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蘿蔔與大棒的共業

信報財經新聞    2017-4-25
A13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一直關注香港水資源的議題。最近被一本書誌吸引,封面主題是「香港命水」。書中除了簡介東江水供港的前世今生,探討香港的河道與渠務規劃,以及河流生態。

記得讀過一篇研究,指香港若過分依賴東江水,東江水便會成為「阿爺」管教香港的「蘿蔔與大棒」(Carrot-And-Stick Approach)。

要是大家不善忘,應記得好些「愛國愛港」者不時「教訓」香港人,要為內地供應東江水感恩;去年當有人炒作「港獨」議題時,更指斥香港仰賴內地供給食水和食物,沒條件搞港獨,把東江水變成政治籌碼,把香港的水資源問題上綱上線至政治層面。

誠然,東江水的價格須要討論,水資源的開拓必須研究;但與此同時,我們應把眼光拉回自身──究竟香港人節約用水的情況如何?

翻查水務署年報及立法會財委會的答覆,有關評估節約用水措施的成效是以參與人次計算,沒有具體水量;即使政府建築物有較仔細的紀錄,水量也是微不足道。

雖然用水量多寡受到多種因素(如極端天氣)影響,但都是偶發性的。歸根究柢,市民的用水習慣主導了用水量,用水量又影響了購水量。過去幾年,香港市民每年實際用水量變化不大,維持在600至750百萬立方米之間;然而每年水塘的集水量只有約200多百萬立方米,其餘的要由東江水「埋單」。

水資源依賴難逆轉

回顧本港供水歷史,水資源從來都是政治問題。香港天然資源匱乏,政府須絞盡腦汁開拓新供應,以滿足日益膨脹的人口。經歷「樓下閂水喉」年代後,儘管中央政府願意向港澳同胞免費供水,但港英政府堅持要用錢買水,同時不斷興建巨型水利工程,正是因為不想被內地以供水作為政治要挾。五十年代末期,港英政府的水利工程都是劃時代及具前瞻性的,包括於1968年建成、位於海邊湖泊的船灣淡水湖;1978年建成、容量比船灣淡水湖多22%的萬宜水庫;以及曾經是全球規模最大、於1976年啟用的樂安排海水化淡廠等。

可是礙於地少人多及成本高昂,近30年香港已不再興建或擴展新的水利工程,市民只要扭開水喉即有乾淨食水使用。1985年東江水進口量首次超過本地耗水量的一半,並在4年內迅速攀升到超過70%,之後一直維持在70%至80%的水平,香港進入水資源依賴的格局已經難以逆轉 ,也令香港人忘記水從來是得來不易的歷史和現實。

與《基本法》要求財政預算要「量入為出」不同,由於天然資源幾乎是生活必需品,市民不能不用,故應當以「量出為入」──即按市民需要而決定開銷的方案。

可是現時的用水量卻未能反映市民用水習慣,無從得知可透過什麼方法有效地省水。不統計省水量則難以評估節約用水措施的成效,難以制訂有效的水資源管理方案。結果我們只會繼續不斷用水、不停買水來滿足用水需求。陰謀一點說,廣東省政府也許正是看準我們別無他法,開價再高都會就範的弱點。

東江水供水協議將於今年年底屆滿,鑑於通脹等原因,東江水的單位成本將愈來愈高,與海水化淡成本的距離將愈來愈近。失去「東江水較便宜」的誘因,我們將更有空間與廣東省政府商討東江水價格問題;但若我們仍然只懂「水來張口」,則只會斷送討價還價的機會。

筆者很認同書誌中的一句:我們都被東江水寵壞了。把東江水這根「蘿蔔」養得肥肥白白的,正是我們自己。

延伸閱讀:
《Breakzine!第48期-香港命水》,2017年3月,突破出版社。
何佩然:《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一百五十週年》。2001年,商務印書館。
劉素:《流動資產IV: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水資源管理》。2013年,思匯政策研究所。

20170425_信報.jpg

蘿蔔與大棒的共業

【文章】買水要感恩

信報財經新聞    2015-6-9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如果你問我今年有什麼值得紀念,我會答你,今年是東江水供港50周年。」這是近日一段網上戲仿新聞的對白。

