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法庭不能把的關

2019-05-29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區政府正式向立法會發出預告,將於6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下稱「逃犯條例」)。各司局級官員四出到傳媒節目和各國商會游說,其中一大賣點,是新機制由法庭把關,香港的法治享負盛名,法庭必定能夠為被移交的疑犯提供足夠的保障。

可謂足夠保障?香港人最憂慮 - 也是為什麼市民對「逃犯條例」如此反感,就是會被移交到一個法治水平落後,沒有公平審訊的地方,其中一個正是中國大陸。可是,不管香港法官的專業操守有多嚴謹,法律水平有多優良,甚至是在他們主持之下有公平審訊的法庭,也無法阻止特區政府將疑犯移交至一個沒有公平審訊的地方。過去有兩個案例,法庭就表明不會考慮申請移交逃犯的地方,會否為疑犯提供公平審訊。

第一宗案例是〈Huang Yuan Yuan Ian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案件編號:HCAL 103/2005)。2005年新加坡政府根據與香港已經簽訂的長期移交逃犯協議,要求特區政府移交一名涉嫌觸犯多項使用虛假文書和盜竊罪的疑犯到新加坡受審。疑犯向法庭提出反對,其中一個理據是他將會受到新加坡政府的壓迫,更不會得到公平審訊的機會。高等法院在駁回這個論點時,表示根據兩地之間的移交逃犯協議,疑犯在當地會否得到公平審訊,不屬於拒絕移交的考慮條件之一。因此香港法庭沒有司法管轄權去評估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會否為疑犯提供公平審訊的機會,有權力去考慮這一點的,是行政長官。

第二宗案例是〈Xie Jing Feng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 (案件編號:HCAL 223/2015)。2015年印度政府同樣根據與香港已經簽訂的長期移交逃犯協議,要求特區政府移交一名涉嫌觸犯與毒品有關,以及違反合法拘留罪的疑犯到印度受審。疑犯向法庭提出反對,其中一個理據是他不會得到公平審訊的機會,更有可能遭受不人道對待,因此擬引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反對移交申請。法官則引用第一宗案例,重申是否獲得公平審訊,以至是移交當地後會否遭到不人道對待,不屬於協議訂明的考慮條件之一。只有行政長官有權考慮這些因素,法庭沒有。

由此可見,即使香港法庭明知申請移交逃犯的地方,其司法水平強差人意、沒有公平審訊,甚至可能向疑犯施加不人道對待,法庭也無權阻止疑犯被移交,因為考慮這些因素的權力,在於行政長官。

這樣才叫香港市民擔心,參考上述案例,其他國家申請移交逃犯,行政長官尚且未必會考慮這些因素,何況是提出要求的是中央政府?殷鑑不遠,如果行政長官敢於向中央政府捍衛香港市民的權利,那麼為何李波和林榮基被內地政府非法拘捕、禁錮,以至是未經審訊就在鏡頭前認罪,特區政府卻不吭一聲?

應該把關的行政長官不會把關,卻把責任推給無權把關的法庭,如此對待法庭和市民的特區政府,實在無恥。Artboard 3

Advertisements

【文章】逃犯條例爭議白熱化

2019-05-21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繼3月出訪美國後,筆者在剛過去的星期,再度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出訪德國。德國是歐洲各國內,特別重視人權和民主的國家,也是在歐盟中實力最強和最具影響力的成員國。

德國總理府表憂慮

因此今次到訪德國,當地政府和聯邦議會都十分關注特區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我們與聯邦議會副議長羅特(Claudia Roth)和不同黨派議員會面時,他主動關心修例,表示這樣必然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德國更有可能取消或更改與香港簽訂的移交逃犯協議。他亦會要求外交部回應將會如何跟進香港修訂《逃犯條例》的事宜。

及後我們與德國總理府外交政策辦公室總監拜格(Thomas Bagger)會面。他表示不應該容許任何德國人或香港人被移送到中國內地受審,重申總理府十分憂慮《逃犯條例》的修訂。

此外我們還與德國聯邦外交部次官安嫰(Niels Annen)會面。他認為修例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有極大衝擊,不論對香港還是德國都有巨大影響,擔心包括德國商人在內的世界各地商人在香港的營商環境會急劇轉壞,對香港一旦通過修例後的前景表示憂慮。

在另邊廂,中央政府終於開動政治機器,插手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

打頭炮的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他引用《基本法》第95條,聲稱特區政府必須落實修訂《逃犯條例》。

中央下達「硬任務」

《基本法》第95條是這樣寫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ay, through consultation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law, maintain juridical relations with the judicial organs of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y may render assistance to each other. )

