,法工委認為香港的本地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判斷和決定。

《基本法》第158條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此條已確立香港法庭有司法管轄權去解釋和裁定本地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即使同樣根據第158條,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基本法》,它亦只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沒有解釋本地法律,以及解釋本地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權力,更加沒有法工委所謂「判斷和決定」的權力。也就是說,就算人大就《基本法》某條條文釋了法,本地法例是否符合該條已被釋法的《基本法》的條文,仍然是由法庭裁定。

此外,第158條訂明人大常委只能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釋法。特首引用《緊急法》制訂《禁蒙面法》,全屬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不屬於上述兩個範圍。如果人大常委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話,在這宗案件中,連釋法都不符合《基本法》,遑論判斷和決定。

自回歸以來,所有有關要求法庭裁定某條本地法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司法覆核案件,都是由法庭作出解釋和裁決。最新的例子是《梁鎮罡案》。申請人認為《稅務條例》某些規定牴觸了《基本法》,終審法院最終裁定申請人勝訴。

政治目的 非常明顯

同樣,根據《基本法》第16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宣布為同本法牴觸者外,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如以後發現有的法律與本法牴觸,可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

過去,法庭亦有裁定某些本地法律牴觸《基本法》,並宣布失效,然後由政府提出修改或廢除。最明顯的例子是,2006年法庭裁定《電訊條例》第33條及特首發出的秘密監察行政命令違反《基本法》(《電訊條例》在1997年時被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執法人員不能再引用這條法例和行政命令進行秘密監察,特區政府須另訂《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條例》來繼續進行秘密監察的工作。

由法庭去解釋和裁決本地法例是否符合《基本法》,如不符合則宣布無效,是回歸以來一貫和正確的做法。中央政府對之前的案件沒有什麼反應,現在卻因為《緊急法》和《禁蒙面法》而歇斯底里,甚至出言恫嚇會釋法,其政治目的彰彰明甚。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法》制定《禁蒙面法》,已令民怨升級;中央政府如果以釋法來參一腳,不但嚴重衝擊香港的司法獨立,更會激起新一波民憤,等於引爆政治炸彈,與特區政府「攬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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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2019-08-29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與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議員結束訪問美國的行程。由於特區政府仍然拒絕答應香港市民提出的五大訴求,令「反送中」運動不斷升溫。筆者在美國接觸的所有組織和人士,最關心和談論最多的,就是香港近期的局勢。

美各界關注香港情況

筆者此行到訪過紐約、蒙大拿州和俄勒岡州,與美國來自政界、商界、學術界、專業界、智庫和國際組織的人士會面和交流。其中最重要的行程,是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在蒙大拿州參與首次舉行的「香港-美國立法機關交流團」。

除了筆者和楊岳橋外,應邀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還有涂謹申、葉建源、葉劉淑儀和鍾國斌。而參與交流的美方代表則包括蒙大拿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及眾議員、智庫代表及議會代表等等。

民主派議員出訪外國,或在香港與外國組織或個人會面時,首要的原則和任務,是真實地闡述香港情況,讓對方準確地了解香港的現狀。今次出訪美國亦一樣。我們向美國各界人士反映了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發展,包括在短短兩個多月內發生了三次過超過100萬、200萬和170萬人的和平示威;不同界別,例如專業界別、公務員、宗教界等亦自行發起多次的遊行和集會。

此外,在多場的示威中,警察濫捕和使用不合當及過分的武力,導致很多無辜市民被捕,不少示威者亦受到嚴重和難以彌補的身體傷害;警方在拘捕示威者後亦出現不人道對待,例如拒絕或拖延示威者接觸律師,更涉嫌毆打和性侮辱示威者;還有由中央政府開始發動的白色恐怖,例如國泰因政治壓力而解僱多名機師和空中服務員等等。

美國民主黨及共和黨議員將會在國會推動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此法案其中一個要點,是針對打壓香港民主、人權和自由的特區政府官員,凍結其在美國的資產、制裁及拒絕其入境等等。

我們認同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對支持香港市民爭取民主,以及捍衞人權和自由,肯定有幫助。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支持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讓特區政府的官員知道踐踏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以及剝奪香港市民應有的普選權,不會是沒有後果的。

港府別錯判形勢

事實上,中央與特區政府多年來打壓香港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市民已經忍無可忍,「反送中」運動是回應中央與特區政府所作所為的一次大爆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國際社會-—包括美國一直關注香港的情況。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同樣令國際社會認為香港的情況已惡化至不得不發聲和採取行動的地步。

