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國歌法必須經立會本地立法方可實施

明報 2017-8-31
A18 | 觀點

人大常委會正審議《國歌法》,並建議今年10月提請全國人大會議將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成為香港需要執行的全國性法律。

基本法第18(2)條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實施;凡列於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什麼情况下僅需公布,什麼情况下必須立法才能實施?

不能牴觸法律對市民基本權利的保障草擬基本法時,起草委員已意識到此事非常敏感。一方面《中英聯合聲明》規定香港回歸後實行的法律為基本法、回歸前香港原有的法律和回歸後香港立法會制定的法律,若貿然把中國法律移植香港,將違反聯合聲明;另一方面,現實地說,中國與香港屬兩個不同法律體系,如內地法律要適用於香港,須經香港立法機關立法才能付諸實行。

但更重要,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是,全國性法律即使要在香港執行,也不能牴觸基本法和其他香港法律對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例如表達和言論自由。

事實上,就牽涉刑事責任的全國性法律作本地立法,並非沒有先例,近日特區政府官員和建制派提及的《國旗及國徽條例》即是。

基本法附件三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是由香港特區公布或立法實施的法律。有見及此,臨時立法會於回歸前通過《國旗及國徽條例》。1998年發生「吳恭劭案」,終審法院在判辭中用大部分篇幅論述國旗法與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關係,指出兩者並非互不相容,雖然有重疊的部分,本質上兩者的核心亦有差異,但可以也必須兼顧和平衡,讓社會在保護國旗的同時,也能夠維護言論自由。

因此,當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說已有《國旗法》為先例,其實是提醒大家,現在處理更複雜和更爭議的《國歌法》時,要打醒精神,留意細節,確保《國歌法》符合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給予市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例如《國歌法》規定可行政拘留涉嫌違法者15 天,但香港沒有所謂「行政拘留」,未經審訊的扣押更屬非法;《國歌法》規定國歌要列入中小學教材,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組織學生唱國歌,但基本法第136條訂明教育政策屬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等等。這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好像臨立會通過《國旗及國徽條例》那樣搬字過紙,必須經過現行的本地立法程序,包括要做公眾諮詢。

尊重國旗、國徽和國歌在原則上是無問題的,但法律必須清晰界定,讓香港市民明白什麼能夠做和不能做,這是我們立法會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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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法必須經立會本地立法方可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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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如何理解公眾對判決的反應

明報 2017-8-25
A31 | 觀點

律政司就反新界東北發展衝擊立法會案及「重奪公民廣場」案申請刑期覆核,高等法院法官判律政司勝訴,10多名被告由原先被判社會服務令,改判監禁6至13個月不等。判決激起香港社會嘩然,亦引來國際媒體關注。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發表聯合聲明,就輿論表達極度關注。

相信沒有人會反對聯合聲明指出的,任何人對個別案件所提出的議題表達公開及理性的評論是應該獲支持的,但在發表任何針對法庭判決的評論時,必須小心謹慎,以顧及評論對司法尊嚴及獨立的影響。但有法律界同業不完全贊同聯合聲明,認為兩個律師會忽略了那對上述案件乃至是法治質素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因素,純粹從法律和司法程序觀察事件和輿論,是有欠全面和公允。

律政司長承擔爭議工作政治性更強

就從始作俑者律政司長這個職位講起。根據《基本法》第63條,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然而特區政府在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時,將律政司長納入政治任命的其中一員。當時法律界和立法會民主派議員都反對這個改革,理由是勢必令律政司長背負受政治影響的原罪。而大律師公會亦有立場書,提出「倘若律政司司長一職改由獲政治任命的官員擔任,就憲制方面而言,則須確保所有關乎是否提出刑事檢控的決定,一概由刑事檢控專員或律政司在不受干預的情况下作出,此點至為重要。另一做法是在建議的新制度下,律政司司長不再負責刑事檢控工作」。

可惜特區政府沒有接納大律師公會的建議,政治任命的律政司長擁有最終檢控權。而隨着特區政府不時要律政司長承擔極具爭議的政治工作,律政司長一職的政治性更強,足以令人合理地懷疑他╱她在處理與政治事件有關的案件時,除法律之外還有政治考慮。

今次「重奪公民廣場」案,就是最明顯的例子。2015 年特區政府按2014 年人大「8.31 決定」推出政改方案,律政司長袁國強是推銷政改方案3人組之一。而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3人發起「重奪公民廣場」,就被視為後來反對政改的雨傘運動的序幕。如今律政司長運用他的法律權力申請對3人加刑,加上被外國傳媒披露他不接納刑事檢控科官員不提刑期覆核的建議,令公眾認為覆核刑期並非純粹基於法律考慮,而是有政治因素的決定。

主理案件的法官非毫無爭議

主理案件的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法官亦非毫無爭議之處。根據《法官行為指引》第76段: 「法官應避免加入任何政治組織,或與之有聯繫,或參與政治活動,例如,法官應避免出席與政治有關的集會或示威活動。」另94段又指明「司法機構成員跟法律專業界成員有社交接觸,是存在已久的傳統,也是正常的。不過,依照常理,法官也應謹慎行事」。因此據筆者了解,法官在考慮是否出席有政治聯繫組織舉辦的活動或會議時,必須格外小心,亦須得首席大法官批准。

