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亂評法庭裁決 實在難以理解

2020-01-16 | 明報
A23 | 觀點

法官退休後回復普通市民身分,自然享有與生俱來並受到法律保障的言論自由和表達權利——這個當然包括可以就案件提出觀點,甚至批評。惟過往幾乎不曾聽聞有退休法官就仍然在司法程序的案件發表意見,近日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在公開場合和傳媒,就正在高等法院上訴庭審議中的《禁止蒙面規例》(簡稱「禁蒙面法」)司法覆核案,多次對原訟庭的裁決口誅筆伐,可謂十分罕見。

除現任法官外,任何人都可以評論已經審結或正在審議的案件,唯一的底線,就是必須基於事實和正確的法律知識,以及不會被認為有意圖影響法官裁決,或對法官人身攻擊。可惜的是,烈顯倫法官早前在本報題為〈緊急條例覆核案 原審裁決對港是災難〉(1月8日)一文,卻是一個錯誤示範和不良榜樣。

烈顯倫應知裁決必須參考案例

首先,他認為法庭「過分聽從」大律師「論點」,忽略真正的事項。原因是原訟庭的判辭超過100頁,充斥來自美國、加拿大、歐洲、南非、英國和澳洲的案例,律師也幾乎看不懂,普通人根本難以理解。此外,他認為法官和資深大律師聯手,審視與《基本法》正確解釋無關的海外案例。

他作為一位在普通法地區審案多年的法官,理應知道參考案例是法官裁決時必須做的事情。基本法第84條也訂明,香港法官在審判案件時,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可作參考。相信烈顯倫法官從前在審理案件時,都必定要考慮律師提出的案例,並參考其他案例,方能作出裁決。至於如何援引、闡析、理解和應用案例,屬法律專業的知識和技能,普通人難以理解,正常不過,何故會被批評是「過分聽從」大律師「論點」的錯誤?

更重要的是,烈顯倫法官在文中只質疑法官審視「與基本法正確解釋無關的海外案例」,卻未就此解說和分析,實屬沒有理據的批評。其實若然法官接納了與案情無關的案例來判案,上訴時與訟人自然會提出此點作為上訴理據,讓審理上訴的法官考慮。烈顯倫法官現在無的放矢,不知居心何在。

其次,他認為經歷了7個月動盪後,沒有一個人就嚴重罪行被定罪,是徹底背棄了法治。然而即使是普通市民,都知道影響案件處理進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即使被控同一罪行,都會基於案情及司法程序的差異等原因,而有不同的審訊進度。一宗罪行不算嚴重的案件,或許也要經年累月才能審結。烈顯倫法官審案多年,不可能不知道這個常見情况。單以案件的審理時間,來斷言法官徹底背棄了法治,實在是無理批評,也近乎抹黑。

「教唆論」是對法官人身攻擊

其三,他認為案件的裁決,是少數立法會議員在法院的協助和教唆下,廢除了一項重要及有效法例。法官的職責,是按法律判案,絕不會以協助與訟的其中一方達到其目的為考慮,更遑論是教唆。烈顯倫法官如此評論法官裁決的動機,是對法官的人身攻擊。

事實上,是否佩戴口罩,既是市民的自由和權利,更是預防疾病傳播的重要方法——尤其現在武漢肺炎肆虐的情况下。將是否容許佩戴口罩,簡單地界定為會否影響特區政府管治權威和執法人員執法需要,無疑是只關心政府和警察的權力,漠視市民生命安全的公眾利益。

相信法官不會受任何壓力影響

筆者相信法官在審理禁蒙面法的司法覆核案件時,絕對不會受到任何壓力——包括來自退休法官的言論影響,會以獨立的態度和法律的專業來作出裁決。烈顯倫法官的言論,既超越了案件本身,至批評法官本人,亦基於有謬誤的論據。這樣或許會誤導公眾對法官產生錯誤的觀感,也肯定會損害了他自己作為終審法院前法官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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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梁美芬惟恐天下不亂

2020-01-13 | 信報財經新聞
A20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近日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語出驚人,說假如立法會不通過《國歌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特區政府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下稱「內地國歌法」)直接在香港實施。

條例草案的立法背景,是2017年11月4日,第12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將內地《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二款:「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

