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淺論非法集結罪

信報財經新聞    2017-5-5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星期出席了近期一套話題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分享會,不少人認為六七暴動是近代香港史的轉捩點,因為在暴動之後,港英政府檢討了管治香港的方針和策略,然後推出不少重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為之後香港高速的發展奠下了基礎。

可是,在一系列帶來進步的改革之中,有一項卻成為日後妨礙市民行使公民權利,那就是大幅修訂《公安條例》(香港法例第245章)(下稱「條例」)。

鑑於六七暴動,港英政府在修訂條例時,賦權執法人員拘捕當時的暴徒以遏止暴亂,因此條例的修訂可說是為了應付非常事件的非常手段。而其中一個非常手段,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應是一個不合理的限制,就是訂定了非法集結罪。

最初非法集結罪的定義非常廣闊,但凡多於3人的集會,即使不會構成任何混亂或危險,都有可能被視為是非法集結。有一實際例子:1979年油麻地避風塘發生沉船事件,無處容身的艇戶組成「各界支持艇戶上岸聯合委員會」,他們在乘搭旅遊巴前往港督府請願途中,被警方攔截並指控車上的艇戶和支持者非法集結,結果部分被捕人士被定罪,事件引起法律界憤慨。

條例在1980年再修訂,收窄「集會」的定義,排除以社交、文化和學術等目的的集會為非法集結,並加入30人以下的集會可豁免申請和加入集會發牌制度等。1995年,港英政府再放寬條例對集會的限制,例如減少申請許可須要提交的資料、把要在7天前申請的集會牌照制度更改為通知制度,只須在集會舉行前7天前以書面形式通知警務處處長,而除非警務處處長在集會48小時前發出禁止集會的通知,否則集會可視為已獲得許可。

惟在1997年,當時的臨時立法會卻把通知制改為現時的「不反對通知書」制,即集會須獲得警務處處長明確許可方能舉行。在《梁國雄及其他人 訴 香港特別行政區》一案中(案件編號:[2005] 3 HKLRD 164),終審法院便裁定這個限制違反《基本法》。

但不論多次的修訂,令條例的限制變寬還是收緊,條例本身的性質,就是規管公眾集會和遊行,削弱市民發起和參與集會和遊行等活動的自由度。

易成為濫用先例

特區政府最近一次引用非法集結罪提出檢控的案件,不是平日常見的公眾集會或遊行,而是兩位前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和游蕙禎於去年11月2日嘗試進入立法會會議廳,而造成混亂和衝突的事件。

筆者雖然不同意梁、游的政治立場、其在宣誓時的舉措,以及試圖強行進入會議廳的行動,但對於特區政府以非法集結罪來檢控梁、游,亦不能苟同,原因有二:第一,事發的情景並非條例一般所規管的集會或遊行,而是立法會會議,梁、游的行動旨在進行宣誓,是嘗試履行他們作為合法地被選舉為立法會議員的職責;第二,事發的地點是立法會大樓內,立法會有獨特的憲制地位,本身有議事規則和獨立的秘書處處理各類事務或事件。即使立法會的特權法不豁免議員觸犯的刑事罪行,但不等於特區政府可以引用刑事法去介入立法會事務。

今次特區政府以非法集結罪控告梁、游,此例一開,很容易就會成為濫用的先例。以後若有議員在議會內有任何抗議行為,例如試圖阻止主席強行表決,都可視為犯法。

淺論非法集結罪

 

 

【文章】管治「新」風格? 淺論林鄭月娥的恆常溝通機制

明報 2017-4-24
A25 | 觀點

特首選舉塵埃落定。不論對選舉結果有什麼感想,政治畢竟是現實的。大家可以對選舉結果失望,卻不能對當選者沒有要求。尤其是在今屆選舉中,林鄭月娥是以低民望當選,選舉制度與社會民情的矛盾和反差更嚴重削弱其管治認受性和合理性。如何挽回民意支持是她必須和首先面對的政治現實。

修補撕裂、重建和諧,可說是今屆特首選舉中候選人最強調的政治主張,以回應近年絕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團結社會」這4個字就不約而同地在林鄭月娥和曾俊華選舉政綱的前言裏出現。若然這不是為了選舉而擺出來的競選口號或權宜之計,那麼我們就要問:如何實現這個宏大卻帶點空泛的政治理想?

