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普通法與成文法中的妨擾罪

信報財經新聞    2017-4-12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律政司以普通法中的妨擾罪和煽動妨擾罪起訴前年雨傘運動的發起人與參與者。鑑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不宜討論檢控的優劣或入罪的機會,但可以概論地分享普通法和成文法中妨擾罪的一些知識。

按現行法律制度,刑事罪行大致分為兩大類:成文法規定的罪行及源自普通法的罪行。成文法罪行指有明確法律條文訂明的罪行,例如《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第3條訂明公職人員收受利益,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款10萬元及監禁1年。普通法罪行則不是由法律條文訂明,罪行的定義源自數百年來的案例,較常聽到的罪行包括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串謀詐騙和妨擾罪等。除非另有規定,所有普通法罪行的罰則都由《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第101I條涵蓋,最高刑罰為監禁7年及罰款。

普通法中的妨擾罪是一項古老罪行,其定罪原則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的文獻及案例,即在成文法尚未成熟前由法官在審案時確立,詳細定義在不同案件中或會略有不同,但大致原則是把騷擾和傷害公眾(相對於針對某些人)的行為刑事化。由此可見妨擾罪的定義其實較空泛,除了阻街,數百年的案例包含五花八門的行為:例如有意識地帶着一頭有危險傳染病的牲畜在街上行走、在市場售賣不可食用的肉類、舉行大型迷幻音樂派對引致交通擠塞、噪音和附近地方遍布垃圾和排泄物等行為,都可構成妨擾罪。

由於普通法罪行較空泛和模糊,惟刑事罪行的重要原則是要清晰和確定,讓市民知清楚明白哪些行為會墮入法網,因此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如英國、澳洲和香港多年都致力以立法形式訂明普通法罪行。而《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228章)則是以成文法訂明公眾地方的妨擾罪,第4A條更清楚訂明若有關行為對在公眾地方的人士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可罰款5000元或監禁3個月,並必須於案件發生後6個月內提出檢控。正因為成文法罪行的定義和罰則較清晰和明確,法庭一般較認同以成文法作起訴基礎。避開起訴時限和罰則規範不是選擇以普通法起訴的好理由,即是說如成文法的罪行較適合案情,律政司不能因為過了起訴時限,或希望被告得到較重的懲罰而選擇引用普通法罪行提出起訴。

律政司過去很少引用普通法妨擾罪起訴,較著名的案例是2008年8月9日一名外籍人士Pearce趁北京奧運開幕日,攀上青馬大橋龍門架示威,警察及消防處決定封閉大橋導致交通擠塞。律政司當時選擇引用普通法妨擾罪起訴Pearce,最後法庭考慮到Pearce造成明顯的公眾傷害,是成文法妨擾罪沒有提及但普通法有提及的要素,認為以普通法妨擾罪起訴Pearce較恰當。但應注意的是,當時律政司是於同年11月,即事發後兩個月內提出起訴,與今次律政司在佔中發生兩年多後才作起訴有分別。

今次律政司引用普通法而非成文法的妨擾罪,相信起訴罪行是否恰當將會是案件其中一個爭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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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與成文法中的妨擾罪

【文章】期望與感謝

信報財經新聞    2017-3-31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今屆特首選舉以一個反高潮結束。一個既在民調中領先,又能得到民主派和建制派支持的曾俊華敗選;反之在民調中顯著落後,只能得到建制派支持的林鄭月娥卻當選,特首選舉制度之荒謬和反常,已不證自明和完全展示。

在有真正民主的地方,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選舉規則而當選的一方,也必須秉持尊重少數的原則,何況是得不到大部分市民支持,只是在小圈子選舉中勝出的香港特首?筆者相信林鄭月娥深明這個道理,更體會自己正是處於這個窘境。

同樣,選舉是短暫的,管治是長遠的,所以當大家為了選舉結果失望甚至沮喪之後,始終不能因為不認同它而當它不存在,於是我們就要面對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未來5年,我們希望新一任特首和新一屆政府做什麼?

