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再次訪美

2019-03-21 | 信報財經新聞
A22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拙文見報時,筆者與莫乃光議員,以及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剛剛抵達美國。

今次出訪,筆者一行是應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邀請,時間正值美國國務院將於本月底向國會提交《美國—香港政策法》(下稱《政策法》)的評估報告,並且將會會見不少重要人物或組織,如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國務院負責草擬《政策法》評估報告的官員、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全體委員等等。可以預期,訪問的重點在於討論如何維持美國與香港的正常貿易關係。

近日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的言論備受各界關注,甚至掀起一些外交上的辯論。不過如果大家不善忘,唐偉康曾經在報章撰文,指美國與香港的關係一直良好。這個可見諸於一方面美國在香港有許多的商業投資,例如外國企業在香港開設公司,美資公司的數目排行第三;另一方面,香港亦從美國方面得到龐大的經濟利益,例如美國是香港第二大商品出口市場,美國與中國經香港的轉口貿易,佔香港貨物貿易總額超過40%。

港成投資內地橋樑

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躍升為國際級商貿城市,原因是我們面向世界。後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香港更成為世界各國進入內地投資的橋樑。回歸之後,儘管香港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愈來愈密切,與內地通商佔香港的比重愈來愈大;惟不能否認,也不能忽視的是,香港對外與世界各國的經濟活動,始終佔有一個不能取代的重要份額。

因此,當香港名為要把握機遇,實際上要配合國家政策,需要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時,特區政府更應加大力度,開拓香港與世界各國經貿通商的機會。可惜的是,特區政府近年只顧埋首大灣區,對外與世界各國發展更多的經濟合作的力度,明顯是差強人意。

現時香港是不少國際貿易組織及經貿協議的成員,如世界貿易組織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儘管不是主權國家,卻能夠以獨立身份加入,原因是這些組織和協議,不是以主權來甄別成員,而是以該地區是否屬於一個獨立關稅區,來決定是否接納該地區加入組織和協議。

如實反映香港情況

根據《基本法》第161條,香港是中國境內的單獨關稅區,也可以用「中國香港」的名義加入任何國際組織或協議。然而,是否屬於一個獨立關稅區,世界各國亦有權自行評估和界定,不是中央或特區政府說了算。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報告,建議美國政府檢討《政策法》和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即是一例。

筆者今次訪美,將會一如以往,一方面向美國政商界如實反映香港的現實情況和最新發展,尤其在政治和法治方面;另一方面則期望美國政界在現階段維持《政策法》和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的地位不變。這樣既符合美國的利益,亦對香港保持穩建的經濟實力,藉此與外國的經濟關係來協助香港捍衞「一國兩制」,是十分有力的幫助。

然而,當目睹中央和特區政府近期作出愈來愈多、愈廣和愈深地剝削身處香港的本地居民和外國人的權利和自由的舉措,我們亦會建議美國政界需更加密切關注香港的情況,並因應香港的變化更頻密地檢討。畢竟《政策法》和獨立關稅區地位,是美國政府制定和審視的,是否維持,決定權在美國政界。我們作為香港的從政者,能夠做和應該做的,是向他們提供事實和分析,然後讓他們自行判斷。190321_HKEJ_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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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修訂逃犯條例的輿論反彈

2019-03-13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真理愈辯愈明。當社會願意關心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建議,也有愈來愈多人參與討論時,就愈能看出政府的舉動非但文不對題,更是居心叵測。

今次政府利用去年一宗香港女子在台灣遭香港男友謀殺,後該男子逃回香港的案件作為理由,乘機打開向內地移交逃犯的大門,本來就是借別人的悲劇和公眾的同情心來達到政治目的卑鄙手段。

到近期台灣當局回應事件後,香港社會開始探討政府修例的來龍去脈。本身是執業大律師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被問到修例是由特區政府提出,還是中央政府要求時,她表示修例不是中央政府要求,而是台灣政府提出。

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隨即反駁,指她的說法完全是一派胡言,無中生有,混淆視聽,台灣政府根本沒有向特區政府提出修例要求,並表示過去一年曾經三次接觸特區政府,希望磋商移交逃犯的可行辦法,惟特區政府一直沒有反應。