中央與特區政府的劣跡,已經為未來美國通過任何法案,提供了清晰和足夠的事實基礎。想要美國懸崖勒馬,中央和特區政府能夠做和應該做的,就是立即答應香港市民的五大訴求。

香港從來不是中美關係的爭議點,更不是中美貿易戰的戰場。可是若然中央和特區政府繼續錯判形勢,誤用強硬手段,甚至動用《緊急法》,則勢必令香港變質,迫使美國改變對香港的政策。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文章】從709大抓捕看逃犯條例

2019-07-10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執筆之時,正值「709大抓捕」事件4周年。雖然已經事隔4年,但這些年來一直有壞消息傳出,事件還未結束。

余文生妻呼籲營救丈夫

日前的最新消息是,內地律師余文生的妻子許艷公開呼籲各界營救丈夫。余文生本身不是「709大抓捕」的被捕律師,而是協助那些被捕律師的維權律師。他於2018年4月被中國政府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妨害公務罪」,繼而被關押。在這一年多時間,許艷多次要求探監被拒,案件更於兩個月前秘密審訊,但有否判刑無人得知。

這不是余文生第一次被捕。2014年,曾有北京市民聲援香港的「雨傘運動」而被拘捕。他要求會見當事人被拒,接着他公開抗議,隨即被抓進監牢關押了99天,不能見律師,期間曾遭受酷刑對待。

「709大抓捕」事件發生後,他自發擔任多位被捕律師的代表律師,其中一位,就是早前終於容許與妻子李文足見面的王全璋。

王全璋在2015年7月9日被抓之後,杳無音信近4年,是「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拖延審訊最久的一位律師,被稱為「709案最後一人」。今年1月28日,內地法院判其「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立,入獄4年6個月。

自從被抓捕之後,李文足完全無法接觸丈夫。經過多年艱苦爭取,終於在6月28日能夠見王全璋一面。可是見面之後,李文足的擔憂和傷心比之前不能見面更甚,原因是丈夫從外貌、性情到精神狀態,都已經變成另一個人。如果大家有看李文足與王全璋見面後的記錄(http://bit.ly/32e03gZ),相信都會有惻隱之心。

有惻隱之心治理天下更容易

說到惻隱之心,筆者中國文化底子薄弱,幸好聽過同事講何謂惻隱之心。惻隱之心出自儒家第二號人物孟子,他說:每個人都有憐恤別人的心。古代聖王由於憐恤別人的心,所以有憐恤百姓的政治。用憐恤別人的心,施行憐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裏運轉東西一樣容易了。之所以說每個人都有憐恤別人的心,是因為假如今天有人突然看見一個小孩子快要掉進井裏,必然會產生驚恐和同情的心理——這不是因為要想要跟這孩子的父母攀關係,也不是因為要想在親朋戚友中博取聲譽,亦不是因為厭惡這小孩子的哭叫聲,才產生這種驚恐和同情的心理。要是這樣看,沒有同情心,簡直不是人。

法律界在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中走在前端,一方面是因為有較豐富的法律知識,能看出政府的方案有何其多不合理之處外;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一直關心和了解內地維權律師的慘況,即使是一個熟悉法律的律師,也無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會被長期關押、不能接觸家人和律師、秘密審訊,甚至是遭受酷刑等不人道對待。

作為法律界同業,我們能夠做的,除了是支持內地維權律師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捍衞「一國兩制」,堅拒內地法律透過任何形式滲入香港,維護香港市民既有的法律權利,不要讓任何一個香港市民有絲毫機會被移交到內地,遭受維權律師們所遭受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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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709大抓捕看逃犯條例

【文章】法庭不能把的關

2019-05-29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區政府正式向立法會發出預告,將於6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下稱「逃犯條例」)。各司局級官員四出到傳媒節目和各國商會游說,其中一大賣點,是新機制由法庭把關,香港的法治享負盛名,法庭必定能夠為被移交的疑犯提供足夠的保障。

可謂足夠保障?香港人最憂慮 - 也是為什麼市民對「逃犯條例」如此反感,就是會被移交到一個法治水平落後,沒有公平審訊的地方,其中一個正是中國大陸。可是,不管香港法官的專業操守有多嚴謹,法律水平有多優良,甚至是在他們主持之下有公平審訊的法庭,也無法阻止特區政府將疑犯移交至一個沒有公平審訊的地方。過去有兩個案例,法庭就表明不會考慮申請移交逃犯的地方,會否為疑犯提供公平審訊。

