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訪美之行的重要信息

2019-03-29 | 明報
A33 | 觀點

執筆之時, 筆者與陳方安生女士和莫乃光議員的訪美之旅已到尾聲。今次出訪,比起筆者去年尾的成果更豐碩。

今次訪問團會見的對象層次很高,先是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邀請出訪,隨後獲安排與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國務院負責草擬《美國- 香港政策法》(下稱「政策法」)評估報告的官員、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全體委員、國務院主責政策法的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官員等會面,並有機會到美國傳統基金會、喬治城大學及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演講。當中最意外的,是陳方安生女士突收到美國副總統彭斯邀請,與他短暫交流。

美國政界對訪問團的接待,顯示他們對香港的重視。這固然是由於香港與美國是重要的經濟伙伴,兩地之間有共同和龐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國注意到近年一國兩制急劇惡化,以致不得不特別留意香港的形勢,從而檢討對港政策。

去年底,美國國會轄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是美國對港發出的警號。當時筆者出訪,得悉美國政界會從五方面觀察香港情况,包括:是否再有市民被剝奪參選權及當選者被褫奪議席、再有外國記者被逐離香港、再對民主派提出政治檢控、提倡訂立一條嚴厲的23 條,以及繼續拖延落實真普選。

今次出訪,正值美國國務院向國會提交政策法評估報告。除上述五方面外,美國政界還特別關注港府近期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容許特區政府按中國大陸政府要求,引渡在港的本地市民和外國人到內地接受審訊。美國政界擔心若通過修訂,將會威脅身處香港的美國人的安全和人權。

筆者一行主要向美方表達兩個信息:第一,切勿將香港捲入中美貿易戰;第二,政策法不單對香港維持國際地位有關鍵作用,更是捍衛一國兩制的重要助力。這是由於一方面香港之所以能參與國際經貿組織或協議,全賴該等組織和協議不是以國家主權,而是以是否屬獨立關稅區為甄別成員的標準。另一方面,維持政策法既符合美國最大利益,同時有助香港保持經濟穩定及多元,讓香港有能力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美國政界對港的兩點意見

美國政界亦就香港情况向訪問團表達了兩點意見。第一,美國認為一國兩制正在褪色,要是港府容許這個趨勢持續,香港勢必失去所有特色和優勢,淪為一個與中國大陸相差無幾的內地城市。屆時美國以至國際社會將會把香港與中國大陸「一視同仁」,不會給予香港特別優待。

第二,香港的國際地位是建基於國際社會的信任,而這份信任則來自香港與國際社會擁有很多共同價值,包括追求民主、捍衛自由和崇尚法治。若然香港放棄這些共同價值,就會失去國際社會的信任基礎。

可惜港府對美國發出的警號和勸喻冥頑不靈。日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邱騰華竟然拾建制派某些議員的牙慧,指香港在經貿方面能夠利用單獨關稅區地位,是基於《基本法》將香港界定為單獨關稅區,並容許香港用「中國香港」身分參加國際貿易組織或自由貿易協定,而並非個別國家施予。

這種井底之蛙的說法,很難想像是出自一個曾任工業貿易署副署長和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長的官員之口。蓋基本法只是不把香港納入中國大陸關稅區,但國際社會是否視香港為一個獨立關稅區,不單是看基本法怎樣寫,更會觀察香港情况是否與中國大陸有別。假如香港變得與中國大陸一樣,沒有民主、自由和法治,那麼即使香港與中國大陸的稅制不同,國際社會還會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嗎?若然香港失去美國的信任和肯定,國際社會其他國家又會怎樣看待香港?答案不言而喻。

難怪美國政界在與我們交流時不時表示在維持政策法的問題上,香港的民間社會比特區政府更積極、務實和具建設性。

作者是立法會(法律界)議員、公民黨執委及專業議政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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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美之行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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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請港府及建制派停止借法庭「過橋」

2019-02-20 | 明報
A23 | 觀點

近日保安局指,基於現時香港未與台灣訂立移交逃犯協議,去年涉嫌在當地殺害一名香港少女的男子逃回香港後,特區政府無法將其移交台灣接受調查和審訊,故建議修改《逃犯條例》,設立機制,容許特區政府以「一次性個案方式」,把涉嫌在未與香港訂立協議的司法管轄區違法——包括中國內地——但身處香港的疑犯,移交當地接受調查和審訊。

因為一宗在台灣發生的案件,便將移交逃犯的大門開放給司法不公至人人都怕的中國內地,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地方無端被拉在一起,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的真正目的,不止於處理在台殺人案,更是為了中央政府突破本地法律賦予在香港的市民和外國人的保障。