由此可見,建制派為求完成政治任務,信口雌黃,全無誠信可言。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明知台灣不會按照現時的建議,與香港達成移交逃犯的安排,對案件和受害者家屬毫無幫助,仍然硬銷修例,實在是立心不良。

另一方面,外國和本港商界亦察覺到修例的危險性。美國商會日前提交意見書,指香港優良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獨立是外國企業來港投資的主要基礎,反之內地的刑事訴訟程序有嚴重缺陷,例如缺乏公平的公開審訊和獨立司法機構,司法制度經常被濫用。任何可以令在香港居住或過境香港的外國商界人員被捕或是引渡到內地的安排和舉動,都會損害香港作為安全穩定營商環境的形象。

商會認為修例會成為外商評估是否在港建立或保留基地的主要因素,憂慮這樣會損害香港國際商業中心的競爭力,對修例有強烈保留。

商界同表憂慮

此外,一向親建制的本地商界,如自由黨的田北俊、實政圓桌的田北辰及經民聯的林建岳和林健鋒亦坦言憂慮,先後表示修例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

連續25年評定香港為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美國傳統基金會,在最近發表的「經濟自由度指數」時,雖然仍把香港列為第一,但在「司法效率」一項卻首次把香港從「完全自由」降級至「通常自由」,得分更只是比中國內地高0.1。報告指出分數如此接近,反映市場開始難以分辨中港兩地法制的分別。

在這個轉壞的勢頭下,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不單會令中港兩地的法治水平更加接近,甚至可以說是把香港法制與內地接軌。外國商會與本地商界的憂慮,難免會有機會變成現實。

事實上,美國國會將於本月審視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去年提交、建議考慮應否繼續把中國與香港分為兩個單獨關稅區的報告。筆者將會再到美國,向當地政商界繼續如實反映香港的現況,尤其港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這個最新發展。

現階段筆者認為美國應維持《香港政策法》,但亦會呼籲美國方面特別注意港府修例這個舉動,並因應事情發展,有可能需要更加頻密地檢視香港的政商環境,以及執行《香港政策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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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USCC報告再掀《香港政策法》討論

2019-03-05 | 信報財經新聞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Kurt Tong)接受本港傳媒訪問時,透露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發表報告(USCC報告),建議美國政府應考慮檢討《美國—香港政策法》和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後,若香港政治氣候沒有改善,相信下一份政策法報告將會更嚴厲。

唐在訪問中明言,近年香港發生的多宗政治事件,顯示香港高度自治被削弱,北京對香港的限制愈來愈多,側重「一國」而令「兩制」未能發揮最大效益。雖然明白香港政治氣候可能會使內地不安,但對香港施加壓力會衝擊香港政治生態,收窄政治空間;更令美方擔憂的是,未來這可能進一步威脅營商環境。

本港經濟有賴政策法

他進一步說明,現時香港在很多地方保持優勢,例如有法治制度、司法獨立和自由經濟等仍然良好運作。惟美國以至全世界之所以關心香港的政治狀況,尤其是「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的實踐是否良好,是由於這些因素對營商環境必然有影響,例如金融市場保持透明度,以及容易取得商界和政府訊息,都對營商十分重要;而他身為外交官員,如果不向香港各界坦白地提出美國有人關注香港的情況,他就是不盡責。

去年李克強總理接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時,已當面提醒香港要維持單獨關稅區的地位,並強調香港的國際地位對國家的重要性。

香港的聯繫滙率亦有賴於政策法,因為它確保美元與港元可自由兌換。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則需要有聯繫滙率支持,任何變動不僅會打擊香港,也會重創中國內地。

筆者去年年底出訪美國,與當地政商界人士交流時,已知道他們在醞釀共識,並向筆者表示會基於五項因素,持續地審視是否有需要檢討政策法及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包括:一、是否再有市民被剝奪參選權及當選者被褫奪議席;二、再有外國記者被逐離香港;三、再對民主派提出政治檢控;四、提倡訂立一條嚴厲的23條;五、繼續拖延落實真普選。

唐的言論顯示上述五項因素已經成為美國政商界大致接受的指標。當然,香港的情況時刻發生變化、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不時「出招」,試圖削弱香港仍有的優勢,以及減損在香港的市民和外國人的人權,都會令美方考慮是否需要加添更多考慮因素。今年的政策法報告快將公布,特區政府又做過什麼呢?

