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從709大抓捕看逃犯條例

2019-07-10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執筆之時,正值「709大抓捕」事件4周年。雖然已經事隔4年,但這些年來一直有壞消息傳出,事件還未結束。

余文生妻呼籲營救丈夫

日前的最新消息是,內地律師余文生的妻子許艷公開呼籲各界營救丈夫。余文生本身不是「709大抓捕」的被捕律師,而是協助那些被捕律師的維權律師。他於2018年4月被中國政府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妨害公務罪」,繼而被關押。在這一年多時間,許艷多次要求探監被拒,案件更於兩個月前秘密審訊,但有否判刑無人得知。

這不是余文生第一次被捕。2014年,曾有北京市民聲援香港的「雨傘運動」而被拘捕。他要求會見當事人被拒,接着他公開抗議,隨即被抓進監牢關押了99天,不能見律師,期間曾遭受酷刑對待。

「709大抓捕」事件發生後,他自發擔任多位被捕律師的代表律師,其中一位,就是早前終於容許與妻子李文足見面的王全璋。

王全璋在2015年7月9日被抓之後,杳無音信近4年,是「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拖延審訊最久的一位律師,被稱為「709案最後一人」。今年1月28日,內地法院判其「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立,入獄4年6個月。

自從被抓捕之後,李文足完全無法接觸丈夫。經過多年艱苦爭取,終於在6月28日能夠見王全璋一面。可是見面之後,李文足的擔憂和傷心比之前不能見面更甚,原因是丈夫從外貌、性情到精神狀態,都已經變成另一個人。如果大家有看李文足與王全璋見面後的記錄(http://bit.ly/32e03gZ),相信都會有惻隱之心。

有惻隱之心治理天下更容易

說到惻隱之心,筆者中國文化底子薄弱,幸好聽過同事講何謂惻隱之心。惻隱之心出自儒家第二號人物孟子,他說:每個人都有憐恤別人的心。古代聖王由於憐恤別人的心,所以有憐恤百姓的政治。用憐恤別人的心,施行憐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裏運轉東西一樣容易了。之所以說每個人都有憐恤別人的心,是因為假如今天有人突然看見一個小孩子快要掉進井裏,必然會產生驚恐和同情的心理——這不是因為要想要跟這孩子的父母攀關係,也不是因為要想在親朋戚友中博取聲譽,亦不是因為厭惡這小孩子的哭叫聲,才產生這種驚恐和同情的心理。要是這樣看,沒有同情心,簡直不是人。

法律界在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中走在前端,一方面是因為有較豐富的法律知識,能看出政府的方案有何其多不合理之處外;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一直關心和了解內地維權律師的慘況,即使是一個熟悉法律的律師,也無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會被長期關押、不能接觸家人和律師、秘密審訊,甚至是遭受酷刑等不人道對待。

作為法律界同業,我們能夠做的,除了是支持內地維權律師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捍衞「一國兩制」,堅拒內地法律透過任何形式滲入香港,維護香港市民既有的法律權利,不要讓任何一個香港市民有絲毫機會被移交到內地,遭受維權律師們所遭受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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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709大抓捕看逃犯條例

【文章】國際關注如何影響逃犯條例的進退

2019-06-24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最新一期《時代》雜誌和《經濟學人》都以香港修訂《逃犯條例》觸發過百萬人上街遊行作為封面故事。在6月9日和16日兩次過百萬人大遊行前後及遊行途中,多個國家的傳媒機構均有派員到港採訪,筆者也接受不少訪問,反映外國傳媒因為今次事件而高度關注香港。

事實上,不少評論都認為,國際社會的關注在今次事件發揮了重要作用。外國政府表達意見力度之強,可謂史無前例。這一方面由於《逃犯條例》的確影響外國公民在香港的人身安全和利益,不能置之不理。

