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國際人權日

2019-09-12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今年民陣在12月8日,以國際人權日的名義舉辦遊行,應該會比以往令更多香港市民留意這個在國際社會裏那些尊重人權的國家都會重視的日子。

民陣的遊行比國際人權日早兩天舉行(因為要遷就公眾假期讓市民能夠參與遊行),也就是說國際人權日其實是在每年的12月10日。這個日子,是1950聯合國訂定,以紀念它於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宣言》是源於各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省,認為所有人類均應享有基本的權利,因此制定《宣言》列出該等基本人權。

由於《宣言》只是一系列原則,並無約束力,故聯合國在1966年再制定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簡稱ICCPR)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簡稱ICESCR),進一步闡述並指明如何更具體地維護《宣言》所臚列的各項基本人權。自此,《宣言》和兩項公約就被合稱為「國際人權憲章」(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是國際社會最重要的人權典章。

香港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便已經開始落實ICCPR。1990年港英政府向立法局提交《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條例的詳題訂明「本條例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規定收納入香港法律,並對附帶及有關連的事項作出規定。」因此該條例的內容,是參考ICCPR來草擬,每項條款都列出了其與ICCPR比照的條款。

可以說,ICCPR成為香港本地法律之後,比它作為一份國際公約,在香港更具實際效用和約束力。

到起草《基本法》時,更直接將ICCPR和ICESCR寫入《基本法》內。《基本法》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的第39條就訂明: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牴觸。

此後,當特區政府制定任何法例或政策,以及運用行政權力時,若有牴觸人權之嫌,市民在申請司法覆核時,往往都會以載於《基本法》第39條的ICCPR作為理據之一。

因此,對香港來說,國際人權日不只是發起遊行的理由,而是提醒香港社會——尤其是特區政府,在這半年的反送中運動裏,因它縱容警方而發生了多不勝數的違反人道原則和剝削基本人權的惡行——尊重和維護基本人權,是《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定下的憲制要求,亦是捍衞法治其中一個必須要做的事。事實上,很多國際組織指出,因警方的濫權和濫暴,香港的人權狀況已經跌至危險水平。

把權利行使出來,就是捍衞權利的最好方法。數以萬計香港市民以國際人權日的名義,行使遊行、集會和表達自由等權利,正好反映香港市民捍衞他們在《基本法》、ICCPR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下享有的人權的決心和努力。

Artboard 1191209_HKEJ_PG

【文章】區選之後 林鄭誤判

2019-11-29 | 信報財經新聞
A20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在一個社會裏,市民要表達訴求,有兩個方法:在制度之外的社會運動,以及在制度之內的選舉。

自6月以來,香港市民透過多不勝數、各式各樣、有血、有淚和有汗的社會運動,從起初反對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到對抗警方的濫捕和濫暴。終於到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市民可以透過這個制度之內,亦是最準確、最容易、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方法,向政府及一直與其沆瀣一氣的建制派展現民意。結果是史無前例地有超過七成投票率,即294萬名選民投了票,建制派遭到崩盤式慘敗,民意強烈和清晰地彰顯了,更發揮了一個巨大的政治影響。

在「反送中」運動中,市民十分明白,要與民為敵的政府答應訴求,十分艱難。除了各出其謀(即所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團結,所以「和勇不分」。儘管「和理非」未必完全同意勇武派的所有策略或行動,但會盡量包容,就是所謂的「不割席」。

令政府和建制派忌憚之法

雖然市民可以「不分和勇」,但方法肯定有「和」、「勇」之分。毋庸置疑的是,在芸芸方法之中,以「和理非」為主的集體和大規模行動,是最能夠令政府和建制派忌憚的方法。而在制度之內的選舉,則既是「和理非」能夠積極參與,更是一個能夠迫使政府和建制派認清民意,面對政治現實的方法。觀乎區議會選舉之後,建制派的回應,以及警方對市民的態度轉變,可見一斑。

問題是,林鄭月娥如何解讀和回應選舉結果?

