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認清目標 一同努力

星島日報 2015-8-13
A20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在與張超雄議員一起推動特殊教育政策和立法的這兩年間,我們向不同持份者收集意見,一如所料但還是戚戚然的是,教育界對我們的倡議反應最負面。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現有條件不變下,立法只是加重教師的責任。

在目前的資歷培訓制度下,主流學校教師的困難特別大,因為他們嚴重缺乏處理和協助SEN學生的知識和技巧。現時的中小學校教師,需要教育相關大學學位(BEd),或大學畢業後完成學位教師文憑課程(PGDE),但並非每個BEd及PGDE課程都有把與SEN相關的科目列為必修單元。也就是說,不是所有入職教師都有關於SEN的知識和技巧的。

教育局自二○○七年起推出「教師專業發展架構」,提供以SEN學生為主題的培訓課程讓公營學校的教師修讀。上月局方向學校發出最新通告,更新課程目標,期望在二○一九/二○學年,最少有(i)一成五至兩成五的教師完成基礎課程、(ii)六至九名教師完成高級課程,及(iii)六至九名教師完成專題課程。然而與二○一二年的指引(註一)相比,新訂的目標其實沒有明顯進步。

教師處兩難 無力助SEN生

記得在某次研討會上,一位教育界老前輩非常憤慨地說,明明四十多年前政府就鼓勵教師在SEN方面進修,諸如資助學校聘請代課教師讓他們安心學習,更會保送他們往外國進修。上世紀七十年代,教師只要得到校長推薦,就能修讀一年兼讀制特殊教育教師訓練課程;八十年代課程修訂為十六周給假課程,加十八個月督導實習期。至一九九二年再將課程改為「一年全日制上課加一年在職教學實習」,受訓期間及完成課程均可獲相等於增薪點的津貼。這樣看來,無論在課程內容還是津貼資助,以往的援助都較現在充足得多,反映回歸之後的特區政府,比殖民地政府更刻薄寡恩。

融合教育能否發揮成效,教師的作用至關重要,然而他們現在正是處於兩個兩難:第一,是在缺乏職前培訓和在職進修下,他們面對SEN可謂充滿無力感,但作為有教無類的教師,他們斷不能把SEN學生置之不理;第二,是教師的工作已夠繁重,要求額外培訓無疑是叫他們百上加斤。但若果進步的步伐太慢,問題就只會愈積愈深,到頭來不但同樣叫教師百上加斤,同時也令學生的窘況日益惡化。

最有能力,甚至最有責任解開這個困局的,是政府。因為不論是教師還是SEN學生,都是政府教育政策下的必然持份者。而要政府扛起對教師和SEN學生的責任,唯有立法。因此我們倡議立法,不是要針對教師。相信只要認清這個目標,立法者、教育界、家長和學生必定願意站在同一陣綫,為SEN學生向政府爭取應有的政策和資源共同努力。

註一:按二○一二年「教師專業發展架構」指引,期望二○一四/一五學年年底須達到以下目標:最少(i)有一成至一成五的教師完成三十小時的基礎課程;(ii)三至六位教師完成九十小時的高級課程;及(iii)三至六位教師完成九十至一百二十小時的專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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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截取你的WhatsApp

星島日報 2015-6-4
A14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每年大概這個時間,立法會都會陷入曠日持久的會議中。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馬拉松式會議,是九年前的八月,立法會罕有地在休會後召開大會,用四天時間單單處理一條法案,就是《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當時的草案千瘡百孔,若果讀者不善忘,應該記得民主派議員提出了大量修正案,來嘗試保障市民的基本權利。可惜一如建制派議員所言,「一條修訂都不能通過」,結果條例實施以來,經常被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狠批。時任保安局局長在條例草案二讀時,信誓旦旦說會在條例草案實施後兩年作全面檢討,結果從來沒有做過。

修例反製造巨大漏洞

最近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了《二○一五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是條例實施後九年第一次修訂。草案是因應專員多年的批評而作出修訂,本身無可厚非,但卻因為修訂的範圍太過狹窄,完全未能跟上時代變化,反而製造了一個巨大的漏洞,讓執法人員可在不受條例監管的情況下攫取市民的通訊。

