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法律界,站出來!

2019-06-06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當社會反對政府的法案或政策,官員理屈詞窮,就會拿出市民「不明白」、「無興趣」或「沒有看」法案或政策的內容這道板斧,以嘲諷市民無知,來合理化自己的惡法或劣政。

在5月31日保安事務委員會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說:「在我們解說工作中,我們看到的確有好多人,包括相信有新聞界朋友好、法律界朋友又好,我們溝通時,我們覺得他們根本不了解《逃犯條例》運作,亦無看過我們草案的內容。」

李家超如是說,令不少人想起2002年,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推銷23條立法時,都說過:「唔通的士司機、酒樓侍應、麥當勞服務員會逐條同我討論?」

這樣看來,侮辱市民似乎是當保安局局長的「職業病」。法律界同業與的士司機、酒樓侍應和麥當勞服務員都是香港市民,彼此都有平等的權利去了解《逃犯條例》和表達意見。法律界只是比其他市民多認識一點法律知識,所以更容易明白《逃犯條例》的內容和惡果。

事實上,法律界就是太了解《逃犯條例》,才會擔憂它對香港的法治和市民的安全帶來有多嚴重的威脅,才能看穿政府有多理虧和謊言,才要比以往任何時候——如在23條立法時——更堅決和積極地發聲,包括:

一、大律師公會分別在3月4日和4月2日兩度發表意見書,質疑政府提出的理據,並建議其他解決在台殺人案的方法。

二、12位大律師公會現任及前任主席,當中包括曾經擔任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的羅傑志,以及多位曾被法庭委任為特委法官或暫委法官的法律界精英,曾於5月15日發表聲明。

三、3名資深法官透過傳媒表示,《逃犯條例》不可行,更擔心通過後,若法官裁定某些移交案件不成立,令受關注的逃犯無法移交內地,可能會受到中央政府的壓力;可是反過來,若不斷裁定移交案件成立,卻又會受到社會壓力,更貶低香港司法獨立。

四、曾經在律政司擔任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專責引渡逃犯及司法互助等範疇工作的資深大律師白孝華,則同樣質疑《逃犯條例》會把香港市民送往在法律制度與香港完全不同、人權和自由也毫無保障的國家,例如中國內地。

五、至於30位法律界選委,除了在不同場合,例如傳媒、論壇和街站爭取機會向市民解釋《逃犯條例》之外,當聽到李家超說有法律界不了解和沒有認真看草案內容時,立即去信特首林鄭月娥,要求與她或其他政府官員公開會面,讓他們「開導」法律界選委,釋除他們的「誤解」。

惟特首拒絕要求,指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是討論《逃犯條例》「務實而公開」的平台,法律界選委和公眾可以在那裏反映意見。但由建制派操控的委員會,早於特首回信時已否決民主派要求召開公聽會,讓公眾到這個所謂「務實而公開」的平台表達意見的要求。林鄭月娥不可能不知道這個事實,仍然如此回覆,分明是戲弄法律界選委。

一個經常把「法治」掛在口邊的政府,卻對法律工作者諸多侮辱和戲弄,足以顯示他們已經拒絕聽意見和講道理。

既然如此,別無他法。此文見報之日,我發起法律界靜默遊行,希望各位法律界同業,今天下午5時45分,在終審法院集合,一同到政府總部,讓整個特區政府,以至全香港市民都看見法律界的「聲音」。然後,6月9日,下午2時30分,希望法律界同業再到維園,與香港市民並肩遊行,用最強而有力的民意,要求政府徹回《逃犯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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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法庭不能把的關

2019-05-29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區政府正式向立法會發出預告,將於6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下稱「逃犯條例」)。各司局級官員四出到傳媒節目和各國商會游說,其中一大賣點,是新機制由法庭把關,香港的法治享負盛名,法庭必定能夠為被移交的疑犯提供足夠的保障。