儘管此條訂明任何載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除了透過香港的本地立法之外,亦可透過特區政府公布來實施。可是任誰都知道:第一,內地與香港分屬兩種不同法律體系;第二,內地與香港在政治制度、個人自由社會和基本人權等各方面有巨大和明顯的差異。若然將內地法律直接搬字過紙到香港執行,既違反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實際上難以執行,更會牴觸香港的政治制度,以及侵害香港市民的自由和人權。

內地《國歌法》第一條訂明「為了維護國歌的尊嚴,規範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此條說明內地《國歌法》是要「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然而,《基本法》第五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若特區政府直接宣布內地《國歌法》在香港實施,必定違反《基本法》,造成憲制和法律的嚴重矛盾和危機。

漠視中港兩地法制迥異

此外,內地《國歌法》第15條訂明「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的,由公安機關處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根據香港法律,唯有法庭才擁有裁定任何人違法的權力,執法機關絕無此權,因此香港的執法機關斷不能以其認為任何人已違反法律而拘留該人。此外,香港法律亦只賦權執法機關拘留涉嫌違法者48小時,若要超過這個時限,即須得到法庭許可。

其實即使是本地立法,特區政府在刪除和修改了內地《國歌法》不適用於香港的條文後,條例草案仍有很多模糊的地方,缺乏客觀的犯罪標準,容許特區政府以主觀的標準來提出檢控,變相直接損害市民的表達自由和權利。最明顯的例子,是條例草案第7條訂明「任何人如公開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即屬犯罪」。所謂任何方式,即市民任何一個行為,都可以被視為侮辱國歌。

民主派議員在法案委員會曾列舉多個例子,要求官員說明該行為是否屬於侮辱國歌的行為,官員都言詞閃爍,指要視個案的實際情況作個別考慮。這意味着市民無法從法律條文得知自己會否犯法,容易落入法網。

法案在上年已完成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政府只須諮詢內務委員會主席,即可恢復二讀,政府亦明言希望今年7月通過條例草案。為阻止這條惡法,有民主派認為唯一方法,是阻攔它通過內會。這個政治問題,正是內會一直無法選出主席的一個重要原因。

梁美芬胡言亂語,顯示她既不懂得內地《國歌法》與香港法律的矛盾之處,她作為法案委員會的委員,不知道她在審議這條草案時究竟在做什麼。更令人驚訝的是,她竟然可以無視內地法律與香港法制的差異和矛盾,鼓吹香港直接實施內地法律,衝擊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制度,實在是侮辱了作為香港法律執業者和大學法律學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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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逃犯條例》修訂風波之後,誰都明白香港市民十分忌憚特區政府制訂任何可能滲入內地法律的條例草案。梁美芬此番誑語,究竟是顯示她對香港過去大半年發生的事懵然不知,學不懂教訓,還是製造另一枚政治炸彈,想要把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炸至粉身碎骨?

 

【文章】教育局掀起的政治風暴

2020-01-03 | 信報財經新聞
A18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近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連番向教育界施壓,先後表明教育局有權撤銷校長和老師資格。雖然在現行條例下,教育局的確有任命校長或老師的權力,但如何行使權力,才是最重要的。

根據《教育條例》第54條,如常任秘書長並不信納某位教員是出任某間學校校長的適合及適當人選,則常任秘書長可拒絕批准該教員出任該校校長。第56條也指出,如常任秘書長覺得某間學校的校長不再是出任校長的適合及適當人選、該校長並無令人滿意地執行校長的職責、或該學校多數校董不再接受該校長為該學校的校長,常任秘書長可撤回其對該校長的批准。

有關學校或教師的投訴,現時的處理方法有三:

(一)由校本處理,投訴交由法團校董會或辦學團體按既定機制調查;

(二)投訴人向教育局直接作出投訴,由教育局相關科組介入跟進,惟教育局會審視個案是否屬於校政,有權發還校本跟進;

(三)如涉及教師操守問題,可以向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投訴,議會會檢視個案是否受理,並將受理個案的調查建議交予教育局參考。

政治敏感時刻高舉權力

換言之,教育局須先經過調查機制,有確實證據指出該教員不宜出任校長,方可行使條例的權力取消校長資格。

有說條例寫得空泛,沒有具體標準列明教師或校長怎樣才會被評為「不適合」或「令人滿意地執行職責」。這個原意或許是提供空間「讓教育歸教育」,由教育同工不受外界壓力,憑藉專業知識獨立地處理學校事務。當問題超越教育專業,亦有機制讓較高層級的機關去把關。雖然教育局處理投訴的慣例,美其名是交由校本層面解決,很多時其實是推卸責任,但至少這個空間成為學校的防火牆,讓教育歸專業。