只要略懂文字,應當知道條文中用上「可與」,而不是「須與」(英文則是「may」,而非「shall」),是賦予香港可以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和互助的權力,絕非規定香港必須這樣做。因此是否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或互助,並非香港的憲制責任;進一步說,香港絕對有權力和自由決定不與中國內地進行司法聯繫或互助。

堂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如此理解《基本法》條文,若不是理解文字的能力不足,就是企圖曲解《基本法》來達到政治目的。而目的也實在非常明顯,就是為之後中聯辦召見港區政協和人大代表鳴鑼開道,講明修訂《逃犯條例》是中央命令特區政府的「硬任務」,必要完成,警告心存疑慮的建制派要「歸邊」,不要再說三道四,支持特區政府修例。

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何台灣當局表明不會按照特區政府的修例,申請引渡在台殺人案的疑犯,特區政府已經失去提出修例的一大理據,亦令修例變得毫無迫切性。

此外,不少法律界人士——包括很多法律教授提出替代方案,特區政府亦一律不接受,仍然要強推修例了。

中聯辦今次戳破林鄭月娥的謊言,揭穿了她有政治任務,不知道是幫忙,還是幫倒忙。

Artboard 1195021HKEJ_PG

【文章】再說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

2019-05-03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周敝黨提出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賦予香港法庭域外法權,審理在香港以外觸犯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等罪行而身處香港的疑犯,以處理港人陳同佳在台灣殺害香港女友的案件,取代政府現時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的方案。

回應各方質疑

提出建議後,不少疑問認為我們的方案或許有不良的後果或漏洞。茲在這裏回應,說明我們的方案實屬合法和可行。

在法理上,對我們最大的質疑,是香港刑事法律沒有追溯力,若我們的方案引入追溯力,則違反了這個法律原則,亦不能處理在台殺人案。

香港的刑事法律沒有追溯力,而且《香港人權法案》第三部第十二條「刑事罪及刑罰沒有追溯力」第(一)款(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五條)訂明「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香港法律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所謂追溯力,是指新增法律,使之前不算是犯罪的行為變成罪行,並向之前作出那些行為的人提出刑事檢控。

我們的方案沒有引入追溯力,因為一方面我們沒有新增任何罪行,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是普通法內歷史悠久的罪行,《侵害人身罪條例》則訂明了這些罪行的罰則。另一方面謀殺、誤殺或意圖謀殺等罪行,同時一直存在於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法律之內。

《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二條第(二)款訂明「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各國公認之一般法律原則為有罪者,其審判與刑罰不受本條規定之影響。」由此可見我們的方案也沒有牴觸人權法。

如果說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是賦權行政長官和香港法庭處理在香港以外地區觸犯了在香港都會被列為刑事罪行的疑犯,不算是引入追溯力,那麼我們的方案在性質上跟政府的修例是一樣的,為何卻會被視為引入追溯力?

另一個疑問是關於搜證。有人認為不同地區的執法機構,有不同的搜證標準,它們取得的證據未必能夠符合香港法庭的標準,所以未必接納。

姑且先用例子說明。上星期拙文〈解決逃犯問題更有效的方法〉列舉了3宗在中國內地和泰國發生的性罪行的案例,疑犯在香港法庭受審,結果都被判罪成和入獄。

中國內地和泰國的執法機構的搜證標準固然與香港不同,甚至可能被視為比香港寬鬆,但問題的重點,不是其他地區的搜證標準是怎樣,而是搜得的證據是否符合香港法庭的標準。

證據須符港法庭要求

反過來說,在香港發生的案件,若果警方搜證不足,法庭同樣會判疑犯無罪,甚至拒絕受理案件。而前文列舉那3宗案例則說明,即使其他地區有不同的搜證標準,但只要它們提出的證據符合香港法庭的要求,法庭一樣會接受。

上周日有13萬人遊行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之後回應,說如果議員提出的建議務實可行,符合修訂目標,以及有助減少社會疑慮,政府會認真及嚴肅考慮。我們的方案,絕對務實可行和符合目標;最重要的是,比政府的建議更能消弭社會的疑慮。

【文章】解決逃犯問題更有效的方法

2019-04-26 | 信報財經新聞
A2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區政府提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最初和最重要的理據,是要處理2018年在台灣發生的一名香港男子殺害一名香港女子後逃回香港的案件。由於香港與台灣之間沒有簽訂任何移交逃犯或刑事互助的協議,故須修訂上述法例,設立新機制把該男子移交台灣接受刑事調查和審訊。