改善行政與立法——特別是特區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應該是修補撕裂與重建和諧的第一步。又從政治現實說起:相比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有至少一半議席是經直接選舉產生的,認受性和問責性比行政長官高之餘,亦是民意和社會狀况的縮影。更重要的是,儘管民主派在立法會中是少數派,但在連續多屆的立法會選舉中,民主派的得票率都超過五成(同樣是一種選舉制度與社會民情的矛盾和反差)。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是好是壞,意味着它是打算跟大部分香港市民「好來好去」,抑或「過唔去」。

行政立法必存緊張關係不等於必須敵對

再從憲制安排的角度看,根據《基本法》規定,立法會對行政長官及其政府有監察和制衡的職責。第73 條列明立法會行使的10 項職責和權力中,便有6項與政府的工作有直接關係,例如第1條規定立法會按照基本法規定的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而眾所周知,幾乎全部的條例草案,都是由政府提出的;第2條規定立法會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案;第3條規定立法會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第5條規定立法會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等等;到第9條更訂明立法會有彈劾行政長官的權力及其程序。這是基本法設計下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則,是以行政與立法必然存在緊張的關係,卻不等於彼此之間必須互相敵對。

過去5年,行政與立法關係陷入谷底,無非是梁振英以好鬥與橫蠻的態度和方法處理立法會事務。而上行下效也好,按照指示辦事也罷,部分政府官員也變得愈來愈「梁振英」。

民主派不妨當試金石

其實並非所有官員亦如是,即使是林鄭月娥,跟梁振英始終有分別。比如說梁振英當年競選行政長官時,政綱裏對行政與立法關係隻字不提,而林鄭月娥則在政綱中承諾「與立法會各黨派建立恆常溝通機制」。當然,溝通不一定能夠達至共識;說白一點,溝通了也不等於民主派會對政府的議案投贊成票。但有溝通總比沒有溝通好,溝通後投反對票也聊勝於沒有溝通便投反對票。

因此,既然新特首林鄭月娥許下諾言,民主派也不妨當試金石。專業議政幾名議員早前已去信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邀請林鄭月娥會面,以檢驗一下她在選舉時力銷的「管治新風格」究竟有多「新」、她承諾要做到的溝通是否真正的溝通,然後由社會公論。作者是立法會(法律界)議員、公民黨執委及專業議政召集人

修補撕裂長期工作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當選後已馬上向公眾表示,她將會盡一切努力修補社會撕裂,亦將會和不同黨派不同政見人士溝通。這是值得大家讚賞和支持的舉措。她亦提到將來會有一個恆常溝通平台。

成果取決於雙方努力

筆者相信無論如何未來應該邀請泛民人士加入恆常溝通平台。然而就修補撕裂而言, 最後的成果如何也要取決於建制及泛民雙方的努力。較早前林鄭已經提出來屆政府希望邀請泛民主派人士加入,然而這邊廂一腔熱情邀請,那邊廂卻馬上碰了一鼻子灰,泛民的政黨包括民主黨急於謝絕好意,並重申不會容許黨員加入政府。

這恰恰展示了現今香港政治的困境:由於社會上兩陣營的支持者都對支持對象有巨大期望及壓力,特別是兩年前非法佔中後,反對派的支持者有相當部分在思想上變得非常牢固,甚至更趨邀進,在這情况下反對派要嘗試認同建制派的部分舉措就變得非常危險。因此,筆者不難想像泛民此刻急不及待跳出來斷然拒絕林鄭,這基本上也是明哲保身的做法。然而,長遠而言,反對派如何嘗試疏導這種壓力,或在輿論上引導支持者接受這建議,是將來能否成事的關鍵。如果反對派用當年對8.31 政改的模式,即從頭至尾綑綁反對(筆者已經忘記了當年反對派進行了幾多次聯署反對,後來甚至有人質疑是否必要不斷重複聯署,實屬多餘),最後令自己轉身也難,這樣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