林鄭月娥在周二見記者時,說在區議會選舉前後幾天,香港處於一個相對平靜、安全、有序的環境,希望這樣不只是為了這一場區議會選舉,而是市民已經發聲,不希望香港再亂下去,能夠回復為平靜、安全的城市,讓大家可以如常地生活;亦可以齊心協力為面對的經濟困難和很多民生的工作一起努力。這次選舉亦見到有不少選民說,希望能夠透過投票展示他們對暴力的不滿,讓香港盡快能夠回復平靜,這是一個大原則和大前提。

至於有關在修例事件引發的訴求,她說在9月4日已經很詳細地回應,特別是已經正式撤回條例草案,亦即所謂「五大訴求」裏的第一項。至於其他,她已經提出了4項行動,所以現時應該做的是盡快啟動4項行動中因為過去的動盪而未能詳細跟進的,包括與社區對話以至邀請一些社會領袖,分析這次長時間社會動盪的成因及香港面對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而提出一些解決方法。

這樣的回應,若然不是林鄭月娥逃避政治現實,就是再一次誤判民意。筆者相信所有市民都希望社會回復平和,但要林鄭月娥答應五大訴求,更為重要。如果市民滿足於林鄭月娥口中在9月4日回應「五大訴求」的4四項行動,抗爭早就停止,市民亦毋須在區議會選舉中以選票來「懲罰」建制派。

民憤和動盪,從來都是由當權者製造出來的。林鄭月娥重蹈覆轍,錯誤解讀市民透過和平方式表達的意見,仍然拒絕答應市民的訴求,無疑是再次鼓勵激烈的抗爭行動。

Artboard 1191129_HKEJ_PG

【文章】不懂基本法的人大法工委

2019-11-21 | 信報財經新聞
A22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聯同其他民主派議員一同就特首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提出的司法覆核,於周一獲判勝訴,令不少市民感到驚喜。惟令人驚訝的是,裁決旋即惹來人大法工委、港澳辦,中聯辦及本地建制派的瘋狂攻擊。最令人不解和反感的是,法工委認為香港的本地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判斷和決定。

《基本法》第158條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此條已確立香港法庭有司法管轄權去解釋和裁定本地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即使同樣根據第158條,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基本法》,它亦只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沒有解釋本地法律,以及解釋本地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權力,更加沒有法工委所謂「判斷和決定」的權力。也就是說,就算人大就《基本法》某條條文釋了法,本地法例是否符合該條已被釋法的《基本法》的條文,仍然是由法庭裁定。

此外,第158條訂明人大常委只能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釋法。特首引用《緊急法》制訂《禁蒙面法》,全屬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不屬於上述兩個範圍。如果人大常委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話,在這宗案件中,連釋法都不符合《基本法》,遑論判斷和決定。

自回歸以來,所有有關要求法庭裁定某條本地法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司法覆核案件,都是由法庭作出解釋和裁決。最新的例子是《梁鎮罡案》。申請人認為《稅務條例》某些規定牴觸了《基本法》,終審法院最終裁定申請人勝訴。

政治目的 非常明顯

同樣,根據《基本法》第16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宣布為同本法牴觸者外,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如以後發現有的法律與本法牴觸,可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

過去,法庭亦有裁定某些本地法律牴觸《基本法》,並宣布失效,然後由政府提出修改或廢除。最明顯的例子是,2006年法庭裁定《電訊條例》第33條及特首發出的秘密監察行政命令違反《基本法》(《電訊條例》在1997年時被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執法人員不能再引用這條法例和行政命令進行秘密監察,特區政府須另訂《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條例》來繼續進行秘密監察的工作。

由法庭去解釋和裁決本地法例是否符合《基本法》,如不符合則宣布無效,是回歸以來一貫和正確的做法。中央政府對之前的案件沒有什麼反應,現在卻因為《緊急法》和《禁蒙面法》而歇斯底里,甚至出言恫嚇會釋法,其政治目的彰彰明甚。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法》制定《禁蒙面法》,已令民怨升級;中央政府如果以釋法來參一腳,不但嚴重衝擊香港的司法獨立,更會激起新一波民憤,等於引爆政治炸彈,與特區政府「攬炒」。

191121_HKEJ_PG191121_HKEJ_PG

【文章】特首可不親身到立會發表施政報告?