另一方面,筆者與其他民主派朋友努力地向她們講解和反映條例的內容和影響,讓她們明白條例的真正嚴重性。

特區政府在2月宣布修訂《逃犯條例》。3月筆者與陳方安生女士和莫乃光議員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邀請訪問美國,與白宮官員和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會面,接着4月筆者單獨到英國,5月再與陳方安生女士到德國,訪問了聯邦議會和外交部。所到之處所遇之人,不論是政府官員、國會議員、政黨人士,以至是法律界(如紐約律師公會)、商界和智庫(如美國傳統基金會),均主動問及香港修訂《逃犯條例》。

妄稱外國別有用心

在香港,各國駐港領事對修例亦非常關心,不少領事邀約筆者見面討論修例。同時亦有外國政府的代表──例如美國國會轄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的代表團,就曾於5月到訪立法會,與議員──包括建制派議員會晤,筆者和多位民主派議員都有出席。此外,筆者亦曾與多個外國商會的代表見面,就《逃犯條例》交換意見。

經過多次和深入的了解後,很多外國政府都公開批評《逃犯條例》違反「一國兩制」,破壞香港作為法治之都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更會威脅外國國民在香港的人身安全。

其中歐盟以發出「外交照會」的方式,向特區政府嚴正表達反對《逃犯條例》,是最強而有力的舉措。

國際社會關注香港時局,民主派人士與國際社會正常交流,例必遭中央和特區政府、建制派和官方媒體扣上「干預中國內政或香港內部事務」和「勾結外國勢力」等帽子。曾經與外國政府代表見面的建制派議員,則認為即使會面也意義不大。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和金融中心,外國政府認為特區政府的行為或香港社會的狀況會對她們有影響,因而主動關心並表達意見,有何於理不合?

惡形惡相港府出醜

筆者作為法律界一分子,較容易理解法律條文的涵義和效果,同時作為有份審議條例的立法會議員,較直接和深入掌握修例的工作進度和各方理據,因此知無不言,提供最詳盡和最準確的資料,讓國際社會自行評估修例對她們的影響,以及是否需要採取行動,又有何不妥?

特區政府如欲游說國際社會,憑它在不少國家都設立經貿辦事處,政府官員在香港亦可以隨時約見各國領事,就應及早行動,而非等到5月下旬,國際社會普遍明確反對修例後,特首林鄭月娥才急召領事講解。

當然,會面是否有意義,端看條例內容是什麼,解說能否以理服人,或能否提出改善建議釋除對方疑慮。

一味企硬,無法改變對方立場,便說會面無用,指對方仍然不了解或沒有看條例內容,甚至妄稱對方別有用心,無異於用抱薪救火。況且,當外國政府和組織,如美國傳統基金會多年來高度評價香港,特區政府即「表示歡迎」;到批評香港時,卻惡形惡相,口出惡言。這樣,不單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只會在國際舞台上丟臉出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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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二百萬人遊行的前因與後果

2019-06-18 | 信報財經新聞
A18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在過去的兩個周日,香港市民創造了兩次奇蹟和紀錄:在6月9日和6月16日,有超過100萬和約200萬市民上街遊行,要求政府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奇蹟和紀錄的發生和刷新,總有合理的理由。這個正好反映當前政府——尤其特首林鄭月娥——難以彌補的錯誤。

或許要先說一點歷史。2003年7月1日,有超過50萬人遊行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董建華政府起初仍以為在立法會內有足夠票數通過,打算強行恢復二讀。後來自由黨「轉軚」,票數頓時不足,董建華才擱置立法。而當時政府致函立法會通知擱置立法的字眼,是這樣的:「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時任保安局長李少光,因原局長葉劉淑儀已下台)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542章)第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

然後林鄭月娥在6月9日晚上遊行完結後,不久即發表聲明,表明會如期二讀《逃犯條例》,與董建華犯上同一錯誤。而且建制派——包括自由黨——亦仍然統一口徑,支持繼續立法。這個無疑令市民對政府和建制派絕望。

即使林鄭在6月15日宣布暫緩立法,無論她和建制派怎樣包裝,指所謂的「暫緩」,效果其實與「擱置」或「撤回」無異。惟在宣布暫緩的講話中,林鄭表明會繼續《逃犯條例》的工作,甚至講明「暫緩」並非「撤回」。這樣無疑讓市民「疑中留情」的餘地都趕絕。由此可見,在政治判斷方面,自詡有40年為官經驗的林鄭月娥,比沒有當過官的董建華更拙劣。另一個轉捩點,肯定是6月12日的包圍立法會事件。這個可以從兩方面分析。