可謂足夠保障?香港人最憂慮 - 也是為什麼市民對「逃犯條例」如此反感,就是會被移交到一個法治水平落後,沒有公平審訊的地方,其中一個正是中國大陸。可是,不管香港法官的專業操守有多嚴謹,法律水平有多優良,甚至是在他們主持之下有公平審訊的法庭,也無法阻止特區政府將疑犯移交至一個沒有公平審訊的地方。過去有兩個案例,法庭就表明不會考慮申請移交逃犯的地方,會否為疑犯提供公平審訊。

第一宗案例是〈Huang Yuan Yuan Ian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案件編號:HCAL 103/2005)。2005年新加坡政府根據與香港已經簽訂的長期移交逃犯協議,要求特區政府移交一名涉嫌觸犯多項使用虛假文書和盜竊罪的疑犯到新加坡受審。疑犯向法庭提出反對,其中一個理據是他將會受到新加坡政府的壓迫,更不會得到公平審訊的機會。高等法院在駁回這個論點時,表示根據兩地之間的移交逃犯協議,疑犯在當地會否得到公平審訊,不屬於拒絕移交的考慮條件之一。因此香港法庭沒有司法管轄權去評估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會否為疑犯提供公平審訊的機會,有權力去考慮這一點的,是行政長官。

第二宗案例是〈Xie Jing Feng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 (案件編號:HCAL 223/2015)。2015年印度政府同樣根據與香港已經簽訂的長期移交逃犯協議,要求特區政府移交一名涉嫌觸犯與毒品有關,以及違反合法拘留罪的疑犯到印度受審。疑犯向法庭提出反對,其中一個理據是他不會得到公平審訊的機會,更有可能遭受不人道對待,因此擬引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反對移交申請。法官則引用第一宗案例,重申是否獲得公平審訊,以至是移交當地後會否遭到不人道對待,不屬於協議訂明的考慮條件之一。只有行政長官有權考慮這些因素,法庭沒有。

由此可見,即使香港法庭明知申請移交逃犯的地方,其司法水平強差人意、沒有公平審訊,甚至可能向疑犯施加不人道對待,法庭也無權阻止疑犯被移交,因為考慮這些因素的權力,在於行政長官。

這樣才叫香港市民擔心,參考上述案例,其他國家申請移交逃犯,行政長官尚且未必會考慮這些因素,何況是提出要求的是中央政府?殷鑑不遠,如果行政長官敢於向中央政府捍衛香港市民的權利,那麼為何李波和林榮基被內地政府非法拘捕、禁錮,以至是未經審訊就在鏡頭前認罪,特區政府卻不吭一聲?

應該把關的行政長官不會把關,卻把責任推給無權把關的法庭,如此對待法庭和市民的特區政府,實在無恥。Artboard 3

【文章】逃犯條例爭議白熱化

2019-05-21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繼3月出訪美國後,筆者在剛過去的星期,再度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出訪德國。德國是歐洲各國內,特別重視人權和民主的國家,也是在歐盟中實力最強和最具影響力的成員國。

德國總理府表憂慮

因此今次到訪德國,當地政府和聯邦議會都十分關注特區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我們與聯邦議會副議長羅特(Claudia Roth)和不同黨派議員會面時,他主動關心修例,表示這樣必然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德國更有可能取消或更改與香港簽訂的移交逃犯協議。他亦會要求外交部回應將會如何跟進香港修訂《逃犯條例》的事宜。

及後我們與德國總理府外交政策辦公室總監拜格(Thomas Bagger)會面。他表示不應該容許任何德國人或香港人被移送到中國內地受審,重申總理府十分憂慮《逃犯條例》的修訂。

此外我們還與德國聯邦外交部次官安嫰(Niels Annen)會面。他認為修例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有極大衝擊,不論對香港還是德國都有巨大影響,擔心包括德國商人在內的世界各地商人在香港的營商環境會急劇轉壞,對香港一旦通過修例後的前景表示憂慮。

在另邊廂,中央政府終於開動政治機器,插手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

打頭炮的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他引用《基本法》第95條,聲稱特區政府必須落實修訂《逃犯條例》。

中央下達「硬任務」

《基本法》第95條是這樣寫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ay, through consultation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law, maintain juridical relations with the judicial organs of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y may render assistance to each other. )