第一宗案例是〈Huang Yuan Yuan Ian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案件編號:HCAL 103/2005)。2005年新加坡政府根據與香港已經簽訂的長期移交逃犯協議,要求特區政府移交一名涉嫌觸犯多項使用虛假文書和盜竊罪的疑犯到新加坡受審。疑犯向法庭提出反對,其中一個理據是他將會受到新加坡政府的壓迫,更不會得到公平審訊的機會。高等法院在駁回這個論點時,表示根據兩地之間的移交逃犯協議,疑犯在當地會否得到公平審訊,不屬於拒絕移交的考慮條件之一。因此香港法庭沒有司法管轄權去評估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會否為疑犯提供公平審訊的機會,有權力去考慮這一點的,是行政長官。

第二宗案例是〈Xie Jing Feng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 (案件編號:HCAL 223/2015)。2015年印度政府同樣根據與香港已經簽訂的長期移交逃犯協議,要求特區政府移交一名涉嫌觸犯與毒品有關,以及違反合法拘留罪的疑犯到印度受審。疑犯向法庭提出反對,其中一個理據是他不會得到公平審訊的機會,更有可能遭受不人道對待,因此擬引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反對移交申請。法官則引用第一宗案例,重申是否獲得公平審訊,以至是移交當地後會否遭到不人道對待,不屬於協議訂明的考慮條件之一。只有行政長官有權考慮這些因素,法庭沒有。

由此可見,即使香港法庭明知申請移交逃犯的地方,其司法水平強差人意、沒有公平審訊,甚至可能向疑犯施加不人道對待,法庭也無權阻止疑犯被移交,因為考慮這些因素的權力,在於行政長官。

這樣才叫香港市民擔心,參考上述案例,其他國家申請移交逃犯,行政長官尚且未必會考慮這些因素,何況是提出要求的是中央政府?殷鑑不遠,如果行政長官敢於向中央政府捍衛香港市民的權利,那麼為何李波和林榮基被內地政府非法拘捕、禁錮,以至是未經審訊就在鏡頭前認罪,特區政府卻不吭一聲?

應該把關的行政長官不會把關,卻把責任推給無權把關的法庭,如此對待法庭和市民的特區政府,實在無恥。Artboard 3

【文章】逃犯條例爭議白熱化

2019-05-21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繼3月出訪美國後,筆者在剛過去的星期,再度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出訪德國。德國是歐洲各國內,特別重視人權和民主的國家,也是在歐盟中實力最強和最具影響力的成員國。

德國總理府表憂慮

因此今次到訪德國,當地政府和聯邦議會都十分關注特區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我們與聯邦議會副議長羅特(Claudia Roth)和不同黨派議員會面時,他主動關心修例,表示這樣必然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德國更有可能取消或更改與香港簽訂的移交逃犯協議。他亦會要求外交部回應將會如何跟進香港修訂《逃犯條例》的事宜。

及後我們與德國總理府外交政策辦公室總監拜格(Thomas Bagger)會面。他表示不應該容許任何德國人或香港人被移送到中國內地受審,重申總理府十分憂慮《逃犯條例》的修訂。

此外我們還與德國聯邦外交部次官安嫰(Niels Annen)會面。他認為修例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有極大衝擊,不論對香港還是德國都有巨大影響,擔心包括德國商人在內的世界各地商人在香港的營商環境會急劇轉壞,對香港一旦通過修例後的前景表示憂慮。

在另邊廂,中央政府終於開動政治機器,插手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

打頭炮的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他引用《基本法》第95條,聲稱特區政府必須落實修訂《逃犯條例》。

中央下達「硬任務」

《基本法》第95條是這樣寫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ay, through consultation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law, maintain juridical relations with the judicial organs of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y may render assistance to each other. )

只要略懂文字,應當知道條文中用上「可與」,而不是「須與」(英文則是「may」,而非「shall」),是賦予香港可以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和互助的權力,絕非規定香港必須這樣做。因此是否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或互助,並非香港的憲制責任;進一步說,香港絕對有權力和自由決定不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或互助。

堂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如此理解《基本法》條文,若不是理解文字的能力不足,就是企圖曲解《基本法》來達到政治目的。而目的也實在非常明顯,就是為之後中聯辦召見港區政協和人大代表鳴鑼開道,講明修訂《逃犯條例》是中央命令特區政府的「硬任務」,必要完成,警告心存疑慮的建制派要「歸邊」,不要再說三道四,支持特區政府修例。