修補撕裂,重建和諧,是香港市民近年最大的願望,也是今屆特首選舉中所有候選人都置於首位的政治主張。如果這不是為了競選而作出來的口號和噱頭,那麼就要問:要怎樣做?從何入手?

改善行政與立法、尤其是特區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應該是修補撕裂與重建和諧的切入點。畢竟從政治現實看,立法會有至少一半議席是直接選舉產生的,是民意和社會狀況的縮影。更重要的是,民主派在立法會選舉中的得票率恒常超過五成,也就是說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孰好孰壞,直接顯示政府是要跟大部分香港市民與之為善抑或與之為敵。

雖然根據《基本法》規定,立法會對行政長官及其政府有監察的職責,令彼此必然存在緊張的關係,但這個只是程度多少的問題。過去5年行政與立法關係跌至谷底,肇因無非是梁振英以好鬥、橫蠻的態度和方法處理立法會的事務,以至部分政府官員,包括林鄭月娥也近朱者赤(大家應該還未忘記她在鉛水事件中的表現吧)。

其實,並非所有官員亦如是,比如現任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一直以來,都與立法會和民主派議員保持一個和而不同、互相尊重和嘗試合作的關係。所以,如果過往是因為受制於梁振英而迫不得已,那麼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未來應該可以自由發揮,讓大家看看她在選舉中力銷的「管治新風格」是否洗盡梁振英的惡習。如是,相信民主派是樂意與她改善關係,市民也會對她改觀;否則,便會應驗民主派和大部分市民的擔心——林鄭月娥只不過是「梁振英2.0」和「撕裂2.0」。

今次選舉結果令人無話可說,惟筆者身為其中一名選委,對一些參與其中的人,還是覺得感謝。首先是在選委會選舉中支持民主派選委的市民,你們讓民主派在選委會中有史無前例多的議席,使我們能夠比以往做多一點事情;然後是「民主300+」的選委們,你們願意為市民團結、合作和取捨,實現了大部分市民希望見到的特首選舉局面;然後是胡國興,為選舉帶來與別不同的政綱和聲音。

最後是曾俊華,在選舉過程中令不同政治光譜的市民重新連繫,讓大家明白只要有一個合適的政治領袖,修補撕裂是可能的,也讓新任特首和政府知道,未來5年應該用什麼態度和手法管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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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與感謝

【文章】用民意遏止小圈子荒謬

信報財經新聞    2017-3-22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首選舉進入最終階段,經過多場選舉論壇,不同民意調查,以及民間發起的公投,社會的整體意向很清楚,就是希望曾俊華當選下任行政長官。

投票,從來都是一個將繁多和複雜的考慮,簡化成一個政治行為的過程;因此,每次投票,每個人──更遑論要整個社會裏的所有人──都幾乎沒可能作出一個自覺完美的決定。在投票的時候,選民往往要在「兩害相權取其輕」或「兩利相權取其重」之間作考慮,而民主的其中一個作用,就是尋找彼此的最大公約數:在不同想法之中,歸納一些共同點。

港人務實理性

由此引伸,投票其實也是一個「取」與「捨」的過程,當市民選取了某個候選人及其政治理念,同時也是捨棄另一個候選人及其政治理念。所以,當下大部分香港市民透過各項民意調查和民間公投表示支持曾俊華,而捨棄林鄭月娥,其實表達了一個簡單和強烈的願望,就是經歷了過去5年的社會撕裂和內耗,市民期望有一位較溫和與親和的行政長官,帶頭修補社會裂痕和團結香港市民;而獲得跨民主派和建制派陣營支持的曾俊華,是最有可能實現這些願望的候選人。

當然,從過去多年的民意調查更可見,大部分市民是強烈要求香港立即落實行政長官與立法會普選,反對人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以及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抱持極之保留的態度。在這兩個問題上,曾俊華的立場──儘管經微調之後──還是無法令人完全滿意;然而,市民依然傾向支持曾俊華,是因為他們心裏很清楚,事有緩急先後:特首選舉是迫在眉睫的,修補撕裂和消除內耗的選擇近在眼前,重啟政改和23條立法是後至的,故應先把握特首選舉的機會,促成這些願望,爾後才於落實雙普選和爭取最能保障市民權利的23條立法等議題上繼續與之角力。由此可見,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是務實、理性和有智慧的,深諳如何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的策略。

