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2019-08-29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與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議員結束訪問美國的行程。由於特區政府仍然拒絕答應香港市民提出的五大訴求,令「反送中」運動不斷升溫。筆者在美國接觸的所有組織和人士,最關心和談論最多的,就是香港近期的局勢。

美各界關注香港情況

筆者此行到訪過紐約、蒙大拿州和俄勒岡州,與美國來自政界、商界、學術界、專業界、智庫和國際組織的人士會面和交流。其中最重要的行程,是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在蒙大拿州參與首次舉行的「香港-美國立法機關交流團」。

除了筆者和楊岳橋外,應邀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還有涂謹申、葉建源、葉劉淑儀和鍾國斌。而參與交流的美方代表則包括蒙大拿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及眾議員、智庫代表及議會代表等等。

民主派議員出訪外國,或在香港與外國組織或個人會面時,首要的原則和任務,是真實地闡述香港情況,讓對方準確地了解香港的現狀。今次出訪美國亦一樣。我們向美國各界人士反映了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發展,包括在短短兩個多月內發生了三次過超過100萬、200萬和170萬人的和平示威;不同界別,例如專業界別、公務員、宗教界等亦自行發起多次的遊行和集會。

此外,在多場的示威中,警察濫捕和使用不合當及過分的武力,導致很多無辜市民被捕,不少示威者亦受到嚴重和難以彌補的身體傷害;警方在拘捕示威者後亦出現不人道對待,例如拒絕或拖延示威者接觸律師,更涉嫌毆打和性侮辱示威者;還有由中央政府開始發動的白色恐怖,例如國泰因政治壓力而解僱多名機師和空中服務員等等。

美國民主黨及共和黨議員將會在國會推動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此法案其中一個要點,是針對打壓香港民主、人權和自由的特區政府官員,凍結其在美國的資產、制裁及拒絕其入境等等。

我們認同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對支持香港市民爭取民主,以及捍衞人權和自由,肯定有幫助。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支持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讓特區政府的官員知道踐踏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以及剝奪香港市民應有的普選權,不會是沒有後果的。

港府別錯判形勢

事實上,中央與特區政府多年來打壓香港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市民已經忍無可忍,「反送中」運動是回應中央與特區政府所作所為的一次大爆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國際社會-—包括美國一直關注香港的情況。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同樣令國際社會認為香港的情況已惡化至不得不發聲和採取行動的地步。

中央與特區政府的劣跡,已經為未來美國通過任何法案,提供了清晰和足夠的事實基礎。想要美國懸崖勒馬,中央和特區政府能夠做和應該做的,就是立即答應香港市民的五大訴求。

香港從來不是中美關係的爭議點,更不是中美貿易戰的戰場。可是若然中央和特區政府繼續錯判形勢,誤用強硬手段,甚至動用《緊急法》,則勢必令香港變質,迫使美國改變對香港的政策。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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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反送中與天安門

2019-08-21 | 信報財經新聞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在剛過去的周日,有約170萬市民參與在維園的「流水式集會」,再次令全世界看見香港人的團結、堅持和聲音的強大,更令身處美國的筆者感到十分鼓舞。與此同時,同樣令人矚目的是,國際社會愈來愈關注香港的局勢,那是由於中央政府愈來愈高調地針對香港採取行動。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在談論美中貿易戰時,把香港與貿易戰掛鈎,指希望中央政府能夠以人道方式解決香港問題,更稱不願意見到中央政府對香港市民使用暴力,成為另一次「天安門事件」,否則將很難達成美中新貿易協議。由此可見,不用等待美國政府檢討《美國—香港政策法》和國會審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問題已納入美國對中國及香港關係的議程中。

事實上,擔心香港出現另一次「六四事件」,不是一向語出驚人的特朗普的信口開河。筆者在美國接觸當地政商界、法律界和學術界的人士時,都聽聞他們普遍有這個憂慮。這亦難怪,因為中央政府近期對香港示威採取的態度和行動,甚有當年「六四事件」發生前夕的影子。