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何台灣當局表明不會按照特區政府的修例,申請引渡在台殺人案的疑犯,特區政府已經失去提出修例的一大理據,亦令修例變得毫無迫切性。

此外,不少法律界人士——包括很多法律教授提出替代方案,特區政府亦一律不接受,仍然要強推修例了。

中聯辦今次戳破林鄭月娥的謊言,揭穿了她有政治任務,不知道是幫忙,還是幫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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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鴕鳥特首

2019-05-13 | 信報財經新聞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繼去年11月發表年度報告,指香港的「一國兩制」遭受中央政府侵蝕,建議美國政府檢討《美國—香港政策法》,考慮是否維持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後,近日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發表議題研究報告,專門論述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將會對美國,以及美國與香港關係的影響。

概括而言,報告指一旦通過修例,以美國的利益而言,預計在港的85000名美國公民的人身安全,以及1300多間美國公司的經濟活動將會構成重大風險。最近中國政府以備受質疑的指控任意拘留美國、加拿大及其他外國公民,亦無正當程序(如家人和律師探望)處理和公平審訊,突顯了修例為美國公民帶來的風險。

以香港的利益而言,修例提供了合法途徑,讓中央政府可以進一步干預香港事務,加速侵蝕香港的高度自治與人權自由。

基於此,報告建議有需要審視美國與香港的關係,包括是否維持《政策法》及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地位。

特區政府的回應一如以往。特首林鄭月娥說中美兩國正就貿易問題角力,希望議員看清事實,維護本港利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則說如果把修例說成會影響營商環境,可能是拉得比較遠。

無疑,報告發表的時間,適逢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向中國大幅加徵關稅,背景與去年USCC發表年度報告時相似。但要是這樣就以為今次的報告又是美國與中國打貿易戰的其中一着,恐怕不是昧於形勢,就是混淆視聽。

首先,今次報告與之前的年度報告有性質上的分別。今次是就一個現有議題撰寫報告,只要修例存在,那即使沒有貿易戰,USCC還是會做這個專題研究。

其次,現在就修訂《逃犯條例》表達不滿或憂慮的,不只是美國,還有其他國家的政府、商會和法律界等等。因此這個已不是美國針對中國的策略。

高官何不游說外國接受

第三,香港商界亦不滿意修例,更有本地商人提出司法覆核,足以證明修例對香港的破壞,既不是美國與中國角力的籌碼,更不是把話題拉得太遠,而是連香港商界都認同的分析。

林鄭月娥和高層高官無視香港市民的反對和國際社會的批評,更不理會台灣當局講明不會按照修例提出移交逃犯要求,似乎更像鴕鳥。鴕鳥特首與其有膽在立法會罵議員的說話是廢話,何不親自到美國和歐洲,當面駁斥她們的批評,說服她們反過來支持修例。筆者即使對香港的情況與特區政府有矛盾的理解,近半年來已到過英美親自游說當地的政、商及專業界不要動搖《政策法》和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林鄭月娥和政府高官為何不這樣做呢?

貿易戰令美中關係轉差,香港難免受影響。惟USCC的報告警告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將會成為破壞美國與香港關係的獨立因素。也就是說,假設今日中美停止貿易戰,若然通過修例,美、港關係也未必因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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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再說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

2019-05-03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周敝黨提出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賦予香港法庭域外法權,審理在香港以外觸犯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等罪行而身處香港的疑犯,以處理港人陳同佳在台灣殺害香港女友的案件,取代政府現時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的方案。

回應各方質疑

提出建議後,不少疑問認為我們的方案或許有不良的後果或漏洞。茲在這裏回應,說明我們的方案實屬合法和可行。

在法理上,對我們最大的質疑,是香港刑事法律沒有追溯力,若我們的方案引入追溯力,則違反了這個法律原則,亦不能處理在台殺人案。

香港的刑事法律沒有追溯力,而且《香港人權法案》第三部第十二條「刑事罪及刑罰沒有追溯力」第(一)款(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五條)訂明「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香港法律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所謂追溯力,是指新增法律,使之前不算是犯罪的行為變成罪行,並向之前作出那些行為的人提出刑事檢控。

我們的方案沒有引入追溯力,因為一方面我們沒有新增任何罪行,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是普通法內歷史悠久的罪行,《侵害人身罪條例》則訂明了這些罪行的罰則。另一方面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等罪行,同時一直存在於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法律之內。

《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二條第(二)款訂明「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各國公認之一般法律原則為有罪者,其審判與刑罰不受本條規定之影響。」由此可見我們的方案也沒有牴觸人權法。

如果說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是賦權行政長官和香港法庭處理在香港以外地區觸犯了在香港都會被列為刑事罪行的疑犯,不算是引入追溯力,那麼我們的方案在性質上跟政府的修例是一樣的,為何卻會被視為引入追溯力?

