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給特教需要兒童的聖誕禮物

信報財經新聞    2015-12-29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最近公布《退休保障 前路共建》公眾諮詢文件,不論諮詢文件內容,還是司長本身言論,均激起各方批評。其實較早一點時間,司長宣布啟動為期兩年的「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下稱「試驗計劃」)可算是德政,對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和家長來說,是翹首以待、姍姍來遲而意外地提早來到的聖誕禮物。

誠如司長在啟動禮所言,「試驗計劃」無論形式或規模都是社福界前所未有的。政府從獎券基金撥出4.22億元予協助營辦的16個非牟利機構,為2900多名(現時特教服務輪候冊上近一半人數)學童提供外展及「中心為本」服務【註】。受惠人數這樣大幅增加,確是史無前例。

筆者自參與「智障學生十八歲無書讀」司法覆核一案,到草擬特教法案這幾年間,最常聽到民間對政府的批評,是她沒有為有特教需要的兒童制訂長遠和全面的支援措施和配套,只懂「畀錢」(夠不夠還要另作別論)。政府的理由是,以現金津貼或基金形式,由機構和學校按用家需要自行設計服務,做法較靈活和切合有特教需要兒童的情況。雖然「畀錢」的確具有彈性,卻也欠缺持續性和一致性,因為一旦津貼或基金突然結束,所有計劃便要立即停止;況且任由機構和學校自行設計服務,也會令各種服務可能變得良莠不齊。

其實,不用說民間機構和學校, 政府在特教政策上本身已欠連貫性。6歲前的學前康復服務由社會福利署負責,6歲後的教育服務則由教育局負責,而評估工作則由衞生署負責。名義上是分工合作,實際上是各自為政,令特教兒童在升學階段往往青黃不接。

如今政府推出「史無前例」的「試驗計劃」,證明她終於不再敷衍地只懂「畀錢」提供津貼或設立基金,卻讓有特教需要的兒童、家長、學校和社福機構自生自滅,而是肯正本清源,政策先行,促進局署協作。司長在啟動禮中許下宏願,說未來將加強幼稚園教師在有關方面的培訓、研究增加各類治療師的人手配套,務求做到「零」輪候時間,「及早識別,即時介入」。筆者相信,這個也是特殊教育中各持份者的共同願望。

當然,最理想的還是訂立《特教法》。畢竟法律正正是要求持續性和一致性,若然有法可依,香港的特教發展必定能夠長遠和平穩地進步下去。

註:外展服務是由協助營辦的非牟利機構派出社工、職業治療師及臨床心理學家等專業團隊,直接到普通幼稚園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支援有特殊需要兒童、為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的教職員提供專業諮詢服務、舉辦講座及研討會等,協助家長以正面的角度和技巧培育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中心為本」的服務則安排學童和家長到營辦機構的中心接受康復治療和訓練;營辦機構亦可因應服務空缺而向正在輪候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評估服務的學童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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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認清目標 一同努力

星島日報 2015-8-13
A20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在與張超雄議員一起推動特殊教育政策和立法的這兩年間,我們向不同持份者收集意見,一如所料但還是戚戚然的是,教育界對我們的倡議反應最負面。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現有條件不變下,立法只是加重教師的責任。

在目前的資歷培訓制度下,主流學校教師的困難特別大,因為他們嚴重缺乏處理和協助SEN學生的知識和技巧。現時的中小學校教師,需要教育相關大學學位(BEd),或大學畢業後完成學位教師文憑課程(PGDE),但並非每個BEd及PGDE課程都有把與SEN相關的科目列為必修單元。也就是說,不是所有入職教師都有關於SEN的知識和技巧的。

教育局自二○○七年起推出「教師專業發展架構」,提供以SEN學生為主題的培訓課程讓公營學校的教師修讀。上月局方向學校發出最新通告,更新課程目標,期望在二○一九/二○學年,最少有(i)一成五至兩成五的教師完成基礎課程、(ii)六至九名教師完成高級課程,及(iii)六至九名教師完成專題課程。然而與二○一二年的指引(註一)相比,新訂的目標其實沒有明顯進步。

