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律政司司長沒有說的事實

2017-08-28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上周在多份報章撰文,再次解釋他就「重奪公民廣場案」申請刑期覆核的決定。通篇文章,司長援引法例,說明他的作為如何「合法」,從而自證他的決定沒有政治考慮。

然而,必須搞清楚的一個問題是,合法便等於沒有政治考慮嗎?

屬政治任命

香港市民是公道的,不會泛政治化地認為所有由律政司司長提出的案件(包括刑事和民事)都含有政治考慮,但當案件涉及反對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的政治事件或社會運動時,公眾往往都會用「律政司是否有政治考慮」這把尺去衡量它的一舉一動。為什麼呢?

先按下袁司長個人問題,從律政司司長這個職位的性質說起。根據《基本法》第63條,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然而,特區政府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時,把律政司司長納入政治任命的其中一員;當時立法會民主派議員反對這個改革,理由是這樣勢必令律政司司長一職染上政治性,背負受政治影響的原罪。

大律師公會亦有立場書,提出「倘若律政司司長一職改由獲政治任命的官員擔任,就憲制方面而言,則須確保所有關乎是否提出刑事檢控的決定,一概由刑事檢控專員或律政司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作出,此點至為重要。另一做法是在建議的新制度下,律政司司長不再負責刑事檢控工作」。

可惜,特區政府沒有接納大律師公會和民主派議員的建議,政治任命的律政司司長依然擁有最終檢控權。隨着律政司司長不時都要承擔特區政府極具爭議的政治工作,律政司司長一職的政治性更強,足以令人合理地懷疑他在處理與政治事件有關的案件時,除法律之外還有政治考慮,例如今次「重奪公民廣場案」,肇因正是2014年時,周永康、羅冠聰和黃之鋒3名被告當時所屬的學聯和學民思潮,為反對律政司司長有份推銷的「人大八三一」政改方案而起的。

因此,不是香港市民對律政司司長有偏見,而是律政司司長本身就是政治化,香港市民才對他抱着合理的懷疑。

當然,袁司長在今次案件中的做法,更令人認為他瓜田李下。事緣有外國傳媒披露,刑事檢控科官員建議不就3名被告提出刑期覆核,惟袁司長不同意,堅持提出。袁司長沒有否認報道,更坦言同事之間的確有不同意見。若要證明案件沒有摻入政治因素,最好的方法就是公開袁司長與檢控科官員的意見。市民知情,自有公允評論。

判決產生的政治後果

還有一個思考的切入點,就是大家可以從判決產生的政治後果,推論袁司長有沒有政治考慮。法官審案固然沒有政治考慮,但其判決有時可以產生政治效果。以此案為例,最直接的兩個政治影響是,大幅增加市民參與政治和社會運動的成本,以及令3名被告失去參選資格。

除非袁司長承認他估計不到其法律行動會達到這些效果(但對於熟悉法律又有資源做研究的律政司來說,這是不可能的),或他公開表明不欲見到這些效果,並會提出補救措施,否則按照一件事的後果能夠反映做事的人的動機這個連普通市民都曉得的邏輯,市民認為這個案件既然有政治效果,足以反映袁司長有政治考慮,亦是合理的推論。

以上的問題,才是袁司長應該撰文解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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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沒有說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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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如何理解公眾對判決的反應

明報 2017-8-25
A31 | 觀點

律政司就反新界東北發展衝擊立法會案及「重奪公民廣場」案申請刑期覆核,高等法院法官判律政司勝訴,10多名被告由原先被判社會服務令,改判監禁6至13個月不等。判決激起香港社會嘩然,亦引來國際媒體關注。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發表聯合聲明,就輿論表達極度關注。

相信沒有人會反對聯合聲明指出的,任何人對個別案件所提出的議題表達公開及理性的評論是應該獲支持的,但在發表任何針對法庭判決的評論時,必須小心謹慎,以顧及評論對司法尊嚴及獨立的影響。但有法律界同業不完全贊同聯合聲明,認為兩個律師會忽略了那對上述案件乃至是法治質素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因素,純粹從法律和司法程序觀察事件和輿論,是有欠全面和公允。

