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請港府及建制派停止借法庭「過橋」

2019-02-20 | 明報
A23 | 觀點

近日保安局指,基於現時香港未與台灣訂立移交逃犯協議,去年涉嫌在當地殺害一名香港少女的男子逃回香港後,特區政府無法將其移交台灣接受調查和審訊,故建議修改《逃犯條例》,設立機制,容許特區政府以「一次性個案方式」,把涉嫌在未與香港訂立協議的司法管轄區違法——包括中國內地——但身處香港的疑犯,移交當地接受調查和審訊。

因為一宗在台灣發生的案件,便將移交逃犯的大門開放給司法不公至人人都怕的中國內地,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地方無端被拉在一起,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的真正目的,不止於處理在台殺人案,更是為了中央政府突破本地法律賦予在香港的市民和外國人的保障。

而被借來「過橋」的,還有香港法庭。

條例下法庭的作用十分有限

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最主要的理據,是建議須由法庭審批是否容許移交逃犯,條例本身亦規定只能依照當中列舉的46 類罪行,不能把牽涉政治的案件的疑犯移交內地。世界公認香港的法治水平和司法制度均十分優良,相信法庭就毋須擔心。

筆者與絕大部分市民一樣,對香港的法治和法庭都有信心。然而這份信賴不能被利用為支持修例的理據,原因是法庭在條例下能夠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

首先,條例雖然訂明不能把牽涉政治案件的疑犯移交內地,惟內地政府經常以非政治罪名來控告政治異見人士,例如:2011 年,中國異見藝術家艾未未被控逃稅和漏稅;2013 年,出版政治敏感書籍的香港晨鐘書局出版人姚文田在深圳被捕,後被控走私普通貨物罪;2015 年,709 大抓捕,不少被捕的維權律師和律師事務所職員,就被控以尋釁滋事罪(在香港相當於公眾妨擾罪)。

因此,只要內地執法機關提出條例載列的46 類罪行,法庭既不會揣度與訟各方的政治動機,亦只會審視內地提交的案情是否表面證供成立(即毋須證明有很高的定罪機會),就算恁誰都明知屬政治檢控案件,法庭亦難以拒絕按內地要求移交它聲稱的逃犯。

其次,修例也沒有賦權法庭須審視要求移交逃犯地區的司法制度,會否為疑犯提供符合基本人權的公平審訊制度。眾所周知,審訊前長期拘禁、涉嫌酷刑對待、不容許私人聘請律師代表、親朋戚友和律師無法接觸、閉門審訊,甚至審訊前要求疑犯公開認罪,是內地司法的家常便飯。這亦是回歸以來,香港一直未能與內地達成移交逃犯協議的主要原因。然而明知如此,法庭也不能拒絕內地移交逃犯的要求。香港法庭和特區政府也無從監察內地執法和司法機關的做法。

第三,一旦法庭批准內地要求後,才發現疑犯遭到不公對待,更被加控政治罪名,公眾當然不會期望特區政府會向內地要求交還疑犯,法庭也無權提出要求。儘管保安局和建制派回護,說提出要求的政府必須遵守協議,確保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但這分明是偷換概念和欺騙公眾。正是由於香港與內地無法達成正式的移交逃犯協議,特區政府現在才提出它的建議,那又何來協議可以要求內地政府遵守?

而且這個根本不可能是「一次性個案」程序,一旦修例,就等同與內地建立一個恆常機制,適用於所有在香港的市民和外國人。保安局無疑是欺騙公眾。

要是讀者還記得,內地商人肖建華於2017年在香港疑被不明人士押回內地。有建制派人士說如果落實修例,就不用大費周章去追捕肖建華。如此顛倒是非的理據固然難以理解,就當他們說得正確,但肖建華被抓回內地後,究竟身在何處、所犯何罪,兩年來內地政府完全沒有透露,無人得知。

必須認清現實 阻止修例

為了秉行公義,筆者絕對支持將在台殺人的疑犯移交台灣當局調查和審訊;為了維護香港的法治、司法制度和在香港的市民與外國人的基本人權和法律權利,筆者嚴正反對保安局和建制派現時支持的建議。早前筆者在與保安局長會面時,已當面提出改善方案,例如在修例時,只解除香港禁止移交逃犯到台灣的限制,並加入日落條款,規定處理案件後重新檢討與台灣的合作。此外,亦可以參考英國《引渡條例》第194 條,與台灣簽訂引渡備忘錄。惟保安局長連考慮都沒有,即場拒絕。