由於是由一位著名DJ和藝人用其招牌聲線演繹的,所以令這段戲仿新聞成為網上熱片,更令東江水這個老套得幾乎無人理會的新聞能夠惹來大眾關注。

是的,今年是東江水供港50周年,上月底粵港兩地政府在東江水供港50周年紀念儀式上,順道簽訂新一輪購水協議。早前有建制派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大言不慚地說:「飲東江水就要感恩,不要講風涼話。」有成語謂「飲水思源」,解作不忘本,多少也有點感恩的意味。然而,明買明賣的交易,當另當別論。筆者嘗試淺析一下,純粹理性討論,希望不會有人認為是風涼話。

新一輪供水協議為期3年,港府繼續以統包總額方式購買上限8.2億立方米的東江水,合共支付135億元,按滙率和通脹計算,加價約6%,即平均每年須付約40餘億元,就算用水量低於上限,也須繳付全費。2014年,港府花了39.6億元買水,即平均每立方米東江水價值4.8元;然而,過去10年,只有兩年實際用水量達8億立方米。

另一邊廂,同樣買東江水的深圳和東莞,每單位水價低於1元,而且是按照實際用水量付錢。其實,由於地理位置的遠近(和親疏?)有別,供港東江水的成本高於其他廣東省城市,是無可厚非的。不過,既然香港的水價不比其他地方優惠,廣東省少供水量也可以收足水費,那又何恩之有?

梁振英在儀式上說:「即使在內地的乾旱時期,香港仍然獲得保證供水,更體現了廣東同胞對香港的特殊照顧。」然而,以統包總額(其實即是以期貨方式)買水,意思就是香港以較高的水價,確保內地無論遇到什麼狀況,都要向香港提供約定的水量,所以根本沒有什麼所謂的「特殊照顧」。

當然,反過來說,內地水資源缺乏,如果我們不給多點「着數」,廣東省政府大可以不賣東江水予香港,或有意外事故(如發生旱災時)時立即停止向香港供水。因此,香港其實正是以高價水費換取穩定供水,同樣是公平買賣,那又何恩之有?

香港是一個商業高度發展的城市,做買賣一向都強調公平和互利,而不是講「關係」和感情。正是因為這樣,香港人才會對買到東江水就要感恩的說法感到莫名其妙。

近年不少關於東江水的報道,都是揭露東江水源乾涸和污染的實況。因此當我們可以買到足夠的水的同時,也應該思考開拓或加強其他供水的源頭,如世界各地常用的海水化淡技術;只不過海水化淡須要耗用大量電力,這樣又牽動到另一個能源問題。

如何有效率地用有限的金錢獲得珍貴的天然資源,是需要市民和政府一同發揮高度智慧思考的問題。

(註:本文原題為《買水要感恩?》,現題為信報所擬。)

img-609095225-0001

 

【文章】「水」的政治

星島日報 2014-01-23
A16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如果說屬「眾人之事」的便是政治,那麼每人每日都要喝要用的「水」,肯定是一個政治問題。

眾所周知,現時香港八成的用水,是從廣東買來的東江水。飲水思源,東江水當初是如何引入香港的呢?話說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人口不多,光靠本地水塘儲水已能自給自足。戰後人口遽增,水塘儲水不敷應用,於是在一九六○年,港英政府向廣東每年購買二千萬立方米東江水,與此同時並動工興建當時全港最大的水塘——船灣淡水湖。至一九六三年,香港制水,港英政府於一九六四年大幅增購東江水至每年約七千萬立方米。而在制水之後,港英政府於一九六九年決定興建比船灣淡水湖更大的萬宜水庫。

粵港兩地潛伏矛盾

為甚麼港英政府一方面向廣東引入和增購東江水的同時,另一方面卻又興建更多和更大的水塘?對於今日事事悉仰於中央政府,施政側重所謂「成本效益」(說穿了其實只是但求方便和便宜)的特區政府來說,當然不會明白。陳茂波局長曾在網誌說,擴建水塘和水塘聯網的成本,遠高於現時收集雨水及買東江水,並認為現時以統包方式,按需要買入東江水是更具彈性和節省成本。不過,問題其實不止於「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還可能有隱含的政治議題。例如不時有人說,如果香港不「聽話」,就連水都沒得喝;又有研究指出,若然香港過分依賴東江水,東江水便會成為「阿爺」管教香港的「蘿蔔與大棒」(Carrot-And-Stick Approach)。

即使撇開這些政治陰謀論,東江水依然是粵港兩地潛伏着的一個政治矛盾。有學者預料,未來十年華南有可能爆發大規模旱災。事實上,廣東去年初便曾經出現輕度乾旱。深圳發改委副處長李鐳坦言,東江供水已到極限,並估計至二○二○年,深圳的需水量與東江的供水量將相差五點一億立方米,可見廣東本身亦面臨東江缺水的危機。