第一,當日發生的警民衝突,規模和程度只是跟2014年雨傘運動相若,但警方的武力卻比雨傘運動時更強大(包括多一倍的催淚彈,以及使用橡膠子彈和布袋彈),可見警方使用了不合比例的武力鎮壓示威者,造成不必要的嚴重傷害,激起市民義憤。

第二,林鄭月娥在當晚把事件定性為「暴動」。近年政府用此罪名來提出檢控的,是2016年的旺角「魚蛋革命」中的參與者。市民對「魚蛋革命」或許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多數市民都不認為6月12日的警民衝突應該與「魚蛋革命」相提並論,林鄭月娥卻把兩者同等。而根據「魚蛋革命」參與者的案例,罪成者將被判3年監禁。對於6月12日的示威者,尤其當中大部分是年輕人來說,是絕不公道和過分嚴重的後果,同樣激起市民義憤。

由此可見,特區政府近幾年習慣用盡警方武力和法律手段去對付示威者,已使絕大多數講求和平的香港市民轉而同情和支持示威者。

《逃犯條例》的爭議,已把林鄭月娥政府的管治缺失暴露於社會,亦將其管治權威和力量消耗殆盡。傷害已經造成(Damage is done),若然特區政府要收拾殘局,重建管治,爭取市民信任,必須回應200萬市民遊行的五大要求,包括:撤回《逃犯條例》、追究警察開槍、不檢控及釋放示威者、撤回暴動定性,以及林鄭月娥下台。

澄清啟事:6月14日(上周五)原是由筆者供稿。筆者打算「開天窗」,惟《信報》以創刊迄今沒有先例為由拒絕。由於時間不足,筆者難以撰稿,故請葉建源議員代為供稿。因此並非如其他傳媒報道所述,《信報》「擅自」以葉議員的文章取代筆者「開天窗」的稿件。謹此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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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法律界,站出來!

2019-06-06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當社會反對政府的法案或政策,官員理屈詞窮,就會拿出市民「不明白」、「無興趣」或「沒有看」法案或政策的內容這道板斧,以嘲諷市民無知,來合理化自己的惡法或劣政。

在5月31日保安事務委員會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說:「在我們解說工作中,我們看到的確有好多人,包括相信有新聞界朋友好、法律界朋友又好,我們溝通時,我們覺得他們根本不了解《逃犯條例》運作,亦無看過我們草案的內容。」

李家超如是說,令不少人想起2002年,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推銷23條立法時,都說過:「唔通的士司機、酒樓侍應、麥當勞服務員會逐條同我討論?」

這樣看來,侮辱市民似乎是當保安局局長的「職業病」。法律界同業與的士司機、酒樓侍應和麥當勞服務員都是香港市民,彼此都有平等的權利去了解《逃犯條例》和表達意見。法律界只是比其他市民多認識一點法律知識,所以更容易明白《逃犯條例》的內容和惡果。

事實上,法律界就是太了解《逃犯條例》,才會擔憂它對香港的法治和市民的安全帶來有多嚴重的威脅,才能看穿政府有多理虧和謊言,才要比以往任何時候——如在23條立法時——更堅決和積極地發聲,包括:

一、大律師公會分別在3月4日和4月2日兩度發表意見書,質疑政府提出的理據,並建議其他解決在台殺人案的方法。

二、12位大律師公會現任及前任主席,當中包括曾經擔任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的羅傑志,以及多位曾被法庭委任為特委法官或暫委法官的法律界精英,曾於5月15日發表聲明。

三、3名資深法官透過傳媒表示,《逃犯條例》不可行,更擔心通過後,若法官裁定某些移交案件不成立,令受關注的逃犯無法移交內地,可能會受到中央政府的壓力;可是反過來,若不斷裁定移交案件成立,卻又會受到社會壓力,更貶低香港司法獨立。