由此可見,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不過是利用在台殺人案為幌子,再借香港法庭「過橋」,來為保安局的政治目的「鋪路」。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必須認清現實,盡力阻止修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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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港府及建制派停止借法庭「過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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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暗渡陳倉的移交疑犯新建議

2019-02-15 | 信報財經新聞
A23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現時香港沒有與中國內地、台灣和澳門締結任何刑事法律合作或移交逃犯的協議。任何在三地違法而身處香港的疑犯,特區政府都無法移交其至案發地區接受當地司法部門的調查和審訊。

保安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基於現況,未能把涉嫌於去年在台灣殺害女友的一名香港男子移交台灣當局調查和審訊,故建議修改《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和《逃犯條例》,容許特區政府把涉嫌在台灣、澳門及中國內地犯罪而身處香港的疑犯移交當地處理。

原則上,筆者認為為彰顯公義和秉持法治精神,違法者應在適合的司法管轄區,依照符合罪行的法律接受調查和審訊。因此,為妥善處理在台殺人案,特區政府有需要與台灣當局磋商兩地的刑事法律協助或移交逃犯的合作安排。

保安局項莊舞劍

惟更重要的是,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其中一個關鍵作用,就是分隔中國與香港的司法制度,維護香港的司法獨立,以及確保內地法律不適用於香港。究其原因,無非是香港以至全世界都認為,內地的法治程度落後,人治色彩極為濃厚,司法制度不能保障受審者的基本人權和法律權利,包括自由聘請律師代表、未經審訊不得被長期拘禁,以及在拘禁期間免遭不人道對待等等。這也是自從回歸以來,香港一直未曾與內地達成任何刑事合作或移交逃犯安排的原因。

基於同樣原因,現時有與香港締結刑事合作或移交逃犯安排的數十個司法管轄區,全都是在法治水平和人權保障方面,客觀地被公認為達致可接受程度的地方,例如澳洲、加拿大、美國、英國、德國等等。

今次保安局的建議,無疑是項莊舞劍。處理在台殺人案只是藉口,其真正目的,是趁機打開與中國刑事合作和移交逃犯的大門。如果只是要與台灣合作處理該宗案件,而非要解除香港與內地刑事合作或移交逃犯的限制,其實有很多方法。

筆者與保安局局長會面時,已即席提出反建議,指出可以在修訂條例時,只解除與台灣的合作限制,並加上日落條款,規定在案件處理完畢後,重新檢討未來與台灣的合作。此外,亦可以參考英國的《引渡條例》,與台灣簽訂引渡備忘錄。惟局長一口拒絕,可見特區政府的真正目的,不是處理在台殺人案,而是要把內地的刑事司法制度引入香港。

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聲稱,條例已禁止基於政治案件而提出的合作要求,新建議亦由香港法庭把關,市民毋須擔心。惟眾所周知——特區政府和建制派卻不知道和不相信——中國政府經常以非政治罪行,例如經濟犯罪或桃色罪行來檢控政治異見人士。

如中國政府以經濟罪名來控告香港的政治異見人士,香港法庭亦不能以中國政府實際上是作政治檢控來拒絕移交申請。

更甚的是,當這名被指稱是「經濟犯罪」的疑犯移交內地後,中國政府才露出本相,加控其他政治罪名,屆時特區政府有可能要求中國政府交還該名香港市民嗎?確保其他司法管轄區會周全地保障香港市民的人權和監察其程序公義,是特區政府的責任,不應推卸給法庭。

特區政府藉一宗台灣的案件來引入中國的司法制度,不單是衝擊「一國兩制」和在香港的法治鑿開缺口,更會令香港市民活在中國只有人治、不講法治的恐懼之下,實在卑鄙和無恥之極。

可以預見,一旦23條立法,中國政府將更易跨境對香港市民控以有關國家安全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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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渡陳倉的移交疑犯新建議