先從現行條例的規管內容說起。根據條例的釋義,「截取作為」是「就任何通訊而言,指在該通訊藉郵政服務或藉電訊系統傳送的過程中,由並非該通訊的傳送人或傳送對象的人查察該通訊的某些或所有內容」。簡單說,所謂截取通訊,是指執法人員可以通過截取寄發中的信件或電話對話(即「勾綫」)等方式去蒐集證據。惟極多市民經常使用的即時通訊方式,例如WhatsApp,由於傳送過程太快,執法人員不會嘗試在這過程中「截取」通訊,反而會取走裝置直接查看裏面的通訊記錄,或是向程式營運者或網絡供應商要求交出通訊記錄,然而條例卻不監管這類做法。

嚴重無知或故意疏忽?

法律追不上社會的發展是常態,又或者反過來說,法律就是要處理已經出現的問題,因此法律落後於社會現況是見怪不怪的。試問在二○○八年通過這條條例時,智能手機方興未艾,誰會想到隨之流行的即時通訊程式會大行其道?然而當極多市民已經使用智能手機,平日與人交往更可能用即時通訊多過打電話和寄信的今日(政府高官幾可肯定是這樣),在修訂條例的時候卻沒有想到要將攫取即時通訊的方式納入條例之內,若不是嚴重無知,就是故意疏忽,好讓這種攫取的方法不受這條例規管。這樣豈不是變相容許執法人員對市民的通訊資料予取予攜?

事實上,政府在向立法會提供的文件中,自揭過去兩年執法機關共向本地和海外的網絡公司索取用戶資料平均超過五千次,可見政府如何肆無忌憚。市民若要保護自己的私隱不受侵犯,便應該大力發聲,要求政府將上述行為納入條例予以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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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三跑」所謂經濟效益

星島日報 2015-3-26
A17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有人說歷史好像一個循環,曾經發生的事會不斷重演,只是時間、人物和地點不同而已。人之所以重複犯錯,其中一個原因,大概是沒有在之前的錯誤中反省和改過。所以在高鐵還未建成,超支和延誤不斷出現,而且早在未動工時已預計無法做到的「一地兩檢」還猶如懸案,大家都很擔心高鐵得物無大用的當下,政府又硬推另一項比高鐵更昂貴,卻可能更大而無用的機場第三條跑道項目。

香港人是非常重視經濟利益的,所以每當政府要大興土木,總會以經濟因素來「利誘」香港人支持。今次的理由也不例外,諸如要維持香港機場的競爭力、防止香港被邊緣化、促進人流和物流帶動經濟發展、建跑道會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等等。然而,即使根據政府現時披露的資料和估算,除了建跑道會創造大量就業機會這一點是肯定會實現之外(其實將千多億投放到任何一個行業都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其他的理由連政府也說不準,亦說得虛。若果參考很多專家的觀點,則更有理由懷疑政府提出的所謂「經濟利益」極有可能是「蝕本生意」。

擴大空域 港難解決

第一是空域問題,這個其實跟高鐵做不了「一地兩檢」一樣,是整個項目難以成事的最關鍵因素。空域如何受限制,已有不少專家、航空業者、兩位前民航處處長甚至內地學者論述。筆者無意重複那些高見,只想指出不論機場增加多少條跑道,也不能擴大香港能夠使用的空域。一方面這不是香港可以自行解決,需要與內地協調的難題,而在內地需求也很殷切的情況下,香港實在難以爭取更多的空域;另一方面這不是一個純經濟問題,一如負責的官員所說,政府與內地簽訂的空域協議,中間有涉及戰略的敏感條款,所以不便公開。其實眾所周知,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戰略需要通常比經濟考慮重要得多——對經常將「國家安全」掛在口邊的中國政府來說更是如此。因此如果單以經濟效益來解決或解釋空域問題,本身就有點以偏概全。