問題在於,教育局現在該管的不管,在政治敏感時刻高舉自己的權力,明顯是「亮劍」之舉。

過去幾年,教育界發生幾件嚴重的校政問題,不但涉及偽造文書、金錢轇轕,甚至涉嫌因校政失當而導致教師自殺,教育局也沒有提及要取消校長資格,只把責任推給法團校董會「校本處理」。

懶理教師自殺校園欺凌

撇開這些較罕見的嚴重個案,即使時常發生的教育問題,例如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就學問題、校園欺凌等,教育局也「闊佬懶理」,扔給辦學團體應付。但為了強迫校長追究老師在網絡上,並且是屬於私人領域所行使的言論自由,堂堂教育局長,卻公開威脅要取消校長的資格,甚至取消校長的教師註冊。究竟楊潤雄當教育同工是什麼一回事?

反修例運動半年下來,警察濫捕和濫暴,政府全方位打壓市民,更針對學生。楊潤雄此等言論,無疑是把今天的「亂局」怪罪於教育工作者,以公權力製造白色恐怖,逼教師噤聲,唯命是從。

有人更推論,政府可能想效法內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運動」。

當時,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號召高校知識分子,發起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後來有關運動延伸至中學教師,作為清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問題」。

市委組成的工作隊進入學校,透過「學習」,令教師承認自己受到三大敵人的思想──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所影響。

儘管思想改造未必令知識分子真正改變思想,但它卻強化了中共政府對教育領域的控制。

楊潤雄經常把「學校不是討論政治的場所」掛在口邊,可是他的手卻伸向學校掀起政治風暴。香港市民必定與老師們站在同一陣線,捍衞教育專業,保護學生的自由學習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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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回顧與展望

2019-12-25 | 信報財經新聞
A10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一年將盡,打開電視,各大傳媒的新聞部都開始推出今年的新聞回顧。反送中運動無疑是2019年香港最重要的事件,至於能否成為改變香港歷史的轉捩點,則要看我們在新一年怎樣繼續這場運動。

歷史不斷重複。16年前,2003年的香港,時任特首董建華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觸發超過50萬人的七一大遊行;及後董建華撤回23條立法,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和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下台;同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

到2004年的7月1日,再次有超過50萬人的大遊行,主題從反惡法轉移到爭取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那是因為香港人意識到,不是由普選產生的特首,其政府只會聽命於中央;仍然有功能組別的立法會,只會是橡皮圖章,替政府助紂為虐。靠社會運動只能艱難地阻止政府和建制派硬推惡法,亦只有一時之效,惟有改革制度,才能長治久安。

可惜這一波爭取民主浪潮不久便退卻,更輾轉跌至低潮。除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外,再沒有大型社會運動;建制派在區議會不單收復失地,更取得壓倒性優勢;民主派在選舉中得票比率逐漸下跌;近幾年還有褫奪候任立法會議員和剝奪市民參與選舉權利的事件。可見爭取民主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先棄人權 後爭民主?

直到今年,歷史重演,又是從政府硬推惡法開始。林鄭月娥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經過半年的運動,雖然煞停了惡法,卻令市民意識到,單靠「和理非」的遊行示威,是無法制止政府和建制派的,勇武抗爭有時是難以避免的方法。

今次香港人付出的代價,比以往的社會運動更沉重。警隊的濫捕和濫暴、超過6000人被捕、市民的身體和人權被嚴重損害、社會大撕裂等等。慶幸的是,香港人在這場運動中空前團結,各式各樣的抗爭方式、從街頭轉向生活的「黃色經濟圈」,到11月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史無前例的大捷,取得17個區議會的控制權。儘管五大訴求仍未完全爭取到,但我們知道大家向着這個目標前進。

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就香港和澳門發表講話,他高度讚揚澳門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早前還有內地消息傳出,中央有意大力支持澳門發展成金融中心,取代香港;可是誰都知道,要成為金融中心,必須有健全的法治和自由。澳門的法治水平一向不高(連新任澳門特首賀一誠也承認法例不足),近年還不斷收緊各種自由。若然中央真的要以澳門取代香港成為金融中心,實在荒謬得可笑。