律政司長承擔爭議工作政治性更強

就從始作俑者律政司長這個職位講起。根據《基本法》第63條,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然而特區政府在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時,將律政司長納入政治任命的其中一員。當時法律界和立法會民主派議員都反對這個改革,理由是勢必令律政司長背負受政治影響的原罪。而大律師公會亦有立場書,提出「倘若律政司司長一職改由獲政治任命的官員擔任,就憲制方面而言,則須確保所有關乎是否提出刑事檢控的決定,一概由刑事檢控專員或律政司在不受干預的情况下作出,此點至為重要。另一做法是在建議的新制度下,律政司司長不再負責刑事檢控工作」。

可惜特區政府沒有接納大律師公會的建議,政治任命的律政司長擁有最終檢控權。而隨着特區政府不時要律政司長承擔極具爭議的政治工作,律政司長一職的政治性更強,足以令人合理地懷疑他╱她在處理與政治事件有關的案件時,除法律之外還有政治考慮。

今次「重奪公民廣場」案,就是最明顯的例子。2015 年特區政府按2014 年人大「8.31 決定」推出政改方案,律政司長袁國強是推銷政改方案3人組之一。而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3人發起「重奪公民廣場」,就被視為後來反對政改的雨傘運動的序幕。如今律政司長運用他的法律權力申請對3人加刑,加上被外國傳媒披露他不接納刑事檢控科官員不提刑期覆核的建議,令公眾認為覆核刑期並非純粹基於法律考慮,而是有政治因素的決定。

主理案件的法官非毫無爭議

主理案件的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法官亦非毫無爭議之處。根據《法官行為指引》第76段: 「法官應避免加入任何政治組織,或與之有聯繫,或參與政治活動,例如,法官應避免出席與政治有關的集會或示威活動。」另94段又指明「司法機構成員跟法律專業界成員有社交接觸,是存在已久的傳統,也是正常的。不過,依照常理,法官也應謹慎行事」。因此據筆者了解,法官在考慮是否出席有政治聯繫組織舉辦的活動或會議時,必須格外小心,亦須得首席大法官批准。

在英國,有法官被認為其判決有可能受其他因素影響而遭推翻的案例。1998年英國上議院法庭大法官賀輔明(LordHoffmann)是負責審理引渡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案的5位法官之一,但他同時出任國際特赦組織的義務非受薪董事,妻子也是為此組織工作,而國際特赦組織又牽涉皮諾切特案。結果上議院裁定之前的判決無效,案件須由其他法官重審。判辭強調法庭要保持絕對中立, 「秉行公義,就必須有目共睹」,即使沒有證據顯示賀輔明法官受該組織影響,他的判決依然無效。

然而楊官卻被公眾知悉他在雨傘運動後,參與一個名為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主辦的酒會。該協會與大律師公會或律師會毫無關係,純屬一個私人組織,因此不是法律界的行業公會。而該協會亦帶有強烈的政治性質,例如3名會長、副會長當時均為民建聯成員,亦曾發聲明譴責反對新界東北發展的示威,對「8.31」政改表示歡迎,並曾積極參與反雨傘運動,如設立「反佔中義務法律諮詢熱線」等等,證明它不單純是一個中立的專業組織。

當然現在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楊官的判決受法律以外的任何因素影響,筆者亦相信楊官在審案時完全以法律為依歸。但從審訊的過程到判決的用語,公眾認為楊官對3 名被告及其參與的政治運動有強烈看法,在判刑時摻入了一些個人主觀的因素,亦不是全無根據和絕不合理的評論。

公眾對法治的信心是要努力爭取的筆者相信沒有人希望見到或做出影響司法獨立的行為或評論,但「司法獨立」不等於要把法庭保護到一個完全不受批評,甚至不容許在有事實基礎下一些合理懷疑或推論的程度。現實是,法庭不是「半天吊」的空中樓閣,而是社會的一部分;法官和律師也不是遺世獨立地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而是市民的一分子。作為法律界的一分子,筆者經常要求自己和提醒其他業界朋友,要走出律師樓和法庭,了解市民的想法和他們為何會這樣看事情。純粹發一個聲明,然後期望市民不問原由地接受裏面所說的法治和司法獨立概念,既不切實際亦「離地」。公眾對法治、司法制度和法律工作者的信心,是要努力爭取的。