只要略懂文字,應當知道條文中用上「可與」,而不是「須與」(英文則是「may」,而非「shall」),是賦予香港可以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和互助的權力,絕非規定香港必須這樣做。因此是否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或互助,並非香港的憲制責任;進一步說,香港絕對有權力和自由決定不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或互助。

堂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如此理解《基本法》條文,若不是理解文字的能力不足,就是企圖曲解《基本法》來達到政治目的。而目的也實在非常明顯,就是為之後中聯辦召見港區政協和人大代表鳴鑼開道,講明修訂《逃犯條例》是中央命令特區政府的「硬任務」,必要完成,警告心存疑慮的建制派要「歸邊」,不要再說三道四,支持特區政府修例。

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何台灣當局表明不會按照特區政府的修例,申請引渡在台殺人案的疑犯,特區政府已經失去提出修例的一大理據,亦令修例變得毫無迫切性。

此外,不少法律界人士——包括很多法律教授提出替代方案,特區政府亦一律不接受,仍然要強推修例了。

中聯辦今次戳破林鄭月娥的謊言,揭穿了她有政治任務,不知道是幫忙,還是幫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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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鴕鳥特首

2019-05-13 | 信報財經新聞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繼去年11月發表年度報告,指香港的「一國兩制」遭受中央政府侵蝕,建議美國政府檢討《美國—香港政策法》,考慮是否維持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後,近日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發表議題研究報告,專門論述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將會對美國,以及美國與香港關係的影響。

概括而言,報告指一旦通過修例,以美國的利益而言,預計在港的85000名美國公民的人身安全,以及1300多間美國公司的經濟活動將會構成重大風險。最近中國政府以備受質疑的指控任意拘留美國、加拿大及其他外國公民,亦無正當程序(如家人和律師探望)處理和公平審訊,突顯了修例為美國公民帶來的風險。

以香港的利益而言,修例提供了合法途徑,讓中央政府可以進一步干預香港事務,加速侵蝕香港的高度自治與人權自由。

基於此,報告建議有需要審視美國與香港的關係,包括是否維持《政策法》及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地位。

特區政府的回應一如以往。特首林鄭月娥說中美兩國正就貿易問題角力,希望議員看清事實,維護本港利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則說如果把修例說成會影響營商環境,可能是拉得比較遠。

無疑,報告發表的時間,適逢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向中國大幅加徵關稅,背景與去年USCC發表年度報告時相似。但要是這樣就以為今次的報告又是美國與中國打貿易戰的其中一着,恐怕不是昧於形勢,就是混淆視聽。

首先,今次報告與之前的年度報告有性質上的分別。今次是就一個現有議題撰寫報告,只要修例存在,那即使沒有貿易戰,USCC還是會做這個專題研究。

其次,現在就修訂《逃犯條例》表達不滿或憂慮的,不只是美國,還有其他國家的政府、商會和法律界等等。因此這個已不是美國針對中國的策略。

高官何不游說外國接受

第三,香港商界亦不滿意修例,更有本地商人提出司法覆核,足以證明修例對香港的破壞,既不是美國與中國角力的籌碼,更不是把話題拉得太遠,而是連香港商界都認同的分析。

林鄭月娥和高層高官無視香港市民的反對和國際社會的批評,更不理會台灣當局講明不會按照修例提出移交逃犯要求,似乎更像鴕鳥。鴕鳥特首與其有膽在立法會罵議員的說話是廢話,何不親自到美國和歐洲,當面駁斥她們的批評,說服她們反過來支持修例。筆者即使對香港的情況與特區政府有矛盾的理解,近半年來已到過英美親自游說當地的政、商及專業界不要動搖《政策法》和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林鄭月娥和政府高官為何不這樣做呢?