而被借來「過橋」的,還有香港法庭。

條例下法庭的作用十分有限

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最主要的理據,是建議須由法庭審批是否容許移交逃犯,條例本身亦規定只能依照當中列舉的46 類罪行,不能把牽涉政治的案件的疑犯移交內地。世界公認香港的法治水平和司法制度均十分優良,相信法庭就毋須擔心。

筆者與絕大部分市民一樣,對香港的法治和法庭都有信心。然而這份信賴不能被利用為支持修例的理據,原因是法庭在條例下能夠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

首先,條例雖然訂明不能把牽涉政治案件的疑犯移交內地,惟內地政府經常以非政治罪名來控告政治異見人士,例如:2011 年,中國異見藝術家艾未未被控逃稅和漏稅;2013 年,出版政治敏感書籍的香港晨鐘書局出版人姚文田在深圳被捕,後被控走私普通貨物罪;2015 年,709 大抓捕,不少被捕的維權律師和律師事務所職員,就被控以尋釁滋事罪(在香港相當於公眾妨擾罪)。

因此,只要內地執法機關提出條例載列的46 類罪行,法庭既不會揣度與訟各方的政治動機,亦只會審視內地提交的案情是否表面證供成立(即毋須證明有很高的定罪機會),就算恁誰都明知屬政治檢控案件,法庭亦難以拒絕按內地要求移交它聲稱的逃犯。

其次,修例也沒有賦權法庭須審視要求移交逃犯地區的司法制度,會否為疑犯提供符合基本人權的公平審訊制度。眾所周知,審訊前長期拘禁、涉嫌酷刑對待、不容許私人聘請律師代表、親朋戚友和律師無法接觸、閉門審訊,甚至審訊前要求疑犯公開認罪,是內地司法的家常便飯。這亦是回歸以來,香港一直未能與內地達成移交逃犯協議的主要原因。然而明知如此,法庭也不能拒絕內地移交逃犯的要求。香港法庭和特區政府也無從監察內地執法和司法機關的做法。

第三,一旦法庭批准內地要求後,才發現疑犯遭到不公對待,更被加控政治罪名,公眾當然不會期望特區政府會向內地要求交還疑犯,法庭也無權提出要求。儘管保安局和建制派回護,說提出要求的政府必須遵守協議,確保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但這分明是偷換概念和欺騙公眾。正是由於香港與內地無法達成正式的移交逃犯協議,特區政府現在才提出它的建議,那又何來協議可以要求內地政府遵守?

而且這個根本不可能是「一次性個案」程序,一旦修例,就等同與內地建立一個恆常機制,適用於所有在香港的市民和外國人。保安局無疑是欺騙公眾。

要是讀者還記得,內地商人肖建華於2017年在香港疑被不明人士押回內地。有建制派人士說如果落實修例,就不用大費周章去追捕肖建華。如此顛倒是非的理據固然難以理解,就當他們說得正確,但肖建華被抓回內地後,究竟身在何處、所犯何罪,兩年來內地政府完全沒有透露,無人得知。

必須認清現實 阻止修例

為了秉行公義,筆者絕對支持將在台殺人的疑犯移交台灣當局調查和審訊;為了維護香港的法治、司法制度和在香港的市民與外國人的基本人權和法律權利,筆者嚴正反對保安局和建制派現時支持的建議。早前筆者在與保安局長會面時,已當面提出改善方案,例如在修例時,只解除香港禁止移交逃犯到台灣的限制,並加入日落條款,規定處理案件後重新檢討與台灣的合作。此外,亦可以參考英國《引渡條例》第194 條,與台灣簽訂引渡備忘錄。惟保安局長連考慮都沒有,即場拒絕。

由此可見,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不過是利用在台殺人案為幌子,再借香港法庭「過橋」,來為保安局的政治目的「鋪路」。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必須認清現實,盡力阻止修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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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港府及建制派停止借法庭「過橋」

維持《香港政策法》的條件

2018-12-13 | 明報
A23 | 觀點

香港因為「一國兩制」而在國際社會擁有一個獨特地位,且得到其他國家的特別待遇;相反,若然「一國兩制」失敗,香港的獨特地位和享有的特別待遇即會隨之消失。美國的《香港政策法》(下稱《政策法》)正是一個最佳例子。

自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的發展每况愈下,是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同意和感受到的,近年甚至有急遽敗壞的趨勢,連國際社會都開始注視和擔心。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李波被抓回內地、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金融時報》編輯馬凱被拒諸香港門外、政府剝奪市民參與選舉的權利、向民主派提出政治檢控、民主發展停滯不前,以及可能會制定一條嚴厲的23 條等等,都迫使國際社會——尤其美國認為現在是正視香港「一國兩制」發展的時候。