例如近日特區政府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容許在沒有移交逃犯協議的情況下,另闢機制把被指涉嫌在中國違法而身處香港的市民和外國人引渡返回內地受審。不少外國商會和外交官員最近與筆者聯絡時,都不約而同地主動提出極之關注此事,擔心營商環境及人身自由將會受到威脅。這個亦是唐偉康在訪問中明言美國政府會密切關注的事件。

筆者今年將會繼續出訪美國,嘗試游說美國維持政策法,同時亦會向美國政商界準確反映香港的發展。不幸的是,特區政府官員連到美國展開游說也怕得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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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社會應摒棄「派錢」思維

2019-02-25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農曆新年後特區政府的頭等大事,是準備公布《財政預算案》,應否「派錢」再度成為坊間的話題。筆者去年已公開反對政府「派錢」,並說明原因,今年亦然。

有政界人士認為,去年政府為了「補漏拾遺」(其實是「補鑊」),於是在公布預算案後推出派4000元的「關愛共享計劃」。可是計劃拖延近一年後才落實,加上申請手續繁複,激起民憤,無疑是「貼錢買難受」,故今年不會再考慮「派錢」。

預算案公布前,例必發表意見的會計界人士則認為,預計今年盈餘將比去年大幅減少,社會要求政府「派錢」的壓力亦會隨之減輕。

筆者是原則上反對「派錢」,換句話說,不是基於一時的財政狀況或政治環境來考慮應否「派錢」,而是認為「派錢」本身是不符合政府職能和公共理財的基本原則。

令社會較平衡和整體發展

政府其中一個重要功能是財富再分配。大體來說,有兩個做法:第一,是取有餘來補不足。透過稅收向較有經濟能力的人和組織徵稅,然後透過不同政策把財富轉移到能力不足的人身上。例如社會福利和公共房屋政策,就是透過政府直接把金錢或把金錢轉化成其他形式的資源,給予經濟上能力較弱的人,幫助他們維持基本生活需要。

第二,是建立公共設施或服務來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權利、維持所有人的生活需要和促進整體社會的發展。例如醫療和教育,都是所有市民都能夠使用的服務,目的在於一方面醫療是人的基本權利,政府有責任不論貧富地向每個人提供;另一方面,教育除了同樣是人的基本權利之餘,亦是一個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動力。

因此歸納來說,無論是對某些個人或群體提供援助,還是投放資源到公共建設,最重要的目的和效果,就是令社會有較平衡和整體的發展。

儘管「派錢」是不論貧富地向所有市民派發一樣金額的錢,看起來是絕對公平的做法,卻不是一個令社會更平衡和整體發展的辦法。最主要原因是,「派錢」背後,沒有任何社會目的和政策支持,因此除了滿足個人需要(其實有很多市民根本不需要)之外,便難以達致任何社會效果。

相反,有政策在背後支持地投放金錢,不單有利於整體社會發展,對個人而言,更是一個長期受惠和收穫更多的得益。舉例說,當政府每年都有數百億元盈餘,應該拿來「派錢」,還是用作全民退保?當然是後者,尤其對於弱勢基層來說(通常也是最希望政府派錢的一群),就算政府每年派6000元,也及不上每年每月發放3000元或以上的退休金。

由此可見,有政策在背後支持地投放金錢,其效益一定比一次過「派錢」更巨大、更長遠和更有針對性。一個反面教材,就是澳門政府每年「派錢」,「派錢」變得好像例行政策,但畢竟不是政策,所以澳門沒有因此而變得更公平和進步,市民的生活也沒有顯著改善。