另一個疑問是關於搜證。有人認為不同地區的執法機構,有不同的搜證標準,它們取得的證據未必能夠符合香港法庭的標準,所以未必接納。

姑且先用例子說明。上星期拙文〈解決逃犯問題更有效的方法〉列舉了3宗在中國內地和泰國發生的性罪行的案例,疑犯在香港法庭受審,結果都被判罪成和入獄。

中國內地和泰國的執法機構的搜證標準固然與香港不同,甚至可能被視為比香港寬鬆,但問題的重點,不是其他地區的搜證標準是怎樣,而是搜得的證據是否符合香港法庭的標準。

證據須符港法庭要求

反過來說,在香港發生的案件,若果警方搜證不足,法庭同樣會判疑犯無罪,甚至拒絕受理案件。而前文列舉那3宗案例則說明,即使其他地區有不同的搜證標準,但只要它們提出的證據符合香港法庭的要求,法庭一樣會接受。

上周日有13萬人遊行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之後回應,說如果議員提出的建議務實可行,符合修訂目標,以及有助減少社會疑慮,政府會認真及嚴肅考慮。我們的方案,絕對務實可行和符合目標;最重要的是,比政府的建議更能消弭社會的疑慮。

【文章】解決逃犯問題更有效的方法

2019-04-26 | 信報財經新聞
A2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區政府提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最初和最重要的理據,是要處理2018年在台灣發生的一名香港男子殺害一名香港女子後逃回香港的案件。由於香港與台灣之間沒有簽訂任何移交逃犯或刑事互助的協議,故須修訂上述法例,設立新機制把該男子移交台灣接受刑事調查和審訊。

《刑事罪行條例》第153P條

不少香港市民、法律界人士、本地和外國商界及外國政府對政府建議有保留,甚至反對,是由於它變相容許政府把香港市民和身處香港的外國人送返中國接受刑事調查和審訊,絕非反對把在台殺人案的疑犯繩之於法。

因此在反對意見之外,亦有不少反建議,提出其他更好的方法。其中大律師公會倡議修訂現行的刑事法例,賦予香港執法和司法機關域外法律的權力,調查和審訊在香港境外觸犯嚴重罪行而身處香港的疑犯。

在香港調查和審訊在其他地方犯法的人,雖然罕見,卻不是沒有先例。現行的《刑事罪行條例》第153P條,訂明多項性罪行即使不在香港發生,香港也有權調查及審訊。

過去,特區政府曾多次引用該條例處理港人在外地犯法的案件。2007年,一名香港男鋼琴教師與一名未成年男學生到廣州觀摩鋼琴比賽,期間在酒店內多次非禮該名學生,及後律政司控告他非禮罪,結果罪成被判入獄4年;2010年,律政司向一名在雲南開辦兒童院舍的香港社工控以多項非法性交和非禮罪,原因是他在2005至07年間,多次性侵和非禮兩名未成年女童,結果被判罪成及入獄8年;2018年,律政司向一名兩年前與家人到泰國旅行期間,在當地性侵其未成年的堂外甥女,結果被判非法性交罪成,入獄33個月。

現行法例可用

既有現行法例和以往案例可援,而港人在台殺人案中,疑犯與受害者均為香港人,特區政府應有責任和權力循香港的司法制度處理該案件。況且香港的法治水平一向公認優良,故修訂法例容許香港處理境外發生的殺人案件,不單比特區政府現在建議的機制更完善和更可行,相信亦更容易被香港市民、本地和外國商會,以及外國政府接受。

因此,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議員參考了《刑事罪行條例》第153P條的做法,提出議員私人條例草案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訂明香港永久居民或在港通常居住人士如在香港境外觸犯了該條例中的10項謀殺、誤殺和意圖謀殺等罪行時,政府可按現行的執法和司法程序,向該疑犯展開調查和提出檢控。

此舉既能令在台殺人案的疑犯繩之於法,亦能避免把身處香港的本地居民和外國人移交中國。要是特區政府真心希望處理在台殺人案,亦致力保護在香港的市民和外國人的安全和人權,就應立即撤回修訂《逃犯條例》的草案,接納我們的私人草案。

否則,特區政府就等於向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證明,特區政府只是利用在台殺人案為藉口,執行不可告人的政治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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