2019-10-10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10月16日是立法會開始新一年度會議的日期。按慣例,立法會每年首次會議,都是由行政長官向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惟早有傳言,林鄭月娥可能不會親身到立法會宣讀。建制派方面更透露,這個做法有《基本法》和立法會《議事規則》支持。

《基本法》有關發表施政報告的安排,先載於第64條。該條是這樣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ust abide by the law and be accountable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Region: it shall implement laws passed by the Council and already in force; it shall present regular policy addresses to the Council; it shall answer questions raised by members of the Council; and it shall obtain approval from the Council for taxation and public expenditure.

純粹按字面理解,此條是要求特區政府「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英文則是「it shall present regular policy addresses to the Council」,當中的「it」,明顯是指特區政府,不是指行政長官個人。

由於第64條不屬於《基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行政長官」那部分的條文;而屬於該部分的條文,尤其是第48條列出13項行政長官的職權中,沒有提及行政長官要發表施政報告。綜合起來,親身到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未必是《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個人必須負的責任。

至於《議事規則》則更簡單,只有第13(1A)條列明行政長官到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的安排。該條是這樣的:

行政長官可隨其意願在每一會期首次會議上向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

The Chief Executive shall deliver a Policy Address to the Council, if he so wishes,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a session.

由於這條指行政長官「可隨其意願」在首次立法會會議發表施政報告,故簡單地反過來理解,就可能得出行政長官也「可隨其意願」不來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的說法。

然而,這樣理解《基本法》,無疑是斷章取義。除第64條外,第73條規定立法會行使的職權中,其中一項是「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To receive and debate the policy addresses of the Chief Executive)。既然立法會要「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最直接和合乎常理的理解,當然是行政長官必須親身來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

而《議事規則》第13(1A)條的正確理解,不是賦權行政長官「可隨其意願」選擇來或不來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而是容許行政長官可以選擇在立法會首次會議,或之後的會議宣讀施政報告。事實上,前兩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和梁振英,就是根據這條,選擇不在10月首次會議,而是在次年1月的會議來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

此外,有「建議」指林鄭月娥可以選擇在立法會以外的地方,透過視像方式向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但根據法例,立法會是指立法會大樓及其管轄的範圍,故行政長官在立法會以外的任何地方宣讀施政報告,同樣是不符合《基本法》和相關法例的做法。

林鄭月娥已表明今年發表施政報告後,不會一如以往到電視台和電台回應傳媒和市民的質詢。若果連到立法會讀施政報告都不敢,那是否證明曾經自詡「官到無求膽自大」的林鄭月娥,現在已經變得膽小如鼠?

20191010_HKEJ

特首可不親身到立會發表施政報告?

【文章】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2019-08-29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與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議員結束訪問美國的行程。由於特區政府仍然拒絕答應香港市民提出的五大訴求,令「反送中」運動不斷升溫。筆者在美國接觸的所有組織和人士,最關心和談論最多的,就是香港近期的局勢。

美各界關注香港情況

筆者此行到訪過紐約、蒙大拿州和俄勒岡州,與美國來自政界、商界、學術界、專業界、智庫和國際組織的人士會面和交流。其中最重要的行程,是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在蒙大拿州參與首次舉行的「香港-美國立法機關交流團」。

除了筆者和楊岳橋外,應邀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還有涂謹申、葉建源、葉劉淑儀和鍾國斌。而參與交流的美方代表則包括蒙大拿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及眾議員、智庫代表及議會代表等等。

民主派議員出訪外國,或在香港與外國組織或個人會面時,首要的原則和任務,是真實地闡述香港情況,讓對方準確地了解香港的現狀。今次出訪美國亦一樣。我們向美國各界人士反映了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發展,包括在短短兩個多月內發生了三次過超過100萬、200萬和170萬人的和平示威;不同界別,例如專業界別、公務員、宗教界等亦自行發起多次的遊行和集會。

此外,在多場的示威中,警察濫捕和使用不合當及過分的武力,導致很多無辜市民被捕,不少示威者亦受到嚴重和難以彌補的身體傷害;警方在拘捕示威者後亦出現不人道對待,例如拒絕或拖延示威者接觸律師,更涉嫌毆打和性侮辱示威者;還有由中央政府開始發動的白色恐怖,例如國泰因政治壓力而解僱多名機師和空中服務員等等。