無形掣肘限制承載力

第二,就純粹以經濟角度來評估「三跑」的效益。根據滙豐銀行對「三跑」的投資評估報告,撇除技術及空域問題——即在可以用盡「三跑」航運量的假設下,以較保守的百分之四的貼現率計算,「三跑」的經濟淨現值(Economic Net Present Value)已經是負一百零四億。而面對未來資金成本上漲,真正的貼現率絕對不止百分之四。所以從投資回報角度來看,「三跑」根本是一個經濟效益極低的項目。其實再撇開一切艱深的空域和財務分析,單憑普通常識去理解,若然我們建一條跑道,只能讓飛機降落而不能起飛,本身已是荒謬。今時今日香港的承載力不足,很大程度不是源於硬件不足,而是有其他無形的掣肘;反過來說,硬件本身已不能必然帶來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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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地不能兩檢

星島日報 2015-1-8
A18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似乎每當提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這話題便如風濕病一樣,令官員和市民煩惱。但其實「一地兩檢」早有定局,就是絕對不能夠也更不可以在香港實施。

「一地兩檢」又稱為「並置邊境管制」(juxtaposed border control),簡言之是出發地和目的地的邊境管制人員於同一地點或同一運輸工具分別辦理跨境旅客的出入境手續。這種措施,在外國很普遍,例如在英國與巴黎之間的歐洲之星列車(同樣是高鐵)就是用這措施處理跨境旅客的出入境手續。香港與內地並非沒有「一地兩檢」的經驗,數年前中港兩方邊檢人員便開始在深圳灣口岸深圳灣旅檢大樓辦理出入境手續。既然如此,為何香港不能夠更不可以實施「一地兩檢」呢?答案很簡單:《基本法》禁止內地官員在香港執法。

《基本法》清楚列明

《基本法》禁止內地官員在香港執法的相關條文有三條,包括:

第十八條第二款: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註:內地有關出入境管制的法律全不列於附件三)

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款: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實行出入境管制。

單看這三條條文,即可以直截了當地得出內地官員不可在香港執行內地法律的結論。其實用三條條文去處理一個問題,在《基本法》裏是罕見的,這就足以證明這個茲事體大。儘管香港如何在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等等方面與內地融合甚至是內地化也好,法制始終是香港與內地最明顯的分別,也是保住「一國兩制」的最後防綫。因此特區政府到現在仍就「一地兩檢」進行研究,我聽着,完全沒有一如那些很期待「一地兩檢」有辦法落實的人那樣心存希望,反而更加擔心,對於一個完全不可行的政策還要拼命鑽研,則極有可能是在鑽空子,企圖以扭曲《基本法》或製造法律漏洞來「玉成其事」。

錢可浪費 法不可違

或許有很多人會慨歎:若果沒有「一地兩檢」,高鐵只是一條快一點的鐵路,這樣豈不是很浪費?我想起助理曾經跟我說的一個《論語》故事:話說孔子的弟子子貢見已經沒有人做「告朔」這個祭禮了,卻還是宰羊奉祀,於是想省去祭羊,但孔子卻對他說:「你愛惜那隻羊,但我卻愛惜那個禮。」高鐵與「一地兩檢」,其實跟羊與禮的關係一樣。高鐵無用,頂多是浪費了錢,損失是有限的,但讓內地官員在香港執法,卻是違反了《基本法》和摧毀「一國兩制」,貽害是無窮的。若果因為不想浪費了高鐵而犧牲《基本法》給香港的保障,那豈不是一如俗語說「贏粒糖而輸間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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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便利生活VS空氣質素

星島日報 2014-10-30
A20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香港道路交通網絡愈來愈發達,空氣質素卻愈來愈惡劣,要呼吸一口清新空氣已經變得十分奢侈。根據環境保護署二○一二年香港空氣污染物排放清單,水上及道路運輸是最大的污染源頭,其中道路運輸佔總排放量的三成三。由此可知,繁忙的道路交通是造成空氣污染罪魁禍首。不過,最近我們卻可以在鬧市深呼吸,那裏正是「雨傘運動」的佔領區——金鐘、銅鑼灣及旺角。

「雨傘運動」開始至今已經一個多月,自九月二十八日開始,示威者佔領幾條主要幹道——金鐘夏愨道、干諾道中、金鐘道、銅鑼灣怡和街及旺角一段彌敦道,所有途經上址的交通工具都要停駛或改道。無可否認,佔領運動的確為市民帶來不便,諸如增加了交通時間、打亂了交通安排,甚至影響了商業運作,令市民麻煩了、趕忙了或賺少了。雖然不能等價換算,但這些「犧牲」卻不是完全沒有帶來好處。與其賺多點錢多買幾部空氣清新機,是不是倒不如賺少點錢,讓空氣自然地清新點更划算?