20170825_mingpao如何理解公眾對判決的反應

【文章】從德沃金理論看社運判決

2017-08-18 | 信報財經新聞
A24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在大學念法律時,必定讀到「法律究竟是什麼?」這個入門課題。近代有關這個論題的一個最有影響力討論,應該是「哈特與德沃金的辯論」(The Hart?Dworkin Debate)。

反映德沃金理論的實踐

哈特(H.L.A. Hart)是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牛津大學讀書時的老師,他提出「法律作為規範」的概念,即法律是中性和中立地禁止、要求、允許、授權某個行為,或令某人有權或責任去做某件事;德沃金以「道德原則也是法律的一部分」這個主張反駁老師的概念,認為除了考慮法律和案例之餘,法官應考慮道德理念和社會原則,即基於個人平等自由的權利和理念判案,才能達致法治。

這場辯論的結果是,德沃金雖毫不留情地批評老師的理論,但哈特卻非常欣賞他,並推薦他接任自己在牛津大學的法理學教席;坊間認為德沃金的理論贏了哈特,成為當今普通法法治的基礎理念。其影響是,即使法律條文沒把道德理念和社會原則列明是判案時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法官審理案件時實際上已將之納入考慮範圍;近年香港法院就一些政治和社會運動案件的判決,也反映了德沃金理論的實踐情況。

佔中期間,有示威者誤信網上謠傳立法會審議「網絡23條」而衝擊立會一案中(﹝2016﹞HKCFI 407),3名示威者被控非法集結及刑事毀壞,在裁判署被判入獄3個半月。後律政司到高等法院就刑期提出上訴,高院法官考慮到示威者是行使其表達自由的權利,但因涉及刑事損壞,裁判官的判決並無違反公眾正常理解的公義,因此維持原判。這就如德沃金所說的,法官判案時應考慮到社會公義等原則和示威者的理念,因為這些亦是法律的一部分。

然而,在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重奪公民廣場一案中(ESCC 2791/2015),原審裁判官表明「3人過往從未犯任何刑事罪,近年對社會問題表現關心,對政治滿腔熱誠及理想並付諸實行,他們對學運的熱心參與亦得到家人體諒及支持。」裁判官亦說「法庭認為本案與一般刑事案截然不同,在考慮案件的嚴重性時,法庭必須同時考慮被告人犯案動機及目的。」最後,裁判官鑑於被告對有保安員受傷有歉意及願意承擔法律後果,因此判被告社會服務令。然而,執筆之時,側聞高院法官改判3名被告入獄6至8個月。

至於最近掀起爭議的「東北案」判刑中,13名被告判監8至13個月,明顯比以往重。而且相比上述謠傳「網絡23條」衝擊立法會案,「東北案」被告並沒有加控刑事毀壞罪,理論上,判刑應該可以較輕。

不過,從判決看來,法官似乎亦未考慮到東北村民和農夫與收地的政府和地產商權力懸殊,立法會財委會在混亂中表決議案,只看見示威者在立法會門外與執法人員有肢體衝突,法官反而問:「係咪只要有人有崇高理念,就可以用暴力?亦因為佢有崇高理念,阻嚇唔到佢,所以唔可以判阻嚇性刑罰?」似乎便沒有把示威者的理念納入判決的考慮範圍。

筆者不認為有任何一個政治理念可以把使用暴力合理化,但想指出的是,考慮示威者的理念就是法律的一部分。在涉及政治或社會事件的案件中,涉及的道德和社會因素是複雜的。近日香港法庭的判決,或許也是我們法律界──包括法官、律政司和律師──一個溫故知新的機會,思考我們讀書時學到的精神和知識,應該怎樣活用到實際的案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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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再說香港人口販運問題

2017-08-10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立法會經常會處理一些公眾沒有留意、但與市民有直接關係的事務。正在審議的《2017年僱傭(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即是一例。