對於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部分民主派選委而言,我們固然十分同意市民這些集體願望和策略,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作為有權投票的民主派選委,我們明知在小圈子選舉制度下,將市民意願化成實質政治力量的方法,就是透過我們按照民意去投票──尤其在今屆選舉,當大部分建制派選委都受制於中聯辦,到今天仍然執意支持不受歡迎的林鄭月娥,民意就成為唯一一股衝擊小圈子選舉制度和中聯辦政治操控的政治力量。

冀選委服膺市民

因此,民主派選委將傾盡全力,在特首選舉中票投曾俊華,這個不單是實踐市民的意願,並以此衝擊建制派選委,要他們服膺市民意願多於西環意志。我們更希望中央政府有智慧和氣度順應香港市民的意願,因為有別以往,這次是20多年來首次有民主派和建制派陣營的選委支持同一位建制派候選人,實在是值得大家──包括中央政府重視的。這樣不是要合理化小圈子選舉,而是要遏止小圈子選舉做出比以往更荒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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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民主派只有團結的必要

信報財經新聞    2017-3-13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首選舉正式開始。從3月1日提名期結束,到3月26日的選舉日,整個選舉為時不足一個月。雖然有句政治老生常談,說「政治一日都嫌長」,不少人還以今屆美國奧斯卡金像獎在最後一刻頒錯獎,比喻選舉未到最後一刻,還不能確定選舉結果,認為今屆選舉比以往更波譎雲詭,提出不少選舉分析和策略。

筆者完全同意選舉是充滿變數的,因為能夠影響選舉結果的因素,既繁多又複雜,峰迴路轉和出人意表是常態;即使是小圈子選舉,但只要有真正的競爭,選民與市民也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然而,反過來說,民主派在今次特首選舉中,可予思考的策略其實不多,這並非妄自菲薄,而是眼前的政治現實是,在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裏,任何候選人只要取得601票,便能當選行政長官,以及在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裏,民主派選委只有320多位。

盡量反映民意

作為少數派,民主派選委採取的原則,便只有盡力反映港人的意願,以及令手上的選票發揮最大的作用。

以上兩個是民主派在選委會選舉中取得300多個議席之後,一直秉持的原則。反映香港市民意願,本來就是民主派選委的天職,尤其在佔絕大多數反映「西環意志」的芸芸建制派選委中,更見必要和重要。

此外,民主派選委既屬少數派,自然沒有餘裕去浪費任何選票,所以如果要發揮最大作用,惟有團結一致。

在這兩個原則主導下,民主派選委在特首選舉的不同階段,因應不同選舉規則,審時度勢,因時制宜,提出與實行不同策略。在提名階段,市民一方面希望讓民望最高的參選人「入閘」,另一方面亦樂見有最多的政治理念能夠在選舉中辯論;而由於選舉規則訂明只需150個選委即可提名一位參選人,於是民主派選委便緊密合作和協調,集中票數提名兩位參選人,結果成功令該兩位參選人入閘。

到了正式選舉階段,在得票過半即能勝選的選舉規則下,民主派選委依照上述兩個原則,能夠和應該提出與實行的策略,便是參考民意調查和「民間公投」的結果,然後把選票全投民望最高和得票最多的一位候選人。

因此,現時有政治分析認為,民主派當初提名兩名參選人,製造了「鎅票」的可能和效果;或反過來說,有人、甚至是候選人提出,民主派選委在第一輪投票中,應平均分票予兩位候選人。

筆者認為,無論「鎅票」還是「分票」,都不可能、更不應該發生的,因為既然民主派選委的策略是全票投給民意最高的候選人,則必然只有一位候選人能夠符合這個條件,民主派選委也就不可能把票投予非民意最高的其他候選人,如此又怎麼會被「鎅票」或「分票」呢?