在英國,有法官被認為其判決有可能受其他因素影響而遭推翻的案例。1998年英國上議院法庭大法官賀輔明(LordHoffmann)是負責審理引渡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案的5位法官之一,但他同時出任國際特赦組織的義務非受薪董事,妻子也是為此組織工作,而國際特赦組織又牽涉皮諾切特案。結果上議院裁定之前的判決無效,案件須由其他法官重審。判辭強調法庭要保持絕對中立, 「秉行公義,就必須有目共睹」,即使沒有證據顯示賀輔明法官受該組織影響,他的判決依然無效。

然而楊官卻被公眾知悉他在雨傘運動後,參與一個名為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主辦的酒會。該協會與大律師公會或律師會毫無關係,純屬一個私人組織,因此不是法律界的行業公會。而該協會亦帶有強烈的政治性質,例如3名會長、副會長當時均為民建聯成員,亦曾發聲明譴責反對新界東北發展的示威,對「8.31」政改表示歡迎,並曾積極參與反雨傘運動,如設立「反佔中義務法律諮詢熱線」等等,證明它不單純是一個中立的專業組織。

當然現在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楊官的判決受法律以外的任何因素影響,筆者亦相信楊官在審案時完全以法律為依歸。但從審訊的過程到判決的用語,公眾認為楊官對3 名被告及其參與的政治運動有強烈看法,在判刑時摻入了一些個人主觀的因素,亦不是全無根據和絕不合理的評論。

公眾對法治的信心是要努力爭取的筆者相信沒有人希望見到或做出影響司法獨立的行為或評論,但「司法獨立」不等於要把法庭保護到一個完全不受批評,甚至不容許在有事實基礎下一些合理懷疑或推論的程度。現實是,法庭不是「半天吊」的空中樓閣,而是社會的一部分;法官和律師也不是遺世獨立地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而是市民的一分子。作為法律界的一分子,筆者經常要求自己和提醒其他業界朋友,要走出律師樓和法庭,了解市民的想法和他們為何會這樣看事情。純粹發一個聲明,然後期望市民不問原由地接受裏面所說的法治和司法獨立概念,既不切實際亦「離地」。公眾對法治、司法制度和法律工作者的信心,是要努力爭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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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地兩檢 開極危險先例

2017-07-27 | 明報
A23 |觀點 |By 郭榮鏗

傳聞多年的「一地兩檢」終於現身。政府方案是先把高鐵站租予內地,以及將行走中的列車納入內地司法管轄區,然後在內地口岸區和高鐵列車內全面實施內地法律。

這是自回歸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違反《基本法》,同時對一國兩制造成不可挽回的致命破壞。

容許內地法律在港實施必違基本法基本法第18條訂明,內地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實施。而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僅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

另外,基本法第154 條訂明,香港可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實行出入境管制。這即是說,與出入境有關的法律、政策和措施,一律屬於香港自治範圍事務,內地法律不能透過第18條引入香港。法律就是如此顯淺易明。任何「一地兩檢」方案,一旦容許內地法律在香港實施,就必定違反基本法。基於此,特區政府擬先引用基本法第20條,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香港權力實施「一地兩檢」。然而,任何授權均不得違反基本法,亦不應以削弱本身已有的權力為目標或效果。因此,即使中央政府按第20 條向特區政府作任何授權,亦不能違反基本法其他條文,更不應削弱香港既有的司法管轄權。

此外,就算將香港土地租予內地,也不能消除「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的本質。因為把地租出去,不等於可以把原本適用於該地的法律,換成另一套法律。根據基本法,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涵蓋整個香港。即使是駐港解放軍及其人員,不論在軍營內外,也要按照基本法第14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第16(2)、19、20、22、23 及24 條,遵守香港的法律,香港法院亦有權處理其違法行為。此外,按照基本的法律原則,任何契約、合約、協議或立法,不得違反當地憲法及法律,否則會自動失效。基本法第11(2)條更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與基本法相牴觸。因此,假設香港把高鐵站部分地方租給內地政府,甚至利用立法會通過法律,授權內地官員可以在租回來的高鐵站地方和列車執行內地法律,但一如上述,在香港執行內地法律本來就是違反基本法,故不論是容許內地官員執行內地法律的租賃協議,還是立法會通過授權內地官員執行內地法律的法例或決議,都會失效。國家主席習近平說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言猶在耳,肯定會令一國兩制走樣和變形的「一地兩檢」,當然絕對不能讓它實施。

港法律保障消失破壞一國兩制

今天的「一地兩檢」,比10多年前的23條更可怕。第一,為23 條立法,好歹也是基本法第23 條的要求,本質上不違反基本法。然而「一地兩檢」既不是基本法的要求,更如上述是違反基本法。

第二,基本法訂明香港自行為23條立法,也就是說即使立法,也是香港本地法律,不能牴觸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換言之,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賦予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和法律保障,仍然有效。然而「一地兩檢」不單把內地刑事法律全面及直接地引入香港,更把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排除在外,亦即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賦予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和法律保障全部消失。

第三,只要立法得宜,23 條不一定會損害一國兩制;但「一地兩檢」要把香港的司法管轄權割給內地,在香港實施內地刑事法,則肯定會破壞一國兩制。尤其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須是完整和不可分割的,但為實施「一地兩檢」,人大常委可以任意劃出某部分香港土地不實行香港法律,是開了一個極危險的先例。

反對「一地兩檢」最重要力量是香港市民

政府的「一地兩檢」方案,從來沒有在香港做過任何公眾諮詢。坊間提出的其他建議,如「車上檢」和「兩地兩檢」,政府在2009至2010年間向立法會申請興建高鐵撥款時,曾經承諾會做可行性研究。那些研究有沒有做?做了又放在哪裏呢?