這條草案旨在提高濫收求職者佣金的最高刑罰,從現時的5萬提高至35萬元和監禁3年,並擴大有關罪行的適用範圍。濫收求職者佣金雖屬勞工問題,卻也與人口販運有關;人口販運問題既複雜且廣泛,單一法例不足以解決,政府必須參考外國經驗,全面立法。

以薪金償還中介費

根據國際定義,要求求職者支付龐大費用作為工作條件之一,可以構成「債役」(debt bondage),是人口販運中的一種嚴重剝削。外地傭工如家傭、建造業工人和護理員等,均可成為債役受害人;受害人因繳付龐大中介費而欠債,須以工資償還,故即使工作期間遭到暴力對待或薪金剝削,他們亦惟有啞忍;加上中介公司或僱主可能已沒收其護照,令他們陷入無法逃離的困局。

根據調查發現,來港工作的外籍傭工不時遭索取超出法律上限的中介費,金額可達法定上限的26倍; 不少外傭要把頭幾個月的薪金拿來支付中介費,形同「白做」,這還不算是剝削嗎?

儘管現時有法可依,卻因罰則不夠嚴厲而欠缺阻嚇力。草案今次提出的修訂針對債役,無疑有助打擊人口販運;然而,債役只是其中一種剝削形式,其他更嚴重的人口販運問題則未能處理。正如這裏曾經提及的,去年底高等法院審理的第一宗有關人口販運及強迫勞動的司法覆核案(「ZN訴律政司司長及其他」﹝HCAL 15/2015﹞),法官批評特區政府在打擊人口販運及強迫勞動的法例完全落後,必須盡快立法把有關行為刑事化,但政府辯稱, 現時規管拖欠薪金等法律已足夠。寧願上訴都不肯正視問題。

政府部門互卸責任

回顧案情,巴基斯坦籍的ZN來港後,僱主向他施加語言和肉體虐待、被迫長時間工作、拒絕支付薪金,更沒收他的護照令他不得離開, 可說是最典型的人口販運受害人;及後ZN的僱主騙他離港,他知悉騙局後便偷渡回港討回公道,首先主動向入境處自首並作出投訴,入境處卻着他去報警,警方卻打發他回去入境處報案,正正反映香港人口販運法律不整全,執法人員無法辨認他是人口販運受害者,於是互相推卸責任。

人口販運是跨國界的問題,包含多種犯罪形式,如性販賣、強迫勞動、摘取器官等均屬人口販運罪行, 籠統可稱為「現代勞役」。隨着時代和科技發展,人口販運形式亦不斷改變,靠規管個別行為來打擊這種錯綜複雜的罪行,不可能對症下藥。

既然政府對法官的批評也置若罔聞,筆者惟有聯同關注香港人口販運問題的法律界同業和民間組織一同草擬《現代勞役法》,並邀請公眾聯署,要求政府按照國際定義,把人口販運刑事化。如讀者想知道更多,可到以下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antihumantraffickin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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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香港人口販運問題

 

【文章】一地兩檢須作公眾諮詢

2017-08-02 |信報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 By 郭榮鏗

特區政府推出「一地兩檢」,並以「三步走」來落實。所謂「三步走」,是:

第一步:由特區政府與內地政府制訂合作安排,內容包括口岸區的設立、範圍和管轄權、應急處理、爭議磋商等機制。

只屬基建 不涉政治?

第二步:由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批准和確認合作安排,包括批准內地單位到香港特區實施「一地兩檢」,以及根據《基本法》第20條,授權香港特區落實「一地兩檢」。

第三步:由特區政府展開本地立法,作為執行「一地兩檢」的法律基礎。

那麼,香港市民呢?這個涉及《基本法》在香港能否完整實施、內地法律要在香港執行,並影響《基本法》和香港法律賦予香港市民的權利和保障的方案,每一個香港市民都可能要為此付出代價,為何這「三步走」沒有一步是要諮詢香港市民呢?