四、曾經在律政司擔任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專責引渡逃犯及司法互助等範疇工作的資深大律師白孝華,則同樣質疑《逃犯條例》會把香港市民送往在法律制度與香港完全不同、人權和自由也毫無保障的國家,例如中國內地。

五、至於30位法律界選委,除了在不同場合,例如傳媒、論壇和街站爭取機會向市民解釋《逃犯條例》之外,當聽到李家超說有法律界不了解和沒有認真看草案內容時,立即去信特首林鄭月娥,要求與她或其他政府官員公開會面,讓他們「開導」法律界選委,釋除他們的「誤解」。

惟特首拒絕要求,指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是討論《逃犯條例》「務實而公開」的平台,法律界選委和公眾可以在那裏反映意見。但由建制派操控的委員會,早於特首回信時已否決民主派要求召開公聽會,讓公眾到這個所謂「務實而公開」的平台表達意見的要求。林鄭月娥不可能不知道這個事實,仍然如此回覆,分明是戲弄法律界選委。

一個經常把「法治」掛在口邊的政府,卻對法律工作者諸多侮辱和戲弄,足以顯示他們已經拒絕聽意見和講道理。

既然如此,別無他法。此文見報之日,我發起法律界靜默遊行,希望各位法律界同業,今天下午5時45分,在終審法院集合,一同到政府總部,讓整個特區政府,以至全香港市民都看見法律界的「聲音」。然後,6月9日,下午2時30分,希望法律界同業再到維園,與香港市民並肩遊行,用最強而有力的民意,要求政府徹回《逃犯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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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法庭不能把的關

2019-05-29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區政府正式向立法會發出預告,將於6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下稱「逃犯條例」)。各司局級官員四出到傳媒節目和各國商會游說,其中一大賣點,是新機制由法庭把關,香港的法治享負盛名,法庭必定能夠為被移交的疑犯提供足夠的保障。

可謂足夠保障?香港人最憂慮 - 也是為什麼市民對「逃犯條例」如此反感,就是會被移交到一個法治水平落後,沒有公平審訊的地方,其中一個正是中國大陸。可是,不管香港法官的專業操守有多嚴謹,法律水平有多優良,甚至是在他們主持之下有公平審訊的法庭,也無法阻止特區政府將疑犯移交至一個沒有公平審訊的地方。過去有兩個案例,法庭就表明不會考慮申請移交逃犯的地方,會否為疑犯提供公平審訊。

第一宗案例是〈Huang Yuan Yuan Ian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案件編號:HCAL 103/2005)。2005年新加坡政府根據與香港已經簽訂的長期移交逃犯協議,要求特區政府移交一名涉嫌觸犯多項使用虛假文書和盜竊罪的疑犯到新加坡受審。疑犯向法庭提出反對,其中一個理據是他將會受到新加坡政府的壓迫,更不會得到公平審訊的機會。高等法院在駁回這個論點時,表示根據兩地之間的移交逃犯協議,疑犯在當地會否得到公平審訊,不屬於拒絕移交的考慮條件之一。因此香港法庭沒有司法管轄權去評估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會否為疑犯提供公平審訊的機會,有權力去考慮這一點的,是行政長官。

第二宗案例是〈Xie Jing Feng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 (案件編號:HCAL 223/2015)。2015年印度政府同樣根據與香港已經簽訂的長期移交逃犯協議,要求特區政府移交一名涉嫌觸犯與毒品有關,以及違反合法拘留罪的疑犯到印度受審。疑犯向法庭提出反對,其中一個理據是他不會得到公平審訊的機會,更有可能遭受不人道對待,因此擬引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反對移交申請。法官則引用第一宗案例,重申是否獲得公平審訊,以至是移交當地後會否遭到不人道對待,不屬於協議訂明的考慮條件之一。只有行政長官有權考慮這些因素,法庭沒有。

由此可見,即使香港法庭明知申請移交逃犯的地方,其司法水平強差人意、沒有公平審訊,甚至可能向疑犯施加不人道對待,法庭也無權阻止疑犯被移交,因為考慮這些因素的權力,在於行政長官。

這樣才叫香港市民擔心,參考上述案例,其他國家申請移交逃犯,行政長官尚且未必會考慮這些因素,何況是提出要求的是中央政府?殷鑑不遠,如果行政長官敢於向中央政府捍衛香港市民的權利,那麼為何李波和林榮基被內地政府非法拘捕、禁錮,以至是未經審訊就在鏡頭前認罪,特區政府卻不吭一聲?