今天的特區政府,對法治的尊重遠遠不及10 多年前。如果說10多年前大家因23條立法而感到擔心和反感,今天特區政府要引入比23 條更惡質的「一地兩檢」,就應該感到更憂慮和更憤怒。

同樣,今天的立法會與10多年前的立法會,基本格局沒有改變,甚至可能更差。所指的,是當年反對23條和今天反對「一地兩檢」的民主派議員,依然是少數(今年還因為宣誓案,連分組點票的否決權也失去了)。不過當年23條被擱置了,全賴有大量市民走出來,明確且強烈地反對23條。所以,或許今天的形勢更不利,但希望猶在,因為反對「一地兩檢」最重要的力量,不是民主派議員,而是香港市民。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一地兩檢』——破壞法治完整和『一國兩制』的最危險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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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管治「新」風格? 淺論林鄭月娥的恆常溝通機制

明報 2017-4-24
A25 | 觀點

特首選舉塵埃落定。不論對選舉結果有什麼感想,政治畢竟是現實的。大家可以對選舉結果失望,卻不能對當選者沒有要求。尤其是在今屆選舉中,林鄭月娥是以低民望當選,選舉制度與社會民情的矛盾和反差更嚴重削弱其管治認受性和合理性。如何挽回民意支持是她必須和首先面對的政治現實。

修補撕裂、重建和諧,可說是今屆特首選舉中候選人最強調的政治主張,以回應近年絕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團結社會」這4個字就不約而同地在林鄭月娥和曾俊華選舉政綱的前言裏出現。若然這不是為了選舉而擺出來的競選口號或權宜之計,那麼我們就要問:如何實現這個宏大卻帶點空泛的政治理想?

改善行政與立法——特別是特區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應該是修補撕裂與重建和諧的第一步。又從政治現實說起:相比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有至少一半議席是經直接選舉產生的,認受性和問責性比行政長官高之餘,亦是民意和社會狀况的縮影。更重要的是,儘管民主派在立法會中是少數派,但在連續多屆的立法會選舉中,民主派的得票率都超過五成(同樣是一種選舉制度與社會民情的矛盾和反差)。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是好是壞,意味着它是打算跟大部分香港市民「好來好去」,抑或「過唔去」。

行政立法必存緊張關係不等於必須敵對

再從憲制安排的角度看,根據《基本法》規定,立法會對行政長官及其政府有監察和制衡的職責。第73 條列明立法會行使的10 項職責和權力中,便有6項與政府的工作有直接關係,例如第1條規定立法會按照基本法規定的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而眾所周知,幾乎全部的條例草案,都是由政府提出的;第2條規定立法會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案;第3條規定立法會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第5條規定立法會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等等;到第9條更訂明立法會有彈劾行政長官的權力及其程序。這是基本法設計下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則,是以行政與立法必然存在緊張的關係,卻不等於彼此之間必須互相敵對。

過去5年,行政與立法關係陷入谷底,無非是梁振英以好鬥與橫蠻的態度和方法處理立法會事務。而上行下效也好,按照指示辦事也罷,部分政府官員也變得愈來愈「梁振英」。

民主派不妨當試金石

其實並非所有官員亦如是,即使是林鄭月娥,跟梁振英始終有分別。比如說梁振英當年競選行政長官時,政綱裏對行政與立法關係隻字不提,而林鄭月娥則在政綱中承諾「與立法會各黨派建立恆常溝通機制」。當然,溝通不一定能夠達至共識;說白一點,溝通了也不等於民主派會對政府的議案投贊成票。但有溝通總比沒有溝通好,溝通後投反對票也聊勝於沒有溝通便投反對票。

因此,既然新特首林鄭月娥許下諾言,民主派也不妨當試金石。專業議政幾名議員早前已去信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邀請林鄭月娥會面,以檢驗一下她在選舉時力銷的「管治新風格」究竟有多「新」、她承諾要做到的溝通是否真正的溝通,然後由社會公論。作者是立法會(法律界)議員、公民黨執委及專業議政召集人

修補撕裂長期工作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當選後已馬上向公眾表示,她將會盡一切努力修補社會撕裂,亦將會和不同黨派不同政見人士溝通。這是值得大家讚賞和支持的舉措。她亦提到將來會有一個恆常溝通平台。