美國民主黨及共和黨議員將會在國會推動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此法案其中一個要點,是針對打壓香港民主、人權和自由的特區政府官員,凍結其在美國的資產、制裁及拒絕其入境等等。

我們認同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對支持香港市民爭取民主,以及捍衞人權和自由,肯定有幫助。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支持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讓特區政府的官員知道踐踏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以及剝奪香港市民應有的普選權,不會是沒有後果的。

港府別錯判形勢

事實上,中央與特區政府多年來打壓香港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市民已經忍無可忍,「反送中」運動是回應中央與特區政府所作所為的一次大爆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國際社會-—包括美國一直關注香港的情況。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同樣令國際社會認為香港的情況已惡化至不得不發聲和採取行動的地步。

中央與特區政府的劣跡,已經為未來美國通過任何法案,提供了清晰和足夠的事實基礎。想要美國懸崖勒馬,中央和特區政府能夠做和應該做的,就是立即答應香港市民的五大訴求。

香港從來不是中美關係的爭議點,更不是中美貿易戰的戰場。可是若然中央和特區政府繼續錯判形勢,誤用強硬手段,甚至動用《緊急法》,則勢必令香港變質,迫使美國改變對香港的政策。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文章】反送中與天安門

2019-08-21 | 信報財經新聞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在剛過去的周日,有約170萬市民參與在維園的「流水式集會」,再次令全世界看見香港人的團結、堅持和聲音的強大,更令身處美國的筆者感到十分鼓舞。與此同時,同樣令人矚目的是,國際社會愈來愈關注香港的局勢,那是由於中央政府愈來愈高調地針對香港採取行動。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在談論美中貿易戰時,把香港與貿易戰掛鈎,指希望中央政府能夠以人道方式解決香港問題,更稱不願意見到中央政府對香港市民使用暴力,成為另一次「天安門事件」,否則將很難達成美中新貿易協議。由此可見,不用等待美國政府檢討《美國—香港政策法》和國會審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問題已納入美國對中國及香港關係的議程中。

事實上,擔心香港出現另一次「六四事件」,不是一向語出驚人的特朗普的信口開河。筆者在美國接觸當地政商界、法律界和學術界的人士時,都聽聞他們普遍有這個憂慮。這亦難怪,因為中央政府近期對香港示威採取的態度和行動,甚有當年「六四事件」發生前夕的影子。

導致「六四事件」的一個轉捩點是,官方喉舌《人民日報》在1989年4月26日的社論,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至於香港,特區政府最初把6月12日的衝擊立法會事件定性為「暴動」;之後國務院港澳辦召開了3次記者會,先說示威活動挑戰「一國兩制」底線,隨後「升級」說示威活動有恐怖主義苗頭,然後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深圳會見建制派時,又指示威活動帶有明顯的「顏色革命」的特色。

隨着中央政府把香港示威的定性逐步「升級」,警方的武力亦同樣升級,使示威者受到嚴重的傷害之餘,亦波及沒有參與示威的市民,被捕者更顯著增加至700多人。筆者在美國向出席不同場合的人士展示警方使用武力及示威者傷勢的圖片時,不少出席者都質疑警方不恰當地使用過分武力。而中央政府高調地動員武警到深圳,亦令國際社會增添憂慮。

其實仔細想想,香港警察的武裝,比起示威者有絕對優勢。只要對比一下6月以來的警民衝突中,警察和示威者的受傷人數和受傷程度,兩者差距顯而易見。若然真的要採取強硬手段鎮壓示威者,香港警察已經做到,何需中央插手。因此可以說,中央政府不停地公開發放這些場面,目的只是為了嚇唬香港市民,使他們不敢參與社會運動表達訴求。

然而,170萬香港市民滙集維園,證明了威嚇的手段壓不倒香港市民的勇敢之餘,亦不是解決當前困局的正確方法。最正確的方法,始終是特首林鄭月娥切實回應五大訴求。用強硬的手段,不單解決不了問題,更只會製造更多問題。Artboard 1190821_HKEJ_PG