澳門能夠得到習主席高度讚揚,無非是它已經就23條立法,但這樣就等於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嗎?「一國兩制」最明顯的標誌是《基本法》內最重要的承諾,不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嗎?可是回歸20年,澳門的民主比香港更無寸進,亦沒有令人覺得它有機會落實雙普選。

建制派經常說,只要順從中央,立23條,它就會放心給予香港民主。澳門的所謂「成功」,正好揭穿他們的花言巧語,因為民主從來不是當權者施予的,而是靠人民拚命爭取的。何況民主正是自由和人權的體現,哪有人會先立23條,放棄自己的自由和人權,然後就能爭取到民主?

2019年是百感交集的一年,但只要繼續努力,相信我們會愈來愈接近,最終達到目標。

在此,謹祝讀者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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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人大釋法 萬劫不復

2019-12-17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聯同其他民主派議員一同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提出的司法覆核,早前於高等法院原訟庭獲判勝訴後,最近上訴庭再就律政司一方申請暫緩執行令,判律政司敗訴。而律政司就《禁蒙面法》司法覆核提出的上訴,將於明年1月開庭。

惟由於人大法工委、港澳辦及中聯辦於特區政府在案件初審中敗訴後,迅速且猛烈地對法庭口誅筆伐,除指摘法庭判錯案之外,還上綱上線到香港法庭無權裁定本地法律是否違反《基本法》,只有人大常委有這個權力;高等法院的裁決,是公然挑戰人大常委的權威和法律賦予行政長官的管治權力。

中央部門的說法既違反《基本法》和一直以來在香港行之有效的法治原則,更把法律問題小題大做至對中央司法權和管治權的挑戰,姿態明顯衝着法庭而來。因此有人擔心——法律界更開始流傳——人大常委有可能在案件未送達終審法院裁決前,就會釋法。

事實上,自從2016年的宣誓案,人大常委在案件還未初審前已經釋法。法律界對今次人大常委有可能再次偷步釋法的憂慮和傳言,絕非杞人憂天。

每次釋法,對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司法制度,都是一次嚴重的衝擊。但今次若然釋法,造成的破壞勢必史無前例。

原因是這宗案件,涉及10條《基本法》條文,包括第17、27、28、33、39、48、56、62、66及73條。涵蓋的範圍有香港市民的各項人權、自由與人身安全、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及特區政府的職權,以及香港立法會的職權,特別是最重要的立法權。

換句話說,這宗司法覆核,從每一位市民的個人權利,到香港的憲制架構,都牽涉其中。要是釋法,必定會牽一髮動全身。那時,莫說「一國兩制」會變形、走樣,簡直會面目全非;香港也絕對無可能回到「反送中」運動爆發之前的香港。

如果說「反送中」運動,是香港市民對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和自身權利不斷遭到蠶食的爆發,於是不惜付出血、汗、淚來奮起捍衞。若然釋法會無法挽回地加速對「一國兩制」和市民權利的侵害,市民又怎會不更強烈地起來反抗呢?

況且《禁蒙面法》本身效用極低,已經證實對所謂「止暴制亂」毫無幫助。為了支持一條剝削人權且毫無效用的法律,而冒上觸發新一輪社會衝突的風險而釋法,不論從政治上或法律上,都是下下之策。

執筆之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正在北京述職,並會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見面。不知道她會如何「如實地」反映香港的最新情況,然而作為《禁蒙面法》的始作俑者,她有必然的責任,盡力阻止或避免人大釋法,否則她將會是香港的全民公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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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國際人權日

2019-12-09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今年民陣在12月8日,以國際人權日的名義舉辦遊行,應該會比以往令更多香港市民留意這個在國際社會裏那些尊重人權的國家都會重視的日子。

民陣的遊行比國際人權日早兩天舉行(因為要遷就公眾假期讓市民能夠參與遊行),也就是說國際人權日其實是在每年的12月10日。這個日子,是1950聯合國訂定,以紀念它於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宣言》是源於各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省,認為所有人類均應享有基本的權利,因此制定《宣言》列出該等基本人權。

由於《宣言》只是一系列原則,並無約束力,故聯合國在1966年再制定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簡稱ICCPR)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簡稱ICESCR),進一步闡述並指明如何更具體地維護《宣言》所臚列的各項基本人權。自此,《宣言》和兩項公約就被合稱為「國際人權憲章」(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是國際社會最重要的人權典章。