應該把關的行政長官不會把關,卻把責任推給無權把關的法庭,如此對待法庭和市民的特區政府,實在無恥。Artboard 3

【文章】逃犯條例爭議白熱化

2019-05-21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繼3月出訪美國後,筆者在剛過去的星期,再度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出訪德國。德國是歐洲各國內,特別重視人權和民主的國家,也是在歐盟中實力最強和最具影響力的成員國。

德國總理府表憂慮

因此今次到訪德國,當地政府和聯邦議會都十分關注特區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我們與聯邦議會副議長羅特(Claudia Roth)和不同黨派議員會面時,他主動關心修例,表示這樣必然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德國更有可能取消或更改與香港簽訂的移交逃犯協議。他亦會要求外交部回應將會如何跟進香港修訂《逃犯條例》的事宜。

及後我們與德國總理府外交政策辦公室總監拜格(Thomas Bagger)會面。他表示不應該容許任何德國人或香港人被移送到中國內地受審,重申總理府十分憂慮《逃犯條例》的修訂。

此外我們還與德國聯邦外交部次官安嫰(Niels Annen)會面。他認為修例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有極大衝擊,不論對香港還是德國都有巨大影響,擔心包括德國商人在內的世界各地商人在香港的營商環境會急劇轉壞,對香港一旦通過修例後的前景表示憂慮。

在另邊廂,中央政府終於開動政治機器,插手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

打頭炮的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他引用《基本法》第95條,聲稱特區政府必須落實修訂《逃犯條例》。

中央下達「硬任務」

《基本法》第95條是這樣寫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ay, through consultation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law, maintain juridical relations with the judicial organs of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y may render assistance to each other. )

只要略懂文字,應當知道條文中用上「可與」,而不是「須與」(英文則是「may」,而非「shall」),是賦予香港可以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和互助的權力,絕非規定香港必須這樣做。因此是否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或互助,並非香港的憲制責任;進一步說,香港絕對有權力和自由決定不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或互助。

堂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如此理解《基本法》條文,若不是理解文字的能力不足,就是企圖曲解《基本法》來達到政治目的。而目的也實在非常明顯,就是為之後中聯辦召見港區政協和人大代表鳴鑼開道,講明修訂《逃犯條例》是中央命令特區政府的「硬任務」,必要完成,警告心存疑慮的建制派要「歸邊」,不要再說三道四,支持特區政府修例。

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何台灣當局表明不會按照特區政府的修例,申請引渡在台殺人案的疑犯,特區政府已經失去提出修例的一大理據,亦令修例變得毫無迫切性。

此外,不少法律界人士——包括很多法律教授提出替代方案,特區政府亦一律不接受,仍然要強推修例了。

中聯辦今次戳破林鄭月娥的謊言,揭穿了她有政治任務,不知道是幫忙,還是幫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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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鴕鳥特首

2019-05-13 | 信報財經新聞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繼去年11月發表年度報告,指香港的「一國兩制」遭受中央政府侵蝕,建議美國政府檢討《美國—香港政策法》,考慮是否維持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後,近日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發表議題研究報告,專門論述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將會對美國,以及美國與香港關係的影響。

概括而言,報告指一旦通過修例,以美國的利益而言,預計在港的85000名美國公民的人身安全,以及1300多間美國公司的經濟活動將會構成重大風險。最近中國政府以備受質疑的指控任意拘留美國、加拿大及其他外國公民,亦無正當程序(如家人和律師探望)處理和公平審訊,突顯了修例為美國公民帶來的風險。