所以,筆者會一如以往地反對「派錢」。市民亦應該摒棄「派錢」思維,要求政府和建制派將資源投放到公共政策和建設上。不要因為有錢派,就支持《財政預算案》。

20190226_HKEJ社會應摒棄「派錢」思維

【文章】請港府及建制派停止借法庭「過橋」

2019-02-20 | 明報
A23 | 觀點

近日保安局指,基於現時香港未與台灣訂立移交逃犯協議,去年涉嫌在當地殺害一名香港少女的男子逃回香港後,特區政府無法將其移交台灣接受調查和審訊,故建議修改《逃犯條例》,設立機制,容許特區政府以「一次性個案方式」,把涉嫌在未與香港訂立協議的司法管轄區違法——包括中國內地——但身處香港的疑犯,移交當地接受調查和審訊。

因為一宗在台灣發生的案件,便將移交逃犯的大門開放給司法不公至人人都怕的中國內地,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地方無端被拉在一起,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的真正目的,不止於處理在台殺人案,更是為了中央政府突破本地法律賦予在香港的市民和外國人的保障。

而被借來「過橋」的,還有香港法庭。

條例下法庭的作用十分有限

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最主要的理據,是建議須由法庭審批是否容許移交逃犯,條例本身亦規定只能依照當中列舉的46 類罪行,不能把牽涉政治的案件的疑犯移交內地。世界公認香港的法治水平和司法制度均十分優良,相信法庭就毋須擔心。

筆者與絕大部分市民一樣,對香港的法治和法庭都有信心。然而這份信賴不能被利用為支持修例的理據,原因是法庭在條例下能夠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

首先,條例雖然訂明不能把牽涉政治案件的疑犯移交內地,惟內地政府經常以非政治罪名來控告政治異見人士,例如:2011 年,中國異見藝術家艾未未被控逃稅和漏稅;2013 年,出版政治敏感書籍的香港晨鐘書局出版人姚文田在深圳被捕,後被控走私普通貨物罪;2015 年,709 大抓捕,不少被捕的維權律師和律師事務所職員,就被控以尋釁滋事罪(在香港相當於公眾妨擾罪)。

因此,只要內地執法機關提出條例載列的46 類罪行,法庭既不會揣度與訟各方的政治動機,亦只會審視內地提交的案情是否表面證供成立(即毋須證明有很高的定罪機會),就算恁誰都明知屬政治檢控案件,法庭亦難以拒絕按內地要求移交它聲稱的逃犯。

其次,修例也沒有賦權法庭須審視要求移交逃犯地區的司法制度,會否為疑犯提供符合基本人權的公平審訊制度。眾所周知,審訊前長期拘禁、涉嫌酷刑對待、不容許私人聘請律師代表、親朋戚友和律師無法接觸、閉門審訊,甚至審訊前要求疑犯公開認罪,是內地司法的家常便飯。這亦是回歸以來,香港一直未能與內地達成移交逃犯協議的主要原因。然而明知如此,法庭也不能拒絕內地移交逃犯的要求。香港法庭和特區政府也無從監察內地執法和司法機關的做法。

第三,一旦法庭批准內地要求後,才發現疑犯遭到不公對待,更被加控政治罪名,公眾當然不會期望特區政府會向內地要求交還疑犯,法庭也無權提出要求。儘管保安局和建制派回護,說提出要求的政府必須遵守協議,確保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但這分明是偷換概念和欺騙公眾。正是由於香港與內地無法達成正式的移交逃犯協議,特區政府現在才提出它的建議,那又何來協議可以要求內地政府遵守?

而且這個根本不可能是「一次性個案」程序,一旦修例,就等同與內地建立一個恆常機制,適用於所有在香港的市民和外國人。保安局無疑是欺騙公眾。

要是讀者還記得,內地商人肖建華於2017年在香港疑被不明人士押回內地。有建制派人士說如果落實修例,就不用大費周章去追捕肖建華。如此顛倒是非的理據固然難以理解,就當他們說得正確,但肖建華被抓回內地後,究竟身在何處、所犯何罪,兩年來內地政府完全沒有透露,無人得知。