香港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便已經開始落實ICCPR。1990年港英政府向立法局提交《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條例的詳題訂明「本條例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規定收納入香港法律,並對附帶及有關連的事項作出規定。」因此該條例的內容,是參考ICCPR來草擬,每項條款都列出了其與ICCPR比照的條款。

可以說,ICCPR成為香港本地法律之後,比它作為一份國際公約,在香港更具實際效用和約束力。

到起草《基本法》時,更直接將ICCPR和ICESCR寫入《基本法》內。《基本法》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的第39條就訂明: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牴觸。

此後,當特區政府制定任何法例或政策,以及運用行政權力時,若有牴觸人權之嫌,市民在申請司法覆核時,往往都會以載於《基本法》第39條的ICCPR作為理據之一。

因此,對香港來說,國際人權日不只是發起遊行的理由,而是提醒香港社會——尤其是特區政府,在這半年的反送中運動裏,因它縱容警方而發生了多不勝數的違反人道原則和剝削基本人權的惡行——尊重和維護基本人權,是《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定下的憲制要求,亦是捍衞法治其中一個必須要做的事。事實上,很多國際組織指出,因警方的濫權和濫暴,香港的人權狀況已經跌至危險水平。

把權利行使出來,就是捍衞權利的最好方法。數以萬計香港市民以國際人權日的名義,行使遊行、集會和表達自由等權利,正好反映香港市民捍衞他們在《基本法》、ICCPR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下享有的人權的決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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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區選之後 林鄭誤判

2019-11-29 | 信報財經新聞
A20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在一個社會裏,市民要表達訴求,有兩個方法:在制度之外的社會運動,以及在制度之內的選舉。

自6月以來,香港市民透過多不勝數、各式各樣、有血、有淚和有汗的社會運動,從起初反對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到對抗警方的濫捕和濫暴。終於到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市民可以透過這個制度之內,亦是最準確、最容易、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方法,向政府及一直與其沆瀣一氣的建制派展現民意。結果是史無前例地有超過七成投票率,即294萬名選民投了票,建制派遭到崩盤式慘敗,民意強烈和清晰地彰顯了,更發揮了一個巨大的政治影響。

在「反送中」運動中,市民十分明白,要與民為敵的政府答應訴求,十分艱難。除了各出其謀(即所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團結,所以「和勇不分」。儘管「和理非」未必完全同意勇武派的所有策略或行動,但會盡量包容,就是所謂的「不割席」。

令政府和建制派忌憚之法

雖然市民可以「不分和勇」,但方法肯定有「和」、「勇」之分。毋庸置疑的是,在芸芸方法之中,以「和理非」為主的集體和大規模行動,是最能夠令政府和建制派忌憚的方法。而在制度之內的選舉,則既是「和理非」能夠積極參與,更是一個能夠迫使政府和建制派認清民意,面對政治現實的方法。觀乎區議會選舉之後,建制派的回應,以及警方對市民的態度轉變,可見一斑。

問題是,林鄭月娥如何解讀和回應選舉結果?

林鄭月娥在周二見記者時,說在區議會選舉前後幾天,香港處於一個相對平靜、安全、有序的環境,希望這樣不只是為了這一場區議會選舉,而是市民已經發聲,不希望香港再亂下去,能夠回復為平靜、安全的城市,讓大家可以如常地生活;亦可以齊心協力為面對的經濟困難和很多民生的工作一起努力。這次選舉亦見到有不少選民說,希望能夠透過投票展示他們對暴力的不滿,讓香港盡快能夠回復平靜,這是一個大原則和大前提。

至於有關在修例事件引發的訴求,她說在9月4日已經很詳細地回應,特別是已經正式撤回條例草案,亦即所謂「五大訴求」裏的第一項。至於其他,她已經提出了4項行動,所以現時應該做的是盡快啟動4項行動中因為過去的動盪而未能詳細跟進的,包括與社區對話以至邀請一些社會領袖,分析這次長時間社會動盪的成因及香港面對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而提出一些解決方法。