取消《政策法》必造成嚴重損害

眾所周知,美國在此時發表報告,目的明顯是為了增加自己在貿易戰中的籌碼。在香港,有人認為應藉此機會,呼籲美國(以至是國際社會)應加強關注「一國兩制」的發展情况。這是理所當然和因勢利導的做法,亦是筆者今次應邀出訪美國的目的。可是若進一步呼籲美國乾脆取消《政策法》及單獨關稅區地位,期望迫使中央和特區政府停止繼續破壞「一國兩制」,就不單是捉錯美方的用神,對香港來說也是弊大於利,而且可能未見其利先受其害,只會加速香港走向「一國一制」。

要是有研究《政策法》,了解其原意和內容,應該知道《政策法》不應該也不可能無條件地延續下去。筆者之所以在現階段不呼籲美國取消《政策法》,正是由於此舉會對香港的經濟和社會必然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造成難以估計的嚴重損害。

美政界共識:如出現5情况 《政策法》便撤銷行文之時,筆者正到訪美國。在與不同界別的人士交流中,來自民主與共和兩黨的成員,每一位都向筆者表示非常關注香港的情况。《基本法》承諾的民主尚未實現,加上我們的自由和法治不斷受到威脅,美國政界的共識是《政策法》和單獨關稅區地位不會無限期地和沒有條件地延續。美國會密切注視香港的發展,從筆者對美國政界的觀察所得,他們的共識是如果出現以下情况,《政策法》和單獨關稅區地位便會撤銷,包括:(1)再有市民被剝奪參選權及當選者被褫奪議席;(2)再有外國記者被逐離香港;(3)再對民主派提出政治檢控;(4)提倡訂立一條嚴厲的23 條;及(5)繼續拖延落實真普選。筆者相信美方將會發表正式文件闡述這個立場。

香港需證明是國際社會負責任成員

在普遍認為貿易戰停火機會極微的情况下,在可見的將來,一旦觸發這些條件,美國對香港的政策必定改變。沒有人——包括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能夠擔當這個惡果,即使她自詡權威,惟事實勝於雄辯。魚與熊掌不能兼得,香港不可能在「一國兩制」失敗的時候,奢望美國不撤銷《政策法》和單獨關稅區地位。

在交流當中,美國政商界亦就何志平和孟晚舟事件對筆者提出不少疑問。香港需要證明它是國際社會裏一個負責任的成員。這是為什麼筆者與梁繼昌議員在立法會裏一直密切跟進聯合國的制裁規定。公民黨亦會提出修訂法例的建議,使香港符合國際的準則。

筆者將前往東岸,與華爾街的法律界和金融界闡述香港的情况。如聽到他們更多的想法,會再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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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香港政策法》的條件

【文章】津貼設限 分薄資源 變相懲罰融合教育出色學校

明報 2018-10-10
A18 | 觀點

有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educationalneeds, 簡稱SEN) 的學生,雖然佔整體學生比例不高,但人數愈來愈多, 從5 年前的41,559, 增至2017/18 年度的54,838。特區政府在20 多年前推行融合教育,將SEN 學生與一般學生一同放在主流學校接受教育(上學年54,838 名SEN 學生中,有45,360 人就讀主流學校)。融合教育政策若有失誤,SEN 學生固然是最大受害者,負面影響也必然波及其他學生及老師。

事實上政府的融合教育政策多年來千瘡百孔,其中一項重大缺失,是為「學習支援津貼」設定上限。

學習支援津貼又名新資助模式,將SEN 學生的學習困難程度分為3 層,分別是第一層(Tier1):需要及早識別及介入幫助;第二層(Tier 2):需要有額外支援;及第三層(Tier 3):須加強個別支援。

然而, 只有屬第二及第三層的學生才獲發津貼。2017/18 學年,第二層學生的津貼金額,每人每年為13,986 元;至於第三層學生,不論是取錄了1 名抑或6名,學校所獲之基本津貼均為每年167,832 元,隨後由第7 名開始每名學生每年津貼27,972 元。可是無論每所學校收錄多少SEN學生,所獲的津貼上限一律為每年1,613,705 元。

新模式實際削減了支援

此津貼美其名是讓學校靈活運用及分配資源,以支援成績稍遜的學生,或在主流中小學就讀的SEN 學生,實際是想逐步取代1983 年起在小學推行的「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簡稱「加輔計劃」),以現金津貼代替額外編制教師。