貿易戰令美中關係轉差,香港難免受影響。惟USCC的報告警告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將會成為破壞美國與香港關係的獨立因素。也就是說,假設今日中美停止貿易戰,若然通過修例,美、港關係也未必因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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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美中貿易戰下的香港新危機

蘋果日報 2019-05-11
A13 | 論壇

在特朗普總統主政的時代,美國的外交及經貿政策反覆無常,已成為常態。特朗普經常說非常尊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兩人關係非常好,又突然向中國展開貿易戰。經過多月談判,特朗普不斷表示雙方很快達成協議,全球期待貿易戰可望休止前夕,他又突然大幅加徵關稅,再次令人始料不及。

美國的外交及經貿政策雖然反覆無常,卻非無緣無故。每當美國出招,大家吃了一驚後,冷靜下來尋根究柢,會發現當中有合理原因。正如近日的峯迴路轉,肇因是中國在談妥的協議中做了不少修改,被美國認為破壞談判成果,故再度重鎚出擊,試圖迫使中國返回原本的協議。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貿中心,加上中美兩國在香港有大量投資,故即使香港仍然被美國視為獨立關稅區,尚未被捲入貿易戰,亦難免殃及池魚。最直接的影響是香港的貨物進出口金額。政府統計處顯示,自去年10月至今年2月,香港進出口的「量子指數」(Quantum Index)持續下跌,分別由113.9和114.7,下跌至73.7和68.1,跌幅為32.6%和37.6%,無論進口或出口的貨額均跌約1,500多億元。

為免中美磨擦再次波及香港經濟,特區政府和不少建制派建議香港應加快融入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這個說法實在令人摸不着頭腦。正是由於香港擁有獨立關稅區地位,與中國內地仍然有明顯區別,才倖免於被貿易戰直接打擊。要是鼓勵香港更加融入中國內地,豈非把香港進一步推入貿易戰的戰場?

筆者並非認為加強與中國內地的合作百害而無一利,只是在應對貿易戰這個問題上,融入中國內地是一個反其道而行的下策。筆者認為,香港應盡量利用自己作為國際金融及商貿中心的優勢,以及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加快步伐走出去,更積極地參與國際商貿合作,例如《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藉此抵銷中國經濟不利因素對香港造成的負面影響。

除了間接的經濟損失之外,在中美貿易戰期間,美國提出可能需要檢討《美國—香港政策法》,考慮是否維持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對香港來說,構成的威脅更大。

一如上述,美國出招出奇不意,卻不是無的放矢。它之所以此時提出這個考慮,除了有貿易戰背景外,近年香港一國兩制急遽惡化,亦為美國提供了有利和合理的說法。

中美貿易戰開打至今,筆者曾兩次出訪美國。在與美國政商界交流時,筆者一方面游說他們維持《政策法》,切勿把香港捲入貿易戰;另一方面亦了解他們對香港和一國兩制的觀感和憂慮,認為他們的批評有事實支持,絕非無中生有,香港人更是身受其害。可惜特區政府在一味否認之外,就連對外游說解說的工夫都懶得做,彷彿只要反罵別人抹黑中傷,自己就全無問題。

政府自製危機自作孽

在中美兩國進入新一輪貿易戰之際,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日前發表研究報告,論述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影響,指一旦通過修例,極有可能對美國人的安全和經濟利益構成重大風險,有需要審視目前與香港的關係,包括是否維持《政策法》及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地位。

特區政府的回應一如以往。特首林鄭月娥說中美兩國正就貿易問題角力,希望議員看清事實,維護本港利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則說如果將修例說成會影響營商環境,可能是拉得比較遠。

特區政府最高層官員如斯說法,若不是出於無知,就是冥頑不靈。事實上,對於修訂《逃犯條例》表達憂慮的,不止美國,還有其他國家政府、外國商會和法律界。況且香港商界亦不滿意修例,更有本地商人提出司法覆核,足以證明修例對香港的破壞,既不是美國與中國角力的藉口,亦不是拉得太遠,而是連香港商界都認同的分析。

林鄭月娥說不要再當鴕鳥,所以堅持修例。如果她不當想鴕鳥,就要面對現實,到美國去親自釋除美方的憂慮,駁斥他們的批評,說服他們不要動搖《政策法》和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

即使今日中美停止貿易戰,若然通過修訂《逃犯條例》,香港經濟也會承受很大風險。到時,香港避得過貿易戰,卻栽在特區政府自製的危機當中,是名副其實的自作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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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下的香港新危機