導致「六四事件」的一個轉捩點是,官方喉舌《人民日報》在1989年4月26日的社論,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至於香港,特區政府最初把6月12日的衝擊立法會事件定性為「暴動」;之後國務院港澳辦召開了3次記者會,先說示威活動挑戰「一國兩制」底線,隨後「升級」說示威活動有恐怖主義苗頭,然後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深圳會見建制派時,又指示威活動帶有明顯的「顏色革命」的特色。

隨着中央政府把香港示威的定性逐步「升級」,警方的武力亦同樣升級,使示威者受到嚴重的傷害之餘,亦波及沒有參與示威的市民,被捕者更顯著增加至700多人。筆者在美國向出席不同場合的人士展示警方使用武力及示威者傷勢的圖片時,不少出席者都質疑警方不恰當地使用過分武力。而中央政府高調地動員武警到深圳,亦令國際社會增添憂慮。

其實仔細想想,香港警察的武裝,比起示威者有絕對優勢。只要對比一下6月以來的警民衝突中,警察和示威者的受傷人數和受傷程度,兩者差距顯而易見。若然真的要採取強硬手段鎮壓示威者,香港警察已經做到,何需中央插手。因此可以說,中央政府不停地公開發放這些場面,目的只是為了嚇唬香港市民,使他們不敢參與社會運動表達訴求。

然而,170萬香港市民滙集維園,證明了威嚇的手段壓不倒香港市民的勇敢之餘,亦不是解決當前困局的正確方法。最正確的方法,始終是特首林鄭月娥切實回應五大訴求。用強硬的手段,不單解決不了問題,更只會製造更多問題。Artboard 1190821_HKEJ_PG

【文章】出訪美國

2019-08-13 | 信報財經新聞
A12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此文見報之時,筆者正與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出訪美國。

自特區政府3月推出修訂《逃犯條例》至今,香港社會一直陷入巨大的爭議漩渦之中。隨着警方濫用武力,執法不公,甚至縱容疑似黑社會的暴徒襲擊示威者和沒有參與示威的市民,不單明確顯示中央和特區政府透過警方武力打壓市民合法和合理的訴求,特區政府更淪為一個帶頭傷害市民、侵犯人權和踐踏法治的政權。

筆者一行將會與國際人權組織、美國政商界、法律界、智庫組織、學術界及與在美港人會面,重點提出香港警察對示威者的濫權、濫暴及濫捕行為,極有可能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法,包括:

在8月11日太古地鐵站內近距離向示威者開槍掃射。

同晚在尖沙咀向示威者發射布袋彈,導致一名女示威者右眼眼球爆裂,永久失明。

又在同晚於葵芳地鐵站內發射只能在室外使用的催淚彈。

7月21日晚,元朗西鐵站發生白衫暴徒無差別地襲擊市民的事件,但警方在接到市民報案後沒有到場制止;在多次驅散示威者的行動中,涉嫌使用過期催淚彈、以水平方向或由高空向下朝示威者頭部發射催淚彈及海綿彈等可致命武器,以及毆打已被制服的示威者等等惡行。

促請關心的人士和組織向相關國家通報,要求該國政府禁止出口人群控制武器及設備到香港,以及不再向香港警隊提供培訓課程。

事實上,美國國會內民主、共和兩黨的議員已達成跨黨派共識,將會在國會會期開始後,聯手提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草案,要求美國總統調查及制裁打壓香港自由的官員,以及重新評估香港應否繼續獲得美國在經濟和貿易方面提供的優惠。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已表明支持法案,指特區政府硬推修訂《逃犯條例》,說明美國不能再假設中國會奉行「一國兩制」。如果香港和其他中國城市沒有分別,理應沒有資格享受特別待遇。

港人自由被壓制 國際一清二楚

因應近日特區政府鎮壓示威者的手段,令香港的局勢急劇惡化,市民的人身安全和個人權利受到嚴重威脅和侵犯,以及長久以來中央及特區政府壓制香港人爭取應有的自由和民主,其所作所為已被國際社會——包括美國政府看得一清二楚,足以成為美國政界對香港,尤其是推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提供了足夠的事實基礎。