然而, 若按照原有的「加輔計劃」,以小學為例,學校可以增加1 至3 名額外教師,並且每年可獲發經常班級津貼。由此可見,新模式比舊計劃更差,實際上削減了對SEN 學生及學校的支援。

今年4 月審計署就教育局在落實融合教育政策的工作和效率發表了報告,指出不少主流小學不願由「加輔計劃」轉至學習支援津貼,正是因為前者可以增加額外及穩定的人手,相反後者的津貼根本不足以聘用教師或外購服務。

把津貼換算成人數,如一所學校獲發津貼上限的金額,則意味着最少取錄了50 名第三層學生,或100 名第二層學生,再加上不獲津貼的第一層學生,它隨時取錄過百名SEN 學生。

荒謬的是,這個卻成為政府為津貼設定上限的託辭,說不希望學校因為想獲得較多津貼,而故意取錄大量SEN 學生。惟現實是,正因為融合教育政策不足,學校唯有自救,累積了辛酸、努力和經驗後,有些學校總算有點成績,SEN 學生的家長便慕名而來,令那些學校取錄的SEN 學生人數愈來愈多。

因此,為津貼設上限,不單會分薄每名SEN 學生的資源,更是變相懲罰融合教育做得出色的學校。

取消上限 增津貼金額

我們認為,最即時的補救措施是取消津貼上限:學校取錄多少SEN 學生,便按現行機制發放多少津貼,並增加津貼金額(因現時金額根本不足)。而最理想的做法則是以原有的「加輔計劃」為基礎,加入學習支援津貼的機制。這樣,相信不論對SEN 學生和教導他們的老師來說,都是最有力的幫助。

長久以來,SEN 學生、家長、老師和各相關專業人士努力研究如何改善SEN 學生的學習條件,並與教育局周旋,可惜大多失望而回。直至審計報告介入,教育局才肯正視問題。儘管這樣反映當局的官僚態度,但總比仍然抵賴的好。期望以往在SEN 政策上時有作為的特首林鄭月娥,將會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為我們帶來驚喜。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請對做融合教育出色的學校公平一點」)

作者郭榮鏗是立法會(法律界)議員,蕭智湲是「推動特殊教育政策及立法聯盟」研究員

20181010_mingpao津貼設限 分薄資源 變相懲罰融合教育出色學校

【文章】法官任命與審案去政治化才是法治 ——與邵善波商榷

明報 2018-6-25
A26 | 觀點

邵善波先生在上周題為〈終院要面對自己的政治角色——與馬道立首席法官商榷〉(註)一文中,以法官總會遇到具政治爭議的案件,及早前建制派向委任兩名對同志平權態度開放的外籍法官提出的質疑,挑戰馬道立法官提出「法庭只是處理法律問題而已」的講法,認為法官應認識自己有政治角色和責任,任命法官的程序也應保證其政治和社會價值與大多數市民一致。

這種明顯與法治精神和《基本法》相悖的言論,相信絕大多數法律界人士和市民都會覺得反感。

法官審案時遇到含有政治爭議的案件,甚或法官對案件的判決會產生政治影響,是全世界常見的現象,無法避免;要避免的,是使法官乃至整個司法制度變成政治機器。唯一方法是在法官任命的程序中去政治化,以及要求法官純粹根據法治原則和法律條文判案。

香港法制與美國大有不同

邵先生以美國任命法官制度為例,最高法院法官先由總統選定人選,然後由國會參議院轄下司法委員會聽證和表決,最後由參議院全體表決,人選得票過半便能確認任命。

儘管根據基本法第90 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職,還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同意」,程序看來與美國相似,但畢竟香港的制度源自英國和英聯邦,與美國實際上大有不同,因為第88 條同時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

由此可見,香港的制度是法律界以獨立和專業的角度甄選法官為起點,行政長官雖有任命權,但眾所周知不應拒絕委員會的推薦,過去亦不曾發生過這樣的先例。

至於任命也要「徵得立法會同意」,筆者認為除非發現任命程序出現不當,否則立法會不應干預和反對委員會的推薦。過去立法會一直秉持這個原則,惟近期在委任兩名外籍法官時,建制派提出的質疑(也是邵先生的主張),才令公眾認為立法會有「政治化法官任命」的意圖。

法官不是機器,故即使面對同一宗案件、同一條法律,或是案件反映出來的同一個社會狀况,都有不同理解和判斷。而為了盡量減少法官個人價值觀令判案出現過分偏差,香港司法制度有上訴機制確保上級法院可以糾正下級法院裁決,而且愈高等級的法庭有愈多法官聆訊,目的正是盡量保持判決和法律詮釋不會側重某一價值或方向。反過來說,即使同一案件在不同法官審理下有不同結果,也不是如邵先生以為是基於政治取態的角力,而是基於法律考慮。