以香港的利益而言,修例提供了合法途徑,讓中央政府可以進一步干預香港事務,加速侵蝕香港的高度自治與人權自由。

基於此,報告建議有需要審視美國與香港的關係,包括是否維持《政策法》及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地位。

特區政府的回應一如以往。特首林鄭月娥說中美兩國正就貿易問題角力,希望議員看清事實,維護本港利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則說如果把修例說成會影響營商環境,可能是拉得比較遠。

無疑,報告發表的時間,適逢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向中國大幅加徵關稅,背景與去年USCC發表年度報告時相似。但要是這樣就以為今次的報告又是美國與中國打貿易戰的其中一着,恐怕不是昧於形勢,就是混淆視聽。

首先,今次報告與之前的年度報告有性質上的分別。今次是就一個現有議題撰寫報告,只要修例存在,那即使沒有貿易戰,USCC還是會做這個專題研究。

其次,現在就修訂《逃犯條例》表達不滿或憂慮的,不只是美國,還有其他國家的政府、商會和法律界等等。因此這個已不是美國針對中國的策略。

高官何不游說外國接受

第三,香港商界亦不滿意修例,更有本地商人提出司法覆核,足以證明修例對香港的破壞,既不是美國與中國角力的籌碼,更不是把話題拉得太遠,而是連香港商界都認同的分析。

林鄭月娥和高層高官無視香港市民的反對和國際社會的批評,更不理會台灣當局講明不會按照修例提出移交逃犯要求,似乎更像鴕鳥。鴕鳥特首與其有膽在立法會罵議員的說話是廢話,何不親自到美國和歐洲,當面駁斥她們的批評,說服她們反過來支持修例。筆者即使對香港的情況與特區政府有矛盾的理解,近半年來已到過英美親自游說當地的政、商及專業界不要動搖《政策法》和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林鄭月娥和政府高官為何不這樣做呢?

貿易戰令美中關係轉差,香港難免受影響。惟USCC的報告警告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將會成為破壞美國與香港關係的獨立因素。也就是說,假設今日中美停止貿易戰,若然通過修例,美、港關係也未必因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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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美中貿易戰下的香港新危機

蘋果日報 2019-05-11
A13 | 論壇

在特朗普總統主政的時代,美國的外交及經貿政策反覆無常,已成為常態。特朗普經常說非常尊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兩人關係非常好,又突然向中國展開貿易戰。經過多月談判,特朗普不斷表示雙方很快達成協議,全球期待貿易戰可望休止前夕,他又突然大幅加徵關稅,再次令人始料不及。

美國的外交及經貿政策雖然反覆無常,卻非無緣無故。每當美國出招,大家吃了一驚後,冷靜下來尋根究柢,會發現當中有合理原因。正如近日的峯迴路轉,肇因是中國在談妥的協議中做了不少修改,被美國認為破壞談判成果,故再度重鎚出擊,試圖迫使中國返回原本的協議。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貿中心,加上中美兩國在香港有大量投資,故即使香港仍然被美國視為獨立關稅區,尚未被捲入貿易戰,亦難免殃及池魚。最直接的影響是香港的貨物進出口金額。政府統計處顯示,自去年10月至今年2月,香港進出口的「量子指數」(Quantum Index)持續下跌,分別由113.9和114.7,下跌至73.7和68.1,跌幅為32.6%和37.6%,無論進口或出口的貨額均跌約1,500多億元。

為免中美磨擦再次波及香港經濟,特區政府和不少建制派建議香港應加快融入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這個說法實在令人摸不着頭腦。正是由於香港擁有獨立關稅區地位,與中國內地仍然有明顯區別,才倖免於被貿易戰直接打擊。要是鼓勵香港更加融入中國內地,豈非把香港進一步推入貿易戰的戰場?