必須認清現實 阻止修例

為了秉行公義,筆者絕對支持將在台殺人的疑犯移交台灣當局調查和審訊;為了維護香港的法治、司法制度和在香港的市民與外國人的基本人權和法律權利,筆者嚴正反對保安局和建制派現時支持的建議。早前筆者在與保安局長會面時,已當面提出改善方案,例如在修例時,只解除香港禁止移交逃犯到台灣的限制,並加入日落條款,規定處理案件後重新檢討與台灣的合作。此外,亦可以參考英國《引渡條例》第194 條,與台灣簽訂引渡備忘錄。惟保安局長連考慮都沒有,即場拒絕。

由此可見,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不過是利用在台殺人案為幌子,再借香港法庭「過橋」,來為保安局的政治目的「鋪路」。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必須認清現實,盡力阻止修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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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港府及建制派停止借法庭「過橋」

【文章】暗渡陳倉的移交疑犯新建議

2019-02-15 | 信報財經新聞
A23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現時香港沒有與中國內地、台灣和澳門締結任何刑事法律合作或移交逃犯的協議。任何在三地違法而身處香港的疑犯,特區政府都無法移交其至案發地區接受當地司法部門的調查和審訊。

保安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基於現況,未能把涉嫌於去年在台灣殺害女友的一名香港男子移交台灣當局調查和審訊,故建議修改《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和《逃犯條例》,容許特區政府把涉嫌在台灣、澳門及中國內地犯罪而身處香港的疑犯移交當地處理。

原則上,筆者認為為彰顯公義和秉持法治精神,違法者應在適合的司法管轄區,依照符合罪行的法律接受調查和審訊。因此,為妥善處理在台殺人案,特區政府有需要與台灣當局磋商兩地的刑事法律協助或移交逃犯的合作安排。

保安局項莊舞劍

惟更重要的是,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其中一個關鍵作用,就是分隔中國與香港的司法制度,維護香港的司法獨立,以及確保內地法律不適用於香港。究其原因,無非是香港以至全世界都認為,內地的法治程度落後,人治色彩極為濃厚,司法制度不能保障受審者的基本人權和法律權利,包括自由聘請律師代表、未經審訊不得被長期拘禁,以及在拘禁期間免遭不人道對待等等。這也是自從回歸以來,香港一直未曾與內地達成任何刑事合作或移交逃犯安排的原因。

基於同樣原因,現時有與香港締結刑事合作或移交逃犯安排的數十個司法管轄區,全都是在法治水平和人權保障方面,客觀地被公認為達致可接受程度的地方,例如澳洲、加拿大、美國、英國、德國等等。

今次保安局的建議,無疑是項莊舞劍。處理在台殺人案只是藉口,其真正目的,是趁機打開與中國刑事合作和移交逃犯的大門。如果只是要與台灣合作處理該宗案件,而非要解除香港與內地刑事合作或移交逃犯的限制,其實有很多方法。

筆者與保安局局長會面時,已即席提出反建議,指出可以在修訂條例時,只解除與台灣的合作限制,並加上日落條款,規定在案件處理完畢後,重新檢討未來與台灣的合作。此外,亦可以參考英國的《引渡條例》,與台灣簽訂引渡備忘錄。惟局長一口拒絕,可見特區政府的真正目的,不是處理在台殺人案,而是要把內地的刑事司法制度引入香港。

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聲稱,條例已禁止基於政治案件而提出的合作要求,新建議亦由香港法庭把關,市民毋須擔心。惟眾所周知——特區政府和建制派卻不知道和不相信——中國政府經常以非政治罪行,例如經濟犯罪或桃色罪行來檢控政治異見人士。

如中國政府以經濟罪名來控告香港的政治異見人士,香港法庭亦不能以中國政府實際上是作政治檢控來拒絕移交申請。

更甚的是,當這名被指稱是「經濟犯罪」的疑犯移交內地後,中國政府才露出本相,加控其他政治罪名,屆時特區政府有可能要求中國政府交還該名香港市民嗎?確保其他司法管轄區會周全地保障香港市民的人權和監察其程序公義,是特區政府的責任,不應推卸給法庭。

特區政府藉一宗台灣的案件來引入中國的司法制度,不單是衝擊「一國兩制」和在香港的法治鑿開缺口,更會令香港市民活在中國只有人治、不講法治的恐懼之下,實在卑鄙和無恥之極。