民主派選委只有團結的必要,沒有分票的本錢。這是最符合民意的策略,不應該受任何政治分析或個別候選人的計算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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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只有團結的必要

【文章】香港人反操控選舉的一戰

信報財經新聞    2017-3-2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首選舉提名期結束,民主派選委最能發揮政治作用、最能實踐港人意願,同時最能反制受操控選舉的一着,就是給予足夠提名讓民望最高的參選人成為候選人。進入正式選舉階段,雖然在小圈子選舉中屬於少數的民主派難以發揮決定性作用,但筆者相信,能夠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不是佔大多數的建制派選委,而是香港市民。

毋須在政圈打滾、打聽和「收風」,即使在坊間看新聞報道的香港市民,都知道今次特首選舉,操控之手比過往出現得更早、出招更為用力。從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南下深圳表態支持某位參選人,中聯辦落足「洪荒之力」(甚至可能不擇手段)為某位參選人拉票,又透過本地政治人物(例如已向建制陣營投誠的湯家驊),「放風」暗示傾向支持某人和最不支持某人,甚至連建制陣營內均有選委明言感受到壓力,甚至寧願不提名……大家對這些干預和操控反感之餘,更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今次選舉,操控之手出現得那麼早、出力出得那麼勁?

那是由於今次港人在特首選舉前已表達強烈和清晰的民意——大家不只是厭惡梁振英本人,更要唾棄梁振英路線;梁振英「被放棄」連任,可見中央政府是重視香港民意的。

無疑,內地政治既保守,又隱密和複雜,儘管梁振英被棄掉,但被視為「梁振英2.0」的參選人卻獲得力挺,或許令人難以理解,即使身處建制陣營的政治人物,相信亦未必能摸清當中的虛虛實實。

民主派選委和香港市民堅持的是,在已經不民主的小圈子選舉中,還有最基本的政治道德和倫理,以及嚴格遵守所有選舉法例,讓各選委不受干預、壓力或操控下投票。

特區政府負責處理今次特首選舉的每一位官員,都有責任確保整個選舉程序——特別是投票時,每一個選委均按照法例規定,行使他們的投票權。筆者並非杞人憂天,而是回顧過往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傳媒已揭發多種有可能違反選舉法例和規定的行為,更有涉案人士在法庭被判有罪。筆者相信,只要所有人都恪守選舉法例,選委們必定能夠不受干預、壓力或操控,自由地投下自己的一票。

不顧程序公義,影響選舉結果,即使最終獲得勝利,也必然是災難的開始。前車可鑑,梁振英在上屆特首選舉用不光彩的方法贏得特首之位,後果就是被大部分香港市民認定他沒有誠信,繼而無法管治。今天所有香港市民都已經見到中聯辦向選委們做了大量「工作」,如不立即收手,即使他們成功造王,卻肯定會帶來比上屆選舉更壞的政治後果,香港更無法管治,「一國兩制」更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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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踏單車上班

am730 2017-2-24
B17 | 戶外 | Cycling

近來跟一位喜歡踏單車的好友一起晚飯,跑步和踏單車是打開話匣子的話題。跑步和踏單車都是主要運動雙腳的運動,但跑步和踏單車訓練的肌肉不同,踏單車能改善膝關節不適,正好可以處理跑步過急和過量而產生的毛病,所以如果輪流交替做這兩項運動,相信可以發揮互補長短,相輔相成的作用。

筆者辦公室有兩位助理也是單車愛好者,平日會相約與提倡以單車代汽車的朋友一起踏單車上班。早前他們有一個鼓勵巿民踏單車上班的宣傳活動「天光Ride」,讓踏單車成為生活和交通的一部分,筆者也參加了。平日不論是駕車還是行街,都要經過馬路,鮮有擔心的感覺。但踏著單車出馬路,卻有「馬路如虎口」的警覺。作為在馬路踏單車的新手,當然跟著大隊,大家都很合作和守規矩。其實只要駕車者、騎單車者和行人互相尊重,在馬路上踏單車可以非常安全。到達立法會時,發現踏單車上班,不比駕車和乘搭交通工具慢。