鬧市空氣與塔門相若

環保署空氣質素路邊監測站位於怡和街、彌敦道與荔枝角道交界,以及遮打道與德輔道交界,三者的監測結果正正受到佔領區汽車流量影響。翻查紀錄,佔領運動發生前,三個路邊監察站的空氣污染指數,是眾多監測站中最高的,普遍維持在五至六的水平;至九月二十八日之後數天,銅鑼灣及中環路邊監測站的指數為四至五,竟與渺無人煙的塔門相若。到十月中旬部分路段重開,空氣污染即時回復未佔領前的水平。有人笑說,政府長年累月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改善不了的空氣質素,佔領運動不消一個月就做到了。

減輕道路交通流量以改善空氣質素,其他方法如發展鐵路或重組巴士路綫等都是可行的。但筆者較在意的,是若果所謂的「不便」不是由佔領運動導致,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市民的反應又會否相同?筆者認為不但要思考為何會造成不便(儘管這是一個極之重要和複雜的政治問題),更要反思何謂「不便」。為何我們會認為多走了一段路,或用多了時間上班上學是一種不便?

「點到點」製造大量廢氣

進入文明時代以前,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相當密切,人類依賴自然規律來生存和生活。那時候,可以說是自然照顧着人類。時代巨輪滾動,人類比自然進步得快得多,我們發明了許多技術,令生活更方便,但同時也傷害了自然。交通網絡發達,市民去任何地方幾乎能「點到點」,但為了節省那一點時間和腳力,而製造大量廢氣,不但破壞自然,而且反過來危害自己的健康,那又是否值得?

習慣方便是容易的,習慣不便是艱難的。佔領運動無心插柳地讓我們重新感受清新空氣,正好讓我們的頭腦也更新一下,再思考我們與環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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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關注特教生 達致「公義」社會

星島日報 2014-08-21
A16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關注特教生 達致「公義」社會》

五年前,我因參與為十八歲以上智障人士爭取繼續得到津助教育的司法覆核案,而開始關心特殊教育的議題。有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簡稱SEN)的學生,在主流教育下被定義為學習能力較弱的一群,需要比一般學生更多的支援。香港推動融合教育超過十年,但不少家長和教師仍然對SEN缺乏認識,以致對SEN學生心存偏見。還記得當年打官司時,曾有一般學生的家長抱怨SEN學生佔較多資源,對其子女不公平,既然在新學制後SEN學生與一般學生同樣享有十二年免費教育,為何SEN學生還要多得幾年津助?

某些範疇自動優待
與一般學生比較,SEN學生需要較多資源,顯得兩者並不「平等」,但卻符合「公平」,更能達致「公義」。向社會上的弱勢小眾提供額外協助,是「正向歧視」(Positive Discrimination)的概念,其合理之處是弱勢小眾在社會的主流制度下,其起跑綫往往比一般人落後,故制定政策或措施時,應在某些範疇中自動優待他們,讓其得到較公平的待遇與機會。

比如說,一位坐輪椅的殘障人士想要乘的士,的士來了,司機坐在車裏由他自己上車,結果他扭盡六壬還是登不了車,反而被一個後來的健全人士上了車揚長而去。在這個比喻中,司機不論對輪椅先生還是健全人士都「袖手旁觀」,夠「一視同仁」地平等了,卻無人會讚賞他做得對,反而認為他應該幫忙那位輪椅先生,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種「一視同仁」是不公平的。背後的良好理念,就是大家看重輪椅先生有無乘車的平等機會,多於的士司機是否一視同仁的平等做法。