日前,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接受傳媒訪問時,說高鐵實施「一地兩檢」是基建計劃,不是政改計劃,大家不要走到錯誤的觀點去看整件事。這個說法,是企圖轉移視線的偷換概念,應該反問:曾幾何時,香港有哪項基建計劃會觸動《基本法》?要在香港實行內地法律?香港市民的法律權利和保障會受到哪個基建計劃而受到損害的?如果沒有,那就證明高鐵實施「一地兩檢」的確不是一項單純的基建計劃,而是一項要香港付出既定的法治制度,要市民付出已有的法律權利和保障,以換取特區政府所說的交通便捷和經濟效益。

2009年,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在立法會申請高鐵撥款時,曾說高鐵就算沒有「一地兩檢」, 也不等於沒有高速;又說除「一地兩檢」外,還會考慮「車上檢」和「兩地兩檢」等方案。

不作諮詢 還算共議?

高鐵是香港市民使用的交通工具,「一地兩檢」是影響他們的大問題,所以必須透過公眾諮詢,讓市民選擇是否願意犧牲法治和自己的權利和保障,以換取更方便和快捷的「一地兩檢」;還是寧願放棄「一地兩檢」,也要維護香港的法治和自己的權利和保障?

特首林鄭月娥經常說新一屆政府要「與民共議」。 特首選舉期間,她更曾經於2017年3月19日的選舉論壇中,公開承諾如她當選行政長官,會就「一地兩檢」與民共議;今天沒有公眾諮詢,又如何與民共議?

不過,林鄭月娥對於牽涉內地事宜的公眾諮詢, 似乎有點避忌。要是大家不善忘,應該記得她還是政務司司長時,於宣布西九文化區引入內地故宮博物館前,也是未經公眾諮詢的;只是後來社會猛烈批評,指不做公眾諮詢或會違反《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特區政府才事後補做。

按照「三步走」,特區政府暫時只會於本地立法時,到立法會進行立法程序。此外,政府官員將於今個星期四(3日)到立法會就「一地兩檢」與議員召開會議。然而,不要以為到過立法會、聽過立法會議員意見,便等於做足諮詢。

林鄭月娥與所有司局長應該記得,當年23條立法,特區政府就是堅持只在立法會內做藍紙草案,而不做有公眾諮詢性質的白紙草案,結果引起強烈公憤。

前車可鑑,特區政府好自為之。

郭榮鏗_立法會(法律界)議員、公民黨執委及專業議政召集人

#郭榮鏗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 一地兩檢須作公眾諮詢

一地兩檢須作公眾諮詢

 

【文章】一地兩檢 開極危險先例

2017-07-27 | 明報
A23 |觀點 |By 郭榮鏗

傳聞多年的「一地兩檢」終於現身。政府方案是先把高鐵站租予內地,以及將行走中的列車納入內地司法管轄區,然後在內地口岸區和高鐵列車內全面實施內地法律。

這是自回歸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違反《基本法》,同時對一國兩制造成不可挽回的致命破壞。

容許內地法律在港實施必違基本法基本法第18條訂明,內地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實施。而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僅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

另外,基本法第154 條訂明,香港可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實行出入境管制。這即是說,與出入境有關的法律、政策和措施,一律屬於香港自治範圍事務,內地法律不能透過第18條引入香港。法律就是如此顯淺易明。任何「一地兩檢」方案,一旦容許內地法律在香港實施,就必定違反基本法。基於此,特區政府擬先引用基本法第20條,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香港權力實施「一地兩檢」。然而,任何授權均不得違反基本法,亦不應以削弱本身已有的權力為目標或效果。因此,即使中央政府按第20 條向特區政府作任何授權,亦不能違反基本法其他條文,更不應削弱香港既有的司法管轄權。

此外,就算將香港土地租予內地,也不能消除「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的本質。因為把地租出去,不等於可以把原本適用於該地的法律,換成另一套法律。根據基本法,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涵蓋整個香港。即使是駐港解放軍及其人員,不論在軍營內外,也要按照基本法第14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第16(2)、19、20、22、23 及24 條,遵守香港的法律,香港法院亦有權處理其違法行為。此外,按照基本的法律原則,任何契約、合約、協議或立法,不得違反當地憲法及法律,否則會自動失效。基本法第11(2)條更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與基本法相牴觸。因此,假設香港把高鐵站部分地方租給內地政府,甚至利用立法會通過法律,授權內地官員可以在租回來的高鐵站地方和列車執行內地法律,但一如上述,在香港執行內地法律本來就是違反基本法,故不論是容許內地官員執行內地法律的租賃協議,還是立法會通過授權內地官員執行內地法律的法例或決議,都會失效。國家主席習近平說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言猶在耳,肯定會令一國兩制走樣和變形的「一地兩檢」,當然絕對不能讓它實施。