擴大資源減少依賴

有人可能會認為,廣東跟香港簽了買水協議,當然有責任向香港輸送足夠的東江水。可是,當飲用的水比荷包的「水」更矜貴,而且一如特區政府認為東江水很便宜肺反過來說就是不守協議的代價也不高之時,廣東絕對有誘因「閂水喉」,優先滿足本身的需求。這其實並非沒有先例,當年香港制水的同時,華南也出現旱災,廣東即無法履行供水協議,只能向香港供水約六十萬立方米。

為免粵港兩地因缺水而觸發政治矛盾,香港實在有必要擴大自身的水資源,減低對東江水的依賴。

有可能做到嗎?與香港一樣,極之依賴別國供水的新加坡,從二○一○年開始已能自給自足(可參看思匯政策研究所的《「水之雙城記:香港與新加坡的水資源依賴與應對策略》)。這樣證明,方法是有的,欠缺的,只是決心。

A16010.1

【文章】飲水.思源

星島日報 2013-04-11
A18 | 每日雜誌 | 雙龍會

《飲水.思源》

廣東人有句俗語,叫「水為財」,可見水資源之珍貴。對香港人來說,這句俗語應該感受尤深,因為我們平日所用的東江水,正是用錢買回來的。這也是為甚麼當我們談論到東江水的問題時,總是從「有無倒錢落海」說起。不過,我們或許可以將眼界提高一點,看看內地的水資源的現況,從而預測香港將來可能面對的水源問題。

內地七成水源受污致短缺

事實上,中國現時正面對水資源短缺的難題。隨着飛速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化,一方面,中國對水資源的需求大增,另一方面,亦對水資源造成廣泛及嚴重的污染,令可使用的水源大幅減少。內地有學者指出,現時內地近七成的水源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污染主要來自工業用水、農業用水及生活用水,例如廣東省水利廳指出,○七年省內超過七百萬農村人口正飲用受污染的食水。質素影響數量,一本研究水資源的專著《The World’s Water 2008-2009》指出,因水質極度污染及用水不當等問題,至二○二○年時,廣東省將缺水三十一億立方米,相當於○七年用水需求的一半。可見,水源污染不但會威脅到內地人民的健康,更是導致內地水資源短缺的重要因素。

東江是連結廣東省與香港的水脈,廣東省的水源有問題,香港也無法獨善其身。現時除了香港之外,廣州、深圳、東莞、惠州及河源五個城市都是東江水的主要使用城市。二○一○年,該五個城市的實際用水量都已超出或貼近東江水的分配上限。因此不難預料,未來東江水將會出現供應短缺的問題。雖然香港與廣東省每三年簽訂供水協議,以統包總額方式定額購買東江水,確保在協議期間,香港有穩定和足夠的東江水供應。然而,在簡單的供求定律下,東江水若供不應求,香港要跟其他城市爭奪東江水,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支持發展海水化淡減依賴

正如財政司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點出:「國家的淡水資源有限,廣東省對東江水的需求亦日益增加。面對資源缺乏的挑戰,我們一方面要加強公眾教育,鼓勵市民節約用水,同時亦要探索開發新水源,使香港在氣候變化及人口增長下,可以維持有足夠的用水。」這個,可說是點中了問題,也抓對了方法,惟心態上始終有點「各家自掃門前雪」。其實,除了確保香港有足夠的水源供應之外,我們也應該關心內地同胞對水源的渴求。因此,長遠來說,香港應該發展海水化淡和善用排洪雨水等,以增加水源供應。雖然,這些新增水源的供水量,頂多只及東江水的百分之二十,但「勿以善小而不為」,如此,我們既可以減低對東江水的依賴,更重要的,是可以釋放東江水的水源,照顧內地同胞的需要。

所以,飲水思源,對我們香港人來說,有雙重的意義:我們既要思考有關東江水的事情,同時,也要叨念同樣仰賴東江水生活的內地內胞的需要。

72191_610368032324403_1950713576_n

專業眼 – 飲水思源認清中國水資源危機

郭榮鏗   專業眼

世上有許多必要的東西,都是上天免費賦予的,如陽光、空氣。但也因此,我們經常對天然資源的供應問題,掉以輕心。今時今日,「樓下閂水喉」的故事已成絕響。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雨水和食水,永遠取之不盡。然而,事實是否這樣?