筆者一行甘冒中央與特區政府的大不韙,在這個敏感時刻再次出訪美國,是有感香港的情況已經愈來愈頻密和大幅地出現在各國傳媒的報道之中,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在中央和特區政府聯手打壓之下,香港市民除了靠自己,也需要國際社會的聲援。

既然示威者——特別是年輕的一輩願意冒上生命危險繼續抗爭,筆者亦沒有理由畏懼官媒的批評,而不去做自己能力所及,更是因為有這個位置才有機會去做的事。正如俗語所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眾志成城,方能成事。Artboard 120190813__A12_1_201908130314065

【文章】政治檢控可恥

2019-08-05 | 信報財經新聞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刑事法》是用來保護一個人的生命、身體和財產安全的法律。它會透過刑罰── 例如監禁──來使犯罪者得到報應,從而彰顯公義,以及阻嚇其他人不要犯罪。

《刑事法》是保護個人和社會安全的工具,但亦是合法地剝奪他人權利的手段。因此掌握刑事檢控權的政府,必須極之小心地制定刑事法律,同時更要十分慎重地提出檢控。假如刑事法律制定得粗疏,人們就容易掉入法網。若然政府胡亂地,甚至基於不正當的理由提出刑事檢控,人們的權利就會被不合理地剝奪。法律也會從保護人民的工具,變成殘害人民的兇器。

近年不少人批評律政司在某些刑事案件中──尤其涉及針對政府的社會運動的案件──屬政治檢控。

所謂政治檢控,是基於期望達到政治利益或政治效果而提出刑事檢控。最常見的做法,是藉向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提出檢控,使其遭受刑罰,從而阻嚇他們和其他人參與社會運動。

一般而言,犯罪者必須繩之於法,即使涉及社會運動的案件亦然。公眾批評律政司提出政治檢控,不是出於支持或反對某種政治理念,而是政治檢控肯定違反法治原則。

為了確保律政司行使刑事檢控權時,撇除任何政治因素,《基本法》第63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

刑事檢控專員的職責

律政司自行制定的《檢控守則》亦有多項條文列明如何確保律政司不會基於政治因素而行使檢控權力,例如:第1.2條,檢控人員不得受以下因素影響,包括:任何涉及調查、政治、傳媒、社群或個人的利益或陳述;或對政府、任何政黨、任何團體或個人在政治上可能帶來的影響;或疑犯、被告或任何其他涉案或相關人士的政見或其他主張、政治連繫、合法活動、信念、或任何其他個人特性。

此外,《檢控守則》附錄一《關於檢察官作用的準則》(此準則經第八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中更訂明,政府在甄選檢察官時,不得因其政治見解而有歧視;檢察官在執行職務時,應不偏不倚地履行其職能,避免任何政治、社會、宗教、種族、文化、性別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歧視。

一直以來,很多人認為批評律政司有政治檢控,以及政府在委任律政司的重要官員──包括去年筆者曾指出政府在委任現任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資深大律師時,有政治考慮和政治操作,是無中生有,甚至只是反對派挑起事端的政治口號。惟早前一群律政司刑事檢控科人員,以公開信直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既不諳《刑事法》,在處理涉及社會運動的案件時,更主要是基於政治考慮。而梁卓然不單沒有正當履行其職責,更往往屈從於鄭若驊。證明筆者和公眾以往的批評,不是無的放矢。

鄭若驊和梁卓然既然違反《檢控守則》,沒有遵從律政司檢控人員的必要操守,甘願成為林鄭月娥政府利用法律來解決政治問題的工具,打壓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市民。筆者將於8月7日(星期三),中午12:30,發起法律界遊行和集會,從中環終審法院出發,到律政中心向鄭若驊提出抗議及要求對質。希望法律界同業一同參與。20190805__A15_1_201908050254695