教師處兩難 無力助SEN生

記得在某次研討會上,一位教育界老前輩非常憤慨地說,明明四十多年前政府就鼓勵教師在SEN方面進修,諸如資助學校聘請代課教師讓他們安心學習,更會保送他們往外國進修。上世紀七十年代,教師只要得到校長推薦,就能修讀一年兼讀制特殊教育教師訓練課程;八十年代課程修訂為十六周給假課程,加十八個月督導實習期。至一九九二年再將課程改為「一年全日制上課加一年在職教學實習」,受訓期間及完成課程均可獲相等於增薪點的津貼。這樣看來,無論在課程內容還是津貼資助,以往的援助都較現在充足得多,反映回歸之後的特區政府,比殖民地政府更刻薄寡恩。

融合教育能否發揮成效,教師的作用至關重要,然而他們現在正是處於兩個兩難:第一,是在缺乏職前培訓和在職進修下,他們面對SEN可謂充滿無力感,但作為有教無類的教師,他們斷不能把SEN學生置之不理;第二,是教師的工作已夠繁重,要求額外培訓無疑是叫他們百上加斤。但若果進步的步伐太慢,問題就只會愈積愈深,到頭來不但同樣叫教師百上加斤,同時也令學生的窘況日益惡化。

最有能力,甚至最有責任解開這個困局的,是政府。因為不論是教師還是SEN學生,都是政府教育政策下的必然持份者。而要政府扛起對教師和SEN學生的責任,唯有立法。因此我們倡議立法,不是要針對教師。相信只要認清這個目標,立法者、教育界、家長和學生必定願意站在同一陣綫,為SEN學生向政府爭取應有的政策和資源共同努力。

註一:按二○一二年「教師專業發展架構」指引,期望二○一四/一五學年年底須達到以下目標:最少(i)有一成至一成五的教師完成三十小時的基礎課程;(ii)三至六位教師完成九十小時的高級課程;及(iii)三至六位教師完成九十至一百二十小時的專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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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特殊教育立法的足跡與前路

信報財經新聞    2015-3-24
A22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故事從2010 年開始。那時候筆者有份就政府不津助十八歲以上智障學生接受教育的政策提出司法覆核,然後開始關心有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Education Needs, SEN)學生的教育問題。官司雖然輸掉,卻令筆者反思,其實光有錢也解決不了SEN學生、家長和老師的難題。對老師來說,他們不少也沒有足夠訓練去教育SEN學生;對學生來說,無論是SEN 學生還是其他同學,都因為大家的需要和進度有別而未能同步成長;對於家長來說,不管是SEN學生家長還是其他家長,可能會因為自己的孩子未能得到適當的教育而互相埋怨,甚至給人標籤。

簡單來說,這是三敗俱傷的困局。反而,如果有良好的政策和完備的法例,一方面保障SEN學生的權利,另一方面幫助老師應對SEN學生的需要,到時不但可以讓學生、家長和老師三方得益,更可真正實踐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這兩個理想的教育理想。

至一年多前,一向很關心SEN學生的張超雄議員邀約筆者一同研究推動特殊教育政策和立法。立法,不是要加重任何人、特別是老師的負擔,而是要一向不負責任的政府重新擔起她的責任。她的責任是什麼?就是維護SEN學生得到適合他們需要的教育,以及幫助老師裝備自己,更適切地教導SEN 學生。

過去一年多,我們與不同持份者,除了SEN 學生、家長和老師之外,還有教育專家、心理學家、社福機構和教育團體等等接觸,從介紹、分析、探討到辯論和磨合,過程雖然漫長,但因為我們知道參與的都是有共同目標的有心人,所以每走一步,總帶着多少成果。

直到上星期三,我們與所有持份者的代表一同召開記者會,公布我們的SEN 教育政策和立法的聯合建議書,這是我們過去努力的結晶,也是我們繼續前進的基礎。讀者可以到http://goo.gl/Yx8aT9 瀏覽我們建議書。此外,3 月29 日我們將舉辦論壇,除了我們的持份者外,還邀請政府官員出席探討SEN 教育的立法事宜,讀者如有興趣參加,可到http://docs.google.com/forms/d/1Ib4rMVF5ulTJus-gXbiNRnbcDoFnBKwfHP6Q0SObuHk/viewform了解詳情。