【文章】用法治原則修訂防賄條例

2019-02-04 | 信報財經新聞
A13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月立法會會議,筆者再次向特區政府質詢修訂《防止賄賂條例》(下稱《條例》)第3及8條,把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的行為納入《條例》規管的進度。在預期千篇一律的回應中,字裏行間竟然發現政府在態度上有所變化。從以往的及早啟動立法程序,到現在審慎研究修訂條例,明顯是由積極轉為被動。

隨後有傳媒報道,特首林鄭月娥曾經向中央政府提出修例,卻不被允許,原因是行政長官由中央政府任命,中央政府不接受香港以本地立法成立委員會來審批行政長官可收受的利益;又指中央政府擔心一旦修例,行政長官會動輒被政治指控云云。

事實上,早在2012年,由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擔任主席的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在發表報告時,已表明同意行政長官有獨特的憲制地位,但獨特的憲制地位不是豁免其不受《條例》監管的理由。

因此在建議修例將其納入監管之外,亦提出成立一個由終院首席法官及立法會主席共同任命的獨立委員會,負責審批行政長官收受利益。之所以有此建議,首先是考慮到在三權分立之下,行政長官屬行政之首,應當由司法與立法之首的終院首席法官和立法會主席參與此事,以彰顯其獨特的憲制地位。

更重要的是,獨立委員會的委任過程,以及其在法定機制下的審批程序,都不應牽涉政治,亦須避免任何政治化的風險。

到2017年,筆者有感特區政府延宕修例,故自行擬訂私人草案。而為了進一步避免政治化,筆者在草案中乾脆建議由終院首席法官擔任獨立委員會的主席,並由他任命兩名擁有崇高社會地位及可獲公眾信任的人擔任委員。

這個建議,一方面是考慮到立法會主席也是一個相當政治性的角色,由終院首席法官這個理應是整個社會裏被認為是最獨立的公職人員全權負責此事,是最能避免政治化的方法。另一方面,《基本法》第47條本來已訂明,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終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並紀錄在案,由終院首席法官處理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的事務,已足夠彰顯其獨特的憲制地位。

傳中央「憂慮」

由此可見,坊間傳出中央的所謂「憂慮」,其實有法律方法解決。況且香港奉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本地立法屬於特區的內部事務,啟動立法程序前毋須先得到北京同意。特區政府繼續拒絕修例,只會令社會大眾和國際社會更加認為中央插手香港的法律事務,違反「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

筆者已經在2017年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私人草案,但至今尚未討論,顯然是建制派刻意阻撓。筆者已於上周致函委員會,要求馬上安排會議討論,否則會把私人草案直接交付立法會主席,正式提上立法會議程。屆時,特區政府必須就私人草案提出意見,陳述接納與否的理據和法律觀點。香港市民便可以藉此知道特區政府對修例的立場和所謂的「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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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治原則修訂防賄條例

【文章】私人刑事檢控

2019-01-09 | 信報財經新聞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沒有尋求資深大律師或御用大律師獨立法律意見的情況下,決定不向梁振英提出刑事檢控。當她公開回應社會對其質疑時暴露的頑梗,並對律政司行之有效的政策一知半解和肆意曲解,公眾便有理由相信她最終不會改變其錯誤做法。如要循法律途徑跟進此事,提出私人刑事檢控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

在現代社會,幾乎所有刑事檢控都是由政府提出。其實,追溯普通法歷史,最初主要是由市民私人提出的。蓋刑事罪行很多時是私人侵害私人安全或利益,而較少侵害國家,故由受害者直接向侵害者提出檢控,是最符合普通法原則的做法。

兩個問題須深思

到十七世紀,實際情況出現了變化。一方面,皇室本身需要處理涉及君主利益的案件,故委任檢控官提出刑事檢控;另一方面,為維持治安,皇室組成常規警隊,代替市民追緝和調查疑犯的工作,刑事檢控於是逐漸由皇室主導,並發展至現在幾乎由政府包辦的常態。