【文章】立即成立調查委員會

2019-07-26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經過7月21日晚在元朗發生白衣暴徒無差別襲擊港鐵乘客事件後,成立調查委員會已成為香港市民最強烈的要求。

《調查委員會條例》是成立調查委員會的法律基礎,條例第2(1)條開宗名義地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委任一名或多於一名委員,調查任何公共機構的經營或管理、任何公職人員的行為或其認為與公眾有重大關係的任何事宜。

簡單來說,只要政府、公營機構或公職人員涉及一些與公眾利益有關的重大事件時,行政長官便有責任和理由成立調查委員會。

回歸後,特區政府曾因應多宗事件而成立不少調查委員會。最近的分別是2015年因「鉛水事件」而成立的「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此外,因為港鐵沙中線工程被揭發剪斷鋼筋醜聞,於是在2018年成立「沙田至中環線項目紅磡站擴建部分及其鄰近的建造工程調查委員會」。

如果說食水含鉛和剪斷鋼筋已屬重大的公眾利益事件,足以說服梁振英和林鄭月娥這兩位行政長官成立調查委員會,那麼7月21日晚上,元朗發生了自1967年暴動以來最公然和最嚴重的暴力事件,直接對數十名市民造成身體侵害,對社會造成極大恐慌,元朗在次日變得如同死城。這宗事件的嚴重程度,絕對遠遠高於食水含鉛和剪斷鋼筋。

警方竟然毫無準備

更重要的是,在元朗暴行發生期間,警方的不作為是直接和間接導致市民被襲的重要因素。在坊間早已流傳可能有暴行發生的消息,亦有市民在事前已向警方通報的情況下,警方卻毫無準備和應對,更令社會提出警方是否與暴徒有「默契」的質疑。

究竟警務處──尤其是元朗警區──在事件中的處理方法,以及警員的行為,就一如條例指明,即政府或公營機構的經營或管理,任何公職人員的行為,正是調查委員會的成立宗旨。

在元朗事件中,暴徒無差別地向所有在場的市民施襲,證明事件已經超越政見,是對香港市民和整個社會的傷害和威脅。情況就如食水含鉛和剪斷鋼筋,會無差別地危害不同政見的市民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

事實上,成立調查委員會已成為超越政見的共同訴求。一直被認為是親建制的商界、法律界、政界人士,以至是一直以來都沉默,如今卻盡可能地發聲的現職的紀律部隊人員、政府官員及立法會秘書處職員等等,都公開要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成立調查委員會。

法律界選委與筆者亦已發起聯署聲明,如有法律界的朋友想參與,可到https://bit.ly/2Ykf2GZ。

因此,現在若果仍然有人認為元朗事件是政治衝突,要求成立調查委員會只是反對政府者的政治訴求,那就就證明他們仍然被政治沖昏了正常的道德價值判斷。

若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仍然拒絕成立調查委員會,就等於自行證明她本人就是香港社會撕裂、衝突和不安的最大根源。20190726__A16_1_201907260289704

【文章】行政會議成員的請辭

2019-07-18 | 信報財經新聞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行政會議是特區政府所有重大政策出台前,必須首先經過的機關。《基本法》不少條文賦予行政會議權力和責任,包括:第54條訂明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關;第56條訂明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

要是這樣看,行政會議其實是一個頗為尷尬的角色。因為它雖然有權,但權力只限於給予行政長官意見,即使大部分行政會議成員反對某項政策或法案,行政長官仍然可以力排眾議而一意孤行。可是當有政策或法案出現嚴重失誤時,基於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和「集體負責制」,即使個別行政會議成員反對該政策或法案,亦不能向社會公開自己在行政會議內的意見。唯一的方法是以請辭來解除這些責任,以表明自己對政策或法案的態度。

尤其尷尬的應該是那些非官守成員。因為《基本法》第55條訂明行政會議的成員由行政長官從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中委任。主要官員有權建議和推行政策和法案,固然有責任去承擔政治後果。非官守成員沒有行政權力,卻要承擔同樣的政治責任,無疑是權責不均。