因此若要按邵先生所說,法官審案時應考慮社會反應,那不如先問香港市民一個最基本問題:究竟大家寧願法官只依照法律判案,還是應該考慮大家對案件的取態?相信絕大多數市民都會選擇前者。當然有時候社會對法官判決有不同意見,甚至失望,但筆者知道市民對法治的信心不是建基於法官判決是否合乎他們「心水」,而是相反——建基於法官只考慮法治和法律,不攙雜其他因素。

司法制度要擇優而改

邵先生在文中不斷指出香港司法制度與美國不同,又與中國大陸不同,也無視香港在回歸中國前後法律制度的變化。這些比較是毫無意義。不同地方有不同司法制度,即使屬同一司法體系,也不會完全相同,不足為奇;司法制度在社會變遷時有所改革,亦理所當然。最重要的是,司法制度可以不同,但是法治精神只有一套。當司法制度在因應社會變遷而改革時,則要擇優而改,亦要擇善固執。

根據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Law Index 2017-2018,在全球113 個司法管轄區的法治排名,香港排16,美國排19,中國大陸則排75。這樣不如反問:拿美國和中國的司法制度跟香港比較,豈不是證明香港司法制度更應該有別於中美兩國?要香港司法制度在回歸後與中國趨同,就等於倒退,那為何要改變?香港市民又願意這樣改變嗎?

註:2018 年6 月20 日《明報》(bit.ly/2MHop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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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維護公眾利益 落實地產商空置稅

明報 2018-6-11
A24 | 觀點

財政司長陳茂波在最近一次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上,回應筆者和楊岳橋議員追問會否開徵「地產商空置稅」及其實施的時間表,以打擊地產商丟空單位時,司長的說法是: 「針對一手樓空置,正在研究一些措施,運房局的研究已經接近尾聲,會盡快有一個決定。」

這個答案,可圈可點。值得讚賞的,是終於聽到政府表示研究已經接近尾聲;但仍要觀望的,是特區政府最愛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且看特首表示願意修改《防止賄賂條例》,把行政長官納入禁止收受利益的範圍,至今仍然在研究階段。

助重建置業階梯加速單位流轉

筆者及公民黨早前建議政府徵收新稅項,包括對地產商徵收「地產商空置稅」,打擊地產商囤積居奇,以及對非永久居民及其公司開徵「非永久居民物業空置稅」及「非永久居民資產增值稅」,防止外地投資者將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房屋變成炒賣圖利的商品。

根據政府數字,過去5 年,每年一手單位落成量由8254 至17,791 個不等。現在全港空置的單位有超過9000個,這樣對比一下,空置單位最惡劣時可多於全年落成量,不然亦佔全年落成量超過一半。若然這些單位及時推售,必然能夠大幅增加供應,也可能稍為遏抑樓價。

除此以外,開徵「地產商空置稅」亦有助於重建置業階梯,加速單位流轉。地產商大多預測樓價會持續上升,因而繼續持貨,待價而沽,間接導致市民難以換樓,置業階梯斷裂。因此,不論將來釋放的是大單位,還是中小型單位,對有能力及希望換樓的市民來說,都是一個喜訊。長此下去,一環扣一環,更可令有能力的居屋住戶購買私人樓宇,把居屋出售給現時的公屋居民,繼而騰出公屋讓基層市民上樓,達到流轉的目的。

自由經濟非放任不管擋箭牌

既然觸動到既得利益,惹來批評在所難免。有反對者認為,開徵「地產商空置稅」會窒礙本港繼續成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以及破壞本港長久以來實施的簡單稅制(Simple Tax System)。筆者對此不以為然。事實上,位於自由經濟體前列的國家如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早已實施空置稅。以被評為全球第二最自由經濟體的新加坡為例,亦規定地產商需要在5 年內完成所有建築工程並出售全部單位,否則便需向政府繳交地價10%至15%的罰款。由此可見自由經濟並不是政府放任不管的擋箭牌。更何况,簡單稅制從來都不等於簡陋稅制(Stupid Tax System),筆者建議的稅項,根本就清楚易明,simple enough。

特首林鄭月娥曾經信誓旦旦,表明她自己沒有欠過任何一個人,又謂這一屆特區政府施政沒有既得利益,只有公共利益。就此,筆者呼籲特首,解決房屋問題不能夠只靠語言藝術或轉移視線,唯有真正落實「地產商空置稅」,讓市民看到特區政府有膽識有決心去觸動地產商的龐大利益,才能說服市民特首不是既得利益板塊的其中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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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手物業空置稅 不得不行