不過,市民提出刑事檢控的權利,沒有因而由政府取代。根據普通法,每位市民都與律政司有同等權利提出刑事檢控。更重要的是,私人刑事檢控還是監察政府的重要和有力的方法。著名案例Gouriet v Union of Post Office Workers便明確地肯定私人刑事檢控是「針對權力機關怠慢或偏袒的一項寶貴的憲法保障」。本地法律《裁判官條例》第14(1)條亦訂明,任何人都可以按其意願,毋須事先獲得許可,親自或由其代表律師提出刑事檢控。

以上的法律概念和條文,為市民提出私人檢控提供合法的基礎,但還有兩個問題必須深思熟慮:

一、有沒有足夠證據和合理定罪機會。梁振英涉嫌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是一項普通法罪行,沒有明文法例,定罪原則由過往案例歸納而成。而根據「許仕仁案」,公職人員在擔任公職前收受利益,上任後沒有申報,即使在擔任公職期間沒有任何行為顯示他有「回饋」利益提供者,但由於他已陷入「黃金枷鎖」,而同時執行公職職務,已可視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至於梁振英串同議員周浩鼎,企圖修改立法會調查UGL事件的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干預委員會的運作,兩人行為不當的性質更加明顯。不少法律界同業都認為已有足夠證據顯示表證成立,有合理定罪機會提出檢控。

二、按照普通法原則和現行法律,律政司有權隨時接管私人刑事檢控的案件。公眾當然會支持律政司親自提出檢控,但擔心的是律政司接管之後,會立即撤回案件。這樣是赤裸裸的徇私枉法,將會為政府製造極大的法律和政治危機,相信政府不敢造次。

在法律途徑之外,立法會仍然有渠道跟進事件。筆者已排定於本月23日提出傳召議案,要求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到立法會解釋不尋求資深大律師或御用大律師獨立法律意見的原因和理據。鄭若驊必須親身回應議案。

此外,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將於28日的會議討論事件。要是鄭若驊仍然無法說服公眾,私人刑事檢控就是最後、也是無可避免地要採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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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刑事檢控

【文章】就UGL事件提出私人刑事檢控的可能

2019-01-08 | 明報
A18 | 觀點

現在提起刑事檢控,所有人都認為須由政府主導。追源溯本,中世紀時,刑事法律是透過私人檢控來執行的。至17世紀,王室介入牽涉君主利益的案件,便開始了委任檢控官處理刑事案的做法。

據普通法  市民有權提刑事檢控

惟市民提出私人刑事檢控的權利,沒有因而被政府取代。根據普通法,每名市民均享有與律政司長同等的權利提出刑事檢控。《裁判官條例》第14(1)條亦訂明,申訴人或告發人可按其意願,毋須事先獲得許可,親自或由其代表律師提出刑事檢控。

私人刑事檢控不單是市民的個人權利,更是監察政府的重要和有力方法。在著名案例Gouriet v Union of Post Office Workers([1978] AC 435, 477)中,時任上議院法官Lord Wilberforce就指出私人刑事檢控是「針對權力機關怠慢或偏袒的一項寶貴的憲法保障」(a valuable constitutional safeguard against inertia or partiality on the part of authority)。

這個理念,正是民間考慮就UGL事件提出私人檢控的最重要原因。

律政司不擬向前特首梁振英及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提出檢控。從其考慮的過程到提出的理據,都顯示它在此案的做法,既違反了一貫政策,也不符合專業水平。

律政司曾向立法會提交文件,闡述其外聘獨立大律師就刑事檢控提供法律意見的原則,其中一項是「為求審慎起見,認為適宜尋求獨立外間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或服務,以免可能予人有偏袒的觀感或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涉及UGL案的兩人,一位是前特首兼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一位是政府執政聯盟民建聯的重要黨員周浩鼎。兩人與特區政府的關係既直接且千絲萬縷,絕對符合尋求獨立外間大律師意見的政策。如今律政司沒有遵循此政策,正好應驗了它指出的問題,就是給予公眾偏袒的觀感或出現利益衝突。

除這個公開原因外,筆者亦聽聞此案件原是由律政司內一名專門處理商業罪案的資深檢控官負責,後來卻無緣無故把案件從他手上及其部門抽走。若然屬實,就更顯示律政司沒有以最專業的態度和水平去考慮這宗複雜和重大的案件。