筆者並非認為加強與中國內地的合作百害而無一利,只是在應對貿易戰這個問題上,融入中國內地是一個反其道而行的下策。筆者認為,香港應盡量利用自己作為國際金融及商貿中心的優勢,以及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加快步伐走出去,更積極地參與國際商貿合作,例如《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藉此抵銷中國經濟不利因素對香港造成的負面影響。

除了間接的經濟損失之外,在中美貿易戰期間,美國提出可能需要檢討《美國—香港政策法》,考慮是否維持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對香港來說,構成的威脅更大。

一如上述,美國出招出奇不意,卻不是無的放矢。它之所以此時提出這個考慮,除了有貿易戰背景外,近年香港一國兩制急遽惡化,亦為美國提供了有利和合理的說法。

中美貿易戰開打至今,筆者曾兩次出訪美國。在與美國政商界交流時,筆者一方面游說他們維持《政策法》,切勿把香港捲入貿易戰;另一方面亦了解他們對香港和一國兩制的觀感和憂慮,認為他們的批評有事實支持,絕非無中生有,香港人更是身受其害。可惜特區政府在一味否認之外,就連對外游說解說的工夫都懶得做,彷彿只要反罵別人抹黑中傷,自己就全無問題。

政府自製危機自作孽

在中美兩國進入新一輪貿易戰之際,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日前發表研究報告,論述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影響,指一旦通過修例,極有可能對美國人的安全和經濟利益構成重大風險,有需要審視目前與香港的關係,包括是否維持《政策法》及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地位。

特區政府的回應一如以往。特首林鄭月娥說中美兩國正就貿易問題角力,希望議員看清事實,維護本港利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則說如果將修例說成會影響營商環境,可能是拉得比較遠。

特區政府最高層官員如斯說法,若不是出於無知,就是冥頑不靈。事實上,對於修訂《逃犯條例》表達憂慮的,不止美國,還有其他國家政府、外國商會和法律界。況且香港商界亦不滿意修例,更有本地商人提出司法覆核,足以證明修例對香港的破壞,既不是美國與中國角力的藉口,亦不是拉得太遠,而是連香港商界都認同的分析。

林鄭月娥說不要再當鴕鳥,所以堅持修例。如果她不當想鴕鳥,就要面對現實,到美國去親自釋除美方的憂慮,駁斥他們的批評,說服他們不要動搖《政策法》和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

即使今日中美停止貿易戰,若然通過修訂《逃犯條例》,香港經濟也會承受很大風險。到時,香港避得過貿易戰,卻栽在特區政府自製的危機當中,是名副其實的自作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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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下的香港新危機

【文章】再說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

2019-05-03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周敝黨提出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賦予香港法庭域外法權,審理在香港以外觸犯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等罪行而身處香港的疑犯,以處理港人陳同佳在台灣殺害香港女友的案件,取代政府現時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的方案。

回應各方質疑

提出建議後,不少疑問認為我們的方案或許有不良的後果或漏洞。茲在這裏回應,說明我們的方案實屬合法和可行。

在法理上,對我們最大的質疑,是香港刑事法律沒有追溯力,若我們的方案引入追溯力,則違反了這個法律原則,亦不能處理在台殺人案。

香港的刑事法律沒有追溯力,而且《香港人權法案》第三部第十二條「刑事罪及刑罰沒有追溯力」第(一)款(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五條)訂明「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香港法律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所謂追溯力,是指新增法律,使之前不算是犯罪的行為變成罪行,並向之前作出那些行為的人提出刑事檢控。

我們的方案沒有引入追溯力,因為一方面我們沒有新增任何罪行,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是普通法內歷史悠久的罪行,《侵害人身罪條例》則訂明了這些罪行的罰則。另一方面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等罪行,同時一直存在於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法律之內。

《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二條第(二)款訂明「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各國公認之一般法律原則為有罪者,其審判與刑罰不受本條規定之影響。」由此可見我們的方案也沒有牴觸人權法。

如果說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是賦權行政長官和香港法庭處理在香港以外地區觸犯了在香港都會被列為刑事罪行的疑犯,不算是引入追溯力,那麼我們的方案在性質上跟政府的修例是一樣的,為何卻會被視為引入追溯力?