成果取決於雙方努力

筆者相信無論如何未來應該邀請泛民人士加入恆常溝通平台。然而就修補撕裂而言, 最後的成果如何也要取決於建制及泛民雙方的努力。較早前林鄭已經提出來屆政府希望邀請泛民主派人士加入,然而這邊廂一腔熱情邀請,那邊廂卻馬上碰了一鼻子灰,泛民的政黨包括民主黨急於謝絕好意,並重申不會容許黨員加入政府。

這恰恰展示了現今香港政治的困境:由於社會上兩陣營的支持者都對支持對象有巨大期望及壓力,特別是兩年前非法佔中後,反對派的支持者有相當部分在思想上變得非常牢固,甚至更趨邀進,在這情况下反對派要嘗試認同建制派的部分舉措就變得非常危險。因此,筆者不難想像泛民此刻急不及待跳出來斷然拒絕林鄭,這基本上也是明哲保身的做法。然而,長遠而言,反對派如何嘗試疏導這種壓力,或在輿論上引導支持者接受這建議,是將來能否成事的關鍵。如果反對派用當年對8.31 政改的模式,即從頭至尾綑綁反對(筆者已經忘記了當年反對派進行了幾多次聯署反對,後來甚至有人質疑是否必要不斷重複聯署,實屬多餘),最後令自己轉身也難,這樣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

早前我應邀出席本地某大電視台英文節目就提到,林鄭已踏出第一步,向泛民伸出橄欖枝,希望反對派能嘗試接受邀請加入政府,若能成事將會是修補撕裂重大一步。修補撕裂,並非短期可以做到,是長期努力才見成果,筆者也寄語反對派:千萬不要一如以往,今天提出反對,明天政府作出讓步,後天再突然反口加碼提出新要求,這樣是無法促進雙方信任的。

「先民生後政治」較好

最後,正如我於英文電視節目所言,林鄭上任後應該首先處理較為迫切的民生問題,例如房屋等。林鄭於政綱裏吸納了民建聯的意見,即研究容許居屋業主免補地價下將居屋物業出租,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回應民生訴求的工作。林鄭如果先在民生工作上做出成績,甚至在過程中與泛民溝通合作從而爭取他們的信任,當這些信任累積起來後,他日再推動比較複雜及爭議性大的政改時,將會較為有利於達成共識。因此,未來還是「先民生,後政治」較好。作者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 「解構林鄭月娥治港藍圖——下屆政府施政評析系列」周三再續)

(編者按:林鄭月娥當選下屆行政長官,今年7月1日香港將換上新特首、新政府。她在競選政綱中表示會「注入新風」,提出「管治新風格」、「政府新角色」等理念。《明報》觀點版就此邀請社會各界專家、學者、持份者撰文評析下屆政府各施政管治範疇,前瞻未來5年林鄭月娥治港藍圖。林鄭月娥勝選後表示「首要工作就是去修補撕裂和解開鬱結,團結大家向前」,改善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無疑是當中重要一環。競選政綱中她「承諾與立法會各黨派建立恆常溝通機制」,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和周浩鼎分別撰文評論此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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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新」風格?淺論林鄭月娥的恆常溝通機制

【文章】新特首的首要任務是什麼?

明報 2017-1-19
A29 | 觀點

問特首參選人:有能力在未來5年帶領香港應對外圍的不確定環境(如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可能帶來的經濟衰退和財政波動),以及處理香港內部的不穩定和挑戰(如落實普選、中港關係、社會不公平、個人收入增長停滯及房屋問題等)嗎?

隨着財政司長曾俊華和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先後辭職獲中央批准,新一任特首選舉的形勢可說是明朗化和白熱化。不論鹿死誰手,行政長官作為香港這個城市的最高官位,千頭萬緒,他的首要任務應該是什麼?

《基本法》第48條列舉了行政長官有13項職權,當中有3項是與立法會直接有關的,包括第3款「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布法律;簽署立法會通過的財政預算案,將財政預算、決算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第10款「批准向立法會提出有關財政收入或支出的動議」,以及第11款「根據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的考慮,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是否向立法會或其屬下的委員會作證和提供證據」。

另外,基本法第64條更訂明行政長官領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

這個說明什麼?就是不論大家願意也好、討厭也罷,在基本法設計的香港憲制框架下,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與立法會互動——姑勿論是監察、制衡還是合作也好。這個當然是「三權分立」此一普世憲政文明的原則,亦是基本法沒有寫明「三權分立」卻有「三權分立」之實的體現。

最首要與民主派恢復正常關係

從憲制安排的角度看,無可否認的是在基本法的設計下,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與立法會的權力失衡——前者權力過大,立法會往往難以做到有效的制衡和監察。從政治制度的角度看,立法會再不民主,也至少有一半議員是循直選產生( 「超級區議會」議席出現後,更超過一半),認受性比非民主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高。而從政治形勢的角度看,儘管民主派在立法會屬少數,但實情是在每次立法會選舉中,民主派的得票都超過投票總數的一半。

因此,香港的政治僵局和施政困難,肇因不是立法會權力太大和立法會內有民主派存在,而是政治制度逆反政治現實。過去4 年多,在梁振英管治下,行政與立法關係——尤其是與民主派的關係——跌至冰點,同時香港社會也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撕裂,證明立法會與社會民意是緊密扣連的。也就是說,任何一個行政長官如果要緩解社會撕裂,最重要和最首要的一步,必定是與民主派恢復正常的關係。

政治離不開「人」——按照政治倫理、制度、法律和現實,做好個人的本份之餘,更要尊重其他人肩負的公職崗位所要求履行的職責。目前各個有意競逐下一任行政長官的人,會怎樣處理其與民主派的關係,將會預示香港究竟是繼續撕裂還是得到修復,拭目以待。

誰有能力帶領香港應對挑戰?