然而換個角度看,既然權責不均,就沒有責任為政策和法案負責到底;也就是說,非官守成員有較大的空間以辭職來明志。這或許解釋了當反修訂《逃犯條例》觸發了回歸以來最巨大的政治風暴後,有聲音要求葉劉淑儀和湯家驊這兩位行政會議成員辭職。

為什麼特別點名要求這兩位成員辭職?事實上,認為政府在推銷《逃犯條例》時有嚴重失誤的,不只是這兩位成員。承認自己作為行政會議成員,在這次風暴裏表現不濟,例如沒有準確地掌握民意的,更不包括這兩位成員。

葉劉淑儀自言有盡力為特區政府推銷《逃犯條例》;湯家驊則在臉書說「社會現在有一種極不健康和極不負責任的風氣,便是先堆砌一些虛假事實誣衊一些公眾人物,然後要求他認錯甚至辭職;如果他認錯辭職,便等同他確認了虛砌的指控;假如他不認錯辭職,他們又說公眾人物死不認錯。」

首先必須再次說明的是,政府今次的失誤,不在於推銷條例的方法,而是條例本身是一條惡法,根本不應該推出。這個已有不少法律學者和大律師公會多份意見書說明。

其次,這兩位是芸芸成員當中,最落力推銷條例的。一個至今仍然自詡「盡忠職守」,其實等於反證自己助紂為虐;另一個還聲稱其他人是堆砌虛假事實來誣衊自己,其實就是冥頑不靈。

最後,公眾之所以「點名」要求葉劉淑儀和湯家驊請辭,乃由於他們都有請辭的經驗,應該深明此舉並非壞事。一來有助政府重建管治,二來有助提升自己的政治聲譽。

可惜的是,當林鄭月娥都已經向公眾致歉時,他們兩位仍然認為自己無錯。當有傳媒報道林鄭月娥多番請辭時,他們兩位仍然戀棧權位。可見他們比林鄭月娥更傲慢自大和恬不知恥。20190718__A21_1_201907180303274

【文章】從709大抓捕看逃犯條例

2019-07-10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執筆之時,正值「709大抓捕」事件4周年。雖然已經事隔4年,但這些年來一直有壞消息傳出,事件還未結束。

余文生妻呼籲營救丈夫

日前的最新消息是,內地律師余文生的妻子許艷公開呼籲各界營救丈夫。余文生本身不是「709大抓捕」的被捕律師,而是協助那些被捕律師的維權律師。他於2018年4月被中國政府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妨害公務罪」,繼而被關押。在這一年多時間,許艷多次要求探監被拒,案件更於兩個月前秘密審訊,但有否判刑無人得知。

這不是余文生第一次被捕。2014年,曾有北京市民聲援香港的「雨傘運動」而被拘捕。他要求會見當事人被拒,接着他公開抗議,隨即被抓進監牢關押了99天,不能見律師,期間曾遭受酷刑對待。

「709大抓捕」事件發生後,他自發擔任多位被捕律師的代表律師,其中一位,就是早前終於容許與妻子李文足見面的王全璋。

王全璋在2015年7月9日被抓之後,杳無音信近4年,是「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拖延審訊最久的一位律師,被稱為「709案最後一人」。今年1月28日,內地法院判其「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立,入獄4年6個月。

自從被抓捕之後,李文足完全無法接觸丈夫。經過多年艱苦爭取,終於在6月28日能夠見王全璋一面。可是見面之後,李文足的擔憂和傷心比之前不能見面更甚,原因是丈夫從外貌、性情到精神狀態,都已經變成另一個人。如果大家有看李文足與王全璋見面後的記錄(http://bit.ly/32e03gZ),相信都會有惻隱之心。