可以預見,一旦23條立法,中國政府將更易跨境對香港市民控以有關國家安全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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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渡陳倉的移交疑犯新建議

【文章】用法治原則修訂防賄條例

2019-02-04 | 信報財經新聞
A13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月立法會會議,筆者再次向特區政府質詢修訂《防止賄賂條例》(下稱《條例》)第3及8條,把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的行為納入《條例》規管的進度。在預期千篇一律的回應中,字裏行間竟然發現政府在態度上有所變化。從以往的及早啟動立法程序,到現在審慎研究修訂條例,明顯是由積極轉為被動。

隨後有傳媒報道,特首林鄭月娥曾經向中央政府提出修例,卻不被允許,原因是行政長官由中央政府任命,中央政府不接受香港以本地立法成立委員會來審批行政長官可收受的利益;又指中央政府擔心一旦修例,行政長官會動輒被政治指控云云。

事實上,早在2012年,由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擔任主席的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在發表報告時,已表明同意行政長官有獨特的憲制地位,但獨特的憲制地位不是豁免其不受《條例》監管的理由。

因此在建議修例將其納入監管之外,亦提出成立一個由終院首席法官及立法會主席共同任命的獨立委員會,負責審批行政長官收受利益。之所以有此建議,首先是考慮到在三權分立之下,行政長官屬行政之首,應當由司法與立法之首的終院首席法官和立法會主席參與此事,以彰顯其獨特的憲制地位。

更重要的是,獨立委員會的委任過程,以及其在法定機制下的審批程序,都不應牽涉政治,亦須避免任何政治化的風險。

到2017年,筆者有感特區政府延宕修例,故自行擬訂私人草案。而為了進一步避免政治化,筆者在草案中乾脆建議由終院首席法官擔任獨立委員會的主席,並由他任命兩名擁有崇高社會地位及可獲公眾信任的人擔任委員。

這個建議,一方面是考慮到立法會主席也是一個相當政治性的角色,由終院首席法官這個理應是整個社會裏被認為是最獨立的公職人員全權負責此事,是最能避免政治化的方法。另一方面,《基本法》第47條本來已訂明,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終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並紀錄在案,由終院首席法官處理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的事務,已足夠彰顯其獨特的憲制地位。

傳中央「憂慮」

由此可見,坊間傳出中央的所謂「憂慮」,其實有法律方法解決。況且香港奉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本地立法屬於特區的內部事務,啟動立法程序前毋須先得到北京同意。特區政府繼續拒絕修例,只會令社會大眾和國際社會更加認為中央插手香港的法律事務,違反「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

筆者已經在2017年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私人草案,但至今尚未討論,顯然是建制派刻意阻撓。筆者已於上周致函委員會,要求馬上安排會議討論,否則會把私人草案直接交付立法會主席,正式提上立法會議程。屆時,特區政府必須就私人草案提出意見,陳述接納與否的理據和法律觀點。香港市民便可以藉此知道特區政府對修例的立場和所謂的「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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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治原則修訂防賄條例

【文章】私人刑事檢控

2019-01-09 | 信報財經新聞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沒有尋求資深大律師或御用大律師獨立法律意見的情況下,決定不向梁振英提出刑事檢控。當她公開回應社會對其質疑時暴露的頑梗,並對律政司行之有效的政策一知半解和肆意曲解,公眾便有理由相信她最終不會改變其錯誤做法。如要循法律途徑跟進此事,提出私人刑事檢控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

在現代社會,幾乎所有刑事檢控都是由政府提出。其實,追溯普通法歷史,最初主要是由市民私人提出的。蓋刑事罪行很多時是私人侵害私人安全或利益,而較少侵害國家,故由受害者直接向侵害者提出檢控,是最符合普通法原則的做法。

兩個問題須深思

到十七世紀,實際情況出現了變化。一方面,皇室本身需要處理涉及君主利益的案件,故委任檢控官提出刑事檢控;另一方面,為維持治安,皇室組成常規警隊,代替市民追緝和調查疑犯的工作,刑事檢控於是逐漸由皇室主導,並發展至現在幾乎由政府包辦的常態。