【文章】出訪美國

2019-08-13 | 信報財經新聞
A12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此文見報之時,筆者正與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出訪美國。

自特區政府3月推出修訂《逃犯條例》至今,香港社會一直陷入巨大的爭議漩渦之中。隨着警方濫用武力,執法不公,甚至縱容疑似黑社會的暴徒襲擊示威者和沒有參與示威的市民,不單明確顯示中央和特區政府透過警方武力打壓市民合法和合理的訴求,特區政府更淪為一個帶頭傷害市民、侵犯人權和踐踏法治的政權。

筆者一行將會與國際人權組織、美國政商界、法律界、智庫組織、學術界及與在美港人會面,重點提出香港警察對示威者的濫權、濫暴及濫捕行為,極有可能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法,包括:

在8月11日太古地鐵站內近距離向示威者開槍掃射。

同晚在尖沙咀向示威者發射布袋彈,導致一名女示威者右眼眼球爆裂,永久失明。

又在同晚於葵芳地鐵站內發射只能在室外使用的催淚彈。

7月21日晚,元朗西鐵站發生白衫暴徒無差別地襲擊市民的事件,但警方在接到市民報案後沒有到場制止;在多次驅散示威者的行動中,涉嫌使用過期催淚彈、以水平方向或由高空向下朝示威者頭部發射催淚彈及海綿彈等可致命武器,以及毆打已被制服的示威者等等惡行。

促請關心的人士和組織向相關國家通報,要求該國政府禁止出口人群控制武器及設備到香港,以及不再向香港警隊提供培訓課程。

事實上,美國國會內民主、共和兩黨的議員已達成跨黨派共識,將會在國會會期開始後,聯手提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草案,要求美國總統調查及制裁打壓香港自由的官員,以及重新評估香港應否繼續獲得美國在經濟和貿易方面提供的優惠。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已表明支持法案,指特區政府硬推修訂《逃犯條例》,說明美國不能再假設中國會奉行「一國兩制」。如果香港和其他中國城市沒有分別,理應沒有資格享受特別待遇。

港人自由被壓制 國際一清二楚

因應近日特區政府鎮壓示威者的手段,令香港的局勢急劇惡化,市民的人身安全和個人權利受到嚴重威脅和侵犯,以及長久以來中央及特區政府壓制香港人爭取應有的自由和民主,其所作所為已被國際社會——包括美國政府看得一清二楚,足以成為美國政界對香港,尤其是推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提供了足夠的事實基礎。

筆者一行甘冒中央與特區政府的大不韙,在這個敏感時刻再次出訪美國,是有感香港的情況已經愈來愈頻密和大幅地出現在各國傳媒的報道之中,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在中央和特區政府聯手打壓之下,香港市民除了靠自己,也需要國際社會的聲援。

既然示威者——特別是年輕的一輩願意冒上生命危險繼續抗爭,筆者亦沒有理由畏懼官媒的批評,而不去做自己能力所及,更是因為有這個位置才有機會去做的事。正如俗語所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眾志成城,方能成事。Artboard 120190813__A12_1_201908130314065

【文章】政治檢控可恥

2019-08-05 | 信報財經新聞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刑事法》是用來保護一個人的生命、身體和財產安全的法律。它會透過刑罰── 例如監禁──來使犯罪者得到報應,從而彰顯公義,以及阻嚇其他人不要犯罪。

《刑事法》是保護個人和社會安全的工具,但亦是合法地剝奪他人權利的手段。因此掌握刑事檢控權的政府,必須極之小心地制定刑事法律,同時更要十分慎重地提出檢控。假如刑事法律制定得粗疏,人們就容易掉入法網。若然政府胡亂地,甚至基於不正當的理由提出刑事檢控,人們的權利就會被不合理地剝奪。法律也會從保護人民的工具,變成殘害人民的兇器。

近年不少人批評律政司在某些刑事案件中──尤其涉及針對政府的社會運動的案件──屬政治檢控。

所謂政治檢控,是基於期望達到政治利益或政治效果而提出刑事檢控。最常見的做法,是藉向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提出檢控,使其遭受刑罰,從而阻嚇他們和其他人參與社會運動。