另一個疑問是關於搜證。有人認為不同地區的執法機構,有不同的搜證標準,它們取得的證據未必能夠符合香港法庭的標準,所以未必接納。

姑且先用例子說明。上星期拙文〈解決逃犯問題更有效的方法〉列舉了3宗在中國內地和泰國發生的性罪行的案例,疑犯在香港法庭受審,結果都被判罪成和入獄。

中國內地和泰國的執法機構的搜證標準固然與香港不同,甚至可能被視為比香港寬鬆,但問題的重點,不是其他地區的搜證標準是怎樣,而是搜得的證據是否符合香港法庭的標準。

證據須符港法庭要求

反過來說,在香港發生的案件,若果警方搜證不足,法庭同樣會判疑犯無罪,甚至拒絕受理案件。而前文列舉那3宗案例則說明,即使其他地區有不同的搜證標準,但只要它們提出的證據符合香港法庭的要求,法庭一樣會接受。

上周日有13萬人遊行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之後回應,說如果議員提出的建議務實可行,符合修訂目標,以及有助減少社會疑慮,政府會認真及嚴肅考慮。我們的方案,絕對務實可行和符合目標;最重要的是,比政府的建議更能消弭社會的疑慮。

【文章】解決逃犯問題更有效的方法

2019-04-26 | 信報財經新聞
A2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區政府提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最初和最重要的理據,是要處理2018年在台灣發生的一名香港男子殺害一名香港女子後逃回香港的案件。由於香港與台灣之間沒有簽訂任何移交逃犯或刑事互助的協議,故須修訂上述法例,設立新機制把該男子移交台灣接受刑事調查和審訊。

《刑事罪行條例》第153P條

不少香港市民、法律界人士、本地和外國商界及外國政府對政府建議有保留,甚至反對,是由於它變相容許政府把香港市民和身處香港的外國人送返中國接受刑事調查和審訊,絕非反對把在台殺人案的疑犯繩之於法。

因此在反對意見之外,亦有不少反建議,提出其他更好的方法。其中大律師公會倡議修訂現行的刑事法例,賦予香港執法和司法機關域外法律的權力,調查和審訊在香港境外觸犯嚴重罪行而身處香港的疑犯。

在香港調查和審訊在其他地方犯法的人,雖然罕見,卻不是沒有先例。現行的《刑事罪行條例》第153P條,訂明多項性罪行即使不在香港發生,香港也有權調查及審訊。

過去,特區政府曾多次引用該條例處理港人在外地犯法的案件。2007年,一名香港男鋼琴教師與一名未成年男學生到廣州觀摩鋼琴比賽,期間在酒店內多次非禮該名學生,及後律政司控告他非禮罪,結果罪成被判入獄4年;2010年,律政司向一名在雲南開辦兒童院舍的香港社工控以多項非法性交和非禮罪,原因是他在2005至07年間,多次性侵和非禮兩名未成年女童,結果被判罪成及入獄8年;2018年,律政司向一名兩年前與家人到泰國旅行期間,在當地性侵其未成年的堂外甥女,結果被判非法性交罪成,入獄33個月。

現行法例可用

既有現行法例和以往案例可援,而港人在台殺人案中,疑犯與受害者均為香港人,特區政府應有責任和權力循香港的司法制度處理該案件。況且香港的法治水平一向公認優良,故修訂法例容許香港處理境外發生的殺人案件,不單比特區政府現在建議的機制更完善和更可行,相信亦更容易被香港市民、本地和外國商會,以及外國政府接受。

因此,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議員參考了《刑事罪行條例》第153P條的做法,提出議員私人條例草案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訂明香港永久居民或在港通常居住人士如在香港境外觸犯了該條例中的10項謀殺、誤殺和意圖謀殺等罪行時,政府可按現行的執法和司法程序,向該疑犯展開調查和提出檢控。

此舉既能令在台殺人案的疑犯繩之於法,亦能避免把身處香港的本地居民和外國人移交中國。要是特區政府真心希望處理在台殺人案,亦致力保護在香港的市民和外國人的安全和人權,就應立即撤回修訂《逃犯條例》的草案,接納我們的私人草案。

否則,特區政府就等於向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證明,特區政府只是利用在台殺人案為藉口,執行不可告人的政治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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