有惻隱之心治理天下更容易

說到惻隱之心,筆者中國文化底子薄弱,幸好聽過同事講何謂惻隱之心。惻隱之心出自儒家第二號人物孟子,他說:每個人都有憐恤別人的心。古代聖王由於憐恤別人的心,所以有憐恤百姓的政治。用憐恤別人的心,施行憐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裏運轉東西一樣容易了。之所以說每個人都有憐恤別人的心,是因為假如今天有人突然看見一個小孩子快要掉進井裏,必然會產生驚恐和同情的心理——這不是因為要想要跟這孩子的父母攀關係,也不是因為要想在親朋戚友中博取聲譽,亦不是因為厭惡這小孩子的哭叫聲,才產生這種驚恐和同情的心理。要是這樣看,沒有同情心,簡直不是人。

法律界在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中走在前端,一方面是因為有較豐富的法律知識,能看出政府的方案有何其多不合理之處外;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一直關心和了解內地維權律師的慘況,即使是一個熟悉法律的律師,也無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會被長期關押、不能接觸家人和律師、秘密審訊,甚至是遭受酷刑等不人道對待。

作為法律界同業,我們能夠做的,除了是支持內地維權律師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捍衞「一國兩制」,堅拒內地法律透過任何形式滲入香港,維護香港市民既有的法律權利,不要讓任何一個香港市民有絲毫機會被移交到內地,遭受維權律師們所遭受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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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709大抓捕看逃犯條例

【文章】國際關注如何影響逃犯條例的進退

2019-06-24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最新一期《時代》雜誌和《經濟學人》都以香港修訂《逃犯條例》觸發過百萬人上街遊行作為封面故事。在6月9日和16日兩次過百萬人大遊行前後及遊行途中,多個國家的傳媒機構均有派員到港採訪,筆者也接受不少訪問,反映外國傳媒因為今次事件而高度關注香港。

事實上,不少評論都認為,國際社會的關注在今次事件發揮了重要作用。外國政府表達意見力度之強,可謂史無前例。這一方面由於《逃犯條例》的確影響外國公民在香港的人身安全和利益,不能置之不理。

另一方面,筆者與其他民主派朋友努力地向她們講解和反映條例的內容和影響,讓她們明白條例的真正嚴重性。

特區政府在2月宣布修訂《逃犯條例》。3月筆者與陳方安生女士和莫乃光議員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邀請訪問美國,與白宮官員和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會面,接着4月筆者單獨到英國,5月再與陳方安生女士到德國,訪問了聯邦議會和外交部。所到之處所遇之人,不論是政府官員、國會議員、政黨人士,以至是法律界(如紐約律師公會)、商界和智庫(如美國傳統基金會),均主動問及香港修訂《逃犯條例》。

妄稱外國別有用心

在香港,各國駐港領事對修例亦非常關心,不少領事邀約筆者見面討論修例。同時亦有外國政府的代表──例如美國國會轄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的代表團,就曾於5月到訪立法會,與議員──包括建制派議員會晤,筆者和多位民主派議員都有出席。此外,筆者亦曾與多個外國商會的代表見面,就《逃犯條例》交換意見。

經過多次和深入的了解後,很多外國政府都公開批評《逃犯條例》違反「一國兩制」,破壞香港作為法治之都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更會威脅外國國民在香港的人身安全。

其中歐盟以發出「外交照會」的方式,向特區政府嚴正表達反對《逃犯條例》,是最強而有力的舉措。

國際社會關注香港時局,民主派人士與國際社會正常交流,例必遭中央和特區政府、建制派和官方媒體扣上「干預中國內政或香港內部事務」和「勾結外國勢力」等帽子。曾經與外國政府代表見面的建制派議員,則認為即使會面也意義不大。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和金融中心,外國政府認為特區政府的行為或香港社會的狀況會對她們有影響,因而主動關心並表達意見,有何於理不合?

惡形惡相港府出醜

筆者作為法律界一分子,較容易理解法律條文的涵義和效果,同時作為有份審議條例的立法會議員,較直接和深入掌握修例的工作進度和各方理據,因此知無不言,提供最詳盡和最準確的資料,讓國際社會自行評估修例對她們的影響,以及是否需要採取行動,又有何不妥?