當年十八歲智障學童之所以提出司法覆核,是因為在舊學制下一般學生以九年時間完成小學至初中階段,而SEN學生則為十二年,這措施原是考慮到SEN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於是給予他們較長時間去完成與一般學生相同的學習水平。

然而新學制推行時,一般學生從九年免費教育增加至十二年,但SEN學生的免費教育年期卻沒有相應增加。將一項原本人人都公平對待的政策,變成優待大部分人卻苛待少數人的政策。司法覆核案最終雖然輸了,但反而提醒我們若果要得到公平的待遇,就必須先改變現行的法例,規定政府制訂公平的政策。所以在官司之後,我和其他關注者轉而倡議訂立特殊教育法,讓整個問題能夠重頭解決。

訂立特殊教育法
但立法畢竟只是最基本的一步,餘下的路,還得靠政策,因為立法只能將政府及社會對SEN學生的責任設下最起碼的要求,背後更需要一套整全的特殊教育政策。倘若政府只立法要求學校必須取錄SEN學生,卻無措施去編制班別、人手安排及配套等,甚至沒有任何豁免,就等於「生仔唔養仔」,不但是將負擔不起的責任硬塞給學校和老師,對SEN學生也毫無幫助,亦會妨礙其他學生正常學習,造成三輸局面。

其實,若果政府肯全面、良好和恒久地實施特殊教育政策,立法與否反而變得次要。只不過有以往的不愉快經驗及現在的不理想發展,大家都深明唯有法律才能夠避免政府再次朝令夕改,立法才變得首要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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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立會獨立與警方執法

星島日報 2014-06-12
A18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立會獨立與警方執法》

上星期五,當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繼續審議有關新界東北發展的前期工程撥款時,一批受影響居民和社運人士進入立法會示威。立法會秘書處評估後,認為立法會保安未必應付到現場情況,故報警求助。事件最終雖然平息,卻帶出一個比市民闖入立法會示威更嚴重的問題:警方是否有權在立法會執行職務?

秘書處不可自行報警

香港奉行三權分立,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權獨立,立法會其中一項體現其獨立性的重要象徵,是它擁有自己的地方及全權擁有管理自身事務,包括保安事宜的權力,不受行政機關干預。當然,這並非指要完全禁止警方到立法會執行任務,因為按《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下簡稱「條例」)第二條,「立法會人員」是指「秘書或根據主席的命令在會議廳範圍內行事的任何其他人員或人士,包括在會議廳範圍內當值的任何警務人員」,故條例可說是賦予了警方進入立法會執行任務的權力,但前提是必須先得到立法會主席的命令,因為條例訂明只有根據主席命令在會議廳範圍內行事的警務人員方可視為「立法會人員」;反之,在沒有主席命令的情況下,警員不屬「立法會人員」,即不得進入立法會執行任何任務。

進一步的問題是:立法會秘書處可否自行報警求助?答案是不可以的。除上述第二條外,條例第八(三)條訂明:「為維持會議廳範圍的保安、確保在其內的人舉止行為恰當、以及為其他行政上的目的,主席可不時發出他認為必要或適宜的行政指令,以規限非議員或非立法會人員的人進入會議廳及會議廳範圍內,並規限上述的人在其內的行為。」在今次事件中,據說秘書處在報警前曾諮詢立法會主席,得到批准後才要求警方到立法會協助。若是這樣,則符合條例的規定;否則,不論是秘書處還是警方,都有越權之嫌。所以,立法會主席和秘書處,現在都應該將事情的始末及依據的法理基礎詳細向立法會交代,讓議員和公眾知悉他們是嚴格按照條例行事,絲毫無損立法會的獨立性。

激進行為侵擾他人權利

話說回頭,起初受影響的居民進入立法會時,只是平和地表達意見,故立法會保安人員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這正顯示在不妨礙議員和立法會人員履行職責,以及並無對立法會內任何人士構成危險的情況下,立法會是容許市民用各種方式表達意見的,體現了立法會反映民意的重要職能。然而後來有少數激進社運人士衝擊立法會大樓,保安人員才報警及採取阻止行動,導致保安人員受傷。這些行為,既違反條例和《議事規則》,亦侵擾了其他人表達意見的權利,應予嚴厲譴責。最後,我謹為受傷的保安人員的盡忠職守表示尊敬,並祝願他們盡快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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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異化的法援