不過,市民提出刑事檢控的權利,沒有因而由政府取代。根據普通法,每位市民都與律政司有同等權利提出刑事檢控。更重要的是,私人刑事檢控還是監察政府的重要和有力的方法。著名案例Gouriet v Union of Post Office Workers便明確地肯定私人刑事檢控是「針對權力機關怠慢或偏袒的一項寶貴的憲法保障」。本地法律《裁判官條例》第14(1)條亦訂明,任何人都可以按其意願,毋須事先獲得許可,親自或由其代表律師提出刑事檢控。

以上的法律概念和條文,為市民提出私人檢控提供合法的基礎,但還有兩個問題必須深思熟慮:

一、有沒有足夠證據和合理定罪機會。梁振英涉嫌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是一項普通法罪行,沒有明文法例,定罪原則由過往案例歸納而成。而根據「許仕仁案」,公職人員在擔任公職前收受利益,上任後沒有申報,即使在擔任公職期間沒有任何行為顯示他有「回饋」利益提供者,但由於他已陷入「黃金枷鎖」,而同時執行公職職務,已可視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至於梁振英串同議員周浩鼎,企圖修改立法會調查UGL事件的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干預委員會的運作,兩人行為不當的性質更加明顯。不少法律界同業都認為已有足夠證據顯示表證成立,有合理定罪機會提出檢控。

二、按照普通法原則和現行法律,律政司有權隨時接管私人刑事檢控的案件。公眾當然會支持律政司親自提出檢控,但擔心的是律政司接管之後,會立即撤回案件。這樣是赤裸裸的徇私枉法,將會為政府製造極大的法律和政治危機,相信政府不敢造次。

在法律途徑之外,立法會仍然有渠道跟進事件。筆者已排定於本月23日提出傳召議案,要求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到立法會解釋不尋求資深大律師或御用大律師獨立法律意見的原因和理據。鄭若驊必須親身回應議案。

此外,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將於28日的會議討論事件。要是鄭若驊仍然無法說服公眾,私人刑事檢控就是最後、也是無可避免地要採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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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刑事檢控

【文章】就UGL事件提出私人刑事檢控的可能

2019-01-08 | 明報
A18 | 觀點

現在提起刑事檢控,所有人都認為須由政府主導。追源溯本,中世紀時,刑事法律是透過私人檢控來執行的。至17世紀,王室介入牽涉君主利益的案件,便開始了委任檢控官處理刑事案的做法。

據普通法  市民有權提刑事檢控

惟市民提出私人刑事檢控的權利,沒有因而被政府取代。根據普通法,每名市民均享有與律政司長同等的權利提出刑事檢控。《裁判官條例》第14(1)條亦訂明,申訴人或告發人可按其意願,毋須事先獲得許可,親自或由其代表律師提出刑事檢控。

私人刑事檢控不單是市民的個人權利,更是監察政府的重要和有力方法。在著名案例Gouriet v Union of Post Office Workers([1978] AC 435, 477)中,時任上議院法官Lord Wilberforce就指出私人刑事檢控是「針對權力機關怠慢或偏袒的一項寶貴的憲法保障」(a valuable constitutional safeguard against inertia or partiality on the part of authority)。

這個理念,正是民間考慮就UGL事件提出私人檢控的最重要原因。

律政司不擬向前特首梁振英及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提出檢控。從其考慮的過程到提出的理據,都顯示它在此案的做法,既違反了一貫政策,也不符合專業水平。

律政司曾向立法會提交文件,闡述其外聘獨立大律師就刑事檢控提供法律意見的原則,其中一項是「為求審慎起見,認為適宜尋求獨立外間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或服務,以免可能予人有偏袒的觀感或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涉及UGL案的兩人,一位是前特首兼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一位是政府執政聯盟民建聯的重要黨員周浩鼎。兩人與特區政府的關係既直接且千絲萬縷,絕對符合尋求獨立外間大律師意見的政策。如今律政司沒有遵循此政策,正好應驗了它指出的問題,就是給予公眾偏袒的觀感或出現利益衝突。

除這個公開原因外,筆者亦聽聞此案件原是由律政司內一名專門處理商業罪案的資深檢控官負責,後來卻無緣無故把案件從他手上及其部門抽走。若然屬實,就更顯示律政司沒有以最專業的態度和水平去考慮這宗複雜和重大的案件。