踏單車不單對個人有好處,對社會和環境亦然,不但可以減少廢氣排放,使空氣清新,甚至能減輕交通擠塞。當然,要在香港推廣以單車代步並非毫無難處,但和其他者參加者聊天時,知道外國愈來愈多國家,都有政策和措施鼓勵巿民多用單車代步,例如倫敦泰晤士河上便有一條橋,只准行人和單車使用,不少城巿也開始單車租借計劃。

如果連一些比香港規模更大的國際級城市也能做到單車友善的政策和措施,相信香港也可以。這個應該是未來香港政府應該努力思考的交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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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民主派兩全其美的選擇

信報財經新聞    2017-2-21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民主派在今次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有超過300個席位,能夠發揮的影響力歷來最大,面對的形勢也比過去任何一屆的特首選舉複雜。

在這個充滿矛盾的形勢下,民主派選委無論作什麼選擇,都難以滿足所有支持民主的朋友的期望和要求,但是我們能夠做到的,是最好的選擇。

不讓CY路線重燃

什麼是最好的選擇?阻止梁振英路線死灰復燃、反制中聯辦操控特首選舉、讓港人的民意影響特首選舉結果,以及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肯定是當下最多香港市民希望做到的;這幾個考慮點,其實是環環緊扣的。

現任特首梁振英不能連任,很明顯是港人強烈反梁的成果。梁振英為何那麼討香港人厭?原因罄竹難書,但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理由概括起來,就是破壞誠信、廉潔、自由、法治等等香港的核心價值。

這還不止,身為港人的特首,梁振英卻往往選擇親內地而遠香港,小至在一場球賽中要支持中國隊還是香港隊,都是巧言令色。既然如此,港人當然不能繼續容忍梁振英,哪又怎會接受沿襲梁振英路線的人當下屆特首?

中聯辦操控香港各級選舉,包括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和區議會選舉,已是公開的秘密。大家如果不善忘,5年前梁振英當選,第一個跑去拜謝的,就是中聯辦。從此,梁振英與中聯辦便連成唇亡齒寒的命運共同體,共生共榮。

儘管今天梁振英本人失勢,但梁振英集團仍在,中聯辦固然要出洪荒之力撐起這個集團的新代理人,所以在今屆特首選舉,中聯辦早在提名期前已經開始工作,建制中人敢怒不敢言者固然有之,有些甚至已忍無可忍地發牢騷。

香港人無疑是理性和務實的,雖然深明特首選舉絕對不是一個民主選舉,但香港人也不是理性和務實到認為特首選舉事不關己到可以冷漠無視,而是仍有一份熱情和理想,希望透過清楚和強烈地表達自己的意願,在整個選舉中帶來突破。

民主派在選委會選舉中取得超過300多個席位,正是這份熱情和理想的反映,也是突破小圈子的第一步。接下來,也是關鍵的一步,就是把香港人理想的參選人推進特首選舉,要所有選委——包括建制派的選委直接面對香港人的強大民意。

選擇顯而易見

要是這樣看,今屆特首選舉的形勢雖然比以往複雜,但應該做的選擇卻很顯而易見,就是選擇與梁振英截然不同、中聯辦不支持、重視香港核心價值、民意強烈支持的參選人。

當然,民主原則的倡議和實踐——無論落實雙普選,還是試行「公民提名」——都是應該秉持的理念,慶幸民主派今屆有力推舉兩位參選人入閘,即使做不到完美的選擇,也應該可以做到兩全其美。因此,目前民主派選委應該積極考慮提名的,就是胡國興、曾俊華和公民提名推薦的參選人。

要證明小圈子選舉的醜陋,方法不單是用民主理念去比併,還可以透過香港人的民意去挑戰選委的選擇。忤逆民意的選舉結果,才是小圈子選舉最醜陋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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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17年——關注中國受迫害律師之年

信報財經新聞    2017-2-10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明天是元宵節,也是我們中國人跟家人吃湯圓象徵團圓的日子。然而,在中國內地,很多法律界同業未必能夠享受這種天倫之樂,尤其是那些經歷「709大抓捕」的維權律師。