明報 2018-4-16
A19 | 觀點

房屋問題已成為香港社會的長期病。所謂「久病成醫」,絕大部分市民就算不是房屋問題專家,都曉得房屋短缺乃源於土地不足。

因此新一屆特區政府上場,即組成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研究開發土地的問題,並即將展開公眾大辯論。而按照該小組提出的討論方向,各類土地的供應時間劃分為短中期(10 年內) 、中長期(10 至20 年)及長期(20 年以上)。也就是說,要從源頭解決房屋問題,恐怕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較快捷的方法,唯有透過政策盡量利用現成的房屋資源。比如說房委會將會把等待清拆的屋邨的空置單位,以短期租約形式租予公屋申請人入住。那麼在私人市場方面,又有沒有什麼現成的資源可以物盡其用?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資料, 截至2017 年底整體私人住宅空置率為3.7%,涉及空置單位數目約4.3 萬個,是過去20 年的低位。可是單計已落成但未出售的一手樓,則約有9500 個,是自2008 年以來最多。

為免房屋資源丟空浪費,世界上不少國家——包括英國、意大利、法國、丹麥和德國等——都透過稅務政策減少閒置物業數量,開徵的對象不止是新落成的一手物業,而是包括所有私人單位。由此可見,開徵物業空置稅不但可行,且有先例可援。

可參考公司租出物業的利得稅率

香港私人物業比外國更「物以罕為貴」。若外國都有物業空置稅,實在想不到任何理由香港不應推行這種稅項,況且我們更需要防止地產商囤積居奇。

當然,任何新政策都難以一開始就全面推行,因此筆者建議先向新落成的一手住宅物業開徵空置稅。稅率可參考現時公司租出物業的利得稅稅率, 即16.5%,並設立3 個稅階,稅率在空置第一年為33%,第二年為50%,第三年及後為66%。稅款計算方式如下:

「稅款=市值租金×200%×該課稅年度的空置月份數目×稅率」

市值租金可根據《差餉條例》下的機制釐定。現時差餉物業估價署每年會更新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為彌補當中的滯後因素,建議引入一個「200%」的因子以反映該單位於空置期間的實際市場租值。

此外為免發展商避稅,建議引入反避稅條文。若發展商把住宅單位以低於合理市值租金或賣價出租或售予有聯繫公司,則仍須繳交空置稅。

事實上財政司長陳茂波從最初不會考慮開徵一手物業空置稅,最近已轉為表示特區政府會研究推行,無疑是因時制宜的好改變,亦引起了一些社會討論。反對的意見主要有兩個:第一,現時香港物業的空置率低,針對它們開徵新稅是小題大做;第二,是新稅會增加買賣成本,無疑會令市民更難買樓。

就第一項意見,公共政策不單是要解決社會問題,也是顯示政府對社會問題的原則和立場。回顧上述數字,百分率低實在不等於實際數字少。政府引入空置稅,一方面是從原則上表示房屋資源珍貴,不容丟空浪費;另一方面是表達政府在房屋短缺損害民生的情况下,物業單位不應作為商品牟取過高利潤的工具的立場。

至於第二項意見,上述建議的其中一個政策效果,正是促使地產商必須盡快推售單位,不得待價而沽。只要地產商在一年內出售單位,那就既不用繳空置稅,亦減低地產商控制供應抬高樓價的機會。對市民來說,肯定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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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比派錢更應做的事

明報 2018-2-26
A22 | 觀點

農曆新年過後,香港市民例必關心的政壇大事,是政府發表財政預算案。今年出現了一個特別現象,就是不少市民和政黨都建議政府「派錢」。

《基本法》第107 條訂

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其實不用法律專家分析,一般市民用普通常識都能理解這條文有兩個重點:第一,政府務必維持一個平衡預算;第二,當香港經濟有增長時,政府開支亦需要相應增加。可以說,這是一條在財政上要求特區政府「穩中求進」的法律條文。

然而過去多年,此條卻被特區政府用作在財政上厲行「穩而不進」的藉口。對於市民倡議的社會投資,政府往往以其長遠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對財政造成赤字為由,而拒絕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即是最佳例子。但與此同時,由於經常有盈餘,要是不回饋市民,恐怕會自製「政治炸彈」。故每年財政預算案,都有一籃子的「派糖」措施。