最重要的是,誰有能力在未來5年帶領香港應對外圍的不確定環境(如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可能帶來的經濟衰退和財政波動),以及處理香港內部的不穩定和挑戰(如落實普選、中港關係、社會不公平、個人收入增長停滯及房屋問題等)?這些都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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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從點、線、面團結專業界別民主力量

明報 2016-12-30
A25 | 觀點

在香港政治制度中, 最不民主的一塊,莫過於選特首的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功能組別。香港的工商名流及專業界別,是組成這一塊的最主要成分。然而,制度的不民主,不但沒有消磨市民爭取民主的意志,反而因不民主制度的種種遺害,使市民愈發明白民主之必要。

今年立法會和選委會選舉,民主派在專業界別都贏得有史以來最多的議席。這樣足以證明,專業界別是爭取民主的一股穩實可靠的力量。

在這個好勢頭下,民主派不能滿足於個別政治人物或專業界別的勝利,而需要更進一步,團結起來,透過協同和合作,壯大爭取民主的力量。

「專業議政」的出現,正是立法會內個別專業界別的民主派議員,將「點」連成「線」的嘗試。過去立法會內的民主派功能組別議員,個別的聯繫不強;唯一的結連,就是大家都屬於泛民陣營。但隨着近年的政治形勢更見複雜,立法會選舉結果顯示不論建制派還是民主派,細碎化的趨勢更明顯。正因如此,重新整合和加強合作就更見必要和迫切。

是以筆者與其他6名專業界別的功能組別議員,組成「專業議政」。「專業議政」的最大特色,不止是跨界別,更是跨背景,我們的成員既有政黨黨員、專業團體成員,亦有不屬於任何組織聯繫的獨立人士。但單是這樣,仍不足夠。因為民主派要搶佔的戰場,不止於立法會,還有選委會。「專業議政」組成後的第一項大工程,就是聯絡各專業界別的「傘後」組織,鼓勵當中的有志者參與選委會選舉,並提出共同政綱,就是:反對梁振英連任、反對人大8.31決定並要求盡快重啟政改以落實「雙普選」,以及守護香港核心價值。「專業議政」透過與不同界別合作,織成一個更大的「面」,以「民主300+」為旗幟,全力在選委會選舉中搶攻。

選舉過程和結果再次證明「團結就是力量」。選委會選舉投票日前兩天,梁振英宣布放棄競選連任。但這個變化,對於認清目標——既要換人,更要換制度——的選民不奏效。民主派選委取得有史以來最多的超過300個席位,說明專業界別的民主力量只要夠團結和強大,是能夠帶來階段性成功的。

須超越策略計算探究港人想要什麼如今所有人都問, 「民主300+」接下來會怎樣運用我們的提名權、會支持或投票給哪名候選人,以及民主派應否派人參選等等。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但大家別忘記,香港人最關心的是香港未來5至10年會怎麼樣:我們將會有一個怎樣的政府?我們想要的是一個怎樣的香港?在所有策略和政治計算之中,我們絕不能漠視這些存在於香港人心裏的核心問題。普遍香港人對這些政治論述和計算沒有興趣,所以我們必須超越所有策略計算,探究香港人想要的是什麼。

當我們說想要捍衛香港人核心價值,那現在是不是適當時候將之具體地提出來?

法治和程序公義無疑是核心價值的一部分。我們是否接受官員推行政策或計劃時,沒有理會恒常和正當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也沒有做諮詢,卻只是基於官員——而他們不是民選的——相信自己是做正確的事便去做?我們是否希望由輕蔑立法會和代議士的官員領導香港?當然,也沒有人會接受中聯辦治港。

要消滅社會上林林總總的不公平,香港人希望有什麼政策?我們要怎樣運用高達7000 億元的盈餘,一方面讓香港人受益,另一方面為21世紀香港的未來打下基礎?不同的參選人有否勾勒出他們對香港的願景?我們要如何運用公共資源去解決目前我們見到在社會存在的不公平?這些問題我們至今還沒聽到他們的回應。

必須聚焦公眾利益

我們需要聆聽香港人對上述問題的想法。作為選委,我們很容易會認為自己只是在一個小圈子裏操作,思考關於策略的問題。但我們不能落入這種迷思。正如英國首相文翠珊說「politics is not a game」。

在「特首跑馬仔」的氛圍下,身處局中的我們很容易會掉入這個遊戲心態;但身為選委,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時刻聚焦於公眾利益。

香港人對我們有更大的期望,我們必須聆聽他們的聲音。這是「民主300+」的責任和目標。而最重要的,是「民主300+」必須團結一致,讓這300多票發揮最大的效用。

作者是公民黨執委、「專業議政」召集人及立法會(法律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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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7年前的六四事件與2047年的香港