程序不公義下得結論  難以服眾

此外,刑事檢控專員的委任和確認程序一直欠缺透明度,外界難以知道委任的決定是怎樣和在何時作出的。這個對檢控程序無疑會添加多一層疑雲。事實上,回顧歷任刑事檢控專員處理敏感案件的檢控決定時,絕大多數都盡可能地公開和透明。今次反其道而行,完全改變了以往的準則,連起碼的正當解釋和正式召開記者會回應問題都欠奉。

在程序不公義的情况下得出的結論,無論如何都難以服眾。既然律政司長怠慢和偏袒,由民間自發提出私人刑事檢控,就是維護法治的唯一辦法。筆者將於本月23日的立法會提出傳召議案,鄭若驊必須親自回應。190108 HKEJ.png

【文章】不按慣例 何來程序公義

2019-01-01 | 信報財經新聞
A10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律政司決定不就前行政長官梁振英UGL事件提出刑事檢控的風波,沒有因為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親身解畫而平息,反而使她自暴其短而愈演愈烈。公眾的矛頭,已從不檢控梁振英的決定,轉移至鄭若驊不按照律政司過往慣例和既定政策對外尋求法律意見。

向外尋法律意見5種情況

一直以來,律政司不時會外聘大律師為其提供所需的法律服務,例如給予法律意見或擔任政府的法律代表,參與刑事或民事訴訟。筆者曾經就律政司外判法律服務的政策和情況,在立法會向其提出書面質詢。

當時的回覆是,一般來說,律政司會基於六種情況向外尋求法律服務,包括:一、需要專家協助,而律政司內並無所需人才;二、律政司內沒有合適的律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出庭;三、因案件涉及律政司人員而需尋求法律意見或進行法律程序;四、考慮到辦理有關案件時的連貫性問題或減低開支的需要;五、為求審慎起見,認為適宜尋求獨立外間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或服務,以免可能予人有偏袒的觀感或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六、基於案件的大小、複雜程度、申索量和所需時間而認為有需要把案件外判。

針對第五種情況,律政司在去年2月的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就其把刑事及民事案件外判的議程上,提交文件,作更詳細的闡析。當中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

一、關於「具爭議性案件」的處理方法。律政司表示,大部分刑事檢控工作,包括「具爭議性案件」,均由律政司內的檢控人員處理。然而,律政司有需要把爭議性案件衍生的刑事檢控案件外判,以尋求專家協助;或就其認為應避免予人偏袒的觀感或有利益衝突的問題,而向獨立外間大律師尋求法律意見或服務。

律政司強調,刑事檢控專員及刑事檢控科人員會全面考慮每宗案件的情況,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並會視乎案件的敏感程度決定是否外判。

律政司長應撥亂反正

二、關於把案件外判予海外大律師的原則。律政司表示會在必須時外判案件予海外大律師處理,所考慮的情況包括法律觀點的複雜程度、是否涉及重大的憲制、政策或財政影響,或重大的公眾利益、所涉事宜的敏感程度,以及訴訟另一方的法律代表等。認可海外大律師在香港法院處理案件,最終亦須獲法庭批准。

只要有留意UGL事件,相信無人會否認,這是一宗極具爭議性的案件,最容易理解的原因,固然是當中的關鍵人物涉及前任行政長官、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事件的確包含不少複雜、重大且涉及憲制的法律觀點。

茲舉一例:《基本法》第47條第2款規定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紀錄在案。那麼在就任行政長官前已簽訂的商業協議而衍生,並在其擔任行政長官期間收受的利益,是否此條所指的須申報財產?

然而,鄭若驊解說時,既稱涉案者是律政司人員才會外聘大律師,又自詡是因為自己對案件有擔當才不外聘大律師。這樣無疑暴露了她一方面對律政司行之有效的政策一知半解,另一方面更顯示她以個人想法,改變律政司司長這個重要職位應有的行事原則。要是鄭若驊不及早撥亂反正,公眾必然會質疑她是否仍然適合當律政司司長。Artboard 1190101_HKEJ

【文章】欲蓋彌彰的UGL事件

2018-12-21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延宕多年的UGL事件,近日因為律政司決定不檢控前行政長官梁振英而再度成為社會熱話。公眾對律政司的決定大感詫異,並非因為對人不對事,而是它提出的理據與公眾對事件的理解大相逕庭,以致公眾難以信服。