接着要做的是最重要卻又最困難的,就是把我們的建議變成政府務必執行的政策和法律。立法最是困難,這對一個立法者來說真是有點諷刺,惟現實是根據《基本法》第74條,倘若立法會議員要提出法律草案,必須「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者」,並且「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訂定一套嶄新的政策和法律,又怎麼可能不涉及公共開支?因此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巨大,但這是立法會議員無可取代的工作。我們盡力自己的本分,事成與否便是政府的責任。

最後除了感謝各持份者的一路同行之外,更要感謝張超雄議員的助理Steve和筆者的助理Janet,他們兩位在過去的日子多方奔走,勞心勞力,付出工作以外的大量時間和精神來促成這件美事。面前的路,還得靠大家更大的支持才能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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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關注特教生 達致「公義」社會

星島日報 2014-08-21
A16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關注特教生 達致「公義」社會》

五年前,我因參與為十八歲以上智障人士爭取繼續得到津助教育的司法覆核案,而開始關心特殊教育的議題。有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簡稱SEN)的學生,在主流教育下被定義為學習能力較弱的一群,需要比一般學生更多的支援。香港推動融合教育超過十年,但不少家長和教師仍然對SEN缺乏認識,以致對SEN學生心存偏見。還記得當年打官司時,曾有一般學生的家長抱怨SEN學生佔較多資源,對其子女不公平,既然在新學制後SEN學生與一般學生同樣享有十二年免費教育,為何SEN學生還要多得幾年津助?

某些範疇自動優待
與一般學生比較,SEN學生需要較多資源,顯得兩者並不「平等」,但卻符合「公平」,更能達致「公義」。向社會上的弱勢小眾提供額外協助,是「正向歧視」(Positive Discrimination)的概念,其合理之處是弱勢小眾在社會的主流制度下,其起跑綫往往比一般人落後,故制定政策或措施時,應在某些範疇中自動優待他們,讓其得到較公平的待遇與機會。

比如說,一位坐輪椅的殘障人士想要乘的士,的士來了,司機坐在車裏由他自己上車,結果他扭盡六壬還是登不了車,反而被一個後來的健全人士上了車揚長而去。在這個比喻中,司機不論對輪椅先生還是健全人士都「袖手旁觀」,夠「一視同仁」地平等了,卻無人會讚賞他做得對,反而認為他應該幫忙那位輪椅先生,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種「一視同仁」是不公平的。背後的良好理念,就是大家看重輪椅先生有無乘車的平等機會,多於的士司機是否一視同仁的平等做法。

當年十八歲智障學童之所以提出司法覆核,是因為在舊學制下一般學生以九年時間完成小學至初中階段,而SEN學生則為十二年,這措施原是考慮到SEN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於是給予他們較長時間去完成與一般學生相同的學習水平。

然而新學制推行時,一般學生從九年免費教育增加至十二年,但SEN學生的免費教育年期卻沒有相應增加。將一項原本人人都公平對待的政策,變成優待大部分人卻苛待少數人的政策。司法覆核案最終雖然輸了,但反而提醒我們若果要得到公平的待遇,就必須先改變現行的法例,規定政府制訂公平的政策。所以在官司之後,我和其他關注者轉而倡議訂立特殊教育法,讓整個問題能夠重頭解決。

訂立特殊教育法
但立法畢竟只是最基本的一步,餘下的路,還得靠政策,因為立法只能將政府及社會對SEN學生的責任設下最起碼的要求,背後更需要一套整全的特殊教育政策。倘若政府只立法要求學校必須取錄SEN學生,卻無措施去編制班別、人手安排及配套等,甚至沒有任何豁免,就等於「生仔唔養仔」,不但是將負擔不起的責任硬塞給學校和老師,對SEN學生也毫無幫助,亦會妨礙其他學生正常學習,造成三輸局面。

其實,若果政府肯全面、良好和恒久地實施特殊教育政策,立法與否反而變得次要。只不過有以往的不愉快經驗及現在的不理想發展,大家都深明唯有法律才能夠避免政府再次朝令夕改,立法才變得首要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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