明報 2016-6-3
A30 | 觀點

每一件歷史大事件,它的影響力不會止於當代,而是會延及往後數十年的發展軌迹。

今年六四,爭論和是非好像特別多。口舌之爭源於一眾專上學府的學生會決定不參與由支聯會在維園舉辦的燭光集會。如果撇開他們那些令人感到冒犯的言論,當中其實提出了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六四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六四確確實實影響香港民主發展

或許有不少朋友已經可以講出幾個關係,比如說六四孕育了香港幾代人的民主意識,也有人曾經因此對香港的前途感到悲觀而選擇移民。這些,對不少人的人生來說是很重要,甚至是最深遠的影響。但對今天的年輕人,也就是在六四之後才出生的一代,他們可能覺得事不關己;至少,他們的政治理念和意識,應該不是因六四萌生的。

然而,六四卻確確實實地影響着今日香港民主發展的軌迹。

六四發生的時候,也是《基本法》草擬期——其實反過來說才更準確:在基本法草擬期間,發生了六四事件。兩件歷史大事同時發生,雖然未必有互動作用,卻肯定有單向的影響。根據當時的紀錄,六四事件令基本法的草擬工作暫停了,有些民主派人士退出了起草委員會。而更重要的,是在草擬基本法時有根本的修改,最明顯和重要的例子,正是關於香港回歸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民主化進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可說是草擬基本法時引起香港社會最多和最激烈討論的議題。左、中、右各路人馬都提出自己的方案,後來查良鏞和查濟民提出協調方案(時稱「雙查方案」)。方案建議第二任及第三任行政長官由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而立法會則分3屆發展至半數議席由直選產生。此外,第三任行政長官在其任內須舉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第四任行政長官是否以普選產生和第五屆立法會是否全面直選。

「雙查方案」在當時被抨擊為太保守,卻得到中央的青睞,於是成為了「主流方案」,並寫入1989 年2月寫成的基本法草案的第二稿中。其中關於全體選民投票決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規定,分別載於附件一第7條和附件二第3條,茲分列如下。

附件一第7條: 「在第三任行政長官任內,立法會擬定具體辦法,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是否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投票結果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附件二第3條: 「在第四屆立法會任內,立法會擬定具體辦法,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立法會的議員是否全部由普選產生。投票結果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此外,附件一第8條和附件二第4條更訂明,如投票決定不變,每隔10年可再舉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當時這個太保守的方案,特別是有公投部分,對今日的香港人來說,說不定是求之不得。然而為何最終有關公投的部分會在基本法中「被消失」了?箇中原因或許要靠當時的草委憶述,文獻只記述了六四事件發生後半年,基本法草擬工作重回正軌後,大家認為香港政制發展「寧穩勿亂」。自此,基本法便只保留了「雙查方案」中最保守的部分,成為回歸至今香港政制發展的藍圖,更是限制。

漠視歷史無法正確思考未來

筆者之所以詳細列舉這段歷史,是想帶出如果要說六四對今日香港每一個市民——不論是「80前」還是「80後」——有什麼影響,以上就是最實在和最貼身的例子。所以,除非某人是抗拒民主或放棄民主,否則又怎可以認為六四是事不關己呢?

既然27年前的六四事件對今日的香港有如此深遠和實在的影響,那麼今日香港人繼續紀念六四,除了「懷緬過去」之外,對我們的未來有什麼作用呢?這個應該是當前着緊2047年時香港會變成怎樣、在2047年時是香港社會的中堅——今日的年輕世代所關心或疑慮的問題。

筆者也屬於這個世代,今年六四會一如以往地去燭光集會,我的想法和心情是:每一個地方都有它的歷史、現在和未來,無法切割。六四發生在27年前,卻依然影響香港的現在和未來。忘記或漠視這段歷史,就是不認識現在的香港,也無法正確思考香港的未來。我支持民主,認為這是香港早就應該落實,而且在2047年後也必須繼續實行的政治制度。27年前在天安門廣場爭取民主的人們,不單是為中國爭取民主,也是為香港爭取民主。他們因此而犧牲,是值得我們紀念和致敬。而每一次燭光集會,都是一次爭取民主的運動,是向對抗拒民主的人——不論是否當權者——發出沉默的吼聲,更是他日香港實現民主的其中一塊磚石。

27年前的六四事件與2047年的香港

【文章】饒戈平證實一地兩檢不可行?