早前我應邀出席本地某大電視台英文節目就提到,林鄭已踏出第一步,向泛民伸出橄欖枝,希望反對派能嘗試接受邀請加入政府,若能成事將會是修補撕裂重大一步。修補撕裂,並非短期可以做到,是長期努力才見成果,筆者也寄語反對派:千萬不要一如以往,今天提出反對,明天政府作出讓步,後天再突然反口加碼提出新要求,這樣是無法促進雙方信任的。

「先民生後政治」較好

最後,正如我於英文電視節目所言,林鄭上任後應該首先處理較為迫切的民生問題,例如房屋等。林鄭於政綱裏吸納了民建聯的意見,即研究容許居屋業主免補地價下將居屋物業出租,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回應民生訴求的工作。林鄭如果先在民生工作上做出成績,甚至在過程中與泛民溝通合作從而爭取他們的信任,當這些信任累積起來後,他日再推動比較複雜及爭議性大的政改時,將會較為有利於達成共識。因此,未來還是「先民生,後政治」較好。作者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 「解構林鄭月娥治港藍圖——下屆政府施政評析系列」周三再續)

(編者按:林鄭月娥當選下屆行政長官,今年7月1日香港將換上新特首、新政府。她在競選政綱中表示會「注入新風」,提出「管治新風格」、「政府新角色」等理念。《明報》觀點版就此邀請社會各界專家、學者、持份者撰文評析下屆政府各施政管治範疇,前瞻未來5年林鄭月娥治港藍圖。林鄭月娥勝選後表示「首要工作就是去修補撕裂和解開鬱結,團結大家向前」,改善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無疑是當中重要一環。競選政綱中她「承諾與立法會各黨派建立恆常溝通機制」,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和周浩鼎分別撰文評論此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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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新」風格?淺論林鄭月娥的恆常溝通機制

【文章】蘿蔔與大棒的共業

信報財經新聞    2017-4-25
A13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一直關注香港水資源的議題。最近被一本書誌吸引,封面主題是「香港命水」。書中除了簡介東江水供港的前世今生,探討香港的河道與渠務規劃,以及河流生態。

記得讀過一篇研究,指香港若過分依賴東江水,東江水便會成為「阿爺」管教香港的「蘿蔔與大棒」(Carrot-And-Stick Approach)。

要是大家不善忘,應記得好些「愛國愛港」者不時「教訓」香港人,要為內地供應東江水感恩;去年當有人炒作「港獨」議題時,更指斥香港仰賴內地供給食水和食物,沒條件搞港獨,把東江水變成政治籌碼,把香港的水資源問題上綱上線至政治層面。

誠然,東江水的價格須要討論,水資源的開拓必須研究;但與此同時,我們應把眼光拉回自身──究竟香港人節約用水的情況如何?

翻查水務署年報及立法會財委會的答覆,有關評估節約用水措施的成效是以參與人次計算,沒有具體水量;即使政府建築物有較仔細的紀錄,水量也是微不足道。

雖然用水量多寡受到多種因素(如極端天氣)影響,但都是偶發性的。歸根究柢,市民的用水習慣主導了用水量,用水量又影響了購水量。過去幾年,香港市民每年實際用水量變化不大,維持在600至750百萬立方米之間;然而每年水塘的集水量只有約200多百萬立方米,其餘的要由東江水「埋單」。

水資源依賴難逆轉

回顧本港供水歷史,水資源從來都是政治問題。香港天然資源匱乏,政府須絞盡腦汁開拓新供應,以滿足日益膨脹的人口。經歷「樓下閂水喉」年代後,儘管中央政府願意向港澳同胞免費供水,但港英政府堅持要用錢買水,同時不斷興建巨型水利工程,正是因為不想被內地以供水作為政治要挾。五十年代末期,港英政府的水利工程都是劃時代及具前瞻性的,包括於1968年建成、位於海邊湖泊的船灣淡水湖;1978年建成、容量比船灣淡水湖多22%的萬宜水庫;以及曾經是全球規模最大、於1976年啟用的樂安排海水化淡廠等。

可是礙於地少人多及成本高昂,近30年香港已不再興建或擴展新的水利工程,市民只要扭開水喉即有乾淨食水使用。1985年東江水進口量首次超過本地耗水量的一半,並在4年內迅速攀升到超過70%,之後一直維持在70%至80%的水平,香港進入水資源依賴的格局已經難以逆轉 ,也令香港人忘記水從來是得來不易的歷史和現實。