程序不公義下得結論  難以服眾

此外,刑事檢控專員的委任和確認程序一直欠缺透明度,外界難以知道委任的決定是怎樣和在何時作出的。這個對檢控程序無疑會添加多一層疑雲。事實上,回顧歷任刑事檢控專員處理敏感案件的檢控決定時,絕大多數都盡可能地公開和透明。今次反其道而行,完全改變了以往的準則,連起碼的正當解釋和正式召開記者會回應問題都欠奉。

在程序不公義的情况下得出的結論,無論如何都難以服眾。既然律政司長怠慢和偏袒,由民間自發提出私人刑事檢控,就是維護法治的唯一辦法。筆者將於本月23日的立法會提出傳召議案,鄭若驊必須親自回應。190108 HKEJ.png

【文章】不按慣例 何來程序公義

2019-01-01 | 信報財經新聞
A10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律政司決定不就前行政長官梁振英UGL事件提出刑事檢控的風波,沒有因為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親身解畫而平息,反而使她自暴其短而愈演愈烈。公眾的矛頭,已從不檢控梁振英的決定,轉移至鄭若驊不按照律政司過往慣例和既定政策對外尋求法律意見。

向外尋法律意見5種情況

一直以來,律政司不時會外聘大律師為其提供所需的法律服務,例如給予法律意見或擔任政府的法律代表,參與刑事或民事訴訟。筆者曾經就律政司外判法律服務的政策和情況,在立法會向其提出書面質詢。

當時的回覆是,一般來說,律政司會基於六種情況向外尋求法律服務,包括:一、需要專家協助,而律政司內並無所需人才;二、律政司內沒有合適的律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出庭;三、因案件涉及律政司人員而需尋求法律意見或進行法律程序;四、考慮到辦理有關案件時的連貫性問題或減低開支的需要;五、為求審慎起見,認為適宜尋求獨立外間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或服務,以免可能予人有偏袒的觀感或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六、基於案件的大小、複雜程度、申索量和所需時間而認為有需要把案件外判。

針對第五種情況,律政司在去年2月的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就其把刑事及民事案件外判的議程上,提交文件,作更詳細的闡析。當中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

一、關於「具爭議性案件」的處理方法。律政司表示,大部分刑事檢控工作,包括「具爭議性案件」,均由律政司內的檢控人員處理。然而,律政司有需要把爭議性案件衍生的刑事檢控案件外判,以尋求專家協助;或就其認為應避免予人偏袒的觀感或有利益衝突的問題,而向獨立外間大律師尋求法律意見或服務。

律政司強調,刑事檢控專員及刑事檢控科人員會全面考慮每宗案件的情況,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並會視乎案件的敏感程度決定是否外判。

律政司長應撥亂反正

二、關於把案件外判予海外大律師的原則。律政司表示會在必須時外判案件予海外大律師處理,所考慮的情況包括法律觀點的複雜程度、是否涉及重大的憲制、政策或財政影響,或重大的公眾利益、所涉事宜的敏感程度,以及訴訟另一方的法律代表等。認可海外大律師在香港法院處理案件,最終亦須獲法庭批准。

只要有留意UGL事件,相信無人會否認,這是一宗極具爭議性的案件,最容易理解的原因,固然是當中的關鍵人物涉及前任行政長官、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事件的確包含不少複雜、重大且涉及憲制的法律觀點。

茲舉一例:《基本法》第47條第2款規定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紀錄在案。那麼在就任行政長官前已簽訂的商業協議而衍生,並在其擔任行政長官期間收受的利益,是否此條所指的須申報財產?

然而,鄭若驊解說時,既稱涉案者是律政司人員才會外聘大律師,又自詡是因為自己對案件有擔當才不外聘大律師。這樣無疑暴露了她一方面對律政司行之有效的政策一知半解,另一方面更顯示她以個人想法,改變律政司司長這個重要職位應有的行事原則。要是鄭若驊不及早撥亂反正,公眾必然會質疑她是否仍然適合當律政司司長。Artboard 1190101_HKE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