【文章】再說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

2019-05-03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周敝黨提出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賦予香港法庭域外法權,審理在香港以外觸犯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等罪行而身處香港的疑犯,以處理港人陳同佳在台灣殺害香港女友的案件,取代政府現時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的方案。

回應各方質疑

提出建議後,不少疑問認為我們的方案或許有不良的後果或漏洞。茲在這裏回應,說明我們的方案實屬合法和可行。

在法理上,對我們最大的質疑,是香港刑事法律沒有追溯力,若我們的方案引入追溯力,則違反了這個法律原則,亦不能處理在台殺人案。

香港的刑事法律沒有追溯力,而且《香港人權法案》第三部第十二條「刑事罪及刑罰沒有追溯力」第(一)款(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五條)訂明「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香港法律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所謂追溯力,是指新增法律,使之前不算是犯罪的行為變成罪行,並向之前作出那些行為的人提出刑事檢控。

我們的方案沒有引入追溯力,因為一方面我們沒有新增任何罪行,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是普通法內歷史悠久的罪行,《侵害人身罪條例》則訂明了這些罪行的罰則。另一方面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等罪行,同時一直存在於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法律之內。

《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二條第(二)款訂明「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各國公認之一般法律原則為有罪者,其審判與刑罰不受本條規定之影響。」由此可見我們的方案也沒有牴觸人權法。

如果說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是賦權行政長官和香港法庭處理在香港以外地區觸犯了在香港都會被列為刑事罪行的疑犯,不算是引入追溯力,那麼我們的方案在性質上跟政府的修例是一樣的,為何卻會被視為引入追溯力?

另一個疑問是關於搜證。有人認為不同地區的執法機構,有不同的搜證標準,它們取得的證據未必能夠符合香港法庭的標準,所以未必接納。

姑且先用例子說明。上星期拙文〈解決逃犯問題更有效的方法〉列舉了3宗在中國內地和泰國發生的性罪行的案例,疑犯在香港法庭受審,結果都被判罪成和入獄。

中國內地和泰國的執法機構的搜證標準固然與香港不同,甚至可能被視為比香港寬鬆,但問題的重點,不是其他地區的搜證標準是怎樣,而是搜得的證據是否符合香港法庭的標準。

證據須符港法庭要求

反過來說,在香港發生的案件,若果警方搜證不足,法庭同樣會判疑犯無罪,甚至拒絕受理案件。而前文列舉那3宗案例則說明,即使其他地區有不同的搜證標準,但只要它們提出的證據符合香港法庭的要求,法庭一樣會接受。

上周日有13萬人遊行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之後回應,說如果議員提出的建議務實可行,符合修訂目標,以及有助減少社會疑慮,政府會認真及嚴肅考慮。我們的方案,絕對務實可行和符合目標;最重要的是,比政府的建議更能消弭社會的疑慮。

【文章】解決逃犯問題更有效的方法

2019-04-26 | 信報財經新聞
A2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區政府提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最初和最重要的理據,是要處理2018年在台灣發生的一名香港男子殺害一名香港女子後逃回香港的案件。由於香港與台灣之間沒有簽訂任何移交逃犯或刑事互助的協議,故須修訂上述法例,設立新機制把該男子移交台灣接受刑事調查和審訊。

《刑事罪行條例》第153P條

不少香港市民、法律界人士、本地和外國商界及外國政府對政府建議有保留,甚至反對,是由於它變相容許政府把香港市民和身處香港的外國人送返中國接受刑事調查和審訊,絕非反對把在台殺人案的疑犯繩之於法。

因此在反對意見之外,亦有不少反建議,提出其他更好的方法。其中大律師公會倡議修訂現行的刑事法例,賦予香港執法和司法機關域外法律的權力,調查和審訊在香港境外觸犯嚴重罪行而身處香港的疑犯。