造成「派錢」期望政府難辭其咎

汲取過去多年經驗後,市民大抵上已經習慣了盈餘和「派糖」的指定動作。因此當預期政府再錄得巨額盈餘,市民便期望政府在「派糖」以外有更多回饋,於是有「派錢」的呼聲。

造成市民有這種期望,特區政府其實難辭其咎。原因是當市民看着政府有豐厚儲備和多年盈餘也不做長遠的社會投資,有時甚至動用數以百億元,興建一些效益成疑之餘,大部分市民也未必用得着的大工程時(如高鐵),自然認為與其讓政府花錢惠及部分市民,不如「派錢」惠及所有市民。

可惜從歷史經驗看, 「派錢」對民生和經濟的作用極有限。只要回顧香港政府2011 年「派錢」和澳門政府連續11 年「派錢」即不言而喻。

社會投資長遠「盈多於虧」

相反,同樣從歷史經驗看,把錢用到長遠的社會投資,有時儘管會令政府有赤字,長遠來說對社會和政府仍然是「盈多於虧」。香港歷史上最戮力投放資源做社會投資的,是港督麥理浩。今日香港很多重要的社會資本和政策,例如硬件方面的公共房屋和地下鐵路、軟件方面的9 年免費教育和「生果金」,都是由麥理浩提出的。

無疑,麥理浩治港10 年,有3 年的財政預算的確是錄得赤字,但從來沒有人執著那3 年的赤字。更重要的是,自此之後香港經濟騰飛、市民安居樂業、政府年年有餘。

當年港英政府財政實力不如今日強勁,仍能投放資源做長遠社會投資,締造香港發展奇蹟;今日特區政府財政實力比過去更雄厚,難道就只能「派錢」滿足市民一時的期望?筆者深信,在社會投資與「派錢」之間,市民會選擇前者。特區政府不願意「派錢」,可算是做對了一半;但如果不做長遠的社會投資,則肯定是全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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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國歌法必須經立會本地立法方可實施

明報 2017-8-31
A18 | 觀點

人大常委會正審議《國歌法》,並建議今年10月提請全國人大會議將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成為香港需要執行的全國性法律。

基本法第18(2)條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實施;凡列於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什麼情况下僅需公布,什麼情况下必須立法才能實施?

不能牴觸法律對市民基本權利的保障草擬基本法時,起草委員已意識到此事非常敏感。一方面《中英聯合聲明》規定香港回歸後實行的法律為基本法、回歸前香港原有的法律和回歸後香港立法會制定的法律,若貿然把中國法律移植香港,將違反聯合聲明;另一方面,現實地說,中國與香港屬兩個不同法律體系,如內地法律要適用於香港,須經香港立法機關立法才能付諸實行。

但更重要,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是,全國性法律即使要在香港執行,也不能牴觸基本法和其他香港法律對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例如表達和言論自由。

事實上,就牽涉刑事責任的全國性法律作本地立法,並非沒有先例,近日特區政府官員和建制派提及的《國旗及國徽條例》即是。

基本法附件三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是由香港特區公布或立法實施的法律。有見及此,臨時立法會於回歸前通過《國旗及國徽條例》。1998年發生「吳恭劭案」,終審法院在判辭中用大部分篇幅論述國旗法與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關係,指出兩者並非互不相容,雖然有重疊的部分,本質上兩者的核心亦有差異,但可以也必須兼顧和平衡,讓社會在保護國旗的同時,也能夠維護言論自由。

因此,當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說已有《國旗法》為先例,其實是提醒大家,現在處理更複雜和更爭議的《國歌法》時,要打醒精神,留意細節,確保《國歌法》符合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給予市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例如《國歌法》規定可行政拘留涉嫌違法者15 天,但香港沒有所謂「行政拘留」,未經審訊的扣押更屬非法;《國歌法》規定國歌要列入中小學教材,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組織學生唱國歌,但基本法第136條訂明教育政策屬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等等。這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好像臨立會通過《國旗及國徽條例》那樣搬字過紙,必須經過現行的本地立法程序,包括要做公眾諮詢。

尊重國旗、國徽和國歌在原則上是無問題的,但法律必須清晰界定,讓香港市民明白什麼能夠做和不能做,這是我們立法會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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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法必須經立會本地立法方可實施

 

【文章】如何理解公眾對判決的反應

明報 2017-8-25
A31 | 觀點

律政司就反新界東北發展衝擊立法會案及「重奪公民廣場」案申請刑期覆核,高等法院法官判律政司勝訴,10多名被告由原先被判社會服務令,改判監禁6至13個月不等。判決激起香港社會嘩然,亦引來國際媒體關注。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發表聯合聲明,就輿論表達極度關注。