「709大抓捕」發生於2015年5月,內地上訪者徐純合在黑龍江慶安火車站候車室與民警糾纏,期間遭民警開槍擊斃;隨後有20多名市民和提供法律援助的維權律師前往聲援,亦先後遭公安拘留。

有見及此,內地維權律師發表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聯署聲明,有超過600名律師簽署,詎料這個反而成為方便公安展開抓捕的名單。自當年7月9日,短短兩個多月,便有近300名內地律師、律師事務所人員、人權捍衞者和家屬被約談、傳喚、限制出境、軟禁、監視居住、逮捕和強迫失蹤;被指控的罪名則包括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危害國家安全和尋釁滋事罪等等。被捕者遭遇難以想像的迫害,自不待言,例如最近釋放的維權律師李富春,已確診患上精神分裂症,聞者心酸。禍延家人的例子更是多不勝數,比如女律師王宇在「709大抓捕」期間,與丈夫在北京機場送16歲兒子到澳洲讀書時被拘捕;數月後,兒子試圖從緬甸邊境去美國,但不幸被截獲,然後押他回內蒙古的老家監視居住。家人被迫分隔兩地,斷絕聯絡,吉凶未卜,可說是對受害者最大的精神折磨。

我們香港律師的狀況,慶幸比內地同業好得多。2014年雨傘運動時,筆者與其他熱心的法律界同業組成義務律師團,為被捕學生提供法律意見和服務。這樣固然忤逆當權者的政治立場,但我們沒有人擔心自己安危比擔心被捕者的處境多,因為我們相信香港的法治,不但會公平對待任何被捕者,更會保護那些捍衞其他人的基本人權和法律權利的律師。

農曆新年前,朋友傳來一幀相片,是在荷蘭海牙國際法庭外,有不少外地律師拿着內地維權律師的照片,在法庭門外和會議上抗議,為被迫沉默的中國維護律師發聲——當天是1月24日,是「關注受迫害律師日」。

「關注受迫害律師日」是由荷蘭人權律師漢斯.卡斯比克(Hans Gaasbeek)於2010年發起的,以紀念1977年在西班牙法西斯統治下,在馬德里受難的律師,此後每年會關注一個有律師受迫害的國家;過往曾受關注的國家有洪都拉斯、菲律賓和土耳其等——2017年,受關注的國家正是中國。

在同一國境內,我們對正在受苦的內地維權律師或許愛莫能助,但繼續關注他們,不斷為他們發聲,必定是對他們最大的支持和最好的保護。各位如想了解他們的狀況,歡迎你們到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網頁:http://www.chrlawyer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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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人口販賣之都

信報財經新聞    2017-2-1
A13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香港是一個自由和開放的城市,無論來港工作,還是作為中轉站前往其他地方,香港都是世界各地的人尋找發展機會的福地,但同時也可能成為不法之徒從中取利的場所,人口販賣就是香港常見的跨境式非法活動。

人口販賣是指通過脅迫、誘拐、欺詐或欺騙等方式,達到剝削受害人的目的,或透過授受利益協助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受控制或剝削的人。剝削的定義十分廣泛,包括利用他人賣淫進行剝削、強迫勞動、強迫服務或勞役等。現時香港沒有明文和整全的法例把人口販賣和強迫勞動等罪行刑事化。

近年,一些國際組織指人口販賣在香港出現的嚴重情況。美國國務院於2015及2016年發出的《人口販運報告》連續兩年把香港列入第二級監察名單,指香港是賣淫及強迫勞工的目的地、轉運地和來源地,而被販運者主要來自內地和東南亞等地,部分受害人則是外傭。Justice Centre Hong Kong在2016年初的報告中,亦指估計超過六成在港外傭受剝削,諸如遭中介公司剝削、遭僱主言語或身體虐待,也有外傭簽約來港後,卻被轉送內地或中東等地。

這些報告均一致批評香港沒有全面的法律框架保障受害人,特區政府執法部門的調查和檢控亦不足,甚至沒有足夠的傳譯服務,令受害人往往未能得到適當的協助。

可惜,政府對於這些報告只是一味否認,還批評報告對執法部門長久以來打擊人口販賣的努力視若無睹。

去年底,高等法院就審理第一宗有關人口販賣及強迫勞動的司法覆核案「ZN訴律政司司長及其他」(HCAL 15/2015)。此案證實特區政府在打擊人口販賣方面的工作差劣。