在香港調查和審訊在其他地方犯法的人,雖然罕見,卻不是沒有先例。現行的《刑事罪行條例》第153P條,訂明多項性罪行即使不在香港發生,香港也有權調查及審訊。

過去,特區政府曾多次引用該條例處理港人在外地犯法的案件。2007年,一名香港男鋼琴教師與一名未成年男學生到廣州觀摩鋼琴比賽,期間在酒店內多次非禮該名學生,及後律政司控告他非禮罪,結果罪成被判入獄4年;2010年,律政司向一名在雲南開辦兒童院舍的香港社工控以多項非法性交和非禮罪,原因是他在2005至07年間,多次性侵和非禮兩名未成年女童,結果被判罪成及入獄8年;2018年,律政司向一名兩年前與家人到泰國旅行期間,在當地性侵其未成年的堂外甥女,結果被判非法性交罪成,入獄33個月。

現行法例可用

既有現行法例和以往案例可援,而港人在台殺人案中,疑犯與受害者均為香港人,特區政府應有責任和權力循香港的司法制度處理該案件。況且香港的法治水平一向公認優良,故修訂法例容許香港處理境外發生的殺人案件,不單比特區政府現在建議的機制更完善和更可行,相信亦更容易被香港市民、本地和外國商會,以及外國政府接受。

因此,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議員參考了《刑事罪行條例》第153P條的做法,提出議員私人條例草案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訂明香港永久居民或在港通常居住人士如在香港境外觸犯了該條例中的10項謀殺、誤殺和意圖謀殺等罪行時,政府可按現行的執法和司法程序,向該疑犯展開調查和提出檢控。

此舉既能令在台殺人案的疑犯繩之於法,亦能避免把身處香港的本地居民和外國人移交中國。要是特區政府真心希望處理在台殺人案,亦致力保護在香港的市民和外國人的安全和人權,就應立即撤回修訂《逃犯條例》的草案,接納我們的私人草案。

否則,特區政府就等於向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證明,特區政府只是利用在台殺人案為藉口,執行不可告人的政治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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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謊言硬銷《逃犯條例》

2019-04-16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當公眾質疑修訂《逃犯條例》,容許特區政府把身處香港的本地居民和外國人送往法治水平低落的中國受審時,特區政府提出的其中一個所謂「理據」,是不少國家都已經與中國簽訂長期移交逃犯協議,當中更包括法國、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些重視人權的國家,證明她們對中國的司法制度有信心,香港人也可以毋須擔心。

不過,這是事實的全部嗎?

現時全球有51個國家與中國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其中37個已經生效。在這37個國家中,的確包括法國、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南韓這些被認為是重視人權的國家,惟僅此而已;其餘更多同樣被認為是重視人權的國家,例如英國、德國、美國、加拿大等等,全都沒有跟中國簽訂協議。可見大部分重視人權的國家,都不相信中國的司法制度。

那麼其餘30多個與中國簽訂協議的國家是什麼?茲舉一些例子,如泰國、伊朗、阿富汗和俄羅斯等。原來大部分願意與中國簽訂協議的,都是一些被認為是人權狀況和司法水平差強人意的地方。

與中國簽協議國家有權說不

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與中國簽訂協議的國家,協議內容都有絕對不會或可以拒絕向中國移交本國國民的條款。做法有兩種,分述如下:

第一種:在協議內「應當拒絕引渡的理由」的條款中,訂明如果申請方要求引渡的人,屬被申請方的國民,則應拒絕引渡申請。意思是,即使中國政府向這類締約國要求移交逃犯時,完全符合協議內的所有規定和條件,例如證實該逃犯在中國觸犯的罪行,在該國同屬刑事罪行,並提供足夠證據等等,該國政府仍然可以純粹以該逃犯屬本國國民作為唯一理由,拒絕中國政府的引渡要求。

協議中,把本國國民列為「應當拒絕引渡的理由」的國家,包括法國、葡萄牙、西班牙、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巴西、阿爾及利亞、安哥拉、亞塞拜疆、巴基斯坦、立陶宛、老撾、突尼斯、烏茲別克、烏克蘭、吉爾吉斯、蒙古、哈薩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俄羅斯、白俄羅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這23個國家。