一般而言,犯罪者必須繩之於法,即使涉及社會運動的案件亦然。公眾批評律政司提出政治檢控,不是出於支持或反對某種政治理念,而是政治檢控肯定違反法治原則。

為了確保律政司行使刑事檢控權時,撇除任何政治因素,《基本法》第63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

刑事檢控專員的職責

律政司自行制定的《檢控守則》亦有多項條文列明如何確保律政司不會基於政治因素而行使檢控權力,例如:第1.2條,檢控人員不得受以下因素影響,包括:任何涉及調查、政治、傳媒、社群或個人的利益或陳述;或對政府、任何政黨、任何團體或個人在政治上可能帶來的影響;或疑犯、被告或任何其他涉案或相關人士的政見或其他主張、政治連繫、合法活動、信念、或任何其他個人特性。

此外,《檢控守則》附錄一《關於檢察官作用的準則》(此準則經第八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中更訂明,政府在甄選檢察官時,不得因其政治見解而有歧視;檢察官在執行職務時,應不偏不倚地履行其職能,避免任何政治、社會、宗教、種族、文化、性別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歧視。

一直以來,很多人認為批評律政司有政治檢控,以及政府在委任律政司的重要官員──包括去年筆者曾指出政府在委任現任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資深大律師時,有政治考慮和政治操作,是無中生有,甚至只是反對派挑起事端的政治口號。惟早前一群律政司刑事檢控科人員,以公開信直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既不諳《刑事法》,在處理涉及社會運動的案件時,更主要是基於政治考慮。而梁卓然不單沒有正當履行其職責,更往往屈從於鄭若驊。證明筆者和公眾以往的批評,不是無的放矢。

鄭若驊和梁卓然既然違反《檢控守則》,沒有遵從律政司檢控人員的必要操守,甘願成為林鄭月娥政府利用法律來解決政治問題的工具,打壓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市民。筆者將於8月7日(星期三),中午12:30,發起法律界遊行和集會,從中環終審法院出發,到律政中心向鄭若驊提出抗議及要求對質。希望法律界同業一同參與。20190805__A15_1_201908050254695

【文章】立即成立調查委員會

2019-07-26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經過7月21日晚在元朗發生白衣暴徒無差別襲擊港鐵乘客事件後,成立調查委員會已成為香港市民最強烈的要求。

《調查委員會條例》是成立調查委員會的法律基礎,條例第2(1)條開宗名義地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委任一名或多於一名委員,調查任何公共機構的經營或管理、任何公職人員的行為或其認為與公眾有重大關係的任何事宜。

簡單來說,只要政府、公營機構或公職人員涉及一些與公眾利益有關的重大事件時,行政長官便有責任和理由成立調查委員會。

回歸後,特區政府曾因應多宗事件而成立不少調查委員會。最近的分別是2015年因「鉛水事件」而成立的「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此外,因為港鐵沙中線工程被揭發剪斷鋼筋醜聞,於是在2018年成立「沙田至中環線項目紅磡站擴建部分及其鄰近的建造工程調查委員會」。

如果說食水含鉛和剪斷鋼筋已屬重大的公眾利益事件,足以說服梁振英和林鄭月娥這兩位行政長官成立調查委員會,那麼7月21日晚上,元朗發生了自1967年暴動以來最公然和最嚴重的暴力事件,直接對數十名市民造成身體侵害,對社會造成極大恐慌,元朗在次日變得如同死城。這宗事件的嚴重程度,絕對遠遠高於食水含鉛和剪斷鋼筋。

警方竟然毫無準備

更重要的是,在元朗暴行發生期間,警方的不作為是直接和間接導致市民被襲的重要因素。在坊間早已流傳可能有暴行發生的消息,亦有市民在事前已向警方通報的情況下,警方卻毫無準備和應對,更令社會提出警方是否與暴徒有「默契」的質疑。