星島日報   2014-04-03
A18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異化的法援》

大概很難想像,以法治精神聞名的香港會發生這樣的事:某個涉嫌觸犯刑事罪行的人在初審時被判有罪,他決定上訴,並到法律援助署求助。法援署評估案情後,認為勝算不足,拒絕他的申請。那人沒奈何,唯有靠自己,結果竟然勝訴。儘管故事的結局令人欣慰,但過程卻教人氣結。

最讓人失望的是,這些事例並非罕見的個別例子,反而是為數不少的普遍現象。
根據司法機構提供的數字,過去三年,由裁判法院上訴至高等法院原訟庭,以及由高院原訟庭上訴至上訴庭的案件中,分別有六成和五成的上訴人沒有律師代表。沒有律師代表,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個不能忽視的,說不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法援拒絕受理的個案不少。港大法律學院教授楊艾文就曾在報章撰文,指出平均超過七成的刑事上訴法援申請遭法援署拒絕。

署方偷換審批概念

當然,拒絕受理的個案比例高,可能是因為那些案件都是「死症」。眾所周知,法援署在考慮是否批出法援時,有兩把尺,一是資產審查(但限額極低,令很多中產都無資格申請),二是案情審查,這是最常用的那把尺。就案情審查而言,若果是「死症」,法援拒絕受理亦合情合理。但問題是,法援署現在用的尺,是否法援制度原先定下的那把尺呢?

法援制度原先定下的尺是這樣的:《法律援助條例》第10(3)條列明「任何人均須顯示他有合理理由進行法律程序、在法律程序中抗辯、反對或繼續法律程序或作為其中一方,否則不可獲發給法律援助證書,進行該等法律程序」簡言之,就是法援申請人只要證明其案件有合理的基礎,法援署便應該給他援助。然而,法援署卻偷換了這把尺,變成申請人要證明其案件勝訴機會高於一半才會批出法援。用俗語說明的話,前者只需證明「有得拗」,後者卻要證明「拗得贏」。後者的門檻,無疑比前者高得多,也就難怪有那麼多人被拒諸門外了。

猶如諷刺法律精神

高等法院曾經在〈鍾玉英上訴高等法院常務官〉(HCAL 127 / 2013)一案中,批評法援署採用的準則是錯誤的,大律師公會在今年二月提交意見書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但法援署不論在傳媒回應批評,或在立法會反駁議員質詢時,依然堅持它用的準則正確。

一個人被判有罪,可會為他帶來毀滅性影響的。刑事上訴人有無機會平反,不但攸關公義,更可能扭轉人生。正因如此,法援署審批每一個刑事上訴的法援申請,都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獄的決定。法援的原意是要向那些值得幫助的人施以援手,法援署卻反而對大部分值得幫助的人袖手旁觀,豈不是令法援制度異化,是對法治精神的諷刺嗎?撥亂反正,是法援署刻不容緩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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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水」的政治

星島日報 2014-01-23
A16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如果說屬「眾人之事」的便是政治,那麼每人每日都要喝要用的「水」,肯定是一個政治問題。

眾所周知,現時香港八成的用水,是從廣東買來的東江水。飲水思源,東江水當初是如何引入香港的呢?話說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人口不多,光靠本地水塘儲水已能自給自足。戰後人口遽增,水塘儲水不敷應用,於是在一九六○年,港英政府向廣東每年購買二千萬立方米東江水,與此同時並動工興建當時全港最大的水塘——船灣淡水湖。至一九六三年,香港制水,港英政府於一九六四年大幅增購東江水至每年約七千萬立方米。而在制水之後,港英政府於一九六九年決定興建比船灣淡水湖更大的萬宜水庫。