第二種:在協議內訂明雙方均有權拒絕引渡其本國國民,但隨後有條款訂明,如果以此理由拒絕引渡,被申請方應當根據申請方的要求,把該案件提交負責處理刑事案件的機關,根據其國內的法律提出檢控,而申請方應當向被申請方提供與該案件有關的文件和證據。也就是說,這類協議既能保障該國拒絕向中國移交逃犯的權利,亦能處理其國民在中國觸犯刑事罪行後逃回本國的問題。

與中國簽訂這類協議的,包括南韓、菲律賓、墨西哥、納米比亞、萊索托、南非、柬埔寨、泰國、印尼、意大利、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阿富汗和埃塞俄比亞這13個國家。秘魯則是唯一一個在協議中,規定可以拒絕移交國民到中國的國家。由此可見,幾乎所有與中國簽訂協議的國家,不論是否被視為重視人權的國家,都不會把自己國民移交中國受審。這樣,還可以說那些國家對中國的司法制度有信心嗎?

常言道:不說出事實的全部,或只講出部分的事實,就可以視為說謊。特區政府為修訂《逃犯條例》,已經到了謊話連篇的走火入魔地步。一個連誠信都可以拋棄的無恥政府,市民還能相信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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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先天不足的一手樓空置稅

2019-04-08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一直積極倡議政府應該向發展商徵收「一手樓空置稅」(下稱「空置稅」)。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9個多月前宣布會開徵此稅後,上星期特區政府終於向立法會提交立法建議,向空置的一手私人住宅單位徵收應課差餉租值兩倍的「額外差餉」。

筆者倡議這個政策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希望發展商不要待價而沽,刻意扣起單位,透過控制供應而推高樓價。惟觀乎政府的立法建議,方向雖然與目標一致,力度卻嫌不足,令人擔心不足以驅使發展商盡快推售單位。

政府建議發展商須在發出「入伙紙」12個月後賣出或租出單位,否則當作空置,需要繳交空置稅,金額為空置單位的兩倍差餉。以2019至20財政年度而言,差餉徵收率為5%,空置稅即是應課差餉租值10%。

不設累進制難奏效

政府建議的稅率並非累進制,即發展商持貨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稅款是一樣的。試問這樣發展商何須盡快推售單位?筆者曾經要求政府實行累進制,稅率應該按年遞增,由第一年的2倍應課差餉租值的33%,到第二年50%,到第三年及以後66%。可惜政府以計算複雜為由,拒絕這個建議。

近期另外一個令市場關注的現象,是發展商把大量一手單位以招標方式出售,導致市場極不透明。發展商以招標發售單位,毋須提供價單,是否到價只有發展商「心知肚明」,根本是黑箱作業,變相控制新盤供應量。

只要發展商聲稱入標的價錢全部「不到價」,便一個單位都不賣出。這與早前市場關注的「擠牙膏」式賣樓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

早前筆者提出書面質詢,要求政府回應是否注意到上述情況,以及會否限制發展商不得把具一定規模的住宅項目以招標方式推售,或會否規定每輪銷售安排中以公開發售及招標方式推售的單位比例或最低數目。如筆者所料,政府只是表示「會繼續留意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情況。現階段沒有計劃在『預售?花同意方案』下就發展商以招標方式推售的單位數目、比例或次數等作規定」。反映政府對問題「不知不覺」。

招標出售操弄市場

有傳媒整理了近期一手樓銷售的數據,發現3月有近六成單位是以招標方式出售,比例實在不容忽視。2019年首季透過招標出售的一手單位,則佔整體幾近三成。

上星期地產建設商會要求會員在初次發售非豪宅一手樓時,有至少兩成單位需要公開發售。換句話說,發展商透過招標出售的比例依然可以高達八成。更甚者,商會根本沒有定義何謂「豪宅」,發展商自然可以稱旗下所有新盤都是豪宅。事實上,一個在白石角的樓盤,由第一輪銷售起,所有推出的單位都是以招標方式出售,這樣還不算操弄市場?