究竟警務處──尤其是元朗警區──在事件中的處理方法,以及警員的行為,就一如條例指明,即政府或公營機構的經營或管理,任何公職人員的行為,正是調查委員會的成立宗旨。

在元朗事件中,暴徒無差別地向所有在場的市民施襲,證明事件已經超越政見,是對香港市民和整個社會的傷害和威脅。情況就如食水含鉛和剪斷鋼筋,會無差別地危害不同政見的市民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

事實上,成立調查委員會已成為超越政見的共同訴求。一直被認為是親建制的商界、法律界、政界人士,以至是一直以來都沉默,如今卻盡可能地發聲的現職的紀律部隊人員、政府官員及立法會秘書處職員等等,都公開要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成立調查委員會。

法律界選委與筆者亦已發起聯署聲明,如有法律界的朋友想參與,可到https://bit.ly/2Ykf2GZ。

因此,現在若果仍然有人認為元朗事件是政治衝突,要求成立調查委員會只是反對政府者的政治訴求,那就就證明他們仍然被政治沖昏了正常的道德價值判斷。

若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仍然拒絕成立調查委員會,就等於自行證明她本人就是香港社會撕裂、衝突和不安的最大根源。20190726__A16_1_201907260289704

【文章】行政會議成員的請辭

2019-07-18 | 信報財經新聞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行政會議是特區政府所有重大政策出台前,必須首先經過的機關。《基本法》不少條文賦予行政會議權力和責任,包括:第54條訂明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關;第56條訂明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

要是這樣看,行政會議其實是一個頗為尷尬的角色。因為它雖然有權,但權力只限於給予行政長官意見,即使大部分行政會議成員反對某項政策或法案,行政長官仍然可以力排眾議而一意孤行。可是當有政策或法案出現嚴重失誤時,基於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和「集體負責制」,即使個別行政會議成員反對該政策或法案,亦不能向社會公開自己在行政會議內的意見。唯一的方法是以請辭來解除這些責任,以表明自己對政策或法案的態度。

尤其尷尬的應該是那些非官守成員。因為《基本法》第55條訂明行政會議的成員由行政長官從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中委任。主要官員有權建議和推行政策和法案,固然有責任去承擔政治後果。非官守成員沒有行政權力,卻要承擔同樣的政治責任,無疑是權責不均。

然而換個角度看,既然權責不均,就沒有責任為政策和法案負責到底;也就是說,非官守成員有較大的空間以辭職來明志。這或許解釋了當反修訂《逃犯條例》觸發了回歸以來最巨大的政治風暴後,有聲音要求葉劉淑儀和湯家驊這兩位行政會議成員辭職。

為什麼特別點名要求這兩位成員辭職?事實上,認為政府在推銷《逃犯條例》時有嚴重失誤的,不只是這兩位成員。承認自己作為行政會議成員,在這次風暴裏表現不濟,例如沒有準確地掌握民意的,更不包括這兩位成員。

葉劉淑儀自言有盡力為特區政府推銷《逃犯條例》;湯家驊則在臉書說「社會現在有一種極不健康和極不負責任的風氣,便是先堆砌一些虛假事實誣衊一些公眾人物,然後要求他認錯甚至辭職;如果他認錯辭職,便等同他確認了虛砌的指控;假如他不認錯辭職,他們又說公眾人物死不認錯。」

首先必須再次說明的是,政府今次的失誤,不在於推銷條例的方法,而是條例本身是一條惡法,根本不應該推出。這個已有不少法律學者和大律師公會多份意見書說明。

其次,這兩位是芸芸成員當中,最落力推銷條例的。一個至今仍然自詡「盡忠職守」,其實等於反證自己助紂為虐;另一個還聲稱其他人是堆砌虛假事實來誣衊自己,其實就是冥頑不靈。

最後,公眾之所以「點名」要求葉劉淑儀和湯家驊請辭,乃由於他們都有請辭的經驗,應該深明此舉並非壞事。一來有助政府重建管治,二來有助提升自己的政治聲譽。

可惜的是,當林鄭月娥都已經向公眾致歉時,他們兩位仍然認為自己無錯。當有傳媒報道林鄭月娥多番請辭時,他們兩位仍然戀棧權位。可見他們比林鄭月娥更傲慢自大和恬不知恥。20190718__A21_1_201907180303274