明報 2016-3-18
A36 | 觀點

高鐵,從一開始就不單是一個工程項目,而是一個制度衝擊。所以,當工程的問題解決了,即政府終於在建制派的護航下取得超支撥款後,建制派便開始討論「正題」—— 「一地兩檢」要如何落實。

偷換概念繞過基本法

當律政司長袁國強和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每逢對「一地兩檢」的問題還是支吾以對、「尚在研究,未有定案」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在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提出了一個建議:他認為,在西九總站實施「一地兩檢」,只是實施內地出入境和海關法例,並不是全面實施內地法律,因此毋須將有關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只要特區政府與內地部門商討一份協議,再交由人大常委會決定便可。

饒戈平上述的意見,完全是以偷換概念來繞過基本法。只要曉得閱讀中文,已經可以看得出當中的謬誤。

他的建議的前設,是「一地兩檢」只是實施內地出入境和海關法例,並不是全面實施內地法律。這個前設,明顯是要規避基本法第18條第二款的規定: 「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他的前設,其實有兩個謬誤:第一,不是全面實施內地法律,所以毋須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其實不論是要在香港實施整條內地法律,抑或實施某條內地法律的部分條文,都必須依循基本法第18條第二款的機制,沒有他途。第二,內地的出入境和海關法例,是全國性法律。筆者翻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等內地出入境及海關法律,都指明是全國劃一執行的(其實以中國那種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又怎麼可能出現各省市好像美國的州份那樣,能夠有自己的法律)。因此如果認為內地的出入境和海關法律不屬於「全國性法律」,那是對內地法律毫無認識;而以曲解「全國性法律」作為規避基本法第18 條第二款的理據,則是對基本法的不尊重。

前設錯亂,方案就不可能正確。

饒戈平的方案,是只要特區政府和內地部門達成一份協議,再交由人大常委會決定便可。這個,分明是不符合上引基本法第18條第二款的規定,而且不論是按普通法還是大陸法原則理解,法律既然已經規定了制訂法律的方法和程序,若然不按既定的方法和程序立法,不是17條和第18條列明香港擁有自行立法的權力即蕩然無存。

個別內地學者的法律分析和建議不符法治原則,香港人是見慣不怪的。只要不認真看待,一笑置之,便不會有損香港的優良法治制度。但令人驚訝的是,饒戈平建議一出,律政司則表示其建議是研究方向之一。如此違反基本法的建議,律政司竟然費心力和花資源去研究,如此荒唐,難怪市民會質疑律政司究竟是不是在破壞香港的法治。

應轉移研究車上檢兩地兩檢

除饒戈平外,另有建議認為香港立法會透過本地立法來實施「一地兩檢」。惟基本法第11條第二款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牴觸。」要是訂立的法律條文內容,或立法的過程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則要冒很大的司法覆核風險。這個比起高鐵「爛尾」,對特區政府、高鐵和納稅人貢獻的公帑,損害更大。

如果說饒戈平還有一丁點「貢獻」就是他證明了「一地兩檢」是無法符合基本法的(否則就不用提一個他認為毋須觸動基本法的建議了)。既然如此,特區政府應立即放棄研究「一地兩檢」,轉移研究「車上檢」或「兩地兩檢」等方案吧。繼續研究「一地兩檢」,唯一的作用只是為特區政府和香港法治帶來無可彌補的破壞。

饒戈平證實「一地兩檢」不可行?

【文章】「車上檢」:一個比「一地兩檢」更好的方法

明報 2015-12-4
A35 | 觀點

廣深港高鐵是回歸以來一大夢魘式的基建工程。打從一開始在極度爭議聲中通過工程撥款,然後不斷超支和延遲通車日期,還有更要命的是政府死心不息地研究一個在《基本法》規定下絕對不可行的「一地兩檢」。最近律政司長袁國強在北京與內地官員會面後,更明言希望高鐵通車時可落實「一地兩檢」,但若要做到,就必須讓內地官員在香港執法,並會朝着這個方向繼續研究。

研究「一地兩檢」只有兩個結果

做工程,只要肯花多些錢,請多些人,日以繼夜地開工,最終總會完工(是否物有所值則另作別論)。然而法律問題不是工程項目,不是肯多請幾個律師,長年累月地研究,便能夠找到辦法,甚至令違法變成合法。其實早在立法會討論高鐵撥款時,不少議員和民間社會已質疑「一地兩檢」在基本法規定下是不可行,過去多年亦有很多法律界同業指出它是違反基本法,卻沒有法律意見說明它怎麼能夠不違反。然後經過那麼多年的討論和研究,連律政司到現在還不敢確定「一地兩檢」在法律上可行。這樣已足以證明「一地兩檢」是切實不可行的,再花時間去研究,結果只有兩個,不是徒勞無功,就是走火入魔——袁司長說必須讓內地官員在香港執法,正是走火入魔的表徵。

筆者在今年5月26日一篇題為〈高鐵引申法律四問〉的文章中(刊《信報》),已簡明和全面地闡釋了「一地兩檢」為何在基本法的規定下不可行的法律理據,於此不贅。這裏要補充一些較旁支但更混亂的法律問題:若然實施「一地兩檢」,除了在西九龍總站劃出一個地方作為內地司法管轄區外,整條鐵路——包括列車以及行經路段——那一大片香港土地是否都要劃作內地的司法管轄區?若然有人在列車上犯法(例如打架),或是列車在行駛時惹起法律爭議,例如發生意外導致人命或財產的損失,究竟是根據香港還是內地法律處理?該路段的維修保養和安全措施,該由香港還是內地負責?又或者因高鐵而衍生的環境問題,究竟香港的環境影響評估是否適用?