與《基本法》要求財政預算要「量入為出」不同,由於天然資源幾乎是生活必需品,市民不能不用,故應當以「量出為入」──即按市民需要而決定開銷的方案。

可是現時的用水量卻未能反映市民用水習慣,無從得知可透過什麼方法有效地省水。不統計省水量則難以評估節約用水措施的成效,難以制訂有效的水資源管理方案。結果我們只會繼續不斷用水、不停買水來滿足用水需求。陰謀一點說,廣東省政府也許正是看準我們別無他法,開價再高都會就範的弱點。

東江水供水協議將於今年年底屆滿,鑑於通脹等原因,東江水的單位成本將愈來愈高,與海水化淡成本的距離將愈來愈近。失去「東江水較便宜」的誘因,我們將更有空間與廣東省政府商討東江水價格問題;但若我們仍然只懂「水來張口」,則只會斷送討價還價的機會。

筆者很認同書誌中的一句:我們都被東江水寵壞了。把東江水這根「蘿蔔」養得肥肥白白的,正是我們自己。

延伸閱讀:
《Breakzine!第48期-香港命水》,2017年3月,突破出版社。
何佩然:《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一百五十週年》。2001年,商務印書館。
劉素:《流動資產IV: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水資源管理》。2013年,思匯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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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蔔與大棒的共業

【文章】普通法與成文法中的妨擾罪

信報財經新聞    2017-4-12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律政司以普通法中的妨擾罪和煽動妨擾罪起訴前年雨傘運動的發起人與參與者。鑑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不宜討論檢控的優劣或入罪的機會,但可以概論地分享普通法和成文法中妨擾罪的一些知識。

按現行法律制度,刑事罪行大致分為兩大類:成文法規定的罪行及源自普通法的罪行。成文法罪行指有明確法律條文訂明的罪行,例如《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第3條訂明公職人員收受利益,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款10萬元及監禁1年。普通法罪行則不是由法律條文訂明,罪行的定義源自數百年來的案例,較常聽到的罪行包括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串謀詐騙和妨擾罪等。除非另有規定,所有普通法罪行的罰則都由《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第101I條涵蓋,最高刑罰為監禁7年及罰款。

普通法中的妨擾罪是一項古老罪行,其定罪原則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的文獻及案例,即在成文法尚未成熟前由法官在審案時確立,詳細定義在不同案件中或會略有不同,但大致原則是把騷擾和傷害公眾(相對於針對某些人)的行為刑事化。由此可見妨擾罪的定義其實較空泛,除了阻街,數百年的案例包含五花八門的行為:例如有意識地帶着一頭有危險傳染病的牲畜在街上行走、在市場售賣不可食用的肉類、舉行大型迷幻音樂派對引致交通擠塞、噪音和附近地方遍布垃圾和排泄物等行為,都可構成妨擾罪。

由於普通法罪行較空泛和模糊,惟刑事罪行的重要原則是要清晰和確定,讓市民知清楚明白哪些行為會墮入法網,因此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如英國、澳洲和香港多年都致力以立法形式訂明普通法罪行。而《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228章)則是以成文法訂明公眾地方的妨擾罪,第4A條更清楚訂明若有關行為對在公眾地方的人士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可罰款5000元或監禁3個月,並必須於案件發生後6個月內提出檢控。正因為成文法罪行的定義和罰則較清晰和明確,法庭一般較認同以成文法作起訴基礎。避開起訴時限和罰則規範不是選擇以普通法起訴的好理由,即是說如成文法的罪行較適合案情,律政司不能因為過了起訴時限,或希望被告得到較重的懲罰而選擇引用普通法罪行提出起訴。

律政司過去很少引用普通法妨擾罪起訴,較著名的案例是2008年8月9日一名外籍人士Pearce趁北京奧運開幕日,攀上青馬大橋龍門架示威,警察及消防處決定封閉大橋導致交通擠塞。律政司當時選擇引用普通法妨擾罪起訴Pearce,最後法庭考慮到Pearce造成明顯的公眾傷害,是成文法妨擾罪沒有提及但普通法有提及的要素,認為以普通法妨擾罪起訴Pearce較恰當。但應注意的是,當時律政司是於同年11月,即事發後兩個月內提出起訴,與今次律政司在佔中發生兩年多後才作起訴有分別。