《刑事罪行條例》第153P條

不少香港市民、法律界人士、本地和外國商界及外國政府對政府建議有保留,甚至反對,是由於它變相容許政府把香港市民和身處香港的外國人送返中國接受刑事調查和審訊,絕非反對把在台殺人案的疑犯繩之於法。

因此在反對意見之外,亦有不少反建議,提出其他更好的方法。其中大律師公會倡議修訂現行的刑事法例,賦予香港執法和司法機關域外法律的權力,調查和審訊在香港境外觸犯嚴重罪行而身處香港的疑犯。

在香港調查和審訊在其他地方犯法的人,雖然罕見,卻不是沒有先例。現行的《刑事罪行條例》第153P條,訂明多項性罪行即使不在香港發生,香港也有權調查及審訊。

過去,特區政府曾多次引用該條例處理港人在外地犯法的案件。2007年,一名香港男鋼琴教師與一名未成年男學生到廣州觀摩鋼琴比賽,期間在酒店內多次非禮該名學生,及後律政司控告他非禮罪,結果罪成被判入獄4年;2010年,律政司向一名在雲南開辦兒童院舍的香港社工控以多項非法性交和非禮罪,原因是他在2005至07年間,多次性侵和非禮兩名未成年女童,結果被判罪成及入獄8年;2018年,律政司向一名兩年前與家人到泰國旅行期間,在當地性侵其未成年的堂外甥女,結果被判非法性交罪成,入獄33個月。

現行法例可用

既有現行法例和以往案例可援,而港人在台殺人案中,疑犯與受害者均為香港人,特區政府應有責任和權力循香港的司法制度處理該案件。況且香港的法治水平一向公認優良,故修訂法例容許香港處理境外發生的殺人案件,不單比特區政府現在建議的機制更完善和更可行,相信亦更容易被香港市民、本地和外國商會,以及外國政府接受。

因此,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議員參考了《刑事罪行條例》第153P條的做法,提出議員私人條例草案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訂明香港永久居民或在港通常居住人士如在香港境外觸犯了該條例中的10項謀殺、誤殺和意圖謀殺等罪行時,政府可按現行的執法和司法程序,向該疑犯展開調查和提出檢控。

此舉既能令在台殺人案的疑犯繩之於法,亦能避免把身處香港的本地居民和外國人移交中國。要是特區政府真心希望處理在台殺人案,亦致力保護在香港的市民和外國人的安全和人權,就應立即撤回修訂《逃犯條例》的草案,接納我們的私人草案。

否則,特區政府就等於向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證明,特區政府只是利用在台殺人案為藉口,執行不可告人的政治任務。

190426_HKEJ_PG.JPG

【文章】以謊言硬銷《逃犯條例》

2019-04-16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當公眾質疑修訂《逃犯條例》,容許特區政府把身處香港的本地居民和外國人送往法治水平低落的中國受審時,特區政府提出的其中一個所謂「理據」,是不少國家都已經與中國簽訂長期移交逃犯協議,當中更包括法國、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些重視人權的國家,證明她們對中國的司法制度有信心,香港人也可以毋須擔心。

不過,這是事實的全部嗎?

現時全球有51個國家與中國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其中37個已經生效。在這37個國家中,的確包括法國、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南韓這些被認為是重視人權的國家,惟僅此而已;其餘更多同樣被認為是重視人權的國家,例如英國、德國、美國、加拿大等等,全都沒有跟中國簽訂協議。可見大部分重視人權的國家,都不相信中國的司法制度。

那麼其餘30多個與中國簽訂協議的國家是什麼?茲舉一些例子,如泰國、伊朗、阿富汗和俄羅斯等。原來大部分願意與中國簽訂協議的,都是一些被認為是人權狀況和司法水平差強人意的地方。

與中國簽協議國家有權說不

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與中國簽訂協議的國家,協議內容都有絕對不會或可以拒絕向中國移交本國國民的條款。做法有兩種,分述如下:

第一種:在協議內「應當拒絕引渡的理由」的條款中,訂明如果申請方要求引渡的人,屬被申請方的國民,則應拒絕引渡申請。意思是,即使中國政府向這類締約國要求移交逃犯時,完全符合協議內的所有規定和條件,例如證實該逃犯在中國觸犯的罪行,在該國同屬刑事罪行,並提供足夠證據等等,該國政府仍然可以純粹以該逃犯屬本國國民作為唯一理由,拒絕中國政府的引渡要求。

協議中,把本國國民列為「應當拒絕引渡的理由」的國家,包括法國、葡萄牙、西班牙、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巴西、阿爾及利亞、安哥拉、亞塞拜疆、巴基斯坦、立陶宛、老撾、突尼斯、烏茲別克、烏克蘭、吉爾吉斯、蒙古、哈薩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俄羅斯、白俄羅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這23個國家。