粵港兩地潛伏矛盾

為甚麼港英政府一方面向廣東引入和增購東江水的同時,另一方面卻又興建更多和更大的水塘?對於今日事事悉仰於中央政府,施政側重所謂「成本效益」(說穿了其實只是但求方便和便宜)的特區政府來說,當然不會明白。陳茂波局長曾在網誌說,擴建水塘和水塘聯網的成本,遠高於現時收集雨水及買東江水,並認為現時以統包方式,按需要買入東江水是更具彈性和節省成本。不過,問題其實不止於「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還可能有隱含的政治議題。例如不時有人說,如果香港不「聽話」,就連水都沒得喝;又有研究指出,若然香港過分依賴東江水,東江水便會成為「阿爺」管教香港的「蘿蔔與大棒」(Carrot-And-Stick Approach)。

即使撇開這些政治陰謀論,東江水依然是粵港兩地潛伏着的一個政治矛盾。有學者預料,未來十年華南有可能爆發大規模旱災。事實上,廣東去年初便曾經出現輕度乾旱。深圳發改委副處長李鐳坦言,東江供水已到極限,並估計至二○二○年,深圳的需水量與東江的供水量將相差五點一億立方米,可見廣東本身亦面臨東江缺水的危機。

擴大資源減少依賴

有人可能會認為,廣東跟香港簽了買水協議,當然有責任向香港輸送足夠的東江水。可是,當飲用的水比荷包的「水」更矜貴,而且一如特區政府認為東江水很便宜肺反過來說就是不守協議的代價也不高之時,廣東絕對有誘因「閂水喉」,優先滿足本身的需求。這其實並非沒有先例,當年香港制水的同時,華南也出現旱災,廣東即無法履行供水協議,只能向香港供水約六十萬立方米。

為免粵港兩地因缺水而觸發政治矛盾,香港實在有必要擴大自身的水資源,減低對東江水的依賴。

有可能做到嗎?與香港一樣,極之依賴別國供水的新加坡,從二○一○年開始已能自給自足(可參看思匯政策研究所的《「水之雙城記:香港與新加坡的水資源依賴與應對策略》)。這樣證明,方法是有的,欠缺的,只是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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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判案的禁忌

星島日報  2013-11-07
A19 | 每日雜誌 | 雙龍會

《判案的禁忌》

先說一個故事。

從前有一位既良善又有智慧的先生,到處宣揚自己的道理,又幫助不少有需要的人,所以吸引了不少人跟從他。但當時的社會領袖認為,他的道理衝擊了既有律法和規範,於是想方設法控告他,卻苦無罪證。隨後他們把他送到管轄當地的總督那裏,但還是查不着他犯了甚麼罪,於是對群眾說,按照傳統,每年這個時候你們都會特赦一個死囚,那麼,你想我放了那個強盜,還是這位先生?群眾都異口同聲說釋放強盜。結果,這位先生被判死刑了。

法庭不受輿論左右

我想起這個故事的時候,立法會正辯論一項關於跨性別婚姻的議案,議案本身已甚具爭議性,不料葉國謙議員的發言更惹火,他說:「好可惜,終審法院在作出這個最終判決(指《W 訴 婚姻登記官》案)前沒有諮詢公眾,了解本港社會對婚姻的看法。我好相信,即使進行諮詢,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仍然都是我們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支持和認同。」  法官判案前要諮詢公眾?這個說法,不但違反一般常識,更會對法治帶來毀滅性的破壞,因為此舉等於把司法獨立徹底粉碎。《基本法》第八十五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前任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在適用於全港法官的《法官行為指引》中,對司法獨立與公眾輿論的關係有更清晰仔細和斬釘截鐵的闡釋:「公眾會對某些案件議論紛紛,傳媒亦會廣泛報道。有時輿論會明顯傾向支持某個結果。不過,法官在履行其司法職能時,必須不受該等輿論影響。司法獨立包括獨立於所有外界的影響。法官行事須無畏無懼,對輿論的毀譽必須置之度外。」現任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馬道立在今年的法律年度開幕禮的致辭中,便重申「法庭當然會考慮公眾利益,但這並不表示法庭在判案時,會受社會某些界別,或大多數人士,甚至政府所樂於得見的判決結果所影響。」隨後更特別說明:「法庭和法官是不會受近日眾多不同意見所左右。」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