今次律政司引用普通法而非成文法的妨擾罪,相信起訴罪行是否恰當將會是案件其中一個爭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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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與成文法中的妨擾罪

【文章】期望與感謝

信報財經新聞    2017-3-31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今屆特首選舉以一個反高潮結束。一個既在民調中領先,又能得到民主派和建制派支持的曾俊華敗選;反之在民調中顯著落後,只能得到建制派支持的林鄭月娥卻當選,特首選舉制度之荒謬和反常,已不證自明和完全展示。

在有真正民主的地方,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選舉規則而當選的一方,也必須秉持尊重少數的原則,何況是得不到大部分市民支持,只是在小圈子選舉中勝出的香港特首?筆者相信林鄭月娥深明這個道理,更體會自己正是處於這個窘境。

同樣,選舉是短暫的,管治是長遠的,所以當大家為了選舉結果失望甚至沮喪之後,始終不能因為不認同它而當它不存在,於是我們就要面對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未來5年,我們希望新一任特首和新一屆政府做什麼?

修補撕裂,重建和諧,是香港市民近年最大的願望,也是今屆特首選舉中所有候選人都置於首位的政治主張。如果這不是為了競選而作出來的口號和噱頭,那麼就要問:要怎樣做?從何入手?

改善行政與立法、尤其是特區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應該是修補撕裂與重建和諧的切入點。畢竟從政治現實看,立法會有至少一半議席是直接選舉產生的,是民意和社會狀況的縮影。更重要的是,民主派在立法會選舉中的得票率恒常超過五成,也就是說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孰好孰壞,直接顯示政府是要跟大部分香港市民與之為善抑或與之為敵。

雖然根據《基本法》規定,立法會對行政長官及其政府有監察的職責,令彼此必然存在緊張的關係,但這個只是程度多少的問題。過去5年行政與立法關係跌至谷底,肇因無非是梁振英以好鬥、橫蠻的態度和方法處理立法會的事務,以至部分政府官員,包括林鄭月娥也近朱者赤(大家應該還未忘記她在鉛水事件中的表現吧)。

其實,並非所有官員亦如是,比如現任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一直以來,都與立法會和民主派議員保持一個和而不同、互相尊重和嘗試合作的關係。所以,如果過往是因為受制於梁振英而迫不得已,那麼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未來應該可以自由發揮,讓大家看看她在選舉中力銷的「管治新風格」是否洗盡梁振英的惡習。如是,相信民主派是樂意與她改善關係,市民也會對她改觀;否則,便會應驗民主派和大部分市民的擔心——林鄭月娥只不過是「梁振英2.0」和「撕裂2.0」。

今次選舉結果令人無話可說,惟筆者身為其中一名選委,對一些參與其中的人,還是覺得感謝。首先是在選委會選舉中支持民主派選委的市民,你們讓民主派在選委會中有史無前例多的議席,使我們能夠比以往做多一點事情;然後是「民主300+」的選委們,你們願意為市民團結、合作和取捨,實現了大部分市民希望見到的特首選舉局面;然後是胡國興,為選舉帶來與別不同的政綱和聲音。

最後是曾俊華,在選舉過程中令不同政治光譜的市民重新連繫,讓大家明白只要有一個合適的政治領袖,修補撕裂是可能的,也讓新任特首和政府知道,未來5年應該用什麼態度和手法管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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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與感謝

Dennis Kwok eNewsletter MA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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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March 2017

Dea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Progress of the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Legislation (Third Party Funding) (Amendment) Bill 2016

            The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Legislation (Third Party Funding) (Amendment) Bill 2016 was tabled in LegCo late last year.  This bill expressly clarifies that third party funding of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is not prohibited by the common law doctrines of maintenance and champerty. It also provides for related measures and safeguards for funding arrangements, stipulating that a body authorized under the Arbitration Ordinance will issue a Code of Practice setting out the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with which third party funders would be expected to comply. Notably, a third party funder must maintain access to a minimum of HK$20 million of capital and have in place adequate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for managing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Bills Committee (which I chair) has jointly proposed a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to remove an unduly wide restriction prohibiting legal practitioners from providing arbitration funding servic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hich has received across-the-board support from LegCo members. I believe that it is acceptable for the legal profession to participate in arbitration funding arrangements as arbitration is of a different nature from litigation, and there will be appropriate safeguards as long as law firms maintain sufficient capital access and proper measures to avoid conflict of interest. This is also in par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uch a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is keen compet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rena and it is important for Hong Kong to stay competitive with updated law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Bill shall be voted on in May 2017.