第二種:在協議內訂明雙方均有權拒絕引渡其本國國民,但隨後有條款訂明,如果以此理由拒絕引渡,被申請方應當根據申請方的要求,把該案件提交負責處理刑事案件的機關,根據其國內的法律提出檢控,而申請方應當向被申請方提供與該案件有關的文件和證據。也就是說,這類協議既能保障該國拒絕向中國移交逃犯的權利,亦能處理其國民在中國觸犯刑事罪行後逃回本國的問題。

與中國簽訂這類協議的,包括南韓、菲律賓、墨西哥、納米比亞、萊索托、南非、柬埔寨、泰國、印尼、意大利、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阿富汗和埃塞俄比亞這13個國家。秘魯則是唯一一個在協議中,規定可以拒絕移交國民到中國的國家。由此可見,幾乎所有與中國簽訂協議的國家,不論是否被視為重視人權的國家,都不會把自己國民移交中國受審。這樣,還可以說那些國家對中國的司法制度有信心嗎?

常言道:不說出事實的全部,或只講出部分的事實,就可以視為說謊。特區政府為修訂《逃犯條例》,已經到了謊話連篇的走火入魔地步。一個連誠信都可以拋棄的無恥政府,市民還能相信它嗎?

190416_HKEJ_PG

190416_HKEJ_PG

【文章】修訂逃犯條例的輿論反彈

2019-03-13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真理愈辯愈明。當社會願意關心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建議,也有愈來愈多人參與討論時,就愈能看出政府的舉動非但文不對題,更是居心叵測。

今次政府利用去年一宗香港女子在台灣遭香港男友謀殺,後該男子逃回香港的案件作為理由,乘機打開向內地移交逃犯的大門,本來就是借別人的悲劇和公眾的同情心來達到政治目的卑鄙手段。

到近期台灣當局回應事件後,香港社會開始探討政府修例的來龍去脈。本身是執業大律師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被問到修例是由特區政府提出,還是中央政府要求時,她表示修例不是中央政府要求,而是台灣政府提出。

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隨即反駁,指她的說法完全是一派胡言,無中生有,混淆視聽,台灣政府根本沒有向特區政府提出修例要求,並表示過去一年曾經三次接觸特區政府,希望磋商移交逃犯的可行辦法,惟特區政府一直沒有反應。

由此可見,建制派為求完成政治任務,信口雌黃,全無誠信可言。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明知台灣不會按照現時的建議,與香港達成移交逃犯的安排,對案件和受害者家屬毫無幫助,仍然硬銷修例,實在是立心不良。

另一方面,外國和本港商界亦察覺到修例的危險性。美國商會日前提交意見書,指香港優良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獨立是外國企業來港投資的主要基礎,反之內地的刑事訴訟程序有嚴重缺陷,例如缺乏公平的公開審訊和獨立司法機構,司法制度經常被濫用。任何可以令在香港居住或過境香港的外國商界人員被捕或是引渡到內地的安排和舉動,都會損害香港作為安全穩定營商環境的形象。

商會認為修例會成為外商評估是否在港建立或保留基地的主要因素,憂慮這樣會損害香港國際商業中心的競爭力,對修例有強烈保留。

商界同表憂慮

此外,一向親建制的本地商界,如自由黨的田北俊、實政圓桌的田北辰及經民聯的林建岳和林健鋒亦坦言憂慮,先後表示修例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

連續25年評定香港為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美國傳統基金會,在最近發表的「經濟自由度指數」時,雖然仍把香港列為第一,但在「司法效率」一項卻首次把香港從「完全自由」降級至「通常自由」,得分更只是比中國內地高0.1。報告指出分數如此接近,反映市場開始難以分辨中港兩地法制的分別。

在這個轉壞的勢頭下,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不單會令中港兩地的法治水平更加接近,甚至可以說是把香港法制與內地接軌。外國商會與本地商界的憂慮,難免會有機會變成現實。

事實上,美國國會將於本月審視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去年提交、建議考慮應否繼續把中國與香港分為兩個單獨關稅區的報告。筆者將會再到美國,向當地政商界繼續如實反映香港的現況,尤其港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這個最新發展。

現階段筆者認為美國應維持《香港政策法》,但亦會呼籲美國方面特別注意港府修例這個舉動,並因應事情發展,有可能需要更加頻密地檢視香港的政商環境,以及執行《香港政策法》的情況。

20190313_HKEJ

20796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