特區政府如欲游說國際社會,憑它在不少國家都設立經貿辦事處,政府官員在香港亦可以隨時約見各國領事,就應及早行動,而非等到5月下旬,國際社會普遍明確反對修例後,特首林鄭月娥才急召領事講解。

當然,會面是否有意義,端看條例內容是什麼,解說能否以理服人,或能否提出改善建議釋除對方疑慮。

一味企硬,無法改變對方立場,便說會面無用,指對方仍然不了解或沒有看條例內容,甚至妄稱對方別有用心,無異於用抱薪救火。況且,當外國政府和組織,如美國傳統基金會多年來高度評價香港,特區政府即「表示歡迎」;到批評香港時,卻惡形惡相,口出惡言。這樣,不單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只會在國際舞台上丟臉出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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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二百萬人遊行的前因與後果

2019-06-18 | 信報財經新聞
A18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在過去的兩個周日,香港市民創造了兩次奇蹟和紀錄:在6月9日和6月16日,有超過100萬和約200萬市民上街遊行,要求政府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奇蹟和紀錄的發生和刷新,總有合理的理由。這個正好反映當前政府——尤其特首林鄭月娥——難以彌補的錯誤。

或許要先說一點歷史。2003年7月1日,有超過50萬人遊行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董建華政府起初仍以為在立法會內有足夠票數通過,打算強行恢復二讀。後來自由黨「轉軚」,票數頓時不足,董建華才擱置立法。而當時政府致函立法會通知擱置立法的字眼,是這樣的:「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時任保安局長李少光,因原局長葉劉淑儀已下台)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542章)第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

然後林鄭月娥在6月9日晚上遊行完結後,不久即發表聲明,表明會如期二讀《逃犯條例》,與董建華犯上同一錯誤。而且建制派——包括自由黨——亦仍然統一口徑,支持繼續立法。這個無疑令市民對政府和建制派絕望。

即使林鄭在6月15日宣布暫緩立法,無論她和建制派怎樣包裝,指所謂的「暫緩」,效果其實與「擱置」或「撤回」無異。惟在宣布暫緩的講話中,林鄭表明會繼續《逃犯條例》的工作,甚至講明「暫緩」並非「撤回」。這樣無疑讓市民「疑中留情」的餘地都趕絕。由此可見,在政治判斷方面,自詡有40年為官經驗的林鄭月娥,比沒有當過官的董建華更拙劣。另一個轉捩點,肯定是6月12日的包圍立法會事件。這個可以從兩方面分析。

第一,當日發生的警民衝突,規模和程度只是跟2014年雨傘運動相若,但警方的武力卻比雨傘運動時更強大(包括多一倍的催淚彈,以及使用橡膠子彈和布袋彈),可見警方使用了不合比例的武力鎮壓示威者,造成不必要的嚴重傷害,激起市民義憤。

第二,林鄭月娥在當晚把事件定性為「暴動」。近年政府用此罪名來提出檢控的,是2016年的旺角「魚蛋革命」中的參與者。市民對「魚蛋革命」或許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多數市民都不認為6月12日的警民衝突應該與「魚蛋革命」相提並論,林鄭月娥卻把兩者同等。而根據「魚蛋革命」參與者的案例,罪成者將被判3年監禁。對於6月12日的示威者,尤其當中大部分是年輕人來說,是絕不公道和過分嚴重的後果,同樣激起市民義憤。

由此可見,特區政府近幾年習慣用盡警方武力和法律手段去對付示威者,已使絕大多數講求和平的香港市民轉而同情和支持示威者。

《逃犯條例》的爭議,已把林鄭月娥政府的管治缺失暴露於社會,亦將其管治權威和力量消耗殆盡。傷害已經造成(Damage is done),若然特區政府要收拾殘局,重建管治,爭取市民信任,必須回應200萬市民遊行的五大要求,包括:撤回《逃犯條例》、追究警察開槍、不檢控及釋放示威者、撤回暴動定性,以及林鄭月娥下台。

澄清啟事:6月14日(上周五)原是由筆者供稿。筆者打算「開天窗」,惟《信報》以創刊迄今沒有先例為由拒絕。由於時間不足,筆者難以撰稿,故請葉建源議員代為供稿。因此並非如其他傳媒報道所述,《信報》「擅自」以葉議員的文章取代筆者「開天窗」的稿件。謹此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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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法律界,站出來!