Problems with new e-Legislation Website

Despite the goodwill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launch a more convenient online platform for all to access legislation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newly launched Hong Kong e-Legislation website has been less than satisfactory. Browsing particular chapters of legislations has been difficult, and legislations are not easily located through general search engines, creating practical problems for legal practitioners. To ensure high quality access to the law, I have written to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give feedback on the e-Legislation website and I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progress as the government make improvements to the website. Please click the links to view my letter (https://goo.gl/oEnYSC) an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s response (https://goo.gl/jclC0G).

Judiciary Developments

As you may know, there have been some hostile comments directed against the courts and specific members of the Judiciary who presided over certain cases, and such actions are deeply worrying. Being a developed jurisdiction and civilized society, judges should be able to decide cases free from fear and interference in Hong Kong. I have written to the Judiciary Administrator to inquire as to whether any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personal safety of judicial officers have been put in place, and as Deputy Chairman of the AJLS Panel, I will ensure that any assistance required will be rendered to the Judiciary.

On the other hand, I am delighted to note that there has been an enhancement in judges’ pay packages last December, marking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in improving the judges’ service conditions. The pay rise for CFI judges has already been approved by the AJLS Panel, and I wi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additional resources for the Judiciary in LegCo as I have done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raising of the retirement age for judges is another item which we are looking at.

Future Friday Tea Gathering

There will be a Friday Tea Gathering on 21 April 2017. Ms. Patricia Ho from Daly Associates will talk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trafficking and forced labour laws in Hong Kong. Please click here for further details and registration.

Kind regards,

DK_eng_sign
Dennis Kwok

【文章】用民意遏止小圈子荒謬

信報財經新聞    2017-3-22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首選舉進入最終階段,經過多場選舉論壇,不同民意調查,以及民間發起的公投,社會的整體意向很清楚,就是希望曾俊華當選下任行政長官。

投票,從來都是一個將繁多和複雜的考慮,簡化成一個政治行為的過程;因此,每次投票,每個人──更遑論要整個社會裏的所有人──都幾乎沒可能作出一個自覺完美的決定。在投票的時候,選民往往要在「兩害相權取其輕」或「兩利相權取其重」之間作考慮,而民主的其中一個作用,就是尋找彼此的最大公約數:在不同想法之中,歸納一些共同點。

港人務實理性

由此引伸,投票其實也是一個「取」與「捨」的過程,當市民選取了某個候選人及其政治理念,同時也是捨棄另一個候選人及其政治理念。所以,當下大部分香港市民透過各項民意調查和民間公投表示支持曾俊華,而捨棄林鄭月娥,其實表達了一個簡單和強烈的願望,就是經歷了過去5年的社會撕裂和內耗,市民期望有一位較溫和與親和的行政長官,帶頭修補社會裂痕和團結香港市民;而獲得跨民主派和建制派陣營支持的曾俊華,是最有可能實現這些願望的候選人。

當然,從過去多年的民意調查更可見,大部分市民是強烈要求香港立即落實行政長官與立法會普選,反對人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以及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抱持極之保留的態度。在這兩個問題上,曾俊華的立場──儘管經微調之後──還是無法令人完全滿意;然而,市民依然傾向支持曾俊華,是因為他們心裏很清楚,事有緩急先後:特首選舉是迫在眉睫的,修補撕裂和消除內耗的選擇近在眼前,重啟政改和23條立法是後至的,故應先把握特首選舉的機會,促成這些願望,爾後才於落實雙普選和爭取最能保障市民權利的23條立法等議題上繼續與之角力。由此可見,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是務實、理性和有智慧的,深諳如何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的策略。