案情是這樣的:受害人ZN受巴基斯坦同鄉誘騙到香港工作,4年間僱主從來無向他發工資,直到他察覺情況不妥時,僱主便威脅會殺害其家人,然後騙他回鄉,並單方面取消其工作簽證,使其不能回港追討;受害人幾經辛苦,偷渡回港,並四出向入境處、警務處和勞工處等投訴,卻未能得到任何協助。

特區政府辯稱香港已有不同法律處理受害人的遭遇,例如有勞工法例禁止僱主拖欠工資,亦有刑事法例禁止威嚇和脅迫等;但法官不接納當局的說法,並嚴厲批評香港的人口販賣及強迫勞動的法例完全落後,政府各部門又互相推卸責任,未能及時識別受害人及提供適當援助,還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四條不得使人充當奴隸或奴工的規定。

人口販賣是嚴重和複雜的罪行,需有針對性的法律,不能因為有其他現行法律處理不同的情況,便以為足以處理有關人口販賣的各種情況;正如沒有人會同意因為非禮罪的法律可以包括強姦,所以毋須特別為強姦罪訂立法例。期望特區政府聽從法官的教訓,盡快為人口販賣訂立專項的法律。

20170201_%e4%bf%a1%e5%a0%b1Photo credit: CrittentonSoCal (https://goo.gl/hG04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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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接任特首必先面對的問題

信報財經新聞    2017-1-19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如果說卸任行政長官做得最差的工作,就是新任行政長官上任後第一件要處理的事務,相信沒有人會反對。過去5年,梁振英對香港最大的破壞,必然是撕裂香港社會;也就是說,新任行政長官首要處理的問題,肯定是如何修復已經撕裂的香港。

追本溯源,今天香港的撕裂,是梁振英不尊重立法會、尤其是以鬥爭的態度對待民主派開始。無可否認,在一個「三權分立」和非單一政黨的社會裏,行政與立法關係必然有摩擦和緊張——即使行政和立法機關被同一黨派掌握亦然。那是因為「三權分立」的作用,就是互相制衡,行政和立法各有角色,行政須向立法負責,而立法則要對行政監察。

以香港的情況來說,《基本法》第48條列舉行政長官有13項職權,當中有3項是與立法會直接有關的,包括:第(三)款「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布法律;簽署立法會通過的《財政預算案》,把財政預算、決算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第(十)款「批准向立法會提出有關財政收入或支出的動議」;以及第(十一)款「根據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的考慮,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是否向立法會或其屬下的委員會作證和提供證據」。

此外,《基本法》第64條更訂明行政長官領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

特區政府權力須監察

這樣說明在《基本法》設定的憲制框架下,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受立法會監察;可是,從憲制安排的角度看,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權力過大,立法會難以有效監察;從政治制度的角度看,立法會至少有過半數議員是直選產生,比由完全非民主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更具民主成分和更能反映民意;而從政治形勢的角度看,民主派在立法會未能佔多數,但現實在每次立法會選舉,民主派的得票率都超過一半。

因此,香港的政治僵局和施政困難,不是源於立法會權力太大和立法會內有民主派存在,而是政治制度逆反政治現實。梁振英在過去5年令行政與立法關係,尤其是與民主派的關係掉落谷底,香港社會也同時出現史無前例的撕裂,證明立法會與社會民意是緊密扣連的。任何一位行政長官如果要修補社會撕裂,最重要和最首要的一步,必定是修補與民主派的關係。

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其最著名的作品《岳陽樓記》中,有這樣一句名言: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未來5年,香港面對的問題既多且大。對內,我們要處理過去積壓的政制改革、中港關係、貧富懸殊、房屋短缺等等問題;對外,有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英國脫歐及歐洲多國選舉等等帶來的不穩定因素。

筆者相信新任行政長官如果願意與民主派和支持民主的市民修復關係,大家都願意跟政府在不同的議題上有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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