相信沒有人會反對聯合聲明指出的,任何人對個別案件所提出的議題表達公開及理性的評論是應該獲支持的,但在發表任何針對法庭判決的評論時,必須小心謹慎,以顧及評論對司法尊嚴及獨立的影響。但有法律界同業不完全贊同聯合聲明,認為兩個律師會忽略了那對上述案件乃至是法治質素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因素,純粹從法律和司法程序觀察事件和輿論,是有欠全面和公允。

律政司長承擔爭議工作政治性更強

就從始作俑者律政司長這個職位講起。根據《基本法》第63條,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然而特區政府在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時,將律政司長納入政治任命的其中一員。當時法律界和立法會民主派議員都反對這個改革,理由是勢必令律政司長背負受政治影響的原罪。而大律師公會亦有立場書,提出「倘若律政司司長一職改由獲政治任命的官員擔任,就憲制方面而言,則須確保所有關乎是否提出刑事檢控的決定,一概由刑事檢控專員或律政司在不受干預的情况下作出,此點至為重要。另一做法是在建議的新制度下,律政司司長不再負責刑事檢控工作」。

可惜特區政府沒有接納大律師公會的建議,政治任命的律政司長擁有最終檢控權。而隨着特區政府不時要律政司長承擔極具爭議的政治工作,律政司長一職的政治性更強,足以令人合理地懷疑他╱她在處理與政治事件有關的案件時,除法律之外還有政治考慮。

今次「重奪公民廣場」案,就是最明顯的例子。2015 年特區政府按2014 年人大「8.31 決定」推出政改方案,律政司長袁國強是推銷政改方案3人組之一。而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3人發起「重奪公民廣場」,就被視為後來反對政改的雨傘運動的序幕。如今律政司長運用他的法律權力申請對3人加刑,加上被外國傳媒披露他不接納刑事檢控科官員不提刑期覆核的建議,令公眾認為覆核刑期並非純粹基於法律考慮,而是有政治因素的決定。

主理案件的法官非毫無爭議

主理案件的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法官亦非毫無爭議之處。根據《法官行為指引》第76段: 「法官應避免加入任何政治組織,或與之有聯繫,或參與政治活動,例如,法官應避免出席與政治有關的集會或示威活動。」另94段又指明「司法機構成員跟法律專業界成員有社交接觸,是存在已久的傳統,也是正常的。不過,依照常理,法官也應謹慎行事」。因此據筆者了解,法官在考慮是否出席有政治聯繫組織舉辦的活動或會議時,必須格外小心,亦須得首席大法官批准。

在英國,有法官被認為其判決有可能受其他因素影響而遭推翻的案例。1998年英國上議院法庭大法官賀輔明(LordHoffmann)是負責審理引渡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案的5位法官之一,但他同時出任國際特赦組織的義務非受薪董事,妻子也是為此組織工作,而國際特赦組織又牽涉皮諾切特案。結果上議院裁定之前的判決無效,案件須由其他法官重審。判辭強調法庭要保持絕對中立, 「秉行公義,就必須有目共睹」,即使沒有證據顯示賀輔明法官受該組織影響,他的判決依然無效。

然而楊官卻被公眾知悉他在雨傘運動後,參與一個名為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主辦的酒會。該協會與大律師公會或律師會毫無關係,純屬一個私人組織,因此不是法律界的行業公會。而該協會亦帶有強烈的政治性質,例如3名會長、副會長當時均為民建聯成員,亦曾發聲明譴責反對新界東北發展的示威,對「8.31」政改表示歡迎,並曾積極參與反雨傘運動,如設立「反佔中義務法律諮詢熱線」等等,證明它不單純是一個中立的專業組織。

當然現在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楊官的判決受法律以外的任何因素影響,筆者亦相信楊官在審案時完全以法律為依歸。但從審訊的過程到判決的用語,公眾認為楊官對3 名被告及其參與的政治運動有強烈看法,在判刑時摻入了一些個人主觀的因素,亦不是全無根據和絕不合理的評論。

公眾對法治的信心是要努力爭取的筆者相信沒有人希望見到或做出影響司法獨立的行為或評論,但「司法獨立」不等於要把法庭保護到一個完全不受批評,甚至不容許在有事實基礎下一些合理懷疑或推論的程度。現實是,法庭不是「半天吊」的空中樓閣,而是社會的一部分;法官和律師也不是遺世獨立地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而是市民的一分子。作為法律界的一分子,筆者經常要求自己和提醒其他業界朋友,要走出律師樓和法庭,了解市民的想法和他們為何會這樣看事情。純粹發一個聲明,然後期望市民不問原由地接受裏面所說的法治和司法獨立概念,既不切實際亦「離地」。公眾對法治、司法制度和法律工作者的信心,是要努力爭取的。

20170825_mingpao如何理解公眾對判決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