上述兩項都是有關房屋問題的民生大事,但面對商界阻撓,以及政府要優先執行政治任務《國歌法》和《逃犯條例》,相信「一手樓空置稅」必然讓路。特區政府經常把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掛在口邊,實際上卻是先政治後民生,然後又諉過於人,實在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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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訪美之行的重要信息

2019-03-29 | 明報
A33 | 觀點

執筆之時, 筆者與陳方安生女士和莫乃光議員的訪美之旅已到尾聲。今次出訪,比起筆者去年尾的成果更豐碩。

今次訪問團會見的對象層次很高,先是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邀請出訪,隨後獲安排與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國務院負責草擬《美國- 香港政策法》(下稱「政策法」)評估報告的官員、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全體委員、國務院主責政策法的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官員等會面,並有機會到美國傳統基金會、喬治城大學及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演講。當中最意外的,是陳方安生女士突收到美國副總統彭斯邀請,與他短暫交流。

美國政界對訪問團的接待,顯示他們對香港的重視。這固然是由於香港與美國是重要的經濟伙伴,兩地之間有共同和龐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國注意到近年一國兩制急劇惡化,以致不得不特別留意香港的形勢,從而檢討對港政策。

去年底,美國國會轄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是美國對港發出的警號。當時筆者出訪,得悉美國政界會從五方面觀察香港情况,包括:是否再有市民被剝奪參選權及當選者被褫奪議席、再有外國記者被逐離香港、再對民主派提出政治檢控、提倡訂立一條嚴厲的23 條,以及繼續拖延落實真普選。

今次出訪,正值美國國務院向國會提交政策法評估報告。除上述五方面外,美國政界還特別關注港府近期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容許特區政府按中國大陸政府要求,引渡在港的本地市民和外國人到內地接受審訊。美國政界擔心若通過修訂,將會威脅身處香港的美國人的安全和人權。

筆者一行主要向美方表達兩個信息:第一,切勿將香港捲入中美貿易戰;第二,政策法不單對香港維持國際地位有關鍵作用,更是捍衛一國兩制的重要助力。這是由於一方面香港之所以能參與國際經貿組織或協議,全賴該等組織和協議不是以國家主權,而是以是否屬獨立關稅區為甄別成員的標準。另一方面,維持政策法既符合美國最大利益,同時有助香港保持經濟穩定及多元,讓香港有能力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美國政界對港的兩點意見

美國政界亦就香港情况向訪問團表達了兩點意見。第一,美國認為一國兩制正在褪色,要是港府容許這個趨勢持續,香港勢必失去所有特色和優勢,淪為一個與中國大陸相差無幾的內地城市。屆時美國以至國際社會將會把香港與中國大陸「一視同仁」,不會給予香港特別優待。

第二,香港的國際地位是建基於國際社會的信任,而這份信任則來自香港與國際社會擁有很多共同價值,包括追求民主、捍衛自由和崇尚法治。若然香港放棄這些共同價值,就會失去國際社會的信任基礎。

可惜港府對美國發出的警號和勸喻冥頑不靈。日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邱騰華竟然拾建制派某些議員的牙慧,指香港在經貿方面能夠利用單獨關稅區地位,是基於《基本法》將香港界定為單獨關稅區,並容許香港用「中國香港」身分參加國際貿易組織或自由貿易協定,而並非個別國家施予。

這種井底之蛙的說法,很難想像是出自一個曾任工業貿易署副署長和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長的官員之口。蓋基本法只是不把香港納入中國大陸關稅區,但國際社會是否視香港為一個獨立關稅區,不單是看基本法怎樣寫,更會觀察香港情况是否與中國大陸有別。假如香港變得與中國大陸一樣,沒有民主、自由和法治,那麼即使香港與中國大陸的稅制不同,國際社會還會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嗎?若然香港失去美國的信任和肯定,國際社會其他國家又會怎樣看待香港?答案不言而喻。

難怪美國政界在與我們交流時不時表示在維持政策法的問題上,香港的民間社會比特區政府更積極、務實和具建設性。

作者是立法會(法律界)議員、公民黨執委及專業議政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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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美之行的重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