對於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部分民主派選委而言,我們固然十分同意市民這些集體願望和策略,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作為有權投票的民主派選委,我們明知在小圈子選舉制度下,將市民意願化成實質政治力量的方法,就是透過我們按照民意去投票──尤其在今屆選舉,當大部分建制派選委都受制於中聯辦,到今天仍然執意支持不受歡迎的林鄭月娥,民意就成為唯一一股衝擊小圈子選舉制度和中聯辦政治操控的政治力量。

冀選委服膺市民

因此,民主派選委將傾盡全力,在特首選舉中票投曾俊華,這個不單是實踐市民的意願,並以此衝擊建制派選委,要他們服膺市民意願多於西環意志。我們更希望中央政府有智慧和氣度順應香港市民的意願,因為有別以往,這次是20多年來首次有民主派和建制派陣營的選委支持同一位建制派候選人,實在是值得大家──包括中央政府重視的。這樣不是要合理化小圈子選舉,而是要遏止小圈子選舉做出比以往更荒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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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民主派只有團結的必要

信報財經新聞    2017-3-13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首選舉正式開始。從3月1日提名期結束,到3月26日的選舉日,整個選舉為時不足一個月。雖然有句政治老生常談,說「政治一日都嫌長」,不少人還以今屆美國奧斯卡金像獎在最後一刻頒錯獎,比喻選舉未到最後一刻,還不能確定選舉結果,認為今屆選舉比以往更波譎雲詭,提出不少選舉分析和策略。

筆者完全同意選舉是充滿變數的,因為能夠影響選舉結果的因素,既繁多又複雜,峰迴路轉和出人意表是常態;即使是小圈子選舉,但只要有真正的競爭,選民與市民也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然而,反過來說,民主派在今次特首選舉中,可予思考的策略其實不多,這並非妄自菲薄,而是眼前的政治現實是,在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裏,任何候選人只要取得601票,便能當選行政長官,以及在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裏,民主派選委只有320多位。

盡量反映民意

作為少數派,民主派選委採取的原則,便只有盡力反映港人的意願,以及令手上的選票發揮最大的作用。

以上兩個是民主派在選委會選舉中取得300多個議席之後,一直秉持的原則。反映香港市民意願,本來就是民主派選委的天職,尤其在佔絕大多數反映「西環意志」的芸芸建制派選委中,更見必要和重要。

此外,民主派選委既屬少數派,自然沒有餘裕去浪費任何選票,所以如果要發揮最大作用,惟有團結一致。

在這兩個原則主導下,民主派選委在特首選舉的不同階段,因應不同選舉規則,審時度勢,因時制宜,提出與實行不同策略。在提名階段,市民一方面希望讓民望最高的參選人「入閘」,另一方面亦樂見有最多的政治理念能夠在選舉中辯論;而由於選舉規則訂明只需150個選委即可提名一位參選人,於是民主派選委便緊密合作和協調,集中票數提名兩位參選人,結果成功令該兩位參選人入閘。

到了正式選舉階段,在得票過半即能勝選的選舉規則下,民主派選委依照上述兩個原則,能夠和應該提出與實行的策略,便是參考民意調查和「民間公投」的結果,然後把選票全投民望最高和得票最多的一位候選人。

因此,現時有政治分析認為,民主派當初提名兩名參選人,製造了「鎅票」的可能和效果;或反過來說,有人、甚至是候選人提出,民主派選委在第一輪投票中,應平均分票予兩位候選人。

筆者認為,無論「鎅票」還是「分票」,都不可能、更不應該發生的,因為既然民主派選委的策略是全票投給民意最高的候選人,則必然只有一位候選人能夠符合這個條件,民主派選委也就不可能把票投予非民意最高的其他候選人,如此又怎麼會被「鎅票」或「分票」呢?