誠如近年一句流行語所言:辦法總比困難多。筆者之所以孜孜不息地舉出「一地兩檢」有那麼多法律難題,除了論證「一地兩檢」不可行外,更重要的是想帶出「一地兩檢」不是唯一的方法,實在還有其他方法能夠發揮與「一地兩檢」相同的效果,卻無「一地兩檢」所衍生的問題。那個方法,可以叫做「車上檢」。

「車上檢」有兩個步驟:第一步是預先登記。其實曾經在內地乘搭高鐵的朋友早有此經驗,就是需要憑回鄉證購票(內地人則憑身分證)。所謂預先登記,就是乘客在香港憑證件購票時,香港的入境處官員記錄其證件,然後將證件資料交予內地執法人員。接着第二步便是「車上檢」,讓內地執法人員駐在列車上,當列車進入內地司法管轄區後,即以內地官員身分執行內地法律。然而,由於從香港到福田站一段車程只有14 分鐘,因此為免延誤高鐵的行車時間,可考慮以福田站為目的地的乘客下車後在車站內做檢查。至於以廣州南站為目的地的乘客,則由駐在車上的內地官員檢查。時間方面,從進入內地境內至廣州南站,車程約有30 分鐘,相信足夠為那些乘客做檢查。若遇有可疑人物,甚至已經發現有違反內地法規的事件,則可在下一個內地車站請該乘客下車處理。

有相同效果沒「一地兩檢」缺點

「車上檢」的最大優點,是完全不會增加高鐵的行車時間,這個與「一地兩檢」的效果是一模一樣的。雖然,以福田站為目的地乘客無法做到「車上檢」而需要在福田站做檢查,可能會多花少許時間,但這個方法可以完全消弭違反基本法和破壞「一國兩制」的風險,相信香港市民會認為是值得的。

高鐵的精髓在於「快」,相信沒有人會否定,因此無論在硬件和軟件上,都以快速和方便為目標, 「車上檢」是一個與「一地兩檢」有相同效果,但完全沒有「一地兩檢」的缺點——即違反基本法——的方法。况且「車上檢」在其他地區或國家的跨境列車早已證實行之有效,不時到外國公幹和旅遊的政府高官們,理應知道有這個方法存在。不去探討容易的方法,反而研究極複雜甚至是不可行的方案,似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政府堅持要做「一地兩檢」,解決高鐵通關問題說不定只是幌子,實際上是要弄一套機制,為日後讓內地官員來港執法大開方便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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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在去上海之前

明報 2014-04-10
A31 | 觀點

《寫在去上海之前》

儘管涉足政壇日子尚淺,但全體立法會議員到內地訪問這情景,卻是似曾相識:2005 年,正值2007 年行政長官和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政改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時任特首曾蔭權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包括泛民主派議員——到珠三角訪問。當下,香港正就2017 年行政長官和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政改方案展開諮詢,現任特首梁振英則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這樣看來,邀請議員上大陸,是中央政府與泛民主派在政改博弈時的其中一個策略。

修函王光亞表達法律界原則

與內地官員直接溝通,是應該把握機會。所以2005 年時,即使行程沒有安排主責處理政改的官員與議員見面,但因為那是泛民主派議員破天荒首次官式訪問內地,故欣然應邀,希望藉此打開繼續溝通的大門,從而讓雙方在政改問題上達至共識。最終雖然事與願違,但那次失敗的經驗反而令大家意識到,若要處理重大而且複雜的問題,第一步要做的不再是遊山玩水式的政治秀,而是愈早展開直接的溝通和愈快聚焦關心的議題愈好。因此今次上海之行,泛民主派議員要求行程中必須有足夠的時間討論政改,以及出席的中央官員必須在政改方面有重要角色,並不是擺姿態式的叫價,而是真心誠意希望解決問題。

由於此行目標明確,責任重大,而中央和特區政府在今次政改中,以《基本法》為最大前提,因此我聯同全體29 位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法律界委員,修函致擬到上海與議員面談政改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先生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先生,表達香港法律界對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政制發展的一些原則。茲將信件的內容抄錄如下:

我們是由香港法律界選出的代表,致函閣下乃為香港的法律界表達就2017 年行政長官以普選產生的政制改革方案的意見。

《基本法》第45 條訂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况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在此政制框架下,我們認為201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須符合以下基本原則:

(一)2017 年行政長官應以普選方式選舉產生,該普選必須為能夠反映香港市民意願的真正民主選舉;

(二)提名委員會應具廣泛代表性,即必須能夠反映香港市民的意願;

(三)提名方法應符合民主程序,其唯一目標必須是讓香港市民有真正的選擇及反映香港的實際情况及香港市民的意願,以達至一個真正民主的選舉;

(四)《基本法》第26 條,以及第39 條指明須於香港實施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均規定,任何人的被選舉權不得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及

(五)按照循序漸進原則,參選行政長官的提名門檻及∕或取得提名的難度,均不得高於2012 年行政長官選舉時採用的提名機制。

我們期望201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任何方案都必須嚴格按照上述5 點原則來制定,並相信這樣方能符合《基本法》相關條文的要求及香港市民的民主訴求。

我們相信,這5 點原則既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亦符合香港的民意,更符合民主的真正理念。當然,我們不會奢望一封短信、一次見面就能締造共識,但期望這是讓2017 年政改方案的討論重回正軌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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