這樣的回應,若然不是林鄭月娥逃避政治現實,就是再一次誤判民意。筆者相信所有市民都希望社會回復平和,但要林鄭月娥答應五大訴求,更為重要。如果市民滿足於林鄭月娥口中在9月4日回應「五大訴求」的4四項行動,抗爭早就停止,市民亦毋須在區議會選舉中以選票來「懲罰」建制派。

民憤和動盪,從來都是由當權者製造出來的。林鄭月娥重蹈覆轍,錯誤解讀市民透過和平方式表達的意見,仍然拒絕答應市民的訴求,無疑是再次鼓勵激烈的抗爭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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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不懂基本法的人大法工委

2019-11-21 | 信報財經新聞
A22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聯同其他民主派議員一同就特首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提出的司法覆核,於周一獲判勝訴,令不少市民感到驚喜。惟令人驚訝的是,裁決旋即惹來人大法工委、港澳辦,中聯辦及本地建制派的瘋狂攻擊。最令人不解和反感的是,法工委認為香港的本地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判斷和決定。

《基本法》第158條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此條已確立香港法庭有司法管轄權去解釋和裁定本地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即使同樣根據第158條,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基本法》,它亦只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沒有解釋本地法律,以及解釋本地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權力,更加沒有法工委所謂「判斷和決定」的權力。也就是說,就算人大就《基本法》某條條文釋了法,本地法例是否符合該條已被釋法的《基本法》的條文,仍然是由法庭裁定。

此外,第158條訂明人大常委只能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釋法。特首引用《緊急法》制訂《禁蒙面法》,全屬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不屬於上述兩個範圍。如果人大常委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話,在這宗案件中,連釋法都不符合《基本法》,遑論判斷和決定。

自回歸以來,所有有關要求法庭裁定某條本地法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司法覆核案件,都是由法庭作出解釋和裁決。最新的例子是《梁鎮罡案》。申請人認為《稅務條例》某些規定牴觸了《基本法》,終審法院最終裁定申請人勝訴。

政治目的 非常明顯

同樣,根據《基本法》第16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宣布為同本法牴觸者外,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如以後發現有的法律與本法牴觸,可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

過去,法庭亦有裁定某些本地法律牴觸《基本法》,並宣布失效,然後由政府提出修改或廢除。最明顯的例子是,2006年法庭裁定《電訊條例》第33條及特首發出的秘密監察行政命令違反《基本法》(《電訊條例》在1997年時被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執法人員不能再引用這條法例和行政命令進行秘密監察,特區政府須另訂《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條例》來繼續進行秘密監察的工作。

由法庭去解釋和裁決本地法例是否符合《基本法》,如不符合則宣布無效,是回歸以來一貫和正確的做法。中央政府對之前的案件沒有什麼反應,現在卻因為《緊急法》和《禁蒙面法》而歇斯底里,甚至出言恫嚇會釋法,其政治目的彰彰明甚。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法》制定《禁蒙面法》,已令民怨升級;中央政府如果以釋法來參一腳,不但嚴重衝擊香港的司法獨立,更會激起新一波民憤,等於引爆政治炸彈,與特區政府「攬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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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拖延生亂的林鄭月娥

2019-11-13 | 信報財經新聞
A22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不用深造政治學,也毋須要數以十年的從政經驗,單憑常識都曉得,政府應對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態度愈強硬,解決問題的反應愈遲緩,必然導致人民愈大的反感,以及程度更激烈的抗爭。十分不幸的是,因為特首林鄭月娥的強硬與拖延,令反送中運動變得愈來愈激烈,市民的傷亡也愈來愈嚴重。

在剛過去的一個星期,發生了兩宗令局勢突然升溫和繼續惡化的事件。

第一宗是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在將軍澳示威現場附近的停車場墮樓身亡,由於警方曾經在事發地點出現,疑點重重,故惹來很多推測,導致有網民發起11月11日的罷工、罷市和罷課行動,結果當日早上又發生警員開實彈槍射傷年輕示威者事件。

第二宗是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簡稱「監警會」)因處理自6月以來的警隊執法問題而邀請5位國際專家來港協助而成立的專家小組,其中一位成員英國基爾大學自然科學研究院院長Clifford Stott日前在社交平台上載小組聲明,指專家小組已分析監警會的調查能力,認為監警會缺乏調查權力,以應付反送中運動的規模,並指出監警會必須全面加強能力,包括可以向警方及其他組織取得事實、及時取得警方及其他機構的重要文件,以及取得目擊證人的證供。