民主派選委只有團結的必要,沒有分票的本錢。這是最符合民意的策略,不應該受任何政治分析或個別候選人的計算而改變。

20170313_信報

民主派只有團結的必要

【文章】香港人反操控選舉的一戰

信報財經新聞    2017-3-2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首選舉提名期結束,民主派選委最能發揮政治作用、最能實踐港人意願,同時最能反制受操控選舉的一着,就是給予足夠提名讓民望最高的參選人成為候選人。進入正式選舉階段,雖然在小圈子選舉中屬於少數的民主派難以發揮決定性作用,但筆者相信,能夠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不是佔大多數的建制派選委,而是香港市民。

毋須在政圈打滾、打聽和「收風」,即使在坊間看新聞報道的香港市民,都知道今次特首選舉,操控之手比過往出現得更早、出招更為用力。從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南下深圳表態支持某位參選人,中聯辦落足「洪荒之力」(甚至可能不擇手段)為某位參選人拉票,又透過本地政治人物(例如已向建制陣營投誠的湯家驊),「放風」暗示傾向支持某人和最不支持某人,甚至連建制陣營內均有選委明言感受到壓力,甚至寧願不提名……大家對這些干預和操控反感之餘,更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今次選舉,操控之手出現得那麼早、出力出得那麼勁?

那是由於今次港人在特首選舉前已表達強烈和清晰的民意——大家不只是厭惡梁振英本人,更要唾棄梁振英路線;梁振英「被放棄」連任,可見中央政府是重視香港民意的。

無疑,內地政治既保守,又隱密和複雜,儘管梁振英被棄掉,但被視為「梁振英2.0」的參選人卻獲得力挺,或許令人難以理解,即使身處建制陣營的政治人物,相信亦未必能摸清當中的虛虛實實。

民主派選委和香港市民堅持的是,在已經不民主的小圈子選舉中,還有最基本的政治道德和倫理,以及嚴格遵守所有選舉法例,讓各選委不受干預、壓力或操控下投票。

特區政府負責處理今次特首選舉的每一位官員,都有責任確保整個選舉程序——特別是投票時,每一個選委均按照法例規定,行使他們的投票權。筆者並非杞人憂天,而是回顧過往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傳媒已揭發多種有可能違反選舉法例和規定的行為,更有涉案人士在法庭被判有罪。筆者相信,只要所有人都恪守選舉法例,選委們必定能夠不受干預、壓力或操控,自由地投下自己的一票。

不顧程序公義,影響選舉結果,即使最終獲得勝利,也必然是災難的開始。前車可鑑,梁振英在上屆特首選舉用不光彩的方法贏得特首之位,後果就是被大部分香港市民認定他沒有誠信,繼而無法管治。今天所有香港市民都已經見到中聯辦向選委們做了大量「工作」,如不立即收手,即使他們成功造王,卻肯定會帶來比上屆選舉更壞的政治後果,香港更無法管治,「一國兩制」更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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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踏單車上班

am730 2017-2-24
B17 | 戶外 | Cycling

近來跟一位喜歡踏單車的好友一起晚飯,跑步和踏單車是打開話匣子的話題。跑步和踏單車都是主要運動雙腳的運動,但跑步和踏單車訓練的肌肉不同,踏單車能改善膝關節不適,正好可以處理跑步過急和過量而產生的毛病,所以如果輪流交替做這兩項運動,相信可以發揮互補長短,相輔相成的作用。

筆者辦公室有兩位助理也是單車愛好者,平日會相約與提倡以單車代汽車的朋友一起踏單車上班。早前他們有一個鼓勵巿民踏單車上班的宣傳活動「天光Ride」,讓踏單車成為生活和交通的一部分,筆者也參加了。平日不論是駕車還是行街,都要經過馬路,鮮有擔心的感覺。但踏著單車出馬路,卻有「馬路如虎口」的警覺。作為在馬路踏單車的新手,當然跟著大隊,大家都很合作和守規矩。其實只要駕車者、騎單車者和行人互相尊重,在馬路上踏單車可以非常安全。到達立法會時,發現踏單車上班,不比駕車和乘搭交通工具慢。

踏單車不單對個人有好處,對社會和環境亦然,不但可以減少廢氣排放,使空氣清新,甚至能減輕交通擠塞。當然,要在香港推廣以單車代步並非毫無難處,但和其他者參加者聊天時,知道外國愈來愈多國家,都有政策和措施鼓勵巿民多用單車代步,例如倫敦泰晤士河上便有一條橋,只准行人和單車使用,不少城巿也開始單車租借計劃。

如果連一些比香港規模更大的國際級城市也能做到單車友善的政策和措施,相信香港也可以。這個應該是未來香港政府應該努力思考的交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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