梁振英涉嫌的罪名是貪污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事件包括:一、他與UGL Limited簽訂協議,以及在他擔任行政長官期間接受該公司的款項;二、他與周浩鼎涉嫌介入立法會「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UGL Limited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

兩點理據值得商榷

律政司提出理據有兩點值得商榷:一、它認為由於沒有利益衝突,因此沒有法律規定梁振英須申報他在成為行政長官之前,與UGL所簽訂協議而會獲得款項的金額。故此,沒有申報並不構成任何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惟翻查行政會議申報利益的指引,當中列出須要申報的利益,包括公共或私營公司的受薪董事職位,或受薪工作、職位、行業、專業等。而所謂「受薪」,則指凡獲得薪金、酬金、津貼或其他實惠的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

行政會議成員擁有或獲得的利益會否構成利益衝突,並不是應否申報的條件;也就是說,即使未必構成利益衝突,只要屬於「受薪」性質,就應該申報。由此可見,律政司以有無利益衝突作為衡量應否申報利益的準則,是有偏差的。

二、它認為周浩鼎向專責委員會提交經梁振英修訂的主要研究範疇,並不會影響委員會的正常運作。故此,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這種不當行為嚴重至足以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這個說法,既罔顧事實,更不合常理。須知道所謂主要研究範疇,即是立法會任何一個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對委員會的工作肯定有直接和重大的影響。而梁振英是委員會最主要的調查對象,他私下透過身為委員的周浩鼎修改主要研究範疇,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干預委員會對他的調查工作,使他被調查時獲得最大的利益。

僥幸的是,委員會在敲定主要研究範疇前揭發事件,才遏止了他們的圖謀,而周浩鼎亦因此退出委員會。要是律政司認為這樣都不算影響委員會的正常運作,顯然是違反常識;要是它認為因為梁振英和周浩鼎事敗,主要研究範疇沒有被竄改,就當作沒有影響委員會的正常運作,這種推論就是荒謬。

有別一貫做法

此外,律政司最未能令公眾信服的是,今次作不檢控決定前,沒有按照一貫做法,對外尋求資深大律師或御用大律師的意見。翻查往例,一旦案件涉及高官如梁錦松、許仕仁和曾蔭權,律政司均有尋求外間法律意見,而結果既有檢控也有不檢控。因此現在公眾批評律政司沒有如是作,不是基於它決定不檢控梁振英,而是認為它違反慣例,有破壞程序公義之嫌。

平心而論,任何一個地方,包括香港的檢控政策,都不是、也不應該以被舉報者必須被檢控為宗旨。因此梁振英是否被檢控,甚至經法庭審訊後是否入罪,不是公眾最關心的焦點。公眾關心的是,律政司有否嚴格遵照法治原則去考慮檢控,即單循現行法律及所得證據,以專業知識和獨立態度分析案件,並向外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然後向公眾詳細解釋是否檢控的決定。這樣,才是看得見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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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忽職守的守門人

2018-12-13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近日應邀到美國訪問,與不少商界人士交流。他們除了擔憂「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情況外,亦關心香港現時的營商環境和金融市場的情況。有個別金融界朋友提到,今年香港推行上市制度改革,當中比較矚目的是引入「同股不同權」制度(WVR),他們關注香港的市場有否因而變得不穩定。

他們的關注是無可厚非的。香港作為「紐倫港」一員,與英國倫敦和美國紐約同被視為全球三大金融交易市場及國際金融中心,發展WVR確是有需要的。惟香港的改革,是做一半不做一半,變成只追求發展,不理會保障的制度。

按英美兩國的經驗,她們設立WVR時,會同步引入集體訴訟機制,讓小投資者在這些上市公司出現問題時,避免他們個別地與龐大的公司單打獨鬥,這是最基本的公平原則。

畢竟WVR制度對香港小投資者來說,是一個較新的概念。筆者曾經在立法會質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要求政府在港交所推行WVR機制的同時,研究引入集體訴訟機制。然而,局長的回覆實在令人失望,他表示法律改革委員會已在2012年就集體訴訟機制發表一份詳盡研究報告,提及應由消費者案件開始,以循序漸進方式引入集體訴訟機制。由於同股不同權是近年新興的事物,故沒有包含在該報告內;亦因為這個原因,局方當時未有把同股不同權納入正在研究的集體訴訟機制的範圍內。