2019-06-06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當社會反對政府的法案或政策,官員理屈詞窮,就會拿出市民「不明白」、「無興趣」或「沒有看」法案或政策的內容這道板斧,以嘲諷市民無知,來合理化自己的惡法或劣政。

在5月31日保安事務委員會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說:「在我們解說工作中,我們看到的確有好多人,包括相信有新聞界朋友好、法律界朋友又好,我們溝通時,我們覺得他們根本不了解《逃犯條例》運作,亦無看過我們草案的內容。」

李家超如是說,令不少人想起2002年,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推銷23條立法時,都說過:「唔通的士司機、酒樓侍應、麥當勞服務員會逐條同我討論?」

這樣看來,侮辱市民似乎是當保安局局長的「職業病」。法律界同業與的士司機、酒樓侍應和麥當勞服務員都是香港市民,彼此都有平等的權利去了解《逃犯條例》和表達意見。法律界只是比其他市民多認識一點法律知識,所以更容易明白《逃犯條例》的內容和惡果。

事實上,法律界就是太了解《逃犯條例》,才會擔憂它對香港的法治和市民的安全帶來有多嚴重的威脅,才能看穿政府有多理虧和謊言,才要比以往任何時候——如在23條立法時——更堅決和積極地發聲,包括:

一、大律師公會分別在3月4日和4月2日兩度發表意見書,質疑政府提出的理據,並建議其他解決在台殺人案的方法。

二、12位大律師公會現任及前任主席,當中包括曾經擔任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的羅傑志,以及多位曾被法庭委任為特委法官或暫委法官的法律界精英,曾於5月15日發表聲明。

三、3名資深法官透過傳媒表示,《逃犯條例》不可行,更擔心通過後,若法官裁定某些移交案件不成立,令受關注的逃犯無法移交內地,可能會受到中央政府的壓力;可是反過來,若不斷裁定移交案件成立,卻又會受到社會壓力,更貶低香港司法獨立。

四、曾經在律政司擔任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專責引渡逃犯及司法互助等範疇工作的資深大律師白孝華,則同樣質疑《逃犯條例》會把香港市民送往在法律制度與香港完全不同、人權和自由也毫無保障的國家,例如中國內地。

五、至於30位法律界選委,除了在不同場合,例如傳媒、論壇和街站爭取機會向市民解釋《逃犯條例》之外,當聽到李家超說有法律界不了解和沒有認真看草案內容時,立即去信特首林鄭月娥,要求與她或其他政府官員公開會面,讓他們「開導」法律界選委,釋除他們的「誤解」。

惟特首拒絕要求,指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是討論《逃犯條例》「務實而公開」的平台,法律界選委和公眾可以在那裏反映意見。但由建制派操控的委員會,早於特首回信時已否決民主派要求召開公聽會,讓公眾到這個所謂「務實而公開」的平台表達意見的要求。林鄭月娥不可能不知道這個事實,仍然如此回覆,分明是戲弄法律界選委。

一個經常把「法治」掛在口邊的政府,卻對法律工作者諸多侮辱和戲弄,足以顯示他們已經拒絕聽意見和講道理。

既然如此,別無他法。此文見報之日,我發起法律界靜默遊行,希望各位法律界同業,今天下午5時45分,在終審法院集合,一同到政府總部,讓整個特區政府,以至全香港市民都看見法律界的「聲音」。然後,6月9日,下午2時30分,希望法律界同業再到維園,與香港市民並肩遊行,用最強而有力的民意,要求政府徹回《逃犯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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