聲明又表示,臨時報告只是初步結論,建議下一步仍需由獨立機構進行更全面調查。監警會主席梁定邦資深大律師接受傳媒訪問時,完全同意專家小組的說法,並會在明年初提交的首階段報告中,提及監警會現時沒有足夠權力搜證。

監警報告或道出無能為力

簡言之,用數個月寫出來的報告,很可能只是告訴大家監警會無能為力,得出的事實、分析和結論也是「半桶水」,完全不孚社會期望。

其實早在8月,林鄭月娥堅拒回應市民訴求,依照《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把梳理事件的責任硬塞給監警會的時候,已有不少熟悉監警會條例和運作的人士提出上述意見,指出監警會在性質上不應該,以及結構上不能夠處理反送中運動期間突顯的問題。

如今由專家小組再一次揭示監警會的先天缺憾,並且要待明年年初才能提交初步報告,即意味着抗爭運動會一直延續多至少兩個月。

要是大家不善忘,回想5個月前,這場運動的開始,是由於林鄭月娥在6月9日超過100萬市民遊行之後,仍然強行把修訂《逃犯條例》的草案交付立法會恢復二讀,然後經過6月12日衝擊立法會,6月16日超過200萬人遊行之後,直到9月才肯宣布「撤回」條例。

可惜經過3個月後,衍生的問題已遠遠超過條例草案本身。如今在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此一訴求上,林鄭月娥仍然拖拖拉拉,實在是重蹈覆轍。

林鄭月娥既漠視和平遊行市民的訴求,又要求市民放棄抗爭,簡直是胡說八道,教市民更加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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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央切勿繼續誤判形勢

2019-11-05 | 信報財經新聞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落幕。今次會議後的公報,關於「一國兩制」的章節,提到要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其後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在新聞發布會中,進一步闡述這個方針,指要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支持特區強化執法力量。

一提到「國家安全」,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基本法》第23條,因此有傳媒追問,中央是否催促香港特區政府須盡快就23立法,沈春耀沒有正面回應。

不少建制派人士認為,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令中央更覺23條尚未立法確實是一個漏洞。這是他們一貫的思考套路,然而要仔細思考的問題是:一、23條未立法,是否導致反送中運動的原因之一?二、反送中運動與國家安全是否有關係?

第一個問題,反送中運動因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而起,繼而因警方暴力鎮壓示威而延續,本來就跟23條風馬牛不相及。即使單純講法律問題,香港有足夠的法律去處理當前的示威活動。只是由於政府一直悖逆民意,又縱容警隊濫暴和濫捕,市民為了維護自身的自由和權利,才不惜違法示威。這是政治問題,不是治安問題;政治問題不解決,再多的法律也不會有助平息抗爭。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正是反面教材。

第二個問題,反送中運動針對的完全只是特區政府的管治缺失,絕大部分市民是無意挑戰國家安全,更沒有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支持「港獨」。近日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了一項民意調查,83%受訪市民不贊成「港獨」,贊成的只有11%,5%表示不知道或難講。值得注意的是,贊成「港獨」的比率,與兩年前由中文大學所做的民調相若。這個一方面顯示支持「港獨」的市民,沒有因為中央和特區政府近年對香港採取強硬的態度,香港市民對中央和特區政府有愈來愈不滿的情緒而明顯增加,反映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只是希望維護既有的自由和權利,並非有意挑戰中央,亦不認為「港獨」是一個維護自由和權利的有效方法。

然而另一方面,反送中運動無疑是香港市民對中央和特區政府長期以來對剝削香港市民自由和權利的不滿的一次大爆發。回歸以來第一次民怨大爆發,則是由23條立法導致的七一大遊行。如果一條送中條例,已經可以觸發如此大規模和長時間的示威,以今日的社會情況,要是特區政府為23條立法,進一步且全面地損害全港市民的自由和權利,造成的後果只會更不堪設想。

在剛過去的周末,特區政府突然宣布特首林鄭月娥將會在周三上京,與國務院副總理兼主管香港事務的韓正會面,是反送中運動以來兩人首次公開的會面,相信必定會論及香港目前的情況。期望中央不要誤判形勢,倒果為因,要求林鄭月娥繼續採取強硬立場去回應大部分香港市民的訴求。否則只會抱薪救火,火不滅且愈燒愈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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