一直以來,香港都很依賴外來供水。香港與廣東省之間有一紙協議,廣東省每年以三十億港元的售價,定量向香港供水約十億立方米,即使在旱年,東江向香港的供水也會得到保證。不過,協議並沒有認真預計,若有一天,連東江水也不敷應用,香港的命運又會如何?

廣州面臨供水問題

近年,全國上下,包括廣州也面對供水的挑戰。廣東人口稠密,早被聯合國環境計劃列為「供水緊張」的地區。去年尤其大旱,三十四個縣市受災。廣東以外,中國其他地區亦面臨嚴峻挑戰,包括缺水、地下水水平下跌、鹽水入侵、水質污染、工農業用水需求增長等等。

展望未來,全球氣候變化加劇,大旱年可能愈來愈多。香港的住宅用水量驚人,每日人均約二百二十公升,遠高於全球平均每日人均的一百七十公升。若遇旱災,香港必然首當其衝。

是以我們必須針對整個東江流域的水資源運用,提出可持續發展方案:如何規劃和管理、誰來投資和執行,都是各級省、市政府間不能迴避的議題。

放眼世界各國,可供參考的例子不少。以泰晤士河為例,由上游抽出河水使用後,經處理再排入河中,下游城市便可再次使用,以解供水不足之患。反觀香港、深圳和東莞市,因為沒有這個潔淨及排水的安排,紛紛鋪設專用管道到上游取水。

鄰近一點的新加坡,同樣是非常值得參考的例子。我們總以為,新加坡地少雨多,水供應沒什麼問題。事實上,作為一個擁有四百八十萬人口的島國,新加坡並沒有足夠土地集水和儲水。一九四二年日軍侵佔新加坡時炸毀供水管的一段歷史,是總統李光耀以至所有國民的夢魘。

星洲供求兩邊應付

今日,除了依靠雨水外,新加坡還須要將海水化淡及從馬來西亞進口食水。但新加坡與鄰國的關係時有緊張,兩條關於供水的條約簽訂於五十年前,將分別於二○一一及二○六一年到期,當地政府時刻居安思危,為足夠的供水籌謀。

新加坡在一九六五年立國以後,為了擺脫對別國的依賴,可說是「滴水不漏」,無論在街上、水池、高樓大廈天台以至天橋都有蓄水的設施;雨水被收集後經輸水管引到水庫儲存,再送到各處理廠過濾,使水質達到一定的飲用標準。

為了方便潔淨雨水,豬鴨場被取締,工廠和商業亦相繼被遷移到市郊的工業區。經處理過的廢水,大部分會被排放到五公里外的海裏,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另有一些則被應用於循環再用作工業或冷凍用途,亦可混合水庫貯水供飲用。

為了提高蓄水面積,新加坡政府正興建兩個新水庫。第一個預計於明年落成,其時蓄水面積將擴大到全國土地面積的三分之二。據估計,再用水與淡化海水在不久的將來,將能滿足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的需求。

另一方面,國民對用水的需求亦得到控制。天天面對大大小小的宣傳,新加坡人早就裝置了低用水量的水龍頭與馬桶;政府亦呼籲國民減少洗澡與洗衣服時的用水。

因此,新加坡每天人均用水量由二○○三年的一百六十五升,下降至目前的一百五十五升。此外,新加坡的水費系統鼓勵節約用水;如家庭每月用水量超過四十立方米,水費與耗水稅都被調高。政府對不同生設施收費,工業用水遠較家用水昂貴。

港府無危機意識

新加坡是如何做到這一切的﹖最重要的原因,莫過於政府對危機的認知。此外,負責水源的公用事務局是一個獨立機構,高薪聘請專業人士管理。他們不聽命於政客,敢於執行決定,如引入私人企業,因此大至水庫、輸水管,小至隔膜與生物反應器,當局都願意花錢投資。

這些措施,得到業界大力支持。新加坡有超過五十間中外公司從事水工業,業務都在急速發展。

南洋理工大學有三所與水有關的研究單位,而新加坡公司在卡培爾、亞爾及利亞等地都有項目。雖然新加坡還要進口百分之四十用水,但與六十年前的制水之苦相比,也算是擁有了潔淨與可靠的水源。

反觀香港,我們亦面對類似的問題。全國水源短缺,無人能獨善其身。特區政府是時候認真地處理珍貴的水資源,並制訂一個涉及土地運用、污染控制,以及長遠與內地合作的綜合水資源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