港法律保障消失破壞一國兩制

今天的「一地兩檢」,比10多年前的23條更可怕。第一,為23 條立法,好歹也是基本法第23 條的要求,本質上不違反基本法。然而「一地兩檢」既不是基本法的要求,更如上述是違反基本法。

第二,基本法訂明香港自行為23條立法,也就是說即使立法,也是香港本地法律,不能牴觸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換言之,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賦予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和法律保障,仍然有效。然而「一地兩檢」不單把內地刑事法律全面及直接地引入香港,更把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排除在外,亦即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賦予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和法律保障全部消失。

第三,只要立法得宜,23 條不一定會損害一國兩制;但「一地兩檢」要把香港的司法管轄權割給內地,在香港實施內地刑事法,則肯定會破壞一國兩制。尤其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須是完整和不可分割的,但為實施「一地兩檢」,人大常委可以任意劃出某部分香港土地不實行香港法律,是開了一個極危險的先例。

反對「一地兩檢」最重要力量是香港市民

政府的「一地兩檢」方案,從來沒有在香港做過任何公眾諮詢。坊間提出的其他建議,如「車上檢」和「兩地兩檢」,政府在2009至2010年間向立法會申請興建高鐵撥款時,曾經承諾會做可行性研究。那些研究有沒有做?做了又放在哪裏呢?

今天的特區政府,對法治的尊重遠遠不及10 多年前。如果說10多年前大家因23條立法而感到擔心和反感,今天特區政府要引入比23 條更惡質的「一地兩檢」,就應該感到更憂慮和更憤怒。

同樣,今天的立法會與10多年前的立法會,基本格局沒有改變,甚至可能更差。所指的,是當年反對23條和今天反對「一地兩檢」的民主派議員,依然是少數(今年還因為宣誓案,連分組點票的否決權也失去了)。不過當年23條被擱置了,全賴有大量市民走出來,明確且強烈地反對23條。所以,或許今天的形勢更不利,但希望猶在,因為反對「一地兩檢」最重要的力量,不是民主派議員,而是香港市民。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一地兩檢』——破壞法治完整和『一國兩制』的最危險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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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地兩檢四核心問題

2017-07-25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執筆之時,坊間盛傳行政會議將於此文見報之日審議高鐵「一地兩檢」方案,並於即日公布。儘管未知確實方案,但憑過去多天的「吹風」,已經可以猜到政府推出的可能方案。

「一地兩檢」雖然茲事體大,但涉及的法律問題其實非常顯淺,只須簡單問答,即可以辨清箇中的法理是非。

問:香港可以執行內地法律嗎?

答:不可以。因為《基本法》第18條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僅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此外,根據《基本法》第154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實施入境、逗留和離境的管制,故此出入境事務全屬香港自治範圍的事務,不屬國防和外交,內地法律不可藉《基本法》第18條引入香港執行。

問:如高鐵站及高鐵列車變成內地司法管轄區,有何後果?

答:香港市民受《基本法》及所有香港本地法律賦予的一切保護及/或權利,均會在高鐵站及高鐵列車內消失。香港市民如在高鐵站或高鐵列車內被內地執法人員指控犯法及/或採取法律行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官員、香港各級法院及香港的律師一概無權介入及/或提供任何協助。

問:香港特區政府可以以租賃形式,把高鐵站及/或高鐵列車租予內地政府,然後讓內地政府在高鐵站及/或高鐵列車執行內地法律嗎?

答:不可以。因按最基本法律原則,任何契約、合約及/或協議的條款均不得牴觸當地的法律,牴觸當地法律的條款會自動失效。

因此,任何租賃契約、合約及/或協議內,如有條款容許內地官員執行內地法律,則會牴觸《基本法》第18條,該等條款將自動失效,內地官員無權在高鐵站及/或高鐵列車內執行內地法律。

問:有意見認為外國亦有「一地兩檢」的例子,香港的高鐵可參照那些例子實施「一地兩檢」嗎?