這樣的答覆,完全突顯出政府的官僚態度和因循作風。當年法改會沒有把同股不同權納入集體訴訟的研究之中,並不代表局方現在毋須要或不可以把金融市場實行集體訴訟此課題另作研究。

港交所日前宣布,滬深港交易所已就不同投票權架構公司納入「港股通」股票具體方案達成共識,預計2019年年中生效。筆者認為這是操之過急,蓋到2019年年中,WVR制度在香港亦僅實行了一年,港交所和政府是否應該先檢討它對本港整個金融市場及投資者的損益後,才進一步推廣至與其他市場互聯互通呢?筆者的建議是,雙方應該在WVR制度實施2年後開始檢討,並在隨後半年內提交報告,檢視WVR對香港的影響,之後才考慮下一步行動。

俗語有云「分分鐘幾百萬上落」,金融市場講求分秒必爭,沒有人會反對。但在追求速度的同時,更要顧及安全。正如在賽車場上,保護車手和觀眾的措施,必定比在普通馬路的多。

加強保護投資者,其後果不是、也不會拖金融市場的後腿,反而有助其健康發展,並增強投資者的信心。既然如此,政府的不作為,除了怠忽職守外,應該沒有其他說得過去的理由。Artboard 1181213_HKEJ

維持《香港政策法》的條件

2018-12-13 | 明報
A23 | 觀點

香港因為「一國兩制」而在國際社會擁有一個獨特地位,且得到其他國家的特別待遇;相反,若然「一國兩制」失敗,香港的獨特地位和享有的特別待遇即會隨之消失。美國的《香港政策法》(下稱《政策法》)正是一個最佳例子。

自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的發展每况愈下,是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同意和感受到的,近年甚至有急遽敗壞的趨勢,連國際社會都開始注視和擔心。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李波被抓回內地、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金融時報》編輯馬凱被拒諸香港門外、政府剝奪市民參與選舉的權利、向民主派提出政治檢控、民主發展停滯不前,以及可能會制定一條嚴厲的23 條等等,都迫使國際社會——尤其美國認為現在是正視香港「一國兩制」發展的時候。

取消《政策法》必造成嚴重損害

眾所周知,美國在此時發表報告,目的明顯是為了增加自己在貿易戰中的籌碼。在香港,有人認為應藉此機會,呼籲美國(以至是國際社會)應加強關注「一國兩制」的發展情况。這是理所當然和因勢利導的做法,亦是筆者今次應邀出訪美國的目的。可是若進一步呼籲美國乾脆取消《政策法》及單獨關稅區地位,期望迫使中央和特區政府停止繼續破壞「一國兩制」,就不單是捉錯美方的用神,對香港來說也是弊大於利,而且可能未見其利先受其害,只會加速香港走向「一國一制」。

要是有研究《政策法》,了解其原意和內容,應該知道《政策法》不應該也不可能無條件地延續下去。筆者之所以在現階段不呼籲美國取消《政策法》,正是由於此舉會對香港的經濟和社會必然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造成難以估計的嚴重損害。

美政界共識:如出現5情况 《政策法》便撤銷行文之時,筆者正到訪美國。在與不同界別的人士交流中,來自民主與共和兩黨的成員,每一位都向筆者表示非常關注香港的情况。《基本法》承諾的民主尚未實現,加上我們的自由和法治不斷受到威脅,美國政界的共識是《政策法》和單獨關稅區地位不會無限期地和沒有條件地延續。美國會密切注視香港的發展,從筆者對美國政界的觀察所得,他們的共識是如果出現以下情况,《政策法》和單獨關稅區地位便會撤銷,包括:(1)再有市民被剝奪參選權及當選者被褫奪議席;(2)再有外國記者被逐離香港;(3)再對民主派提出政治檢控;(4)提倡訂立一條嚴厲的23 條;及(5)繼續拖延落實真普選。筆者相信美方將會發表正式文件闡述這個立場。