答:不可以。因為一方面香港有《基本法》第18條規定不實施中國的法律,這是其他國家沒有的;二來外國的「一地兩檢」只容許兩國官員執行與出入境有關的法律,國民的基本權利不會因「一地兩檢」而有任何改變。但香港的「一地兩檢」容許中國官員執行所有的中國刑事法律,必然會嚴重損害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

以上4組問答,是關於「一地兩檢」的4個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法律問題。即使沒有受過法律訓練的人,應該都能容易明白。特區政府之所以說「一地兩檢」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無非是要把法律清清楚楚地禁止的事,鑽一番空子,然後說成法律容許去做。

法治是香港與內地的最大不同,是香港比內地的最大優勢,更是香港市民的安全和權利的最重要保障。任何經濟效益和交通方便,亦不足以拿來交換我們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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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英雄的教誨

信報財經新聞 2017-7-17
A17|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落筆之時,乍聞劉曉波先生死訊。面對一位因追求民主而被政權打壓至死的英雄,除了悲憤之外,也追思他的言傳身教,接續他的未竟志業。

劉曉波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兩次言傳,是2008年他草擬的《零八憲章》,以及2009年12月受審時向中國法院遞交的陳述文章〈我沒有敵人〉。

六大訴求適用今天香港

《零八憲章》有六大訴求,包括:

自由: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

人權:人權不是國家的賜予,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保障人權,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標和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以人為本」的內在要求。中國的歷次政治災難都與執政當局對人權的無視密切相關。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於人民,政府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個個體的人,不論社會地位、職業、性別、經濟狀況、種族、膚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須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落實公民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權利平等的原則。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權制衡與利益平衡,就是多種利益成分、不同社會集團、多元文化與信仰追求的群體,在平等參與、公平競爭、共同議政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

民主:最基本的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點:(1)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政治權力來源於人民;(2)政治統治經過人民選擇;(3)公民享有真正的選舉權,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必須通過定期的競選產生;(4)尊重多數人的決定,同時保護少數人的基本人權。一句話,民主使政府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公器。

憲政:憲政是通過法律規定和法治來保障憲法確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的原則,限制並劃定政府權力和行為的邊界,並提供相應的制度設施。

以上這些不正是今天的香港應得未得和逐漸崩潰、我們必須奮發追尋和竭力維護的核心價值嗎?

至於劉曉波先生的陳述書〈我沒有敵人〉,最深刻的啟發是:爭取民主的人,是沒有敵人的。因為爭取民主,不是爭權奪利。我們爭取民主,不只為了自己,也不是為了令那些打壓我們、辱罵我們、譏諷我們、反對我們的人消失,而是要這些人都得享民主。

政權愈無理 愈要講道理

劉曉波先生的身教,見諸他一生用最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去實踐自己的志業。從1989年參與民運,在天安門廣場呼籲非暴力抗爭,到六四前夕與政府軍隊談判,爭取時間並說服數以千計學生撤離,減少清場時的傷亡,被譽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即使被政府誣告、入獄、軟禁多年,仍不懈發聲……這些身體力行,都教我們曉得,當政權愈無理,我們愈要講道理;當政權愈兇悍,我們愈要溫厚;當政權愈打壓,我們愈要堅持;當一切看似徒勞無功,我們更要常存盼望。

劉曉波先生的貢獻令中國人民感到驕傲,但他的遭遇使中國政府盡顯無恥。

巨星隕落,迫害未止,唯願劉曉波先生妻子劉霞及其他親友重獲自由,以慰劉曉波先生自由之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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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教誨

【文章】也談相信

信報財經新聞 2017-7-6
A19|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國家主席習近平於香港回歸中國20周年時訪港,發表多次講話。筆者應邀參加歡迎晚宴,當時習近平主席發表一篇姑且可以題為「三個相信」的演說,值得再三思考。

他在演說中提出「三個相信」:第一是相信自己,第二是相信香港,第三是相信國家。這三個相信,習近平列舉的原因,大抵是中國和香港在經濟發展上的優勢和成就。

以「兩個相信」回應

無疑,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國力的進步,是舉世矚目的;香港的強項和成績,不論回歸前後,亦是世所公認的。可是國家與人民之間的信任,很多時不是建基於經濟環境的好壞,更絕對不是國家與人民互信的唯一原因。

「相信」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向的。既然習近平說香港市民要有「三個相信」,那麼香港市民也可以期望中央政府有「兩個相信」:一是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是理性的;二是相信香港市民是願意支持「一國兩制」的。

香港大部分市民是理性的,因為沒有市民會否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更曉得要維持香港的繁榮和安定,港獨不是一個可取的方法。

冀一國兩制運作良好

與此同時,香港市民都很清楚,中國與香港在文化、意識和制度等各方面有根本和明顯的差別,因此即使在土地和主權回歸中國之後,仍然強烈希望香港能保持固有的獨特之處。當時中國政府的領導人鄧小平亦深明維持香港既有的文化、意識和制度,方能維持這個地方的繁榮、穩定和進步,以及爭取到當時的宗主國英國與國際社會的支持收回香港,所以首先提出「一國兩制」,然後才與英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並把聲明呈交聯合國秘書處登記。

香港市民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願意回歸中國,更希望「一國兩制」運作良好,長遠實施。如習近平所言內地官員了解這段歷史,便應當相信香港市民是願意支持「一國兩制」的。

外交部否認承諾?

然而,是否相信,很視乎作出承諾者是否「守信」。儘管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是30多年前的事,日子久遠卻不等於時效已過,因為這份聲明不單是中英兩國之間的事,也是《基本法》有載列的文件。《基本法》第159條第4款訂明「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牴觸」。

所謂中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按《基本法》序言的第二段所載,是「已由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簡單來說,《基本法》沒有修改,《中英聯合聲明》亦會因而繼續有法律效力。

可是,就在習近平發表「三個相信」演說的同一天,遠在北京的中國外交部卻在例行記者會上聲言《中英聯合聲明》作為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不曉得這個是否企圖以外交詞令否認白紙黑字的承諾?

要別人相信,最基本的要求是履行曾作出的承諾;人與人之間如是,國家對人民更應如是。給予港人真正的高度自治和民主政制,既是中央政府相信香港市民的表現,更肯定是說服香港市民相信中央政府的最好方法,也是向全世界顯示中國願意遵守國際條約的證明。

20170706_HKEJ

也談相信

 

【文章】跑在史丹利公園

am730 2017-6-30
B13 | 戶外 | Run

近期因為要攜同家人,所以迅速地往返了一趟溫哥華。溫哥華是香港人多年來選擇移居的熱門地方,除了當地的生活節奏沒香港那麼迫人之外,良好的城市規劃,讓居民有足夠的休憩空間,相信也是一個吸引人之處。

溫哥華有一個偌大的史丹利公園(Stanley Park),是當地人必定到過,也是我每次回溫哥華都會一遊的地方。那是一個臨海公園,裡面有一條約9公里長的路徑,適合單車、滾軸溜冰、跑步和散步等活動,可說是老少咸宜和動靜皆宜。

在公園裡跑一圈,眼睛飽覽沿途的花草樹木,海風掠過皮膚帶來陣陣涼爽,呼吸著混和了植物與海水的香氣,頓感心曠神怡。能夠在繁華的城市中這樣感受到郊外的氣息,是一個宜居城市的模範,更是城市規劃得宜的結果。

不必羨慕外國,因為香港其實也有類似的優秀規劃,大埔的海濱公園就是一例。它是現時香港最大的公園,裡面除了其他公園都有的花草樹木之外,還有草地滾球場、模型船水池、風箏場等等,最重要是它有一條1 , 2 0 0米的臨海路徑,路徑又劃分成跑步徑和單車徑,而且對外連接白石角海濱長廊,可到科學園、沙田至馬鞍山,適合長、中、短路程的跑步和踏單車。可惜的是,全港只是大埔有這樣一個好公園。

香港地少人多,房屋問題固然要急切解決,但與此同時,也要平衡居住和休閒的用地比例,因為房屋只能解決人的生存必須,卻不能完全滿足一個人的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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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快照 2017-06-30 下午3.4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