香港需證明是國際社會負責任成員

在普遍認為貿易戰停火機會極微的情况下,在可見的將來,一旦觸發這些條件,美國對香港的政策必定改變。沒有人——包括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能夠擔當這個惡果,即使她自詡權威,惟事實勝於雄辯。魚與熊掌不能兼得,香港不可能在「一國兩制」失敗的時候,奢望美國不撤銷《政策法》和單獨關稅區地位。

在交流當中,美國政商界亦就何志平和孟晚舟事件對筆者提出不少疑問。香港需要證明它是國際社會裏一個負責任的成員。這是為什麼筆者與梁繼昌議員在立法會裏一直密切跟進聯合國的制裁規定。公民黨亦會提出修訂法例的建議,使香港符合國際的準則。

筆者將前往東岸,與華爾街的法律界和金融界闡述香港的情况。如聽到他們更多的想法,會再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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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香港政策法》的條件

【文章】訪美之行——《美國—香港政策法》

2018-12-4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美中貿易戰曠日持久,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發表報告(下稱《報告》),建議美國政府商務部應考慮把香港和中國內地視為同一個關稅區。

在此複雜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香港必須在國際層面確立自身的定位,尤其是輿論普遍認為美中兩國日前達成的所謂「休戰」是短暫的。

必須權衡利害

在我公開訪美目的和行程後,有意見指我主張維持《美國—香港政策法》(下稱《政策法》)和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是錯誤的。因為他們認為「一國兩制」已名存實亡,應該呼籲美國立即取消這些政策來懲罰中央和特區政府。

我完全理解他們的情緒,更肯定他們對香港的關心;他們因為目睹近年發生的事件而感到絕望,實在無可厚非。

不過,現在呼籲美國取消《政策法》和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並非最好時機。《政策法》是美國最能影響中央改變對港政策的工具,但同時是最後手段,對香港有利有弊,必須極之慎重地審時度勢和權衡利害後才能動用。

如果現在取消《政策法》和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很大機會造成反效果,使香港在國際上失去競爭力,而誤把香港推落懸崖,並加速香港與中國的融合,連帶加快「一國一制」的步伐。

我之所以在這個敏感時刻出訪,是鑑於特區政府及林鄭月娥完全否認《報告》的觀察和批評,並把責任諉過於民主派。這樣不單是罔顧事實,亦無助解決問題。我有責任向國際社會任何一個關心香港的國家如實反映這裏的情況,並表達我們的觀點。

一併交代訊息

從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李波的事件、高鐵西九站實施「一地兩檢」、《金融時報》編輯馬凱被拒發工作簽證、取消市民參選立法會和村代表的資格、褫奪當選立法會議員的席位,到利用殖民地時代的過時法律檢控9名參與佔中者,我都有必要向美國以至國際社會表明,這些事件的確會破壞「一國兩制」和香港的法治。

我在與傳媒會面時,已把上述原因,以及下述與美國政、商和專業界會面時,將會表達的訊息和要求一併交代:

一、近年「一國兩制」明顯急遽地偏離《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和制定《基本法》的原意。香港既然因為「一國兩制」而被界定為是與中國有根本分別的國際城市,國際社會即有必要關注「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的情況,更有理由因應其發展,檢討其對港政策,促使中央和特區政府回歸《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原意。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應加強觀察香港的工作,並就香港的情況作更頻密和更深入的評估。不要低估委員會報告的作用,只須看建制派在《報告》發表後馬上撤回訂立23條的議案便可知一二。

二、儘管「一國兩制」受到不同衝擊,但與國際社會一樣,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希望維護「一國兩制」。而法治是「一國兩制」中最重要的核心元素,是香港與內地在本質上最明顯的區別。回歸以來,香港的法治雖然備受挑戰,但我們仍然擁有一個專業和得到國際社會高度評價的法律界和司法界。

最大最後保障

美國政府現在已透過《報告》向中央和特區政府發出明確的警告,當香港的法治和基本的人權和自由繼續被蠶食,如政府有意訂立一條侵害人權和自由的23條,美方可以隨時基於上述理由,採取最強烈和最後的手段,包括取消《政策法》和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這個才是對香港最大和最後的保障。Artboard 1181204 HKE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